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娥[1]2012年在《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体系建构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以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为研究对象，宏观上着眼于多元、动态和开放的教学主体交往体系的建构，微观上则从具体的参数着手，包括交往主体、交往过程、交往目的、交往中介客体、交往环境和交往模式等。研究始自于对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现状的描写性探讨，将调查结果与穆雷老师1999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总结其历时性嬗变，得出的结论是：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在教学材料、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测试评估和师资等方面，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但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其跨越性发展与教学效果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教学主体是教学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将主体交往体系的建构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富有积极意义。建构健全的主体交往体系必须始自于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表现在教学过程观和教学主体观上。我们对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背景的翻译教学过程进行了延伸，提出整体观观照下的教学过程，包括教学前、教学中和教学后叁个阶段；把传统的单/两极翻译教学主体拓展为多极主体，包括教学操作主体、调控主体、组织和管理主体等等。经过考察发现，这些主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交往缺失和不足。传统翻译能力结构在范畴等级方面往往缺少基本范畴层次，对于以教学交往为取向的翻译能力可以进行再范畴化，形成完备的包括上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的能力结构。以翻译能力的再范畴化为基础，翻译教学主体的交往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学生一定层次的本体性、条件性、实践性和评价性翻译能力。翻译能力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的翻译能力是发展后一阶段能力的“支架”，对学生某一阶段中的翻译能力培养目标应遵循“最邻近发展区”原则进行定位。翻译教学内容是教学主体之间开展交往的最为重要的中介客体。以交往目的为参照，以翻译教学内容为载体的交往中介可以分为条件性、本体性、实践性和批评性中介，分别对应语言/文化/知识、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等教学内容，其选择设置要符合以下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合规律性原则、所有主体参与原则、在主体交往中选择设置的原则等等。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中介客体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和复合式的特点，不同模块既矛盾又统一、既独立又联系。多极翻译教学主体的交往环境可以分为物理性、心理性和技术性交往环境，与传统教学环境在交往主体、交往时空、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上存在很大差异。多极翻译教学主体既融于交往环境又超越于交往环境。交往环境的创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整体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多极主体共同参与的原则、主体融入与超越原则、不同环境互补以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原则。翻译教学主体之间的交往组合主要有师-生交往、生-生交往、师生-翻译市场交往、师生-其翻译教学主体交往等等。师-生交往的前提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转换，师-生交往必须以复合过程（翻译教学过程和翻译过程）为导向、以翻译结果为旨归，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人本主义情感关怀，关注学生的心理以及性别等个体因素的差异，与学生进行深层次交往，而教育叙事为师-生交往提供了便捷的方式。生-生交往主要采用合作学习的形式、通过“组内合作-组际竞争-全班整合”叁个环节进行，小组的划分采用“组内异质”和“组际同质”的方式。在生-生交往中，教师必须履行相应的角色，生-生交往具有独特的优势，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师生-翻译市场交往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式：以真实翻译项目为中介、模拟翻译情境、进行翻译培训和实习、引进翻译资格认证、实行合作师资、以翻译行业的纲领性文件为中介等等。此外，师生还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与教学调控主体、组织和管理主体等开展充分有效的交往。
易经[2]2009年在《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一个学科体系框架的建立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性和纲领性作用。条理分明、线索清晰的框架体系的确立能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全方位发展。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较为广博的翻译学宏观体系框架,同时也对重要的微观操作原则发表看法。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工作都必须先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到构建的体系本身是否合理和科学。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方面要从翻译研究发展史中去寻觅这其中的脉络和必然逻辑性,另一方面要看这种研究本身是否具备足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各种条件。因此,本文首先着力阐述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翻译领域发展到现当代的迫切要求。虽然翻译学已初现雏形,但是学术界对于翻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的性质,翻译学的归属和定位)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对各种学派的翻译学定位的比较和分析、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本质的辩证探索有助于全面认识翻译学的定位。翻译实践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活动,而翻译学的性质则是“科学论”和“艺术论”的统一。纵使“二性”和“二论”在不同体裁、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中的比重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开展科技翻译时,其艺术性比重可能较小,但正是人的这种主观艺术创造力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是翻译实践人文性的集中体现。翻译实践的人文性决定了对这一活动开展研究的学科的人文性。文章为翻译学给出了“独立的人文科学学科”的定位并分析了翻译学科的主要特点。要建立翻译学的体系结构就必须遵循构建人文科学学科所应遵循的一般原理,遵循建立翻译学及其体系所应依据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及原则规定与经验描写相统一的方法。在构建译学体系结构的过程中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和方法,所构建的框架才能客观地反映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动态地推导译学发展趋向,才能具备一个科学体系所应有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在上述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本文有选择地对国内外重要学者在译学构建方面发表的见解及已经提出的译学体系模型进行了分析,对他们构建译学的具体方式给予了较全面的评价。文章最后在借鉴他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集中提出了作者对翻译学体系“引论——史论——本论——实论——元理论”的宏观结构设想,详细讨论了翻译学各个分支的结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翻译学体系框架进行深入研究有益于厘清当前我国翻译界理论研究的一些纷争,有益于构筑内容丰富、涵盖广延的翻译学系统,具体指导翻译实践和译作评价等活动。
朱姝[3]2014年在《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文中提出本文以“情境”为逻辑起点对戏剧翻译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部论证和研究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戏剧翻译是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其内在关联是剧本之情与译者之情的契合。戏剧翻译研究一直未能成功构建系统性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原因在于,已有戏剧翻译研究过多关注戏剧翻译本体外围的研究。只有回归戏剧翻译本体,才有构建戏剧翻译理论体系的可能。同时,本体视域下、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翻译,是戏剧研究、翻译研究和戏剧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石。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为假设求证法,在分析论证过程中,使用了文献法、多学科研究法、互证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首先,本文找出了已有戏剧翻译理论和研究中的根本分歧：戏剧翻译的界定是狭义还是广义、戏剧文本特性是文学性还是剧场性、戏剧译者作用是主导者还是从属者。同时,提出解歧方案：应在狭义上界定戏剧翻译、戏剧文本特有的戏剧性既包括文学性又包括剧场性、戏剧译者在戏剧翻译中具有主导作用。其次,本文从已有研究中挖掘出戏剧翻译本体研究路向：以剧本形式和译者心理为研究对象,以戏剧翻译的“本质”和“本源”为研究切入点；并提出理论假设：戏剧翻译的元问题是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情境翻译是戏剧翻译的本质,翻译情境是戏剧翻译的本源。在本论文的主体部分,我们从戏剧情境本体论和译者心理学两个维度,结合现象学美学、语言哲学和文艺心理学等领域的成果和方法,对戏剧翻译元问题中的本质和本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在论证过程中,阐述了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的具体内涵、作用和意义,并结合具体文本对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进行了分析。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情境翻译指把源文本的戏剧情境在译本中再现出来,戏剧情境是戏剧翻译同一的标准；翻译情境指译者的内心情境,是戏剧翻译发生的情感动力,翻译情境蕴含于译本中,是译文具有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对“情境翻译是戏剧翻译本质”进行论证时,侧重译本的生成过程,由翻译过程顺向推导出论题的合理性；在对“翻译情境是戏剧翻译本源”进行论证时,侧重译本的心理蕴含,由译本和源文本、译本和译本之间的比较分析,逆向推导出论题的合理性。一方面,本文对情境翻译展开全面分析论证,扼要阐述了谭霈生提出的戏剧情境本体论,在引入戏剧翻译时,对其内涵进行了补充,认为心灵意向性借助语言指向戏剧情境。本文指出,情境是衡量译本和源文本具有同一性的标准,以情境为戏剧翻译单位可以保证译本和源文本具有同一性。本文以英加登作品层次说、戏剧意象思维和诗化语言观为理论依据,把戏剧情境分为叁个层次：语言层、意象层和意蕴层,把握住这叁个层次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所译剧本的形式和意义。戏剧翻译诗学关注戏剧形式的翻译。在戏剧翻译表达阶段,本文提出了情境言表述、象表述和情显现的同一,这些同一具体化为诗性标记的同一。另一方面,本文对翻译情境进行索隐式分析论证。本文提出的翻译情境指译者的心理情境。依据“人是翻译的根基”观点,确立翻译情境为戏剧翻译本源,解答戏剧翻译从何而来(from)和依何而来(by)这个“本源”问题。本文从心理学角度,把译者必然进入的翻译情境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叁个层次,指出翻译情境对戏剧翻译具有本体意义。本文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正是翻译情境超越译者的愿望和行动与译者一起发生。然后详细论述了翻译情境中译者无意识的本源性表现：译者翻译移情、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的同构与张力、译本的心理蕴含。从言表述、象表述和情显现叁个方面分析了翻译情境对戏剧翻译的隐性影响。在翻译情境对戏剧翻译的显性影响中,回答了戏剧翻译为何要20年一重译的谜题。因译本语言老化,翻译情境的异质性压倒了源文本和译本中戏剧情境的同一性,源文本需要新的语言质料来重构译本中的戏剧情境。最后提出戏剧译者的任务：确立戏剧翻译观、自觉研习戏剧理论与剧作、翻译移情与译笔中立的平衡、译者爱与责任的合一。对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进行分析论证后,本文确定理论假设成立,即：戏剧翻译元问题由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构成,其中情境翻译是戏剧翻译的本质,翻译情境是戏剧翻译的本源,其内在关联在于剧本之情和译者之情的契合。这一研究结果可被反复验证。本文还界定了可以谈论戏剧翻译的术语,如：戏剧翻译、元问题、情境翻译、翻译情境、同一性、差异性、意象、情境虚实、情境节奏等。以情境为尺度,不仅可以回答“戏剧翻译是什么”和“戏剧翻译如何是”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其它一直缠绕不清的问题,如：戏剧翻译对象的确定、戏剧翻译质量评价标准、戏剧译者的作用等。戏剧翻译元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戏剧翻译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而且在实践上会促使更多严格意义上翻译作品的诞生。戏剧翻译元问题是戏剧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内含着整个戏剧翻译现象的内在矛盾和秘密。因戏剧翻译元问题的解决,本学科中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也就有所归依。所以对戏剧翻译元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还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许钧[4]1989年在《论翻译的层次》文中提出引言翻译活动是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它涉及哲学、语言学、逻辑、美学、历史、文化、心理学等领域。如此复杂的活动,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翻译理论的探讨中,最重要的就是形不成一个合理的探讨基点。就翻译实质而言,有的
范祥涛, 刘全福[5]2002年在《论翻译选择的目的性》文中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涉及多种选择的复杂过程,而每一次翻译行为及其参与者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都是由诸多层次的目的决定的。本文首先介绍了翻译的目的论,提出了翻译目的的多层次性,然后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各种层面选择的详细分析,指出针对翻译行为的一切选择无不有其内在的目的性。文章还借助翻译活动中的若干典型实例,说明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及翻译行为的目的都要受到文本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纪春萍[6]2014年在《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针对目前俄语本科翻译教材建设滞后于俄语本科翻译教学改革的现状，本文提出建构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所谓的“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指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该体系中的教材分属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功能，其编制目的、内容、方法各异。为了建构上通理论、下达实践的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笔者对其现实及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探究。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的现实基础包括：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编制现状，俄语本科翻译教学层次，本科学生的俄语水平、翻译学习动机及其对俄汉翻译教材的评价意见和编制建议，翻译市场对俄语翻译人才的要求等等，其中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编制现状是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最直接、最主要的现实基础。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的理论基础分为内容建构理论基础及框架建构理论基础，前者包括：翻译教学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思维学理论等；后者包括：系统论、教材论、认知心理学理论等。内容建构理论基础中的翻译教学论和框架建构理论基础中的教材论是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分别为其“主导论”和“基础论”。从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现实与理论基础出发可得其体系建构的四条原则：必要性原则、承先启后原则、理论指导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基于以上原则，笔者采取谱系树喻象法，将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比作一棵树，提出“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树”模式，该模式的理论价值在于直观展现俄语本科翻译教材体系“多元一体”的本质，而其应用价值在于提供参照系，各高校可“因X制宜”，建设适合本校俄语本科翻译教学的特色教材体系。
徐剑[7]2007年在《翻译行为合理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合理性”是二十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降，哲学研究一直围绕着人类的理性问题展开，笛卡尔之后，科学理性逐渐成了理性的全部内容和代名词。然而，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人们并没有间断对它的怀疑与批判。二十世纪人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随着人们对“理性”的颠覆，“合理性”概念逐渐取代了“理性”，成为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本文首次将二十世纪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反思性概念“合理性”引入到翻译(行为)研究中，拟在“合理性”概念的引导下，对翻译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当代翻译研究进行反思性研究。本文主要讨论翻译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并由对翻译行为合理性的考察推及到翻译研究的维度、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方式、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标准与翻译批评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引论，介绍、说明当代翻译研究是如何在范式转换中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会聚到翻译行为的研究之上，并指出随着人们对翻译行为研究的深入，翻译行为的理性／合理性问题也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本章还对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以及主要内容和结构作简要介绍。第二章介绍“合理性”的概念范畴及其性质，介绍该概念对翻译行为研究的意义；指出翻译研究中隐含着“合理性”的问题，对“合理性”与翻译的本体论、认识论、评价论、实践论、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作介绍。论文指出翻译行为的合理性前提同时存在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叁个不同的考察维度之上，翻译行为的考察存在由外向内、由内向外的两个考察方向。论文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哲学基础，通过对翻译行为与“不同世界”的关系的探讨，明确了翻译作为一种以语言为介质的交往行为，它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发生联系。这样对于翻译行为的考察就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世界的维度之中，不能局限在一种行为类型的限制之内。论文基于这种理论认识，指出翻译行为的考察必须同时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入手，它们分别对翻译行为提出了不同的有效性标准。客观世界提出了“真实性”的要求，社会世界提出了“正当性”的要求，主观世界提出了“真诚性”的要求。同时，翻译作为一种搭载于语言之上的交往行为，语言的公共性是翻译行为取效的前提，所有的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有效性要求都必须通过语言体现出来，这样语言还必须具备可理解性。因此，我们提出了翻译行为的叁个考察维度和“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以及“语言的可理解性”的合理性标准。其中，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将为翻译评价论的建立提供一个理论支撑。第叁章首先论证当代翻译研究业已存在于翻译行为合理性的叁个维度之上，进一步说明翻译研究范式之争的实质乃研究维度之争；然后通过梳理叁个维度的翻译行为观，以例证的方法说明当代翻译研究的叁个维度及各自的特点。论文利用“合理性”概念的反思性特点，对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翻译行为观进行了梳理分析，从而划分出当代翻译研究的叁个不同研究维度；论文同时指出二十世纪的翻译研究范式转换实质上是翻译研究维度的转换，翻译理论间的论争往往是研究维度之争，从翻译行为合理性存在的维度出发，二十世纪翻译理论的竞争不应当是取消、替代的关系，而应当是并存共生的关系。这种认识为翻译理论的整合创备了一定的理论条件。第四章首先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入手探讨翻译行为是否是理性的这一问题，从新的角度论证翻译行为是非传统理性的，是合理性的；然后梳理、介绍当代翻译研究中对翻译行为的心理过程的描写、解释方法。本章突出了以Bell为代表的翻译行为心理过程的解释途径，并以英语结构被动句的汉译为例，对Bell的研究进行了验证。论文指出该类研究代表一类由内向外的翻译心理过程的解释途径，同时还指出在制约翻译过程的宏观背景因素研究和微观语言操作过程之间存在一个研究空白，从而为建构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模式做准备。第五章首先介绍心理学、认知科学对理性行为的认识，介绍心理学领域的理性行为、计划行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翻译行为的可能的参数，建构了一个中观的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模式。论文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翻译活动决断都是或者都需要一个复杂的逻辑运算。翻译行为的理性还包含许多不以数学结构为基础的活动形式，翻译行为的理性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包括逻辑运算，还包含逻辑运算之外的自动、缺省活动和半自动活动。本研究对比分析了有代表性的翻译心理过程解释方式，并提出了一个介于宏观背景性解释模式和微观语言转换解释模式之间的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模式。该模式提出了控制翻译行为的一系列可能的行为参数组：目的参数、规范参数、行为信念参数、控制信念参数、背景参数等等，从而将对翻译行为的解释建立在对交往行为的解释之上，建立在对叁个世界的翻译行为解释维度之上，将宏观的背景性因素与具体的行为实施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翻译行为的宏观背景解释模式和微观语言转换解释模式之间的中观解释的空白。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明确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有效性前提与考察标准，说明翻译行为合理性标准与翻译批评(译本批评与译事批评)的关系，提出合理性视野下的译本批评、译事批评的原则。论文指出在翻译批评中应当区分译本批评和译事批评。在译本批评中，评价者可以依据具体翻译行为的交往模式、译本的主题内容、言语行为类型、语言功能、文本类型等因素，在“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语言的可理解性”等方面对译文做出评价；在译事评价中，译事评价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对翻译活动的推演、解释以及对翻译活动的价值判断。前者是描述解释行为，需要运用一定的翻译行为解释模式，后者是评价行为，可以分为技术性评价和道义评价。在翻译活动评价中，道义评价为第一评价原则。第七章为结论，总结本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概括本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贡献，指出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对课题的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李征[8]2016年在《伦理学观照下的翻译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借鉴伦理学的学科架构和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本文定义了翻译伦理的重要概念,并对翻译实践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诉求作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典籍英译为具体案例,验证了这个研究框架的合理性,同时也为典籍英译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第一章为绪论,将论述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思路、论文框架和研究方法与创新。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回顾伦理学的起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伦理学叁大分支——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此外,引入“全球底线伦理”这一概念,指出其“尊重他人”的本质特点。随后,本章从伦理学视角对现有翻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与批评。我们发现现有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属性。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目的论的倾向；而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则呈现出鲜明的规范伦理义务论属性。当然,有些翻译伦理理论也或多或少体现了一定的美德伦理主张,如切斯特曼的“承诺伦理”和韦努蒂将“异化”定位于译者品德态度的观点。最后,本章回顾了典籍英译研究历史,指出典籍英译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各研究往往只能解释某种现象,鲜有学者从翻译伦理角度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翻译伦理角度解释典籍英译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为今后的典籍英译提供理论指导。第叁章借鉴伦理学学科分类法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认为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分为：元翻译伦理(纯理论)和应用翻译伦理(应用性理论)两个分支,其中应用翻译伦理又包含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元翻译伦理包括对翻译伦理重要术语的定义和分析,如翻译价值、翻译伦理和译者伦理。根据逻辑判断方法的不同,规范翻译伦理又可以分为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美德翻译伦理的研究对象是译者道德,它包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本章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诉求这一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实现某个或某些翻译伦理诉求的过程；翻译伦理诉求是翻译伦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因素主要来自叁方面,即：翻译价值、翻译语境和译者道德。第四章以典籍英译为案例研究,验证所构建的翻译伦理整体框架的合理性。首先,从元翻译伦理视角,厘清了典籍英译中主要术语及特点,如“典籍”、典籍英译的“价值”和各种伦理关系。在规范翻译伦理视阈下,分别从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出发,分析《孙子兵法》4个英译本所体现的翻译伦理诉求。美德翻译伦理从译者美德(品德)层面对译者提出要求,认为“尊重他人”是典籍译者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是我国典籍译者的最高追求。随后,本章从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叁大因素出发,探讨了典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形成原因。典籍文本类型、读者期待和赞助人共同制约典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译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同样影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主要总结了本文所构建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及其理据。最后,本章归纳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并对翻译伦理和典籍英译今后的研究方向作了展望。
苏艳[9]2009年在《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译界在对“文化转向”和“解构范式”的反思之后,提出了回归本体、回归语言的呼吁,对于文学翻译研究而言,还要回归文学性。在这种回归的过程中,本研究将视角投向了语言和文学的本源——神话,试图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通过回归本源、结构、共性和整体,在解构主义范式走入困境之后,为译学研究提供的一种新的建构策略。本研究是一项多学科的理论建构,有助于恢复译界对语言和文学的神性起源的崇拜,认识到差异中的共性和分裂中的秩序;通过关注文学翻译中的诗意性和身体感受,在目前过分张扬理性的译学传统和语境下,凸显文学翻译中的无意识成分,尤其对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遵循学源追溯—合理性论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翻译批评方法建构—典型译作评析的研究思路,形成由远及近、由理论向实践转化和落实的研究路径。神话和原型因其内在的紧密联系常常被相提并论,神话是原型的语言载体,原型是神话故事中稳定性成分的凝结,许多对原型的认识本身就是神话研究的成果。由于是将译界一直较少关注的神话.原型理论嫁接到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文章第一章对神话和原型的研究史做了一番简要的回顾与梳理,为后续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铺垫。除了回顾已有学术成果的要点之外,本章也初步总结了翻译界目前与神话-原型理论相关的一些隐性研究,作为后文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参照。在理清相关学源之后,第二章从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四个方面为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合理性论证。本章首先肯定了卡西尔通过引入神话思维重新确立了人文学科及其认识论基础的学术贡献;其次,阐述了弗莱关于语言的起源和演化与神话有着割舍不断的牵连的思想;再次,重申了弗莱的观点,即文学是置换变形的神话,文学创作是原型的置换变形;最后,强调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认为这使得神话-原型理论的引入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大潮相契合。在论证了引入神话-原型理论的合理性之后,文章的第叁、四、五章探讨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叁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文学翻译的本质及译者的精神结构。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以神话-原型理论为新的观照视阈和理论依据重新阐释这些问题,其中可译性试图回答文学翻译以何存在的问题,本质研究回答文学翻译如何存在的问题,而译者的精神结构回答文学翻译因何存在的问题。这一部分也是本研究力争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的地方。第叁章在论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时,依据原型的稳定性特征,在弗莱对原型具体形态描述的基础上,将原型具体化为主题、结构、意象和语言四个文学作品要素。研究认为,1)初级关怀神话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提供了可译性;2)结构主义关于民间故事叙事形态及其叙事语法的研究为文学作品深层叙事结构的可译性提供了依据;3)隐喻性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原型意象体系使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作品回归共同的本源,并使同一文化语境下的作品之间跨越时空而组合为一个依据一定传统前后延续的整体;4)本章还以本雅明的“纯语言”、弗洛姆的“象征语言”和利明的“神话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理论原型,对文学语言的可译性展开了论证。就翻译的本质而言,第四章遵循从起源考察事物本质的思路,基于文学是神话或隐喻思维的产物以及翻译语言转换的普遍本质,尝试将文学翻译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创造诗性隐喻的艺术。本章具体从词源考证、更新创造、求同存异、部分提取、身体在场和生存体验六个方面对文学翻译和诗性隐喻做了类比研究,突出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多义性、体验性和生存本体论意义。这些都是隐喻本质属性的表现,也保留了原始隐喻(神话)思维的痕迹。在引入神话-原型视阈之后,第五章从集体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叁个层面论述了译者的精神结构。研究认为,具备神话-原型特质的文学作品指向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深处,这些作品的翻译因此成为一个民族重要的精神诊疗手段。由于神话内在的文化和政治功用,文学翻译成为压制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塑造社会记忆和书写国家神话的符号行为。本章借鉴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以及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重新阐释了归化和异化的策略选择,认为归化翻译体现了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恋,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虚假认同,而异化翻译释放了原本在译入语文化中被压制的无意识成分,以“异化的语言”来对抗语言的异化,是译者对原本充满爱欲的拥抱,达到了主客体同一的隐喻式体验状态。将个人无意识理论引入之后,本章拓宽了翻译的概念内涵,并发现了文学翻译与精神诊疗之间的相似性。翻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翻译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在探讨了基本理论问题之后,第六章将弗莱提出的文学的“后视”批评法引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获得了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层次的意识就是从语言符号、多层意义、文本结构和原型模式四个层面展开对译作的评价,强调把前后相继的水平换喻式文本结构解读为向纵深挺进的垂直隐喻式结构。文类意识在文学翻译批评中具有基础地位,不仅为译者提供了书面表达的规范,也为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期待视域”,是其接受和批评译作的起点,并且文类的差异、混杂和界定要素对于文学翻译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翻译批评都立足于文本的空间维度,引入原型因素后增加了时间维度,产生了翻译批评的互文视角,其中,译本链、文学传统和文化语境在文学翻译批评的互文意识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七章按照第六章建构起来的文学翻译批评的“后视”法,选取两部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译本予以评价,包括艾略特的诗歌《荒原》的多个中译本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的余国藩英文全译本。评价过程有意识地贯穿了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试图通过对具体译作的评析,证明本文提出的翻译批评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转化能力。总之,本研究是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在吸取结构主义强调共性与解构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互文意识等合理性成分的同时也有意识地避免了其中的一些弊端,因此本研究既能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大潮合流,又能纠正文化范式对文学翻译本体的偏离,使文学翻译研究向着文学性回归。与此同时,本研究展现了当代文化与古老文化传统之间的承继关系,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无意识层面,强调了文学翻译批评的层次意识。作为一次跨学科理论建构的尝试,本研究期待能有助于译界对文学翻译的新认识。
许钧[10]1987年在《论翻译的层次》文中研究说明翻译是思维活动,语言活动,还是艺术再创造活动?对此,人们至今众说纷纭,各持一理,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缺乏层次性的观点,对翻译活动的层次缺乏全面与客观的分析,争论各方站在不同层次上说话,各持己见,从而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客观地研究翻译活动的层次,从而对翻译实质和翻译标准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参考文献：
[1]. 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体系建构研究[D]. 张瑞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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