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宗教、神话传说和东西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两汉论文,正史论文,神话传说论文,文化交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宗教的记录中，佛教最为丰富。
一、天竺和南亚诸国
1.《后汉书·西域传》首先记载了天竺即印度的佛教：“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浮图”即Buddha。
2.《魏略·西戎传》则载有佛诞生故事：“临儿国(Lumbini)，《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①“屑头邪”(? uddhodana)，后通译作“净饭王”或“白净王”，亦音译作“首图驮那”，相传为迦毗罗卫国国王；“莫邪”(Māyā)，意为“幻”，后通译作“摩耶”；“沙律”(? āriputra)，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后通译作“舍利弗”或“鹙露子”。
3.《魏略·西戎传》又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Buddha)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临”字乃“伊”字之讹，“伊蒲塞”应为upāsaka之对译)、桑门(′sramna)、伯闻、疏问、白疏闲(三者无考)、比丘(bhiku)、晨门(应即桑门)，皆弟子号也。……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②此处所谓“大月氏”应即贵霜王朝。因此，这既是有关佛教传入，又是有关贵霜佛教的重要史料。③
4.据《魏书·西域传》，小月氏国，应即寄多罗贵霜，“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谓‘百丈佛图’也。”“百丈佛图”，应即同传所见干陀国之佛塔：干陀国“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也。”④
5.《魏书·西域传》还载：乌苌国“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⑤
二、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诸国
1.《晋书·西戎传》首载西域南北道城郭诸国的佛教：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⑥
2.此后，《魏书·西域传》载疏勒国佛事：“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高宗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于猛火上，经日不然，观者莫不悚骇，心形俱肃。”又载朱居国“咸事佛”，①渴槃陁国“亦事佛道”。②
3.《周书·异域传》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又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Tasar-ma Samghārāma大伽蓝)，即昔罗汉比丘(bhiku)比卢旃(Vairocana)为其王造覆盆浮图(stupa)之所，石上有辟支佛(Pratyekabudaha)趺处，双迹犹存。”③
三、《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最早的记载。④
对于这些记述，有以下两点应该指出：
1.《后汉书·西域传》论曰：“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泾，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换言之，有关记载仅仅停留在表面。其实，如果对照《法显传》和《洛阳伽蓝记》之类记载，不难发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佛教的记载均甚粗疏，不独《后汉书·西域传》一篇。例如，北魏时期，扜弥国事佛，则未见记载。⑤又如，高昌国亦有佛教信仰，但不见于各史西域传；①诸如此类。
2.既然《后汉书·西域传》以下对于西域佛教的记载流于表面，远未能反映西域佛教的全貌，那么年代早于《后汉书·西域传》的《汉书·西域传》不载西域佛教事情就不能成为传文描述时代佛教尚未传入西域之默证，也不能排除传文客观上包含着一些关于西域佛教信息的情况，例如：
①《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山离国“俗重妄杀”，很可能客观上是对该国佛教的描述。
②《汉书·西域传》载车师后国王治名“务涂谷”。“务涂”一说是“浮屠”或“浮图”的音转。该地后来是可汗浮图城的所在地。②西汉甚至更早时期，车师国人于佛教已有模糊的认识，乃致以“浮图”命名其王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
佛教之外，各史西域传记载较多的是祆教。
一、《魏书·高昌传》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所谓高昌国的“天神”究竟是祆教之神，抑或是天体自然崇拜、道教的天帝神，学界曾反复讨论。③
二、《周书·异域传》载波斯国“俗事火祆神”，又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祆教之神既称“火祆神”，则《周书》之“天神”究竟与祆教有无关系，也还是不清楚的。
三、《梁书·西北诸戎传》载滑国“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一般认为此处“天神”与“火神”连称，应为祆教之神。滑国人信仰祆教，当在其人西迁中亚、与波斯人接触之后。④
与佛教记载相比，西域传关于祆教的记载更加粗疏和模糊。学界就高昌国人所事“天神”进行讨论，根本原因在于西域传的记载含混不清，未能指出其特征。
另外，应该指出，由于直到《魏书·西域传》才出现关于祆教的记录，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⑤最近，结合伊朗语文献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研究表明，祆教在公元4世纪初已传入中国，而西域之有祆神崇拜当不迟于这一年代。①
三
在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西域的重要宗教，除以上各种外，还有婆罗门教、摩尼教和景教等。虽然这些宗教的发源地均在西域，但在西域传中没有得到反映。
不仅如此，摩尼教早在公元3世纪末已经进入中亚，而后便在该地广为传播。②另外，有证据表明，吠哒人中就有景教徒，③但《魏书·西域传》以下均无只字提及。
与佛教一样，西域传中也可能包含若干有关祆教、景教、婆罗门教的隐性记述，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给予注意。④
又，《魏书·西域传》载乌苌国“婆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焉。”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是有关婆罗门教的记述。⑤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同传的记载表明北魏时期的乌苌国主要是信佛的。同传载赊弥国“不信佛法，专事诸神”。①“诸神”或者也是婆罗门教神祇。
四
除上述宗教外，西域传还记载了西域诸国一些神话传说。
一、西王母传说。《史记·大宛列传》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西王母，一说其原型可能是Anatolia的大神母Koubaba即Cybele，而与前14至12世纪存在于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国家Ugarit所崇拜的Anat等神祇亦有渊源。②
今案：西王母，在汉文史籍(如《穆天子传》)中，一直被置于极西之地，至《史记·大宛列传》始明确这位神祇在地中海东岸，这似乎正与西王母即Cybele说暗合。盖最初Cybele祇是诸神之一，前1180年左右赫梯帝国灭亡之后，被Anatolia新的征服者腓尼基人接受为族神，地位开始尊显，影响渐及整个地中海地区，为希腊罗马世界接受。
又，继《史记·大宛列传》之后，《魏书·西域传》有载：“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这也可以视为西王母与地中海文明有关的证明。
退一步说，即使其他汉文史籍的西王母另有渊源，上引《史记·大宛列传》和《魏略·西戎传》不过是在客观上将中国的西王母附会于地中海的地母神，也仍无妨视这些记录为地中海文明影响其以东地区的汉文证据。
二、乌哺狼乳——乌孙的始祖传说。《史记·大宛列传》：“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狼应该是乌孙的图腾兽。
三、胁生传说。《晋书·西戎传》载焉耆：“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狯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之为世子。”据研究，胁生是印欧语系特有的神话传说。③
今案：虽然焉耆国人属印欧语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此前并无其人胁生的传说。因此，此时出现的胁生传说可能得诸狯胡。关于狯胡之渊源，主要有二说，一说与羯族同源，①一说为悦般之前身。②如果胁生确为狯胡的传说，则前说优于后说。
四、龙王传说。《魏书·西域传》载，波知国“有三池，传云大池有龙王，次者有龙妇，小者有龙子，行人经之，设祭乃得过，不祭多遇风雨之困。”③
五
一般认为，西域是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游牧文化荟萃之地。其中，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罗马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中都是作为西域的一部分被记载的，而活跃于天山以北的游牧部族从一开始就是西域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且不说西域诸国与北亚游牧部族关系之密切。但是，各史西域传有关上述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记载却极少见，在兹只能就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作一概略的归纳。
一、汉文化
1.西汉与西域的交往开始后，特别是西汉开始在西域屯田以后，中国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例如灌溉、铸冶郊术)不断输入西域，促进了西域各地经济的发展。《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都城因得秦人而始知掘井，便是一例。④
据《汉书·西域传》，宛西诸国本“不知铸铁器”，“汉使亡卒降”，始“教铸作它兵器”。⑤
2.西汉与乌孙的联姻，也是汉文化西传的一个契机。据《汉书·西域传》，“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这无疑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汉文化输入。①
历代中原王朝均注意联合天山以北游牧政权诸如悦般、高车等，以抗衡塞北游牧部族，这种政治关系必然有利于推动汉文化向西域的输入，只是不见载于西域传而已。
3.除联姻外，西域诸国所纳质子回国继位，往往也伴随着汉文化的输入，西汉扶立鄯善王尉屠耆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据《汉书·西域传》载，汉“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其实，随尉屠耆归国的不仅是上述赠品，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质子在中原所接受的汉文化影响。
4.汉文化的先进性则是西域诸国向往中原王朝的根本原因。《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娶解忧公主之女为妻，“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5.由于地处交通要冲，高昌地区终于成为北方游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但它所受各种影响中还是以汉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盖自西晋开始在高昌设立郡县，诸凉因袭之，后虽称王独立，且一度受制于柔然等北方游牧部族，但汉文化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官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均与中原大同小异，甚至设学官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民间在信仰佛教、祆教的同时，亦有道教信仰，形成诸教并行的情况。②
6.除高昌外，这一时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西域国家见诸记载的尚有焉耆等。据《晋书·西域传》，焉耆国“婚姻同华夏”，《周书·异域传》所载略同。
7.由于西域绿洲诸国(即使其中的大国)毕竟势单力薄，往往在役属汉的同时又役属塞北或葱岭以西的强大政权，即所谓“两属”，③加上地缘因素，故而它们在文化上也受到来自塞北或葱岭以西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和汉文化结合起来，蔚为奇观，可惜西域传罕见这方面的记载。①
二、游牧文化
天山以北，主要是伊犁河、楚河流域，在公元前7世纪以降，先后被塞种、大月氏和乌孙占领。再往西，锡尔河流域则是另一个强大的游牧部族康居。公元5世纪以降，伊犁河、楚河流域有悦般、高车等继乌孙之后兴起方式。这些部族都是典型的游牧部族，游牧经济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面貌。由于这些部族对于天山以南西域地区的迁徙、入侵、控制与占领，游牧文化对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自然也会产生影响。②
1.塞种和大月氏。塞种的习俗和文化，只在西方史籍中留下一鳞半爪。
据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前521～486年在位)的贝希斯登铭文记载，大流士一世即位后不久，便渡过锡尔河征服了Sakā人。当时塞种不仅占有伊犁河、楚河流域，还占有这两河流域直抵锡尔河的广大地区。③在贝希斯登记功碑上，镌刻有作为波斯人俘虏的塞人形像：留着浓密的胡须，戴着又高又尖的帽子。这和希罗多德有关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④有理由认为，上述与波斯人为敌的塞种便是《汉书·西域传》所载“塞种”。
塞种占有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世纪末，他们可能也就是希腊诗人阿里斯铁阿斯描写其中亚旅行见闻的长诗《独目人》中提到的伊塞顿人。而据希罗多德记载，伊塞顿人有一种髑髅崇拜的风俗，⑤这种风俗在古代各不同民族之间流传甚广。阿里斯铁阿斯的记载是这种风俗的最早记录。
至于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期的大月氏的文化、习俗，我们所知少得可怜。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描述的时代，大月氏人已自天山以北迁往阿姆河流域，不过前者仍称当时的大月氏为“行国”。由此可以推知，他们在天山以北时，一定以游牧为生。
匈奴老上单于(前174～161年在位)曾打败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载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①类似的风俗亦见于希罗多德所载斯基泰人。②这种风俗与上述伊塞顿人的髑髅崇拜很可能是互为表里，或者说是同一风俗的正反面。既然匈奴以此施之月氏王之首，月氏又可能和塞种诸部之一Gasiani同源，则月氏人亦染此俗也未可知。③
2.乌孙。天山以北游牧文化对天山以南城郭诸国的影响，似可以乌孙为例。据《汉书·西域传》，无雷国“衣服类乌孙”；休循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尉头国“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但无雷、休循、捐毒、尉头与乌孙很可能只有相同的渊源，④彼此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亦未可知。
3.悦般。据载，悦般国于太平真君九年遣使朝魏，献“言其国有大术者，蠕蠕来抄掠，术人能作霖雨狂风大雪及行潦[水之池]，⑤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梁书·西北诸戎传》所载芮芮国的风俗相似：“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曀而不雨，问其故，以云。”这似乎可以看作塞北与天山以北地区游牧文化相互影响之一例。
4.高昌。《梁书·西北诸戎传》载，高昌国“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
。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周书·异域传》亦载，高昌“服饰，丈夫从胡法。”“胡法”可能指塞北游牧部族的风俗，“辫发”之类便是证据。①这也是西域受塞北游牧文化影响的实例。当然，天山以南各国有许多田畜兼营，而且有的可能原来也是游牧部族，其服饰与北方部族类似不足为怪。
三、印度文化
《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首次西使时在大夏亦即巴克特里亚发现邛竹杖、蜀布，询问得知乃大夏国贾人“往市之身毒”。这是汉文史籍对张骞首次西使之际中亚吐火罗斯坦一带与南亚次大陆来往的最早的报道。
印度文化对西域最重要的影响是佛教的传播。一般认为，佛教是经由所谓丝绸之路亦即经由西域南北道传入中原，但佛教在西域亦即塔里木盆地流传却晚于中原，②时间可能已在东汉中后期。在此之前，只有一些蛛丝马迹。
佛教传入南北道后，逐步形成了若干个中心，最主要的有龟兹、疏勒、于阗、焉耆、鄯善、高昌等，如前文所列。
此外，据《后汉书·西域传》，东汉之初，匈奴曾“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③龟兹贵人取名“身毒”，似乎亦可视为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④
四、波斯文化
《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汉书·西域传》称：大月氏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安息即帕提亚波斯。凡此均可视为波斯文化对波斯以外西域地区之早期影响的证据。如前文所列，最主要的影响自然是祆教的传播。
此外，《魏书·西域传》载：“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假言虑有寇不达。羊皮言状，显祖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于阗王留波斯驯象及珍物，盖珍视之。这也许可以视作波斯文化影响于阗之一例。
《魏书·西域传》又载：“吠哒国，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至文成帝时已八九十年矣]。衣服类[胡]，加以缨络。头皆剪发。”此处所谓“胡”，一般认为指波斯。盖“剪发”乃伊朗之风，吠哒西迁后始染此风。
除吠哒外，剪发之民，据《晋书·西戎传》，有焉耆和龟兹；①据《魏书·西域传》，有悦般。今案：既然《周书·异域传》称波斯人有剪发之俗，而《梁书·西北诸戎传》又载波斯附近之末国亦有类似习俗，则指剪发为波斯之风，不为无据。
四、希腊罗马文化
《史记·大宛列传》于塞琉古叙利亚和托勒密埃及这两个希腊王国有简单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以下各传则对此后兴起的罗马势力有较多的描述。但是就希腊罗马文化对东部西域，主要是所谓中亚地区的影响则语焉不详，可以指出者，仅仅以下数处：
1.《史记·大宛列传》称：“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②西王母果指Cybele，则可视为地中海文化影响波斯在汉文史籍中留下的痕迹。
2.《史记·大宛列传》载条枝国“善眩”，又称安息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③这是见诸汉文史籍的希腊化埃及与波斯交往的记载，盖黎轩即托勒密埃及王国。④
3.《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西汉使者文忠曾“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杀罽宾之塞王，立容屈王子阴末赴为罽宾王。一说阴末赴应即可比定为希腊王Hermaeus。⑤果然，这不仅是汉人和希腊人的最早接触，也是希腊人在南亚次大陆活动的重要记录。
4.《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以及《魏略·西戎传》)以下均以较大的篇幅记载了所谓大秦国的盛况。所谓大秦，应即罗马帝国。这些有关大秦的传记虽说是汉人的记录，但多得诸西域诸国。《后汉书·西域传》：“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从这些不无夸饰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罗马帝国在当时西域人心目中的地位。《魏书·西域传》：“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与其说罗马文化与汉文化有某些类似之处，不如说在“外域”人心目中罗马文化堪与汉文化媲美。①
六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之间以及诸国与中原王朝、塞北游牧部族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往往有文化的色彩，这是异种文化交流乃至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以下仅举见诸《汉书·西域传》的一则较直接而明确的记录，以见一斑：“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酷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遣焉。”给遗帷帐锦绣何尝能够消除语言、文化隔膜给汉公主带来的寂寞和痛苦?
①②《魏略·西戎传》此则有各种异文传世，见内田吟风.魏略天竺临儿传遗文集录考证[A].惠谷先生古稀记念：净土の教思想と文化[C].京都：佛教大学，1972.1013～1022.有关考证除见内田氏此文外，见藤田丰八“佛教传来に关する魏略の本文につきて”，《东西交涉史の研究》，星文馆，昭18，pp.389～406；方广锠.浮屠经考[A].国际汉学[C]，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47～256.
③关于月氏和贵霜的佛教，参看羽溪了谛著，贺昌群汉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96～157.
④干陀罗佛教，可参看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17～340.另可参看羽溪了谛著，贺昌群汉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357～370.
⑤《洛阳伽蓝记》卷五称，乌场(即乌苌)“国王精进，菜食长斋，晨夜礼佛。”
⑥《晋书·吕光载记》：“[光]又进攻龟兹城，夜梦金象飞越城外。光曰：此谓佛神去之，胡必亡矣。”龟兹之佛教，参看羽溪了谛著，贺昌群汉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264～290.
①羽溪了谛著，贺昌群汉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235～241.以为朱居信仰大乘佛教。
②疏勒之佛教，参看羽溪了谛著，贺昌群汉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391～299.
③《洛阳伽蓝记》卷五：“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Tathagāta)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今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彩，莫能审之。”
④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37～39.
⑤《洛阳伽蓝记》卷五：“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罍 (案即扜弥)城。[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僧众。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父老传云：此像本从南方腾空而来，于阗国王亲见礼拜，载像归，中路夜宿，忽然不见，遣人寻之，还来本处。王即起塔，封四百户以供洒扫。户人有患，以金箔贴像所患处，即得阴愈。后人于此像边造丈六像及诸像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
①羽溪了谛著，贺昌群汉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299～305.
②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491～493.
③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A].国学研究[C]，第三卷：335～353.
④《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吠哒人“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好祀鬼神”，或指祆教之神。
⑤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A].陈垣学术论文集[C]，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305～307.此文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
①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A].国学研究[C]，第三卷：335～353.王炳华.从新疆考古资料看中伊文化关系[A].，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C]，(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4～101.
②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M].北京：中华书局，1987.35～45.
③克里木凯特著，林悟殊汉译.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M].淑馨出版社，1995.8～13.
④《后汉书·班梁列传》载：“是时于窴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窴。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
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祆教在中国的初传[A].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C].文物出版社，1998.102～112.以为这是当时于阗信仰祆教的证据。
⑤《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汎杀商人。盘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乌场国学婆罗门呪，四年之中，尽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呪龙。龙变为人，悔过向王。王即徙之葱岭山，去此池二千余里。今日国王十三世祖[也]。”范祥雍校注以为“此婆罗门谓婆罗门教，奉梵王为主，佛教徒视为外道。”今案：《洛阳伽蓝记》卷五又载，干陀罗国“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吠哒所灭，遂立敕懃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云云。这似乎表明婆罗门未必是婆罗门教徒。
①《洛阳伽蓝记》不见赊弥国“专事诸神”的记载。在《魏书·西域传》中，赊弥与乌苌，与朱居以下七国为一组，据云乃采自惠生行记。而《洛阳伽蓝记》卷五有关部分乃杂录惠生行记、道荣传、宋云家记而成，与《魏书·西域传》取舍不尽相同。
②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国古代神话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史学”56～3(1986)，pp.61～93.
③说详饶宗颐.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A].燕京学报，新第3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5～28.
①周一良.魏晋南北朝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7～118.
②郭平梁.匈奴西迁及一些有关问题[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民族史论丛[C]，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103～113.
③《洛阳伽蓝记》卷五载：波知国“有水，昔日甚浅，后山崩截流，变为二池。毒龙居之，多有灾异。夏喜暴雨，冬则积雪，行人由之，多致艰难。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无见。祭祀龙王，然后平复。”又载：汉盘陀“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汎杀商人。盘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乌场国学婆罗门呪，四年之中，尽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呪龙。龙变为人，悔过向王。王即徙之葱岭山，去此池二千余里。”
④《汉书·西域传》师古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⑤《汉书·陈汤传》亦载，乌孙因得“汉巧”而改变了过去“兵刃朴钝，弓弩不利”的情况，提高了战斗力。
①《后汉书·耿弇传》载：“……[耿]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宋书·乐志》：“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
②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A].吐鲁番[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26～85.；姜伯勤.高昌胡天祭祀与敦煌祆祀[A].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77～505.
③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的“两属”现象——兼说贵霜史的一个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2)：1～5.
①《洛阳伽蓝记》卷五：“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时所作。”尼雅所出佉卢文和汉文简牍，形制类似内地，也说明同样的问题。
②由于高车的活动习惯上被归入塞北史的范畴，在此不予涉及。
③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3.
④希罗多德《历史》(Ⅶ，64)：“属于斯基泰的Sacae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著裤子，带着他们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王以铸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p.494。这里描写的是随同薛西斯一世(前486～465年在位)远征希腊的塞人战士。穿裤子是游牧人的典型装束。
⑤希罗多德《历史》(Ⅳ，26)：“据说伊塞顿人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一起食用。至于死者的头，则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就和希腊人为死者举行年忌一样，每个儿子对他的父亲都要这样做。至于其他各点，则据说这种人是一个尊崇正义的民族，妇女和男子是平权的。”见王以铸汉译本，pp.275～276.
①《史记集解》(《大宛列传》)引韦昭曰：“饮器，椑榼也。单于以月氏王头为饮器。”晋灼曰：“饮器，虎子之属也。或曰饮酒器也。”《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师古曰：“《匈奴传》云‘以所破月氏王头共饮血盟’，然则饮酒之器是也。韦云椑榹，晋云兽子，皆非也。椑榹，即今之偏榹，所以盛酒耳，非用饮者也。兽子，亵器，所以溲便者也。椑，音鼙。”
②希罗多德《历史》(Ⅳ，65)，“……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首级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末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作杯子来使用。”见王以铸汉译本，p.290。
③关于髑髅崇拜，参看重松俊章《髑髅饮器考》，《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京都，弘文堂，昭9，pp.173～189；白鸟清《髑髅の盟に就て》，《史学杂志》39～7(1928)，pp.734～735；《髑髅饮器使用の风习と其の传播(上、下)》，《东洋学报》20～3(1933)，pp.121～145；20～4(1933)，pp.139～155；Ma Yong，“A Study on‘Skull-Made Drinking Vessel’”，Religious and Lay Symbolism in the Altaic World and otherPapers,Wiesbaden,1989,pp.184～190.
④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10～215.
⑤据《太平御览》卷七三七补。
①白鸟库吉.亚细亚北族の辫发に就いて[A].白鸟库吉全集[C]，卷五，东京，岩波，1970.231～301.
②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③《梁书·西北诸戎传》亦有类似记载。
④《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左末(且末)“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时所作”，可以视为印度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之一例。
①《周书·异域传》亦载焉耆国人剪发。
②《汉书·西域传》亦载条支国“善眩”以及“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则是承袭《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
③《史记索隐》(《大宛列传》)曰：韦昭云：“眩人，变化惑人也。”《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所传略同，师古注引应劭曰：“眩，相诈惑也。邓太后时，西夷檀国来朝贺，诏令为之。而谏大夫陈禅以为夷狄伪道不可施行。后数日，尚书陈忠案《汉旧书》，乃知世宗时黎轩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师古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后汉书·陈禅传》：“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④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82～209.
⑤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p.339～343，416～420，469～473.
①《史记正义》(《大宛列传》)引万震《南州志》：“大月氏……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这也是中亚地区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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