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30周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体制改革论文,号角论文,党和国家论文,标志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改革》)讲话中，邓小平以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识和勇气，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30年弹指一挥间，当我们站在新的起点重新审视历史时，更能感觉和领悟到30年前《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也更能认识到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助推器的这篇讲话恒久不衰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是以权力配置为中心、职能划分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而建构的各种具体政治形式、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就种属关系而言，它是政治制度的衍生物和表现形式，但在实践中，政治体制又往往不是被动地决定于或是适应于政治制度，而是有机地融入政治制度维持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首先应该肯定建国后我们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适应中国的发展需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也毋庸讳言，此后一个时期由于忽视政治体制的不断健全、完善，不太注重发挥政治体制的能动性，特别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未及时调整和改革各种体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至于给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进程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极影响。因此，改革存在的弊端和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那部分政治体制，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从政治制度到政治体制的这一逻辑链条的进一步延伸，则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从改革开放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准确把握住了这一制约改革深度和广度的关键环节，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就，在全面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为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服务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它不是在讳疾忌医的心理影响下，应付式地对某些制度细节进行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也不是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希图通过搞一时一地一事运动的方式来毕其功于一役。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和长期性的改革，其内容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各个层次的问题，其追求的目标是建立起一种在不断创新的环境中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惟其规模之宏大，头绪之纷繁，周期之绵长，也就更需要将力量集中于几个基本着力点上。
邓小平在《改革》讲话中，把这几个基本着力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政治上推进民主建设、保持政治稳定，组织上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由此可见，在改革进程启动之际，就已经明确改革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事实上，很难想象在没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组织领导体制等各项具体改革的协调推进的前提状态下，改革开放的整体事业能够持续至今，并为全党全国人民所广泛认可、践行。而在这些具体改革当中，政治领域的改革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牵引作用，同时，政治改革也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改革中获得了生产力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有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来改革的生动实践早已彻底否定了那种将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政治、社会改革截然区分甚至是对立起来的观点。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党自主自愿全面推动的，邓小平《改革》讲话反映的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对巩固自身执政基础、把握改革方向的充分自信。
在邓小平当年规划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中，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概念就是制度。超越于对具体得失细节的考察之上，他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这里所强调的制度问题，已经不仅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优越与否，而是具体到了落实这些制度设计意图的各项具体制度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说，与泛泛地宣扬基本制度框架的本质优越性相比，在这些框架中充实进丰富的内容，并树立起严格的制度运行保障机制，更能让人们认可并服膺于制度的合法权威。因此，创制过程只不过是迈出了制度建设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如何在漫长的制度运行期内把握体现制度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制度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动态性之间求得平衡的工作才是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所取得的最具深远影响的成就，首先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具体而言，在《改革》讲话发表后的30年间，我们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方面主要实现了这样几个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针对《改革》讲话中指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五大弊端所开展的一系列改制和创制的努力，已实现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在探索党政分开各司其职、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的过程中，那种事无巨细一总其权的领导方式已被抛弃；通过废除党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加强党内外民主建设，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名义行个人过度集权之实的家长制作风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也得到了遏制。总之，在党的领导和执政实践中，科学、民主、法治的要素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也确立了作为党在新时期领导和执政的基本理念的地位。在中国的政治系统内，党的领导体制改革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前导改革的作用。如果说改革之初在探索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还缺少足够经验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宣称，一套在执政理念、组织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建设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较为完善的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经在改革中基本确立起来，并在持续的自我更新中产生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强大动力。邓小平说得很明白：“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在党的领导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确保了这30年的改革始终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推进。
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实现了从轻视制度作用到重视制度建设的根本性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等，都在改革的进程中得到了恢复或确立。与30年前相比，邓小平所指出的那种缺乏行政规范和责任制度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那种以一人一时的意志凌驾于组织制度之上的领导方式也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制度的权威力量则日益深入人心，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配套运行机制并严格依照制度程序办事的模式也已逐渐成为各领域工作的常态。在此基础上，建国之初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在制度化建设的正轨上蓬勃发展起来。
再次，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实现了从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简单的一般性的批判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的根本性转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建国后对封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革命的胜利主要完成了破立过程中破的一部分，而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克服封建主义残余、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立的重任，则更多地落在了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建设者肩上。以建国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平台，经过30年的民主建设实践，一套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其内容在纵向和横向上都不断被充实，广泛惠及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里，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都成为了推动具体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从选举民主到参与民主，享受着越来越丰富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不仅被激发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热情，而且通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来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共同营造出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公民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稳定和谐，同时体现民主与效率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健康氛围。
复次，在权力运行结构方面，实现了从片面强调集权、缺乏权责体系、官僚主义弊端较为严重的状况，到权责体系较为明确合理、官僚主义和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的状况的转变。经过30年的改革和调整，我国政治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机制日趋合理。引入了适度分权和党内民主要素的党的领导体系运转更加顺畅；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权力的授受关系、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相应权责关系也更加明确，比较充分地调动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中央与地方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权力运行结构的改变还突出体现在对政府与日益发展健全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通过引导、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的自主健康发展，在政策过程中主动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寓实践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于对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中，既保证了必要的行政效率，又保证了各项政策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充分认可。此外，对国家和党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新时期的公共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以立法为基础，党、政府、社会、公民和舆论的力量都参与其中，在改革进一步深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的条件下，保证了有越来越多的眼睛监督制约着公共权力运行主体的具体行为，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了官僚主义及其滋生出的权力腐败的蔓延趋势。
以上述几项根本性转变为标志，30年前启动的意义深远的政治体制改革结出了累累硕果。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催生这些果实的枝干正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制度建设。正是由于我们坚定不移地将改革的每一项成果都及时体系化、制度化、法制化，才有效地避免了过去那种靠搞政治运动来解决问题的模式所固有的人亡政息的弊端，使改革的精神真正融入到当代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中。
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政治发展的规律。作为西方话语体系内政治发展模式的代表，苏东式的激进改革破坏了原有的制度系统，却没有建立起一套运行稳定良好的新制度系统，整合、保障等诸功能的严重衰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制度变革的合理性。相反，中国的发展则表明，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并不一定伴随着颠覆性的政治过程，在不改变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制度建设可以大有作为。解除了那些不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需要的教条束缚，找到那些制约中国政治发展的体制机制症结，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将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精神贯彻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领域内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乃至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才真正具备了可能性。
当然，《改革》的意义还不仅体现在通过回顾改革历程来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更大的现实意义还在于以其认真审视政治体制改革乃至于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现状，看看邓小平当年指出的那些问题中，哪些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哪些尚在积极探索解决中，哪些还较为严重；看看邓小平当年所规划的改革目标蓝图中，哪些已经实现，哪些正在逐步接近实现，哪些还与当年的设想存在较大距离。在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的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更多前所未遇的复杂情况，政治体制改革也将承担起更加艰巨的攻坚任务。一个信息化、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从管理理念、政策过程、行政效率和民主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更高要求。而处在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期，也意味着把诸如调整平衡利益结构、应对化解社会冲突、践行落实民生保障、直面适应国际竞争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而在考察政治体制运行现状是否具备迎接这些挑战考验的能力时，我们还应该对邓小平同志当年列举的五大弊端的集中表现新形态——政府利益化的倾向保持足够的警惕。当前，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业已建立起来的一套权责规范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文本形态上，官僚主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态还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影响，而为邓小平同志所深恶痛绝的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严谨调研、认真思考。在邓小平这篇历经30年实践考验的讲话中，超越于那些具体论述之上的，还有一种对深化工人阶级政党执政规律、巩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忧患意识，时至今日，其价值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只有将这种忧患意识真正融入到改革图治的灵魂中，才不致陶醉于过去的成就而忽略了为未来斩棘铺路的重要性。30年前，邓小平提到：“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才能站在改革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未来的前进方向。改革发展永无止境，反躬自省价值常新，相信当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把引领改革的火炬传递给下一代人时，由邓小平在30年前所启动的这项事业也会随之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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