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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
一、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新增长理论的“新”在于其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内生化，由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之为内生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新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定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将会趋同，由此，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术变化，经济就会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从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就会面临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除非有正的人口增长率或外生给定的技术变化，否则一国经济就会进入零增长。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有把增长托付给一个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东西：外生的技术变化。
与此相对照，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发展。这一修正和发展带来了一幅全新的增长图景：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可能随时间变化而单调递增。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率和资本收益率可以递增而不是递减。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不必趋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可能持续缓慢甚至无增长。尤为突出的是，在新增长理论中，赋预了技术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技术不再是外生的、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它是人类出于自利而进行投资的产物。对技术的这一解释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府不再是无所作为的实体，它可以通过支持教育、刺激资本积累、保护知识产权、补贴研究和开发、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等政策促进增长。
（二）古典经济学是新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
新增长理论并没有割断与过去经济学的联系，事实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二百多年的发展，为新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养分。正是某些伟大经济学家的丰富知识和洞见激发了新一代经济学家探索经济发展新机制的努力，孕育了新增长理论。
收益递增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但收益递增的基本思想却至少与斯密的制针厂的故事一样古老。斯密在被人们称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斯密定理中最早提出了关于收益递增的洞见，这一命题被美国经济学家艾林·杨（Young,A.）称誉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概括”。（注：Young,A. "Increasing Returns and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December 1928.）此后，马歇尔引入了富有成果的关于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之间的区分，这一区分有两个好处：首先，它防止了或者应该说是纠正了收益递增必定导向垄断趋势的理论倾向；其次，它简化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生产商品的价格决定方式的分析。这一努力提供了一个与竞争性均衡一致的解释，但是杨提出，“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区分来考察产业进步过程的性质必然是片面的，这些过程的某些方面得到了阐述，而由于某种原因，与其他问题相关的某些重要方面却是不清的，……试图从单个企业的成本及其提供的产品的价格中来研究收益递增是徒劳无益的”。（注：Young,A."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December 1928.）
1928年，艾林·杨在其经典文献《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作了最为突出的尝试。其基本思想为：
第一，产业间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收益递增实现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随着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扩大，有代表性企业与相应的产业一样，会丧失其身份和地位，它的内部经济被后续者分解为更高专业化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且由新的经济所补充。这种分解是对产业最终产品市场增长所创造的新形势的调整，由此，产业间的劳动分工就形成一个递增收益的机制。因为这种变化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化的生产方式的优势，而且可以发挥并不依赖于生产性技术变化的某些自身的优势：首先，可以实行更高程度的管理专业化；其次，可以促进产业经营更合理的地理分布；再此，杨强调，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更充实地实现资本化或迂回生产方式的经济。
第二，收益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并且现代形式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资本化的或以迂回的生产方式使用劳动的经济。
一般认为，斯密说明了分工会导致发明，即工人从事某专门化的日常操作会逐步发现完成同一结果的更好的方法。但扬指出，这忽视了分工的要点，分工是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且至少有某些过程会导致机器的使用，而机器的使用及间接生产过程的采用又导致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在初始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半成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使分工越来越深化的过程。但杨强调，资本化过程不但是投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而且是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
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
杨把斯密定理译解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劳动分工”。但这不是同义反复，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含义。它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根深蒂固，不仅来自外部的新的或偶然的因素，而且作为产品生产方法的永久性特征的因素不断地变化。在生产组织上任一重要进步，不论它是基于狭义或技术意义上的一个发明，还是涉及科学进步在产业上的新应用，都会改变产业活动的条件，并对产业结构的其它方面发生反应，而这些反应会产生更加不稳定的效应。由此，变化（即劳动分工）就成为累积性的，并以累积的方式自我繁殖。
归结起来，杨指出，不论人们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或是非经济利益，除了从新知识的获取中求得进步外，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孕育在上述条件之中。
杨关于收益递增、经济进步和劳动分工关系的经典思想本应突破收益递减的均衡状态的禁锢，开创一门能使经济学家探讨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并为导致产量增加的长期经济增长留下余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杨的精辟文章之后，经济学界竟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并完全拜倒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脚下。80年代初，罗默重新发掘了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杨关于递增收益的经典思想，并运用动态模式证明了“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性均衡存在”的观点，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兴趣。
二、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含义及其贡献
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兴趣，在学术界掀起了新增长理论研究的思潮。它的出现是发展经济学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重视知识或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外溢效应及其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动态边干边学效应，而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和政策含义。
第一，新增长理论是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生长的。
以科斯（Coase,R.）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第三个阶段——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来临。新增长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出现并成为这一时代一个重要内容的新理论，受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对早期文献的总结与反思中强调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尼古拉斯·克拉夫茨（Crafts,N.）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增长经济学家的指南》中指出：“在1760—183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不能仅关注于人力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更重要的应考察英国经济增长的‘社会能力’即制度和政策选择对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注： Crafts, N."TheFirst Industial Revolution:A Guided Tour for Growth Economists",American Eonomic Review,May 1996.）罗默在《内生增长的起源》一文中强调应关注研究私人的税收补贴，研究合营企业免于反托拉斯法约束，跨国企业活动，政府收入的效应，贸易政策和创新之间的反馈，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私人企业与大学之间的联系，选择公共资助的研究领域的机制，以及明显的政府导向的技术政策，成本和收益等制度安排和政策的增长效应，而最重要的则应关注，“在类似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什么是获取世界其余国家所有的知识的最佳制度安排？”（注：Romer,P."The Origins of Endongenous Growth",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Winter 1994.）总而言之，新增长理论是以思想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得有完全不同的机构安排，确定价格的系统等等以使思想得到一种具有效率的配置。
其次，强调劳动分工制度的作用。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思路中，博兰德—杨构建了一个用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一开始人们生产经验不多，生产率低，付不起交易费用，他们就会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在实践中学习，生产率提高，可以支付交易费用，因而他们就会选择水平高一点的分工和专业化，而这会通过专业化学习而加速学习速度，因而可进一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而这个正反馈将使劳动分工自发演进。在演进在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率低，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经济会起飞，增长率增加，当分工的潜力被耗尽时，增长率又会下降，这一理论证明，人们收入增长，贸易依存度的增大，市场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其它结构变化都是分工内生演进的不同侧面。
最后，强调经济增长与经济史的一致性。罗默在解释现代美国经济的兴起时指出，显然，不仅规模效应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象英国地理勘查，私立大学，大的跨国公司，以及专业化的研究实验室等新制度也非常重要。罗默进而强调，当新增长理论框架与源于经济史的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经济学家就能对产业增长如何运作及它为什么首先出现于美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马丁·魏兹曼（Weitzman,M.）在《杂交的增长理论》一文中指出，新增长理论打开了“余值”这个黑箱，然而这个开启了的黑箱中又包含了另一个黑箱，即新知识的生产函数—新思想—被简单地视作“研究努力”的外生决定的函数，要开启这个黑箱，新增长理论就必须与经济史结合，换句话说，“历史至关重要”。
第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突破是把技术内生化。
新古典增长理论只考虑两个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而罗默及其同行加上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和技术，这样，经济科学就和信息时代结合起来了。新增长理论对技术（或知识）的论述使得这一理论脱颖而出。
首先，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就如资本一样是一个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或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比例的。与此相反，新古典增长理论却认为技术是“外生的”，是某种如此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就象甘露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其次，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这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率而不会碰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这些国家的投资报酬递减的情况，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趋异现象。
再次，新增长理论认为，存在一个投资刺激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反过来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加可以持续地提高一国的长期增长率，而这是传统理论所不能接受的。
最后，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发现或技术创新需要某种垄断权力。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完全竞争”是准则，垄断权力是一种严重的犯规。但罗默等新增长理论家则认为，垄断权力是有用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导致厂商从事技术研究（新知识发现）的各种刺激，因为如果不让那些产生新思想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拥有某些垄断权力的话，那任何人就都不愿意把他们自己的资源用到生产新思想上。假若一家厂商通过专利途径拥有对某一新思想的垄断权力，那就会厂商遍布整个经济的刺激，使得其他厂商要么跨下去，要么进行它们自己的探索发现。罗默进而强调，许多种类的探索发现必须同垄断权力联系在一起。
第三，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源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在大卫·李嘉图定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与一种单一、固定的资源相结合，例如，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被安排到一块一英亩的土地里劳动，新增的产出将减少。如果一个劳动力生产100个卷心菜， 那两个劳动力可能生产200个卷心菜，但三个劳动力可能只生产250个卷心菜，而10个或20个劳动力可能只会自行其事，结果是践踏卷心菜。通过加上第三种资源—技术，罗默及其同行否定了李嘉图定律。罗默等人并没有在一英庙土地上增加更多的劳动力，只增加了技术—新的种子、更具肥力的肥料、更有效力的农药、尽量好的灌溉方法，由此收益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会保持上升的势头。这是由于思想（知识）生产对第一个单位而言是有巨大的成本的，而此后每个追加的单位基本上是零成本。
第四，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中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进一步地，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因而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不是呈递减趋势而是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这就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以输出的资本回流，而且吸引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从而引起了国际资本的倒流。这就解释了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资本反向流动”现象。
第五，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新原则应当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优势”原理转变为“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原则，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参加贸易的各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产生“外溢效应”。而且，值得一题的是，在新增长理论家们看来，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对策”（Zero-Sum game）， 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对策”（Positive-Sum game）。 就世界上总体资源使用效率来看，北方向南方的技术转让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生产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活动。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但是，作者们强调，技术从富国流向穷国决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有赖于提高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这些国家对技术转移的反应。
第六，新增长理论强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亚当·斯密关于专业化促进分工，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具有基本意义。马歇尔关于递增收益趋势的思想也可与之媲美，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艾林·杨的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发表之后，经济学界竟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
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不但复活了人们对长期增长和递增收益的兴趣，而且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思想向前推动了一步。罗默在亚当·斯密的制针厂的古老故事中发现了某种不同的东西。罗默认为，对在十个工人中进行制针的生产任务的分工可以使劳动和原材料的利用更有效率，但真正重要的是，这样做也可以使各种思想的利用更有效率。与每个工人生产每根针不同的是，十个人能够分享单一的设计，进行单一的生产，即是说进行多次复制。这是对基于规模经济的劳动分工的研究。罗默证明，这种源于规模经济的递增收益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博兰德—杨建立了一个描述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点是使用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函数，以往的生产函数只描述产出与投入结构之间的技术关系，而此处的生产函数描述了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即技术与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劳动分工虽能带来递增收益，但却受交易成本的限制，从而把制度变迁与劳动分工演进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水平”。这就是说，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这反过来会扩大交易规模，进而又提高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增长过程。这种以微观生产函数为出发点，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内生劳动分工研究无疑是探讨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的一种有希望的途径。
第七，新增长理论确认了政策对增长的重要影响，其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出一套维持长期增长的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虽然强调政府政策的作用，但新增长理论家却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罗默认为，政策制定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上，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罗默坚持主张，政府应着力于能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罗伯特·巴罗更是强调政府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就这种意义而言，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各国长期以来的公共政策的着重点可能是放错了地方。自大萧条至今的这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政策的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处理经济周期的。当我们处在衰退时期时，政策总试图使经济上升，但在繁荣时期里政府又得试图去扼制已变成问题的通货膨胀。新增长理论则认为支撑经济周期有另一种进程，那就是探索与创新过程。正是这个进程使长期的生活水平提高。形象地说，如果你想把它当成一个图像来看的话，那就会看到经济增长是一条长期上升的趋势线，而经济周期则是围绕着这条线的小小的波纹线，而且决定我们在长期内能登多高的是这条线的斜率而不是这些小小的波纹线。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增长的话，我们就得把自己托付给探索发现的进程，正如罗默强调指出的：“如果我们不能持续地发现新思想的话，那确实会限制增长。是思想（整个探索发现的进程）导致增长的”。（注：彼得·罗宾逊：《罗默谈新增长理论》， 译自《福布斯》杂志ASP附刊1995年6月5号。）
三、对新增长理论的批评和展望
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洞见，在国际经济理论界和各国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问题远没有全部解决。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Stern,N.）在总结经济增长理论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指出：这些理论要么各成体系，要么将它们全部综合在一起，仍然没有使我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机制有深刻的理解。这一理论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不少经济学家对这一新理论提出了批评。
第一，新增长理论仍无法解决总量生产函数的问题。新增长理论工作的核心在于修改新古典增长模式使用的生产函数。例如，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加入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因素，放松新古典生产函数对递增规模收益的限制等。从某种意义上，新增长理论是以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总量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因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就转移到新增长理论下。更有甚者，资本总量已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人力资本比资本更模糊，可测性更差，因此，人力资本的总量可加性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第二，新增长理论并没有在生产理论上取得突破。生产理论基本假设的变化是增长理论取得突破的关键。50年代索罗的贡献在于他在生产理论上对哈罗德假设的修正。索罗用资本和劳动可以完全替代的假设，替代了哈罗德模式中要素替代刚性的隐含条件，从而为满足哈罗德的均衡增长条件奠定了基础。然而，新增长理论仍然是以固定要素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 就这种意义而言，新增长理论与索罗模式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点在线性内生增长模式中反映得最为明显。近年来，虽然有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
第三，索罗指出新增长理论只是某种非常简单的东西，即是放弃“资本”收益递减的思想。这一阶段的复兴可算之为一般多马模式的回归，唯一不同的是增加繁杂的铃声和哨子。这些铃声和哨子包括允许资本和劳动之间以及各种形式资本之间的替代性；允许递减收益的缺失；采纳无穷上限的跨时最优化的框架；以及引入市场中垄断竞争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地，索罗指出：“内生增长理论过分富于想象，他们通常只是以徒劳无益的方式加入某种有利的假定，然后，他们就伸出手指，取出加入的梅子，并由此认为已证明了某种东西。”（注： Solow, R."Perspectives
on
Growth
Theory " , 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Winter,1994.）
第四，罗伯特·巴罗在《经济增长杂志》序言中从两个方面对新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首先，巴罗指出，尽管新增长理论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但各国和地区近期经验研究却无法从新理论中获取多少灵感。相反，它却从扩展的包括政府政策、人力资本积累、生育选择和技术传递等内容的新古典框架吸取了更多的灵感。特别地，新古典模式中的有条件趋同的基本思想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持。其次，巴罗认为，基本的技术变化理论对理解整体世界——尤其是处于技术前沿的经济——为什么可以在长期取得增长至关重要，但这些理论与各种经济间的相对增长率的决定毫无关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持久的贡献即是它所激发的经验研究却说明了新古典增长模式的解释力。”（注：Barro,R."Institutions and Growth, an IntroductoryEssay",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June,1996.）
第五，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开了索罗“余值”的“黑箱”，给出了技术变化一个内生的解释，但这一理论在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的同时，忽略了制度要素。虽然在近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距离构建一个规范制度内生化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式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六，新增长理论是一个数学味道很浓的理论，尤其在近年的文献中，数学技巧的运用越来越多，方程组越来越复杂，关于这一点，连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罗默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少花一些时间来解方程组，多花一些时间来精确地定义我们用词的真正含义，那么在这些领域（新增长理论） 中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会更加富于成果”。 （ 注：Romer,P."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Using Ideasand Producing Idesa",Proceeding 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循着这一思路，印度经济学家巴苏（Basu,K.）进一步指出：“我非常赞同罗默关于方程式和数学的应用的方法论的观点。尽管我相信数学对一个经济学家是一个重要工具，我同样认识到，许多经济学家把数学复杂性本身视为了一个目的。正是因此，当一个经济学家说：‘我尽量使我的模式尽可能的简单’时，通常的事实是，他或她是尽其可能地把模式复杂化了。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经济学需要一种直觉的逻辑技能，这种技能是本质的，并且提供了极大的智力挑战”。（注：Basu, K."Comment on TWO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USING IDEAS AND PRODUINGIDEAS",Proceeding 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
诚然，新增长理论还很不规范，还存在不少局限，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新理论对人们重新认识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不少深刻看法，已在并仍将在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新增长理论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言：“我们不敢说已完全明白了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但我们相信，我们所描述的新的规范模式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新增长理论已在包容现实性方面——如引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占有、国际依存和规模收益递增等内容——的正确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可以肯定地是，这些方面对理解一个经济将在各种知识中如何投资相当重要。我们相信经济学这个特定领域的知识，象经济学的其他大多数知识一样，将会迅速且持续地得到积累。”（注：Grossman,G.&Helpman,E."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Prespectives,Wint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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