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应变决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应变论文,试论论文,发生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反对内战，果断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在蒋介石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意谈判条件后，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送蒋回宁。本文试就12月12日—12月25日这十几天张学良在国内外舆论、国民政府主战派逼迫、主和派求和等较为复杂局势下的应变决策，作一点分析。
一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于12月12日晨8时许（注：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成功地扣住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注：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等八项主张，并着手军政变革和军事部署。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召集“西北剿总”全体职员时明确表示“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接着，张学良进一步讲清“兵谏”的目的，他说：“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注：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4日。）
事变当日，张学良先后分电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国民政府方面孔祥熙、宋美龄、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唐生智；地方实力派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阎锡山。告知事变概要；表示抗日决心、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希望李、白、刘、宋、阎等支持八项主张，协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西安事变得到国内一些左翼民众团体、知识分子、工人的赞许，如在西安的18个爱国救亡团体、旅平东北救国团体、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回族救亡联合会总会、青岛10万纱厂工人等，他们通电、致函，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
但由于西安事变后谣言四起，这有许多团体、民众弄不清西安事变的真相，他们同情、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办法，却不赞成张、杨所采取的扣蒋行动，他们呼吁和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协商，早日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7人致电张学良，指责张“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注：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2月15日。）
中国毕竟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王权的国家，因此在右翼团体、报刊和文人的鼓噪下，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劫持统帅，大逆不道。胡适在12月20日的《大公报》上撰文《张学良的叛国》，攻击张、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他支持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鼓励主战派“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傅斯年在12月21日的《中央日报》的撰文《讨贼中之大路》，主张“必须把张贼制到死地，然后他才认识他自己”；认为讨伐以外的消息，“无论来自西安和太原，大可不必过分期待着。尤其不可因为盼望这些消息，缓慢了我们讨贼的任何工作。军事的行动不准有一分钟的迟延，讨贼的呼号不可有一分钟的停歇。”《中央日报》社在12月25日发表社评认为：“今后的希望，只有一个军事，今后的消息，只须注意中央军的克服城邑，别种消息的流传，都是无益有害。”
张学良平静地面对国内各种舆论，并于12月17日致蒋梦麟等的电报中力陈：“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推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张学良以为事变会得到多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和响应。然而事变发生后，真正态度比较明朗、支持张学良的，只有广东李济深，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李济深于国民政府明令讨伐的头一天（12月15日）致电国民政府，希望“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不要“豆萁相煎”。（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李宗仁、白崇禧12月16日通电全国，明确提出五点主张：“（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全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刘湘在12月19日致张学良转电何应钦、孔祥熙、顾祝同的电文中，肯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有些地方实力派则态度暧昧。尤其令张学良失望的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1936年10月末，张学良、阎锡山同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一同建议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遭蒋痛斥。两人失望之际阎暗示张有机会时再说。事变后，张学良立即致电阎锡山，希望得到阎的支持和同情，并派代表赴太原通报西安情况，不想阎锡山态度十分消极，并复电张学良，连提四项质问：“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并污蔑张、杨义举乃“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12月17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致电阎锡山，义正辞严地回答阎的质问：“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实不可以限量……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惜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电文最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告诉阎锡山，发动事变实“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二
国际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苏联的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经寄予较大希望的便是苏联的支持，因为他很清楚，“事变的成功解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众多地方实力派同情并赞助其主张”。（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20页。）
然而，张学良并不清楚，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当他准备加入共产党，并建议中共打通国际（苏联）路线，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汇报这些情况时，即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共产国际认为：“必须把停止一切内战和建立红军与中国各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在旧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口号，特别强调地提出来”；同时指出：“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但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中心档案，全宗号475，目录号74、卷字号278。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70页。）8月15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继续执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强调不能把张学良“看成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应该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并无根据，失之偏颇；而张学良亦没有更多考虑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与周边国家利害关系所可能采取的政策、态度，一厢情愿地指望苏联的援助，会十分有利于西安事变后的中国局势。而1936年末的苏联，面临德国、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夹击的险恶环境，苏联为集中力量抵御德国的入侵，因此在远东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希望借助中国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侵略。因此苏联全力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并领导中国抗战，反对中国国内的反蒋事件。他们指责1936年6月的两广事件，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亦不做具体分析，便攻击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军队之叛变”，污蔑张学良“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12月17日，毛泽东复电询问”国际对西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的张学良，没有回答“批评”的内容，而只是通知张学良说：“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33页。）紧接着，南京国民政府在12月18日晚和19日白天，通过电台多次广播苏联《真理报》指责、污蔑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显然，张学良对苏联舆论的这一态度，会感到委屈和不满，会感到失望和压力，这种失望和压力应大于他对阎锡山的失望和不满。
虽然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但是张学良仍然相信中共中央会协调西安事变三方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再电（注：据杨奎松考证，毛泽东在12月20日晚8时曾致电周恩来，并通过周向张学良通报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因此毛泽东第二天晚上再次发出电报。）周恩来、张学良，告知共产国际有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文中删去了季米特洛夫电第一段内容：“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伤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恩来、张学良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有论者分析：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34页。）
英美两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注视事变发展，关注蒋介石的安全，然后两国政府协商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在客观上帮助国民政府主和派为积极、努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一定作用。
欲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日本，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先是采取“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注：《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日］《朝日新闻》社1936年12月15日社论。），接着，“以甚深的注意，注视着西安事件本身的全貌，中国全局的动向、张学良军与第三国际乃至中国红军的关系、南京政府的动静等等”。（注：《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日］《朝日新闻》社1936年12月15日社论。）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约见中国大使许世英，问及“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声称“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注：《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0-211页。）应当说，国民政府主战派宣扬讨伐，进兵陕北，是为了武力救蒋；而日本则希望不仅南京政府军队与张学良、杨虎城军队打起来，由此而引发更大规模的中国内战，破坏抗日力量的统一，日本会更加轻而易举地侵占全中国。
如果说张学良能够较为平静、乐观地面对国内外舆论，承受住一定的压力的话，那么，张学良面对南京国民政府主战派逼迫，主和派求和而与国民政府的交涉、谈判，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实质性的问题。
三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出现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注：以往史学界观点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战派受日本影响，是亲日派；主和派受英美影响，是亲英美派；笔者认为，日本和英美对南京政府的影响是有的，但是否存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值得研究。蒋介石西安被扣，南京政府迅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只有一派，反而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了。）从12月12日到17日，在“讨伐”的舆论声中，主战派占了上风。
先是12月12日深夜，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戴季陶、叶楚伧、朱培德与何应钦等，力主对张学良、杨虎城诉诸武力，并认为在蒋介石安危不明的情形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则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93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最后做出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五项决议，明确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指挥。（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94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
次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黄杰等178人致电何应钦，请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503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胡宗南等275人还代表全体黄埔生通电威胁张学良，要他及早放蒋回宁，否则他们将血洗西安，以尽“忠孝”。（注：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竟不顾命令下发“自动集中部队，经由津浦路开往前线”。（注：台湾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520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
12月16日，国民党第三十次中政会议决军议，由国民政府下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讨逆军”先头部队与东北军在华县附近对峙，十余架飞机轰炸了渭南、三原等地，内战危机一触即发。
何应钦则于12月15日、17日两电张学良，前电还有商量口气，谓：“兄等于救国大计之主张，果有利国家，中央无不采纳，若不释出委座，实难以释群疑，而抑公愤。仍盼即日护送委座南归或于雪轩、铭之、俊笤诸兄即日先请一二人来京，并由兄派一二负责人同来，将兄等真情详告。”（注：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后电因政府已开始“讨伐”，电文充满威胁语气，谓：“……委座一日不归，众愤一日不平，其他问题更无商量余地……更有一事愿与兄谈，请速遣送，停止向西安集中，否则集中轰炸实未便制止也。”（注：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和何应钦的咄咄逼人，张学良于12月18日复电何应钦：“惟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电文不长，却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感谢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奔走，再一次说明事变“纯为爱国家，爱介公……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警告何应钦等主战派“不顾大局，必欲用武力以对内，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谁造内乱，谁误国家，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注：《张学良致蒋鼎文电》（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9日晚），均见《团结报》第1162号，1991年1月。）同日晚张学良又致电孔祥熙，再次强调：“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决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注：《张学良致蒋鼎文电》（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9日晚），均见《团结报》第1162号，1991年1月。）
随着南京政府主和派代表宋氏兄妹12月22日赴陕，和平的可能性已降临西安。此前，当18日何应钦看到蒋鼎文带回的蒋介石命令停止轰炸三日的亲笔手令后，下令空军暂停轰炸至19日；为配合宋氏兄妹西安之行，何应钦将停止轰炸令再行展延4天，至12月25日止。事实上，从12月18日蒋介石停止轰炸三日的手令开始，主和派后来居上占了上风。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向是双方面的。从南京政府宋美龄、宋子文这方面看，他们在事变后，为营救蒋介石，与南京主战派政要进行了争论，宋美龄更是全力劝阻主战派轰炸和进攻西安，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明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决措置太骤；而于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之余地，认为其不缓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在与何应钦等主战派争辩时，她激愤地说：“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余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经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生罹兵燹之灾……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她还召集黄埔系军官训话，讲清形势。她排除主战派干扰，派端纳14日赴陕联络，探明情况。当16日主战派准备“讨伐”时，她通过端纳说明南京形势，使蒋介石向何应钦下达停止轰炸三天的手令。而19日暂停轰炸期到时，宋氏兄妹顶住主战派的“讨伐”声浪，力主和谈，并由宋子文提出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迫使主战派将轰炸期再次展延，争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时间。
而从张学良这方面看，尽管事变后近10天的国内外反应、整个局势与其发动事变的初衷有一定距离，南京政府的主战派又虎视眈眈要进攻西安，但宋氏兄妹的来陕将极可能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迅速变为现实，这与张学良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初衷是相符的。因此在中共中央于2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正式提议修改张、杨的八项条件时，张学良先是不同意删去要求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抗日救国”和“立即召开救国会”等几项；随着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开始，周恩来代表张、扬提出停战撤兵、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召开救国会议等六项条件，宋子文表示同意，乃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蒋。周坚持撤兵和先释放爱国七君子。特别是23日晚张学良收到中共中央关于保持第三者立场、希望暂不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电报，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和杨虎城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二十三日十二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2天中张学良变化之大，从诸多条件到只要两宋担保、蒋下令撤兵即可，有论者认为：“使张学良有必要改变刚刚取得的谈判成果和他们已经确定了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条件，只有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能够对张学良等形成较大的冲击。因为，既然中共中央不同意公开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继续坚持要蒋同意成立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既然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立场、坚持事件的和平解决，不大愿意公开地建立西北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组织，而如今，和平契机又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主战派磨刀霍霍，准备于12月25日限期后继续进攻、轰炸陕北），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两条具体承诺而使自己背上战争的罪名，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他人呢（如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63-364页。）
至此，张学良放蒋的决心已十分坚决，而杨虎城、周恩来、大多数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和设计委员会均主张有条件释蒋。高崇民主持设计委员会讨论释蒋问题时，群情激愤，认为不能轻易放蒋，甚至有主张杀蒋者。张学良闻讯非常着急，乃于24日下午召集设计委员会人员，严肃地说：“我现在要警告，不许你们在外边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注：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160页。）张学良接着分析形势：“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譬如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以东了，上海爱国的领袖七君子被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是他这样做是被逼迫，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甚至你们压迫他对日本宣战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后，他又同日本妥协了。到那时，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注：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160页。）
当晚，张学良向部下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宣布，他决定亲自送蒋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同日，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为防止再生波折，他决心送蒋南返，并把东北军托付给杨虎城。25日上午，张学良告诉高崇民：“咱们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惜。”（注：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开车至西郊机场。4时，蒋、宋登机起飞，张学良亦乘专机同飞洛阳，再飞南京。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却被蒋介石长期囚禁。短短十几年，张学良从一个地方实力派军阀，历经挫折、坎坷，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民族英雄和千古功臣，他以个人的牺牲，成就了中国的抗日大业，值得后人世代称颂、纪念。
标签：西安事变论文; 张学良论文; 杨虎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西安南京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何应钦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央日报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