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9(2008)04-0033-03
一、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时期的政治发展理论
总体上讲，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时期的政治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打上了现代化理论的深刻烙印，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也是分不开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二战后，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迅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领导者，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对美国的发展充满了新奇和崇拜。同时，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又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策略的研究，其目的是论证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诱使这些国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把它们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开现代化理论的先河，引起巨大反响。经济发展过程之外，在美国最早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学者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60年他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一书吸引了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趣。到60年代中期，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一时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中心。
从价值取向来看，50年代至60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以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为摹本的，认为政治发展就是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塞缪尔·亨廷顿对6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学者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做了精彩的概括。他指出：“到6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著作详尽阐述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对发展中社会的重要性，分析了这些社会可能走向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广泛接受这些目标也意味着接受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物，简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P333)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包含两个政治变量：(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他认为“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2](P362)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认为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历史便是落后国家今后发展的道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就是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它们借重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试图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等政治目标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理论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那么，如何实现上述的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呢？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50年代至60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发展主要就是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路径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虽然，在60年代对政治发展的研究中，至少有三大流派（以戴维·伊斯顿和阿尔蒙德为代表的系统—结构功能研究学派，以丹尼尔·冶纳和卡尔·多伊奇为代表的社会过程研究学派，以西里尔·布莱克、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小巴林顿·摩尔、白鲁徇、S·N·艾森斯塔德为代表比较历史研究学派），政治发展的学术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流派、著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发展的每个阶段起源于先前的阶段，并孕育着下一个阶段，新的阶段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发达的政治状态。现实世界可浓缩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从这一架构出发，政治发展研究者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不发达。差异程度越大，传统性越强，政治发展阶段越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发展的前列，已经进入了“现代”阶段，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传统”阶段。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事实上，早期的许多工作都把政治发展看作与政治现代化等同……几乎全部工作都集中在研究从传统的、乡村、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城市、工业社会的整个变革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上。”[3](P263)
50年代至6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精心构建的政治发展理论受到了实践的严重挑战，繁荣的政治发展研究和萧条的政治发展实践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模式给许多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大多数并不是进步与发展，而是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贫富悬殊。而且，那些一度被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容或干脆应该被替代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顺应现代化的潮流，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弹性和适应能力。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和失真，促使学者们开始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
二、20世纪70年代时期的政治发展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率先摆脱了多数人对西方民主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上，这个阶段的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了对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
亨廷顿公开地把维护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作为政治发展的价值。亨廷顿从二战后实际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出发，认为美国和西方的一套价值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权威的政治秩序和保持政治稳定。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基本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其一，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功能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4](P1)其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想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反而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衰败。其三，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政治上的动荡越严重。所以，亨廷顿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4](P7)所以，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政治稳定。“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3](P155)“秩序”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没有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持续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出现中断、没有希望根本改变政治体系的政治力量和运动。但是，亨廷顿强调：政治稳定并不是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不是静态的政治状态，而是在动态和发展中的稳定，不变的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基本的组织结构。
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4](P73)政治稳定同政治参与是并不矛盾的，一个政治体系正是要通过扩展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其他积极的政治手段来获取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发达政体和不发达政体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亨廷顿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大量实证分析后认为，造成这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和政治衰败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急剧变革，各种社会集团被动员起来迅速参与政治，而它们的政治体制发展滞后，低水平的政治制度化不能够提供合法的足够的政治参与渠道来满足政治参与的要求，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4](P12)亨廷顿用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项指标来衡量。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组织越复杂、自主性越强、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所以，政治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政治制度化是消除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顽症的最根本的办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政治制度化的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不稳定、腐化、独裁和暴力。
比起早期的正统现代化论者，亨廷顿坚持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情出发，使政治发展理论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但离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还相距甚远。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试图弥补现代化理论的局限，但实际上他的政治发展理论并没有完全摆脱现代化的范式，他仍然接受的是传统—现代的两分法，他所论证的政治发展仍然是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政治变迁，而传统—现代的两分法一开始就遭到强烈的质疑，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截然划分为纯粹的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这样的划分显然严重与社会史实不符；其次，他的“制度化”的标准具有明显的概念化、形式化特征，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国家的特征。正因如此，虽然亨廷顿暂时弥补了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随着70年代后现代化理论的式微，政治发展理论也随之步入衰落。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理论
西方政治思想异彩纷呈，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历史学界又开始兴起制度研究的热潮，人们把这种新的制度分析热潮称为新制度主义。西方对制度研究兴趣的复活首先出现在经济学界。受凡勃伦、康芒斯等老制度经济学家的影响，为了克服二战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忽略制度因素的缺陷，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先后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等重要著作，提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来解释经济变迁，建构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罗纳德·科斯、德姆塞茨、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奥里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共同形成了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同时，进入20世纪80年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整合研究的趋势不断增强，政治学日益与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交叉、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经济学家已经从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切入政治领域。新制度经济学描述制度变化的概念是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理论既有经济利益的转移与再分配，也涉及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正因如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涉足了政治领域，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也由此获得新的内容，也体现出新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
从价值取向上看，诺斯的路径依赖原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对非西方的本土性文化、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的研究，使寻求单一政治发展模式的努力转向对具有多元本土发展模式可能性的探讨。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西方式政治发展的道路？为什么有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诺斯通过考察西方近代经济史后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就好像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良性的状态，就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之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发展，其它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另一种是恶性状态，就是某种制度的轨迹形成之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经济发展，那些与这种制度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锁定”状态。由于设计成本、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一种制度形成之后，便具有一种自我捍卫和强化的功能，一旦人们选择了某种制度，惯性的力量就会使它继续存在一段时间，而不管它是否有效率。所以，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5](P1)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的原因是和其初始制度和历史传统分不开的。实际上，诺斯的路径依赖原理提出了政治发展新的价值观。所以，“政治发展不是不顾自身传统的发展，而是基于各国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状况基础上，有利于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正视各国各自的传统，以传统为基础，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为目标，创造性地走出各国自己的政治发展之路。”[6](P267)
发展中国家如何创造性地实现本国政治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政治发展的道路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指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7](P384)这种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来自于基层，程序为自下而上，顺序为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先外围后向核心突破相结合。其优点是：具有自动的稳定功能，避免政治变迁过程中的重大政治动荡，随时可以修补制度变迁中的问题，降低决策失误率；其缺点是核心制度难以突破，改革的时间长，极其容易导致“双轨制”的存在，给政府官员创造“寻租”空间。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它以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程序是自上而下的激进性质的变革，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新旧体制的更替，能够克服变革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但是，由于其变革的力度很大，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抓住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两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协调起来，促进经济和政治的良性发展。
［收稿日期］2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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