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对台工作——论邓小平在开辟海峡两岸关系新前景中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辟论文,对台论文,作用论文,景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月30日，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进一步阐释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在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江泽民的讲话指明了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受到海内外同胞的热烈欢迎。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于祖国统一大业十分关注。近十多年来，邓小平孜孜不倦地探索实现祖国统一的方式和途径。在他的领导下，党的对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海峡两岸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提出“一国两制”新构想开拓对台工作新视野
进入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我们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的这一根本性战略转变，决定和影响着中国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外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中日两国缔造和平友好条约；美国承诺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此外，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热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新构想。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国两制’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①
还是在“文革”后期，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就已经开始思考着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式。1974年10月2日，他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曾指出：解放台湾有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即使台湾解放，我们也不会把大陆的政策搬过去。②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中，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一国两制”的萌芽。
后来，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萌芽，在1978年10月同日本签订中日友好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联想到，解决钩鱼岛这类争端问题，能不能也像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一样，用和平的方式，不用战争的方式。当时，邓小平围绕着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如1978年10月8日会见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③他还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④这些谈话，把“一国两制”构想的一些主要思想表达出来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首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标志着中共新的对台方针提出。
同年1月，邓小平访美。访美期间，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他明确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⑤他还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它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所谓保留就是它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变……这个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⑥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勾画出中共关于统一后台湾社会的大体轮廓，初步形成了“一国两制”思想。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解决’”⑦。首次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科学概念。1984年10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把这一科学概念概括为“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这一构想，首先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得到成功的运用，受到海内外同胞及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它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并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两岸必须统一；两岸统一是一个国家内部事务，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两岸统一后，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首都在北京，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图谋。
——采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统一祖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但是，如果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干涉，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通过谈判达成统一目标。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只能由海峡两岸中国人谈判、协商来完成。我们主张国共两党平等谈判，谈判中可有其他党派、团体中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只要双方尽早坐下来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总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
——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两岸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国家统一后，中国的主体——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
——全国发展两岸关系。在祖国统一前，首先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通过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增进相互了解，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共同抵制“台独”，为和平统一制定有利条件。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既坚持了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则，又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与其他模式相比，它是解决台湾问题最为合情合理、现实可行的方案。
发挥统战组织作用推动对台工作开展
开展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不仅是全党的大事，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事。发挥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是做好对台工 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主持全国统战工作。为了适应祖国和平统一的新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
1979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对我国社会阶级状况进行了全国分析之后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划分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两大部分⑧。同年9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是台湾归回祖国、统一祖国的问题。统一战线的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⑨之后，1979年10月19日接见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代表时，他在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⑩在理论上首次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应该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一切爱国人士。只要是赞成统一祖国，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要团结。
人民政协，是我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人民政协积极贯彻党的对台方针，开创了对台工作的新局面。
1978年五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后，重建了对台宣传工作组（1983年9月取消对台宣传工作组，成立了祖国统一工作组），对台湾同胞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工作，广交朋友，宣传政策。
在大力开展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宣传方面，人民政协做了不少工作。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当天下午，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大型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已提到具体日程上来。(11)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会的讲话中，又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强调要始终放在重要议事日程。(12)同年春节，全国政协发表《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表达了对台湾同胞的亲切关怀，希望台湾各界人士继续努力，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也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顺应民意，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走爱国统一的道路。
人民政协还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对台工作政策。五届政协成立以后，先后组织7个大型落实政策调查组，分赴北京、湖南、云南、广东、河北等地，调查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情况，落实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亲属政策等情况，并将调查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及有关部门，并对需要安排的台胞、台属和起义投诚人员，分别作了妥善安排。
我国各民主党派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原国民党军队人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台湾同胞有着源远流长、极为密切的社会联系，因而他们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中能做许多工作。邓小平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在实现祖国统一中的这一特殊作用。
1979年10月，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各党派均制定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党的奋斗纲领。10月19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民主党派提出诚恳希望。在邓小平讲话的鼓舞下，各民主党派利用各自的优势，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做了许多工作。
民革主席朱学范，长期担任邮电部部长，他在1980年政协新年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实现通邮通电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的发言，提出了实现通邮通电的意见和具体步骤。受到中央领导部门的重视。1990年春全国政协七次会议上，民革组65位委员联合提出《进一步加强祖国统一工作的意见》的提案。并附有三个附件，对两岸经贸关系、文化交流和“三胞”接待工作提出比较详细的建议。此提案被评为政协的优秀提案。
1979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往来有了长足发展。到1992年两岸的经贸额已突破80亿美元，台资在大陆投资企业7500余家，投资金额超过100亿美元。这些资金、技术项目的引进，与民主党派成员的关系和工作分不开。民建和工商联从1985年到1989年就协助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达19亿美元。
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邓小平多次说过：“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因此，对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他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出访美国前夕在答记者问时公开表示：“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的统一问题。”(13)同年10月，邓小平再次发出呼吁：“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14)
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籍华人科学家时着重指出：“国共合作，首先是平等的合作，平等的商量，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两党商谈。”他说：“我们同很多人讲过第三次国共合作，过去我们讲‘国共合作’，现在我们并不讲‘共国合作’。”(15)邓小平的话语引起满堂笑声，在座的科学家都为中央领导人的宽广胸怀和坦诚态度所感动。
6月26日，邓小平与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话，再次向台湾当局表达了谋求两党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如果台湾当局能这样做，历史会把蒋氏父子及一切致力于中国统一事业的人写得好一些。(16)
海峡两岸人民毕竟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蒋氏父子在台执政40年，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我们和蒋经国都讲一个中国，他的一个中国是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但我们之间毕竟有共同语言，那就是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这个“共同语言”，也就是邓小平对台湾当局希望所在。
台湾同胞具有爱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发表以后，台湾各界同胞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于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邓小平多次给予高度赞扬。
1979年6月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持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17)同年10月，他又指出：“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一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宝贵贡献。”(18)
1982年12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增选的全国政协常委马壁教授和原任台湾大学教授、由美国回国定居的范寿康先生，对他们说：台湾总是要回归，祖国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个头，你们的行动是会产生影响的。(19)他勉励两位教授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贡献力量。
1983年6月，杨力宇教授访问北京时向邓小平反映台湾方面——包括国民党若干高层人士对叶剑英提出的九点方针的看法和顾虑。邓小平借此机会，进一步阐明他对实现大陆与台湾统一的设想。谈话间，对杨力宇等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称赞说：“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20)
1987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旅美台胞李远哲教授和李政道教授夫妇时，称赞他们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他说，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蒂固，不发扬光大，我们是没有什么光彩的。还说，祖国统一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人民。统一祖国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21)
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努力扫除和平统一障碍
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因此，它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障碍。
自1972年中美关系有所突破以来，美国一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玩弄所谓“双轨政策”。一方面，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体现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不断表示不能抛弃台湾这个“老朋友”，坚持售台武器，把台湾视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台湾保持近似半官方关系。这一立场集中地体现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立即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
美国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无疑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设置了新的障碍。为了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主权完整，扫除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障碍，邓小平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
早在1977年8月，美国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商谈中美建交事宜时，邓小平就明确向他指出：中美关系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22)
从1978年7月起，中美双方开始了建交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向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发表谈话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23)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美双方的了解，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邓小平于1979年初对美国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访美期间，中美双方领导人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的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特别强调：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24)
然而，在中美正式建交不久，1979年3月底，美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其基本精神和许多具体规定都违反了建交公报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中国对于《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感到愤慨。
4月19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25)
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对台政策。
美国对台政策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邓小平表示，如果美国做得过大，双方关系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关于解决在中美关系新格局下由台湾问题而引起的矛盾，中美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个公报——“八·一七公报”。
在“八·一七公报”公布前，邓小平于8月17日上午接见恒安石大使，请他向里根总统转达下述口信：
一、中美八一七公报已正式达成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公报中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这一规定在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中国不希望看到由于玩弄数字和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公报中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
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误解。
三、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做出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一层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26)
“八·一七”公报保持了发展中美关系原则的连续性，反映出中美双方为克服前进中的障碍所做的共同努力和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这一切又是与邓小平的艰辛努力分不开的。
注释：
①(16)（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31、31页。
②《再造中华辉煌——邓小平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③④《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⑤⑥《世界知识》，1979年第5期。
⑦《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
⑧⑩(14)(17)(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203、206、186、206页。
⑨《统一战线工作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第66页。
(11)(12)(13)(15)(21)《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第146、173、160、270、264、357-358页。
(22)(23)《跨越鸿沟》第295、317页。
(24)(25)(26)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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