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现代化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印度现代化模式转型的标志与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已从原来的尼赫鲁时代的社会主义旧模式走出，并正在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印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是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由尼赫鲁时代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混合经济模式向东亚政府主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型，二是从以国大党为主轴的一党优势制向二党制或三党制过渡。
印度经济转型是从80 年代初经济改革开始， 但步伐真正加快是在90年代拉奥执政时期。拉奥政府对印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进行了被认为是“大刀阔斧”式的“实质性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制度，为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修改垄断法，缩小公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并引进自由竞争机制，扩大私营企业的经营天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将内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经济；调整外贸政策，改革外贸体制，促进印度经济的国际化，等等。总之，通过改革，加速推行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使印度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印度传统的混合经济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为减少，市场竞争机制得以引入，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也被逐步消除。印度在诸多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印度的改革使经济增长突破了传统的老牛式的缓慢增长速度。根据印度统计，1992～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6.8%。1998年度经济增长率为5.8%。1998～1999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估计为5.9%。这些增长率大大超过了1951年至1980年期间3.5%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80年代5.5%的增长率。1998～1999 年总额出口印度外贸增至340亿美元，进口总额增加到410 亿美元， 总贸易额达75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91年的10 亿美元增加到1998 ～1999 年度的330亿美元。1998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达4210亿美元。人均收入达430美元。1999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总之， 印度转型期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
与经济模式转型的同时，印度政治模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9年第九届人民院大选中各政党均未过半数，先后出现了印度人民党和人民党（社会主义）联合其他政党执政的局面。 1991年6月第10届人民院大选中，国大党虽然获得胜利， 但仍未过半数，只能勉强执政。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党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二党并存的局面。1996年第11届大选，印度人民党获20%的选票和161 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以最大党的资格组阁，执政13天。1998年第12届大选中， 印度人民党与其他党联合， 共获252个席位， 大选后， 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政府。 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184个席位， 再次战胜国大党，又继续执政。这种情况和90年代前一直保持的国大党一党优势制相比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标志着印度长期以来国大党垄断政坛的局面彻底结束，印度从此开始二党或三党并存、并争的新时代，还标志着印度政党制度将更进一步地向西方政党制度靠拢，其政治竞争机制将较过去更加充分、更加完善，“强人政治”则逐渐弱化。当然，印度要彻底实现政治转型，还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还只能说是开始。
出现这种转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从国际环境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印度领导人重新思考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的解体，中国加大改革开放步伐，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无疑也迫使印度重新思考原来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印度发展模式。其二，从印度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言，在90年代以前的时期，即印度模式第一时期，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与东亚、中国相距甚远。印度在70、80年代出现所谓“五低”现象：“计划经济效率低、私营经济市场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发展模式运作低。”印度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奇迹，相反，却陷入3.5 %的低增长率的困境之中。经过40多年的实践检验，这种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负面或失败的教训。特别是80、90年代在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对比下，迫使印度领导人痛下决心，摆脱传统的尼赫鲁模式，对其经验与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和反思。其三，印度政治舞台主导力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一直扮演印度政治舞台主角的国大党已如强弩之末，不仅权威式领导人物纷纷消失，且自身年迈多病，昔日风采已尽消失，人民把目光逐渐投向能将他们带入新世纪的新生政党身上，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恰恰适应了印度人民渴望变革、追求新生的愿望。印度人民党利用印度宗教力量，效仿老甘地的谋略和手法，掀起印度教民族主义，从而一改印度政治版图。
二.印度现代化转型中的“逆流”
90年代中后期后，与印度经济与政治模式转型相反，在文化上却出现逆印度现代化大潮的一股“逆流”，即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如何恰当分析这种复活，是目前研究印度现代化的一大难点。许多学者对此往往迷惑不解，或根本持否定态度。笔者以为，必须把印度宗教的复兴与整个亚洲的宗教复兴联系起来，宏观综合分析才能有一个较清晰的看法。
众所周知，宗教在80、90年不仅在南亚印度，而且在东南亚、中东诸国均以迅猛不可逆转之势复活。这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从东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变迁角度分析，社会变迁本身就孕育着宗教复兴。“宗教角色的强化主要源自一般社会状况的改变。”也就是说，东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使传统价值失去意义危险。面对即将失去的精神世界人们便去追求宗教。“富裕的亚洲开始察觉到成长所带来的副作用”，“物质利益有时也因非物质的损失而抵消”。一位著名的泰国艺术家表达他对社会的观点：“世界旋转到无法控制，世界的病态正传到泰国，金钱让你放弃你的诚实，我们努力工作所谓何事？是为了在地狱里能够快乐”。
从政治角度分析，宗教脱离不开政治，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确切来说，宗教已经开始扮演一个更为显著的政治角色”，“可利用宗教成为道德改革或者国家认同的力量，甚至成为土著形式的民主。”引用同一位泰国政治人物的话：“成功的要素在于从传统宗教中获取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也必须符合于现代日常生活所需”。从经济发展角度，宗教复兴往往刺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安定的道德力量。台湾著名学者魏萼教授认为，文化和宗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力量是一般经济学界经常忽略的问题。此乃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可谓‘第二只看得见的手’。”他以台湾为例，认为台湾民间信仰妈祖（地方佛教信仰一种神灵）后，便“有信心从事生意、国际贸易、大楼建筑、农业投资等农工商各行各业。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台湾庙宇特别多，寺庙所在地本是文化与社会活动重地所在。可是庙宇地区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据点。“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增加，庙宇重点地区慢慢变成一个商业市集，扩大成为经济团体，庙宇所在地逐渐成为商业重点。”印度情况虽然与东亚有一定区别，但在宗教的特殊作用则比之东亚各国有过之无不及。殖民主义时代印度宗教民族主义兴起与作用已是举世瞩目，这里只简略分析新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
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早在20 世纪初期就已产生。但它成为印度社会主要思潮乃是在90年代中后期印度人民党崛起并执政之后才开始的。该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倡导者是戈尔瓦卡尔。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要复兴印度、重建一个繁荣富强的印度。他认为，重建印度的关键是复兴印度教的古代传统，建设一个强大印度教国家。其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在他看来，医治印度衰败的药方是复兴印度教，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的印度。他既反对西方的模式，也反对尼赫鲁政府提出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
印度人民党组建后（建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印度人民同盟）。该党一方面继承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发起“恢复罗摩盛世”、推倒清真寺、重建罗摩庙的运动，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穆斯林的世俗主义政策等，但是同时也修订了原来的纯教派主义理论，倡导新的非教派主义纲领：“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的社会主义和价值基础上政治”。在行动上力图改变党的教派主义形象，支持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议席的政策，通过决议允许贱民加入它的主要团体，要求各级党组织发起反对种姓偏见和不可接触制的运动等。更重要的是该党所推行的基本内外政策与国大党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时所推行经济政策，仍是努力致力于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计划在未来10年内使印度经济增长率提高到7～8%，力争在21世纪初成为“印度的十年”，决心使印度成为“新世纪的新印度”，即一个“强大、繁荣和富裕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民党的教派主义和甘地的宗教民族主义、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三者同出一辙。印度人民党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要出于政治上执政的需要，一旦执政便会淡化宗教色彩，适应新的形势，继续推行各党派特别是国大党所认可的民族主义政策振兴印度，使之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人民党正在用老甘地复活印度教的谋略，通过核试验激发印度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赢得国内各界支持，获得核大国地位，以此实现争当世界大国的最终目标，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无疑有其正负双重作用。但如果运用、处理得当，扬长避短，未尝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合印度国情的权宜之举。
然而，从现代化的目标和对社会根本的变革的总体效果而言，它毕竟有重要的负面作用，而且不可低估。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美国学者F·B·弗兰克对印度1947～1977年三十年的政治经济作了一番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摧毁陈旧的宗教观念、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印度经济问题只有靠直接向有产种姓和有产阶级发动进攻才能得到解决。”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一体化的不可逆转，印度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一现代化的第三次大的浪潮之中。“当今的印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观念上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变革就像是缓慢进行着的革命，既充满了痛苦，又充满了希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印度就像是一只背负着重物的巨象。众多的人口构成了它庞大的身躯，而它庞大的社会躯体上的重负则是其传统性和多样性。”但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的极端顽固性，这使得它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步履艰难而又缓慢。这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其强劲的势头几乎势不可挡。对其利害、福祸加以评估目前似乎为时尚早。但是它显然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从世界总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印度教思潮的复兴只不过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插曲而已。它只有一个解释，即：在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没有彻底打破，包括一部分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之中，传统意识观念和势力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现代化的变革显然需要付出更为艰难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具体实施时总要面临传统势力和思想的挑战和阻碍。印度几乎所有的变革都带有一定的迟滞性和不彻底性。印度今后的社会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痛苦甚至是带有血腥味的过程。”印度进步的社会势力同传统宗教观念的斗争必将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又颇为艰巨的任务。没有这项艰巨任务的最终完成，印度和其他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则是困难的。
三.印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的趋同与前景
1.经济模式的趋同
90年代前，在印度经济模式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公有制（公有企业）、计划经济等成份等方面，与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有明显区别。从国家与市场经济关系角度讲，印度国家干预成份要远大于东亚“四小”和东盟，印度经济虽然在本质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但市场经济受到较大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经济的运作，在这方面东亚则相对比较成功。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印度虽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比中国、越南早，但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过分强调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措施，故影响印度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上比较，印度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50、60年代，大体一致，但经过二、三十年的较量，印度不仅远低于东亚四小和东盟，也明显弱于中国。在解决人民生活贫困化和贫富差距方面，印度虽然从主观和政策上尽了较大努力，但成效甚微，印度贫困人口仍占较大比例，而东亚和中国在这方面解决的相对比较成功。
但印度自90年代以来加大改革开放步伐，正在改变原先的经济模式，调整和理顺各种关系，新的印度市场经济模式正在形成，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正向东亚模式靠拢和趋同。在诸多方面一致性明显增多，差异性逐渐缩小。但二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趋同。印度由于国内种种不确定因素，要在21世纪最初期二、三十年内追赶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可能性不大，就是与中国并驾齐驱也非轻而易举。可是从21世纪更长远和宏观的角度分析，印度实现世界有声有色的大国和世界新的一极力量的宏愿则并非没有可能。
2.政治模式的趋同
印度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上一致，而与90年代前东亚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有着重大甚至上是本质上的差异。东亚可以说是亚洲威权主义政权的典型，而印度则是亚洲议会民主政体的典型。两种政治体制的形成均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背景。印度的议会制度与其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较小、民族语言宗教种姓的多元化以及英国殖民主义的政策等多种因素有关；而东亚则与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儒家文化中对权威的崇拜等传统以及战后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有关。印度议会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利弊兼而有之，但其弊端无疑远大于西方也大于东亚。印度议会民主制度在保持国家相对稳定的政局，维护其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以及促进其经济的发展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这与东亚和相比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东亚威权主义政权虽然也同样利弊兼而有之，其利无疑小于西方，但却也无疑远大于印度的民主政体。但印度议会民主政体是不充分甚至初级形态的民主政体。它在诸多方面，如一党独大、半普选制、种姓政治、中央集权、三权合一、暴力统治等，与其说是西方民主体制，不如说是具有东方威权主义特色的民主政体。但无论如何印度与东亚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或是小同大异。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亚与印度政治体制则从两个不同方向，向共同方向转型。东亚国家由威权政治体制正在向民主政体转型，但其民主政体正处在不成熟的幼稚阶段，民主体制往往混杂着威权体制的特征，某些方面类似印度早期的议会民主的体制。印度民主政体则在由一党主体制向二党或多党制过渡，但也仅仅是开始，距离成熟的西方民主政党体制也尚有一定距离。因此，东亚与印度两种政治模式有趋同的明显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与东亚在政体体制上彼此互相靠拢，殊途同归。二者不仅有共同之点，而且共同点正在增多。
与此同时，印度与东亚两种不同体制目前均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距离成熟的民主政体均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正如同西方各国民主政体要经历近二百多年的漫长历程一样，企图一步到位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它们的未来走向只能由自身各种因素来决断。
3.文化模式的趋同
东亚与印度在文化上均属东方范畴，有相当多的共性，诸如重精神而轻物质，重集体而轻个人，重和谐而轻竞争，重义而轻利，重农而轻商等。在这些方面恰与西方文化形成显明的对照。对此，中国政治家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认为，东洋文明是精神的，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洋文明是灵魂的，西洋文明是肉体的。印度著名思想家和诗人泰戈尔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东方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人道的，而西方是科学的；东方的目的在生长，而西方的目的在获得，拼命争取力量，不尊重美与真；东方的基础是社会，国家可以灭亡，社会仍然会存在，而西方的基础是国家，国家就是一切，所有问题都由国家来解决；东方是集体享受，个人工作，而西方是个人享受，集体工作；东方是异中求同，在错综复杂中建立协调，而西方只讲行动，讲速度，不讲和谐、协调和韵律等等。
东亚与印度在文化上既有大同也有大异。东亚基本上儒家文化圈，印度属于印度教文化圈。二个文化圈差异体现多多：东亚儒家文化特点则基本是俗世儒学与佛教文化相合，宗教成份不占主导地位。印度教文化的特点是宗教学说与理念贯穿在印度人的心灵与行动之中，追求灵魂的净化（梵我合一），维护天经地义的种姓制度、倡导非暴力、因果轮回说等。中国著名东方学专家季羡林教授说：中印两国宗教思想有明显差异：“中国人好像对天、对鬼神，不太感兴趣……而印度人相当迷信神道”。印度文化的核心和主体部分是宗教，宗教文化无疑占其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印度宗教文化与现代文明有着本质的差异和冲突。印度教中的种姓制度、排斥异教、狂热的崇拜偶像和迷信色彩等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当今印度新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复兴，无疑又加强了印度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些与印度现代化大潮不能不发生猛烈碰撞，二者虽可以有整合部分，但冲突、对立部分则难以融合。由于印度传统文化包袱过于沉重，所受冲击又过于缓慢，这不能不极大地制约现代化和新文化的产生。因此，印度面临的宗教文化挑战比东亚更为严峻。也正因为如此，印度现代化步伐在90年代之前一直迟缓。
进入90年代后，尽管有印度原教旨主义复活，但是东亚文化与印度文化同样也有趋同的势头。趋同主要表现在：科技教育正在成为印度与东亚接受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二者在这方面总体上基本一致，几乎不谋而合。
印度科技已名列世界前茅。印度在原子能研究与应用、空间技术、大型计算机研制、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勘探开发等高科技和前沿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印度比较著名的研究机构已1700达多家，它们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科技人才，在各学科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印度已能够自行研制卫星及其发射系统，是世界的第七大空间国。印度的计算机软件出口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0%。比尔.盖茨认为印度将成为21世纪全球的软件超级大国。印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学基础设施，拥有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讲英语的科技人员存量仅少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印度正在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开发人才资源，特别是高精尖科技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人才条件。随着印度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印度不仅有庞大的普通商品市场，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段消费市场。据印度材料，印度现至少已有1.5～2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被称为“新的消费阶级”， 他们是印度现代化发展特别是消费市场的关键因素。尼赫鲁很早就曾说过：“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出现，它将不像英、法、德和日本，而是类似美、苏、中那样的发展。前者国力的增长是伴随着领土扩张和对殖民地的征服；而后者力量的增长却主要靠的是（即使并非全部）其本身的资源、人口和广袤的地区。”
印度这些优势特别是科技教育的优势将极大地冲击东方传统文化中不适合现代化的糟粕部分，因此，人们可以不必过份担心旧传统势力的强大与根深，一旦旧传统势力被冲击到一定程度，它必将土崩瓦解。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现在迟于东亚，更晚于西方，但有了科技与教育的迅猛发展，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不愁旧传统势力的快速瓦解。
印度独立至今，各大政党政治家几乎异口同声决心把历史上曾经饱受异族统治屈辱的印度建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早在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对印度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做了明确的阐述：“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尼赫鲁在他一次著名的全国广播讲话中，也表示印度命中注定要成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最强大的国家。印度认为自己的国际地位不是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比，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印度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愿望更加强烈、更加自信，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的意志和举国一致目标。在印度“尽管政治家和战略精英们党派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都共同认为印度注定要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和国家之一”。毋庸置疑，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会把争取世界大国地位作为国家努力实现的对外战略目标。对此，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对这一目标是给予肯定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6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 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把印度视为与美、法、德、俄、中并列的世界上六大地缘战略国家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认为印度将成为冷战后世界七大或八大主要文明中心。
这里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卡尔·马克思和泰戈尔的至理名言。马克思早在150多早前就曾预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 印度这个诱人而伟大的民族必将复兴起来。”泰戈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东方文明的复兴前景做出瞻望。他在《中国和印度》中写道：“正像早晨的鸟儿，在天还没有完全破晓的时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在歌唱，宣告一个伟大未来的来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迫近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如果说马克思和泰戈尔的话还是预言的话，那么本世纪他们的预言已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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