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差距及其政策建议——访中国科学院胡鞍钢博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科学院论文,鞍钢论文,中国论文,差距论文,博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地区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缩小贫富地区差距的思路，不是“压高就低”、“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等，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
欠发达地区应当学会利用差距，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积极建立“造血机制”，通过率先改革、全面开放寻求自身发展。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从“九五”时期开始，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并列为今后一项长期发展任务。
中国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胡鞍钢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为中央领导决策以及中央确定这一方针直接提供了学术背景。
199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下，胡鞍钢开始酝酿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研究。他首次按人均GDP相对全国平均水平标准划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并分析地区差距变化及特点。1994年6月，胡鞍钢在中央党校省地级领导干部班上作了《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优先位置》的报告，提出应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列为“九五”计划以及今后长期的重要发展方针之一。
就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的胡鞍钢博士。
记者：为什么说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
胡鞍钢：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说，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早在本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建国初期，中国各地区经济不平衡格局及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十分明显，全国工业的70%分布在沿海地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甚大。尽管五、六十年代中央政府实行均衡发展战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1963～1965年间，中国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总体相对差异系数（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人均国民收入相对于全国人均水平的偏离程度）为74%，“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上升为81.3%和94%；“五五”时期地区相对差异系数达到最高点，为98.1%。
记者：改革以来中国地区差距有哪些变化和特点？
胡鞍钢：（1）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特点。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甚大，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贡献作用大为不同。1979～1992年，GNP年均增长率较高的省份是广东、浙江、福建，分别为13.3%、12.5%和11.6%；山东、江苏和新疆均为11.1%；海南（1987～1992年）为12%。这7个省区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是黑龙江、青海，为6%和6.2%，山西、辽宁、天津、上海等省市年均增长率在8%以下。最高增长率与最低的相差7.3个百分点。另外，1992年以来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更大的差异性，其不平衡性直接导致了各地区GDP总量在全国比重呈显著变化：上海、天津和广东GDP总量由1978年的第1、8、5位变成1992年的第9、22、1位，浙江和福建在全国的位次都有上升。同时，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不平衡十分明显，这也是导致各地区GDP增长率不平衡性的重要原因。1979～1992年，工业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和山东，分别为21.1%、19.8%、18.5%、18.3%和15.6%；工业增长率最低的地区是西藏、黑龙江、甘肃、上海、宁夏和内蒙古，分别为3.7%、7.1%、8.4%、8.5%、9.3%和9.3%。工业总产值最高增长率与最低的相差17.4个百分点。
（2）改革以来地区发展差距变化特点。1979～1990年期间，各地区人均GDP，最富与最穷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不断缩小，而绝对差距不断扩大。但“八五”期间中国地区人均GDP差距发生令人关注的新变化：其一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和绝对差距出现上升趋势。地区人均GDP总体相对差异系数，1990年为64.2%，1993年上升为70.9%；而地区人均GDP总体差异由1133元扩大为2220元。其二，最富与最穷地区人均GDP相对和绝对差距出现扩大趋势：上海与贵州人均GDP之比，1990年为7.3倍，1994年为9.9倍，两者之差，1990年为5785元，1994年扩大为13000元。
中国不仅在各省区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经济差距，即使在同一省区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实质是城乡之间的差距。1992年中国最富的珠海市区与最穷的贵州晴隆县人均GDP之比为86倍，两者人均GDP差高达28069元。
（3）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属于地区差距最显著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地区差距高于世界上地区差距比较大的前南斯拉夫和印度的相应指标，同时也比发达国家（30年代）如挪威、美国和意大利历史上出现的最大值还要大。今后各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性还将十分明显，它已构成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全国人民小康目标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记者：中国产生地区差异扩大以及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产生哪些影响？
胡鞍钢：地区差距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和体制因素。具体原因包括六个方面：
（1）发展起点低下的制约。发展起点越是低下，对以后的发展制约作用就越强，而且对一定发展过程中绝对差距扩大具有重要作用。（2）市场失效自发促进地区发展差距扩大。市场经济本身也会引起收入分配不公平，自发促进各地区经济差距扩大。（3）“政策失效”加剧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政策失效”是指政府的过度干预或对某些地方实施优惠或歧视政策。目前，中国地区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不平衡格局十分突出。（4）中央财力下降不利于控制地区差距。世行专家认为，中国在90年代实现财政转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5）工农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影响地区差距。中国现代社会这三大差距与三对主要利益集团矛盾（工农矛盾、城乡居民矛盾、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三大差距的不断扩大就意味着三对利益集团矛盾不断扩大。（6）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轻、重工业模式、农村工业化模式、贸易模式以及所有制模式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中国地区不仅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工业化发展不平衡性，市场改革不平衡性以及对外开放不平衡性，互为因果。
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如果在今后一段时期不能控制相对差距扩大，那么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严重后果，引起较高失业率和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率，使宏观经济不稳定，并直接损害欠发达地区的利益，使人才、投资、资源效益外溢。在地区经济差距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是难以维持的。经济发展只能成为逐步缩小地区间过分悬殊差距的理由，而绝不能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
记者：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您对中央政府有哪些政策建议？
胡鞍钢：归纳起来，基本思路有四个：一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坚持社会扶贫、机会平等、公平与效率兼顾、政治民主及经济民主五大原则；二是调整地区发展战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三是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央政府是扮演利益调节者的唯一角色，对解决占全国人口近2/3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具有重大责任。四是正确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必须坚持平等竞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原则。
解决中国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政策上作调整是必要的，但重要的是从制度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途径和办法。这不仅从短期着眼，也基于长期考虑。
（一）建立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协商制度。一是重新调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人选，委员由30个省、市、区各出一位代表组成，由中央代表任主任。二是专职审计中央两大经济资源分配方案；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委提出的重大投资项目分析方案；由中央财政部提出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方案。同时，审计涉及全国性的重大公共政策，采取“一省一票，多数决定”的投票原则，并按宪法规定上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二）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取消1993年按原财政基数返还的做法。分税制应坚持“统一税率、公平税赋”与“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成比例”的原则；二是按人均GDP水平实行有区别财政转移支付，原则上人均GDP水平越低的地区，人均中央财政援助额就越高，反之则低。并对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过分悬殊的差距起均衡作用；三是财政支出应以中央对地方的纵向援助转移为主，以发达地区多提供一些财源横向“对口支援”为辅；四是改变援助方式，中央财政援助主要用于欠发达地区开发人力资源以及帮助建设基础设施。
（三）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定全国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它由“五大公共服务工程”构成：全国基础教育目标、基本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用电最低标准以及农村贫困人口最高标准，援助那些低于（或高于）这一标准的省区，实现2000年“人人受教育”、“人人健康”、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人人有水喝”和“村村有电用”以及“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
（四）在中西部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一是对公共投资实行重点分配制度，有区别地规定地方配套资金比例，对占全国总人口近2/3的欠发达地区投资比重逐步达到2/3。二是开辟多种资金渠道，支持和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铁路、国道、通讯等交通设施。三是允许投资者获得铁路、国道等沿线土地使用权和房地产开发权。四是大规模建设中西部的铁路和公路设施。五是大规模开发中西部能源基地，兴建大型水利设施和治理大江大河。
（五）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流动，促进资本向落后地区流动、信息向欠发达地区传播、技术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扩散、生产资料地区间流动、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转移等等。
（六）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方资源税应全部划分为地方税种，主要用于当地资源保护、环境治理、矿产勘探等；取消对各类资源以及原材料价格控制，使少数民族地区真正从资源开发和资源交换中获益；国家政策银行应设立少数民族信贷资金，援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国家应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重点项目投资并安排一定资金比例，可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