对应计利润分离法在中国适用性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离法论文,适用性论文,中国论文,利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现有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类型：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和分布检验法。三种方法中，应计利润分离法在盈余管理的计量中运用广泛。
目前，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使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法很多都是以修正Jones(1991)[1]模型(Dechow，Sloan and Sweeney，1995)[2]为基础，将总应计利润(Total accruals)——一般定义为样本公司以及对照公司某期的净利润(NI)或线下项目前的经营利润(EXBI)与经营活动现金流之间的差额———分解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与操控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①，将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测度指标，通过对这个指标的分析，即可以得到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结果。尽管这类以修正Jones模型为代表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方法，但是还是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其估计过程中计量模型的可靠性目前受到广泛质疑。
二、模型设定存在的问题
Kaplan(1985)[3]指出，权责发生制会计的本质是应计利润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对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量中应该控制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但这种控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以修正Jones模型为代表的应计利润分离法在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变化额、固定资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等变量来控制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但这些控制是否得当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复。Dechow，Sloan & Sweeney(1995)[2]比较了五个关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常用模型，最后指出：虽然Jones模型(或者他们的修正Jones模型)效果最好，但是五个模型中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很好地检测盈余管理，因为这些模型的调整
普遍较低[4]，解释能力十分有限。Bernard & Skinner(1996)[5]对Subramanyam(1996)的研究进行分析时指出：Subramanyam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表明操控性应计利润是有信息含量的，也可能是因为Jones模型错误地对应计利润分类所造成的，而且错误分类的问题对于目前使用类似模型的绝大部分盈余管理研究都是普遍存在的。Dechow，Sloan & Sweeney(1995)[2]和Lev(2003)[6]都提出：使用Jones模型时需要谨慎，尤其是当用来估计应计项目的变量(如销售增长)与盈余管理手段相关的时候，Jones模型会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指出，绝大多数报告利润的操控是通过虚增收入实现的，因此当收入被虚增之后，研究人员在模型中使用被虚增之后的收入来估计应计项目的期望值，一定会提高应计项目的期望，从而大大低估盈余管理。Guay，Kothari & Watts(1996)[7]以及Dechow，Sabino & Sloan(1998)[8]的研究表明，即便在使用最好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模型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估计值中，也包含大量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部分。
我国学者夏立军(2003)[9]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告数据，对以截面Jones模型和KS模型为基础调整的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揭示能力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众多截面模型中，基本Jones模型以及调整K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但其回归结果表明基本Jones模型的调整只有0.12，对应计利润的解释能力有限，说明计量模型在国内的应用同样面临着与国外相类似问题。表1列出了部分国内其他研究人员使用修正Jones模型研究盈余管理时所得到的检验结果(还有部分研究人员使用了修正的Jones模型，但在研究中并未报告或调整，故对这部分研究未归集)，从中可以看出模型的和调整普遍较低。尽管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赞同“并不是模型的或调整R2越大越好”的观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模型的或调整过低，将很难对因变量进行有力的解释。此外，Chen & Yuan[10]在美国《会计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资源分配的研究”中并未使用应计利润来计量盈余管理，而是使用非经营性活动收益(the income from nonoperating activities)来作为盈余管理的度量指标，因为他们的检验表明，用应计利润测度的盈余管理并不能有力地解释监管部门的审批决策，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源于非正常性应计利润(abnormal accruals)估计过程中的测量误差。因此，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研究均一致表明应计利润分离法在解释能力方面始终存在着重大缺陷。
三、数据收集中的缺陷
即便模型自身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改进得到解决，在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下数据来源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使得此类计量模型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因为计量模型应用的数据无外乎两个维度：一个是用于时间序列分析的数据，一个是用于横截面分析的数据。至于现在应用较多的面板数据分析只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因此是对前两种分析的综合。
时间序列分析需要具有较长时期的序列数据(Jones在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使用模型时要求至少10年的数据)，而中国上市公司上市时间普遍较短，符合这一条件的公司数目十分有限。更为重要的是时间序列分析中存在一个暗含的假设，即假定被分析公司在分析期内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中国，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很难得到保证——不仅很多上市公司自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经营环境、会计准则、法律制度也变化显著，有的甚至“今非昔比、面目全非”。
仅会计准则及制度的频繁变更，就使会计人员无法保证财务数据的一贯性，纵向的分析比较缺乏合理性。
此外，时间序列模型还内在地假设样本公司在估计期不存在系统性的盈余管理，而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普遍性的盈余管理[11，15，16]。可见，时间序列分析的研究不适合中国上市公司。
2.横截面分析需要将上市公司按照行业分类进行研究。而中国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各个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业内部的格局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一部分竞争实力较弱的上市公司很有可能在这种发展变化之中被淘汰出局，从一个行业退出而进入另一个行业，这些某类行业的新进入者在财务特征上是否具有新行业的特点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会大大增加对横截面分析的干扰。另外，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资金不足而由政府推动上市的。早期的股票市场每年是有上市额度限制的，国家通过条(行业)块(地方)分割的办法把每年的上市指标分配下去，由行业部门指定的上市公司通常是行业内部实力较强的企业，其经营业务相对比较单一，专业化程度较高，在财务指标方面能够相对较好地体现出行业特征。但是由地方政府指定的上市公司不一定具有较为明显的行业优势，其核心竞争力更多的是体现在良好的政府关系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这类企业一般也会有一两个稍有优势的行业去发展，但同时企业会凭借政府资源在当地尽可能地开展多元化经营，因此，这类企业的财务指标通常是多种业务混合经营之后的结果，一般不能很好地体现某一行业的财务特征，在进行横截面分析时会带来很大的干扰，不利于研究发现。
四、研究方法的局限
即便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时间序列分析与横截面分析的问题都不会影响研究结果，以修正Jones模型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也只能估计出那些影响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而无法估计出那些不影响应计利润但却同样影响净利润的盈余管理，例如公司增减当年的研发费、广告宣传费等等，这些费用的增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影响应计项目的。这些不涉及应计项目的经济业务也是企业调节利润的重要手段。
Hand et al(1990)[17，18]研究发现，管理人员通过实质性废约(Insubstance Defeasances)来平滑利润；Dechow & Sloan(1991)[19]，Baber et al(1991)[20]，Bushee(1998)[21]的研究发现，高管人员通过操控研发支出调节年度利润；Bartov(1993)[22]研究发现，管理人员通过对长期资产和投资出售时间的控制来调节利润，实现利润平滑并降低债务契约的约束；Russell Craig et al(1989)[23]，Paul Walsh et al(1991)[24]的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企业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操控利润；Burgstahler et al(1997)[25]发现经营活动现金流以及营运资本的变化量被用来增加利润；Sugata(2006)[26]发现美国公司通过提高销售收入、超额生产降低销售成本以及削减操控性费用等实际活动(real activity)增加利润。
我国学者陈晓等(2001)[27]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手段帮助上市公司提升业绩取得配股资格；孟焰等(2003)[28]、魏涛等(2007)[29]、Haw，Qi，Wu和Zhang(1998)[30]都发现很多中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操控利润，其中魏涛等(2007)的实证研究还进一步表明，非经常性损益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Chen等(2004)[31]研究发现，很多上市公司通过操控非经营性损益(nonoperating income)提升会计收益，最终取得了配股权；陈晓等(2004)、孟焰等(2006)[32]发现关联交易活动和重组活动被管理人员用来实现扭亏为盈。
这些研究结果充分表明，管理人员操控利润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应计利润来实现，而仅仅通过分离应计利润的研究方法来计量盈余管理显然不够全面，甚至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因此，以修正Jones模型为代表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太适合研究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Bernard & Skinner(1996)[4]表示：关于盈余管理的深入研究需要从大规模使用数据库资料向具有更为同质的环境的公司调查转变，同时要求研究人员要对管理人员管理具体会计项目的能力有更为深入的了解。Beaver(1996)[33]，Schipper[34]以及Leone & Van Horn(1998)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此外，DeAngelo(1988)[35]，Bernard & Skinner(1996)[4]也都表示，研究人员需要更为可靠的方法来测度盈余管理，尤其应该像财务分析师那样详细地分析财务报表，那样才有希望找到管理人员如何操控盈余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由此可见，国内外的会计研究人员都还需要共同努力，寻求更好的测度方法来计量盈余管理。特别值得反思的是，在探索过程中，研究人员如果过于追求研究方法的通用性，将会严重损害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应计利润分离法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最好例证，因此，研究人员一定要在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与通用性之间做好权衡。
五、结 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模型设定方面，还是数据收集方面，以及研究方法局限方面，应计利润分离法在中国作为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因此，研究人员在进行盈余管理相关的研究时，应该审慎使用应计利润分离法；同时会计研究人员还应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构建出能够全面计量盈余管理的模型，为理论研究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具体计算过程可参见Dechow，Sloan，Sweeney于1995年发表在《The Accounting Review》的文章“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以及吴联生、王亚平于2007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文章“盈余管理的估计模型与经验证据：一个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