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趋势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所经历的充满巨大变改的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充满无限生机和挑战的21世纪正在来临。
在世纪之交的前夜，甚至早自8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有识之士就开始探讨未来世纪世界发展的前景及本国应当采取的战略和策略，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普遍地把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看作是关系到本国在未来世纪国力兴衰和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各国政府和公众如此重视21世纪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那么面向21世纪，或者说在可预见的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的走向如何？有哪些基本的发展趋势？本文试图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大体上描述一下这些发展趋势。
我认为面向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有七大基本趋势。
一、高等教育与产业界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据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总趋势的调查研究，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认为，从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教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密切，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强大。在欧洲和北美各国，很多高校都由教会主办，培养教士或牧师曾是当时高等学校的主要功能之一。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主要特征则是民族国家的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对教育的影响强大。高等教育日益国家化，国家成了20世纪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企业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强有力，市场需求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和在未来与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主要在于高等教育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机构已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向了社会大舞台的中心。在古希腊时代，高等学校只是极个别贵族知识分子及其弟子进行哲学思维的场所；中世纪的大学则主要是向极少数富家子弟传授人文科学知识和绝对道德真理的圣殿。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古典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成了推动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战以来，高等学校越来越成为高深知识生产、传播、存储和应用的组织，成为社会的一种核心机构。有人把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提出了高等教育轴心论。高等教育轴心论的理论基础有两个，一个是知识产业论，另一个是后工业社会化。知识产业论是美国教授弗里兹·马克卢普1962年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布》一书中最先提出的。马克卢普指出，在美国存在着一个知识产业群，包括主要从事生产知识，接收、处理和传播知识及其工具的组织。知识的生产包括新知识的创造和向更多的人们传播已有的知识。马克卢普列举的知识产业集团有：教育、研究与开发、艺术创造与交流、传播媒介、信息服务及信息设备生产。其中教育是知识产业中最大的集团。在美国的所有产业中，知识产业是发展和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产业。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7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最早提出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纳斯比特认为，“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败的关键因素”。
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首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专题报告，明确界定了“知识经济”的含义，并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测度。1997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也采用了“知识经济”的说法，今年5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纪念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中也明确提出“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上述知识产业论、信息社会论、知识经济论，以及后工业社会论等等，都包含着下述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几个重要思想：
第一、知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核心因素在于知识的掌握、创造、传播和应用。
第二、知识阶层越来越成为起引导作用的社会集团。这里的知识阶层主要不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集团，而是指那些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加工、传播和应用的知识分子集团。
第三、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尽可能多的人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民主化。
第四、高等教育系统成为社会的轴心组织，大学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这在美国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美国高校现有在读学生1400余万人，是美国规模最大的行业集团；美国25岁以上人口中48%以上进过高校学习；美国基础研究的50%以上由高校承担；美国高校各学科流派纷呈，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和工程技术科学各领域不断产生新的理论。它确实已经成为引导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核心机构。
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卡斯特斯在一次讨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会议上曾系统地分析论证了高等教育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明确地把大学称作是信息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或火车头(Engine of development)。
二、高等教育将进一步向大众性和普及性的方向发展
早在1973年，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Trow)就曾把西方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各发展阶段除了在质的方面存在差异以外，他认为在量的方面，一国的高等学校能够容纳适龄人口大约在15%以内为英才教育阶段，能够容纳适龄人口大约15%到50%的为大众教育阶段，能够容纳适龄人口50%以上的为普及教育阶段。
马丁·特罗的理论虽然属于经验性的归纳和判断，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的界定，但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三阶段学说，却得到了广泛地赞同，并且得到了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证明。可以说从世界范围来讲，各国的高等教育必然要从英才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继而走向普及教育，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确定不疑的规律。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率先进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早在1940年，美国高校在校生占同龄人口（18-21岁）的比例就超过了15%。二战结束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西方国家逐渐成为一场持久的“运动”。到了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陆续步入了大众化的阶段。据统计，高等学校的入学率：
1980年 1990年
大于15%41个国家51个国家
小于15%88个国家71个国家
小于8% 71个国家49个国家
据世界银行1994年的报告，经合组织各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已达到51%，跨入了普及阶段。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北美（美、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2年已达82%；1965年到1990年，东亚地区从8%增加到17%；80年代末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13.5%，发展中国家8.3%。
高等教育由英才走向大众，并进而走向普及，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不容忽视的事实，尽管不同国家发展进程有明显不同。那么这一进程为什么出现在战后，并将在今后继续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1.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浪潮，“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成为西方各国政府推行的方针。人们不再把接受高等教育看作是贵族阶层和智力精英的特权，而是看作每个公民都应当享有的权利，并期望通过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来实现社会的平等。许多国家还把这些思想写进立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所谓非传统大学生，如少数民族的子弟、家庭经济条件不利的青年、妇女以及25岁以上的大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
2.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动。历史上高等教育曾长期被大多数视为是一种“消费”，一种“奢侈品”、装饰品或者说是“皇宫里的乐队”，只有个别学者如亚当·斯密曾意识到它的经济价值。1959年美国教授舒尔茨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资本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这两种资本的投资都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作用的结果都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其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在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启示下，美国的一批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在60-70年代广泛开展了对教育投资的社会和个人回报率等研究，并使研究成果广为传播，从而使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庶民普遍相信，人力投资是最好的投资，国家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缩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皆系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是美国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投资急剧增长，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很快传播到日本，并得到官方的认可。例如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物质设备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战败国，但战后的经济恢复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这确实是依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法国政府早在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1954-1957年）期间，即认识到不能把教育简单地看作“消费”，还应当看到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德国政府和社会舆论自60年代也开始注重经济对教育的需求，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改善和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总之，人力资本理论对人们的教育观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推动西方各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3.技术更新和发展的要求。战后以来，特别是过去的20年，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欧美等国的工业同20年前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整个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劳动力而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要发展，要占据市场的制高点，就只有使劳动者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即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美国自70年代后期以来，9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都要求受过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因此，有人断言：如果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必经一步，那么高等教育普及化则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必然要求。
4.医治结构性失业的根本性措施。70年代后期以来，结构性失业一直是困扰欧美各国的一个痼疾。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在传统工业向采用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转变的过程中，那些由于所掌握的技能陈旧，跟不上要求而“下岗”失业的人员。在西欧，受过初中和初中以下教育的人的失业率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2-4倍。这说明，受教育水平低，可培训性差的劳动力在技术更新换代日益加速的时代容易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同时说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培训的重要。因此，要根治信息社会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整个劳动者大军的教育与培训水平。
5.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直接相关。凡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国家，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都比较高。美国近年来甚至提出要普及13-14年级的教育。
6.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高等学校入学率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定阶段有相关关系。据1990年的数据，大学毛入学率高于15%的国家，人均GNP11158美元，大学毛入学率低于15%的国家平均为2071美元，低于8%的国家平均1268美元。但又按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教育报告的分析结果，认为高校入学率高低已与经济水平无关。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同高等教育不能满足需求构成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种主要矛盾。要缓解和最终解决这一矛盾，不能采取抑制需求的方针，而应采取促进发展的方针。而要促进发展，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选择就是应当推进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1995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计547.7万人，约占适龄人口（18-21岁，共计8426万人）的6.5%。按照马丁·特罗的理论，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英才高等教育的早、中期阶段，距离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似乎还相当遥远。但从国际比较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分析，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高等学校在校生占同龄人口（18-21岁）的比例早在1940年即达到16%（1890年为3%）。那么美国在跨入大众高等教育联合会的时候究竟具备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呢？我国与之相比主要的差距在哪里？美国所以能够在1940年带头跨入大众高等教育的门槛，是因为具备了下述基本的社会条件：
1.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进入电气化时代的后期。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已步入了电气化时代，而且在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等方面已有相当的发展。
2.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按现值美元计算，1940年为1004亿美元，人均759.9美元。我国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222.8亿美元，人均674美元。
3.美国的总人口当时为1.32亿人，其中城镇人口7442万人，农村人口5724万人。人口的城镇化率为56.3%。我国1995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27%。
4.美国高中生（9-12年级）占同龄人口（14-17岁）的比例为72.6%；高中毕业生占同龄人口（17岁）的比例为50.8%。我国1995年高中在校生占同龄人口的比例为33.6%。
5.美国政府（指州和地方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26.38亿美元，占GNP的比例为2.6%，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8.6%。1996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约2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44%。
6.美国当时有高等学校1708所，有教职员工14.7万人，其中教员11.1万人，在校攻读学位学分的学生149.2万人，校均学生875人，学生与教职员工之比为10.2:1，与教师之比为13.5:1，1996年，我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032所，教职员工103万人，其中教师40.2万人，在校学生302万人，校均学生2900人，学生与教职员工之比为2.9:1，与教师之比为7.5:1。此外我国还有成人高等学校1138所，教职员工21.4万人，本专科在校生122万人。
以上情况显示，我国在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公共教育支出方面与美国1940年处于大体相当的水平，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方面明显优于美国，而在城镇化和高中教育的普及方面则有较大差距。这样的比较非常粗略，并且很难说有多大程度的可比性，因为时代和国情不同。但我们从中大体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些基本条件（实际上，北京等大城市早在80年代末就已步入了大众高等教育阶段，1995年高校的毛入学率北京已达25-29%；上海已达20-25%）。那么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尚处于英才教育的早、中期阶段呢？究其原因，除了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外，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国已经形成的高等教育观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距离我国也并不遥远。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一直在稳步地增长。据原国家教委《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规定和预计的目标，到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占同龄人口（8125万人）的比例将上升到8%左右；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1%左右。
在实现了2010年的规划目标以后，如果我国18～21岁人口总数能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在8500-9000万人之间的话，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的规模只要保持年均递增3%的速度（1995-2000年的计划年增长速度为3.5%；2000-2010年的预计年增长速度为3.9%），那么，到2022年，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将达到1350万人（相当于美国1995年的规模），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就将上升到15%，即跨入大众高等教育的门槛。如果发展速度再增加一个百分点，即平均年递增4%，那么，到2019年，就可跨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
三、高等教育由单一系统向多元系统转变
传统上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主要是正规的高等学校系统，但在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时代，仅仅靠这一系统早已不能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广泛需求。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尝试设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以及虚拟大学等等，以便向人们提供更多更方便的高等教育机会。为了把新的高等教育系统涵盖在内，美国联邦政府自1972年始，在教育统计和政府的文献中，就已把高等教育改称为中学后教育。目前，美国的中学后教育已有五大系统：
第一系统是那些非营利性的正规的公私立学院和大学。据1994年的数据，这些大学共有3600余所，其中博士授予大学236所（包括125所研究型大学），硕士授予大学532所，学士授予大学633所，二年制学院1480所。院校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型，与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大体是一致的。这些学校也提供成人继续教育等多种形式的非正规高等教育。
第二系统是业主所有的(Proprietary)、营利性的专科院校。这类院校招收高中毕业生，主要进行专门的职业和技能培训，如汽车维修、护理、食品卫生等等。目前这类专科院校总数多达7000余所，在校学生相当于第一系统按全时折算学生总数的5%。
第三系统包括由工商企业、工会和军队等主要职能并非是从事教育的组织提供的教育和培训项目，每年注册的学生超过800万人，经费支出400余亿美元，接近第一系统所有四年制学院和大学年财政支出的总和。
第四系统，即电子教育系统，包括视频唱片、计算机系统以及电视卫星教育等等。目前教育领域的“技术革命”，即电子教育可能正处在巨大发展的边缘。
第五系统，即非正规的在职培训。雇员工作中实际使用的所有技能的一半以上大概是通过这种培训获得的。
由于第一系统的学院和大学不可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全部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需要，或者说不可能提供个人所期望的所有教育，因而其它教育系统今后将会继续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的发展，有诸多原因，但根本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办学体制上实行严格的非中央、非政府集权。美国宪法明确规定，教育权归属于各州及其人民。1979年，美国在设立联邦教育部的法案中再次重申这条宪法原则。因此，在美国50个州，就有50种高等教育系统，并且在全国形成了公私立大学并举；营利与非营利学校并举；英才、大众、普及性学校并举；大、中、小型学校并举；综合性大学、学院与专科性学校并举等各类高教系统蓬勃发展的局面。
上述情况说明，传统的高等教育及其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等教育已绝不仅仅是指正规的大学教育，它是一个高中后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它既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各种非正规的(Nonformal education)教育，还包括各种各样无形的(Informal education)日常的学习和教育。这种新的高等教育观念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的世纪居于主导地位。
四、高等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将转向更多地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负担
历史上，高等教育原本是民间的事业，全由民间自筹经费办理。但随着高等教育作用的扩大，国家的介入也不断增强，提供的经费也日益增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等教育国家化甚至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英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央政府曾负担了大学教育和科研的全部费用。在瑞典、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等国，60年代曾先后实行高等教育的国有化，国家拨款成了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在私立高等学校势力强大的美国，政府拨款也曾达到过占高等学校收入的60%以上。然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由于世界性的严重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以及许多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由于高教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明显的逆转。各国政府纷纷削减高等教育支出，鼓励和促使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尤其是把更多的经费负担转嫁到受教育者及其家长的身上。在美国，自1975-1985年的十年间，公立高等学校学费年均增长率达14%，私立高等学校的学费年均增长则达到了15%以上，远远超过了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及通货膨胀率。据预测，这种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一些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作高等教育的私有化(Privi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的“私有化”不仅在美国表现的日益明显，在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也在缩减，这样就迫使高等学校，包括那些最富有、最有声誉的大学，努力加强与工业界的合作。在美国，1972-1989年，工业界赞助大学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经费增加了两倍多，与工业界的合作研究项目占大学的研究经费已达10%。还迫使高等学校提高学费标准，削减预算和人员，调整系科设置，同时想方设法增加向社会和校友募捐的份额，这是美国高校扩大财源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美国，各大学几乎都设有由一位副校长主持的公共关系部，负责与政府的联系、校友关系和基金会。其中募捐是其主要职能之一。有些大学的募捐专家计有数十人到上百人。大学的募捐活动大体分为年度募捐(annual giving)和资本募捐(capital campaign)两大类。年度募捐是一种日常的例行筹款活动，资本募捐则是为达到特定的目标而开展的大型筹款活动。募捐对象亦分为公司和私人两大类。在向私人募捐中，校友的捐赠是主要来源之一。1993年，哈佛大学经费总收入为13.06亿美元，其中学杂费占31%，科研费占25%，捐赠(endowment)20%，恩赠(gifts)6%，其它18%。1995年，全美个人捐赠总计129.8亿美元，其中捐赠给宗教团体的为58.8亿美元，占45%，捐赠给大学的16.9亿美元，占13%。是年，哈佛累积共有捐赠基金70亿美元，耶鲁39.6亿美元，斯坦福32.9亿美元，普林斯顿28.7亿美元。1995年，美国高等学校的全部经费收入中，捐赠款占7.8%，学杂费27.2%，联邦政府拨款12.3%，州政府23.4%，地方政府2.7%，销售与服务22.8%，其它3.7%。
美国高等学校获得的各类捐赠构成了学校基金，这类基金包括货币资金、有价证券、房地产、物资设备等有形资产，还包括有法律效力、有开发价值的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及商标等无形资产。这些基金在运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很少将基金存入金融机构，而代之以股票、债券、房地产投资等形式。例如斯坦福大学，该校拥有32亿美元基金中，70%投资股票，其中美国国内股票50%，外国股票20%；20%投资债券；10%投资房地产。
为了避免风险，许多学校都采取投资和购买债券并行的方式。有的还采取共同投资的方法，即几所大学合作购买股票，共同受益，共同承担风险。通过运作，高等学校的基金平均每年获利大约10%左右。
五、高等学校将更加注重学生的选择，注重人文及广博知识的教育，培养具有创新与合作精神和能力的人才
1.更加注重学生的选择
我们现今大学的原型，即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当时的大学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学生的大学，全由学生主办，其代表是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另一类是教授的大学，即教授（或师傅）的权力至上，以巴黎大学为代表。后来还有教会的大学、国家的大学、行业的大学、社会团体的大学等等。自巴黎大学创立直到本世纪60年代，教授的大学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随着战后多类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在学生市场上学校竞争的加剧和学生规模的扩大，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高等学校中出现了“由注重学术的价值到注重学生消费者的重大的方向上的转变”。“学生消费者第一”(Student Consumerism)的观念开始在高校中形成和发展。
所谓“学生消费者第一”，是以把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作为买者与卖者为前提的，是一种注重和保障学生对学校权益（如获得知识权、对学校与专业的选择权、提出诉讼权、安全保障权等）的“市场管理哲学”。这种注重学生消费者需求的转变引起了高等教育本身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主要有：
(1)传统的进入高等学校的壁垒进一步被打破，使人们能够更为容易地进入高等学校。(2)高等学校的教学活动更为灵活，学生的选择性大为增强。(3)“新型”学生和“非传统”学生大量增加。(4)职业教育大大加强。
2.更加重视通识教育
如前所述，由于学校普遍注重学生消费者的选择，以及由于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等原因，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70年代到80年代，“职业至上论”在大学校园中普遍占有了主导地位。然而这种职业至上论所导致的“人人只关心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缺少共同的责任感”，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文化品位日益下降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些学者甚至发出警告：如果大学一味重视职业教育，忽视和轻视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就“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在大学仅仅学会某一职业或专业技能，已明显不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各国普遍开始注重加强人文和宽广知识的教育，力争培养更为全面发展的人才。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百年校庆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大学开展研究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厚非的，同样，大学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也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要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别是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渗透，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开始懂得鉴赏艺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逐渐了解科学，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正是这样，尽管在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哈佛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努力。在本科生4年的学习中，除主修象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此外，学生们在课外活动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如向周围社会公民提供咨询服务，为报刊杂志撰稿，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等。事实上，相对来说，我们的学生直到完成4年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的自由教育后，才真正地进入他们的专业训练。”1995年，日本大学审议会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日本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视野广阔，富于创造性和综合判断能力，掌握高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能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向世界提出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并活跃于国际社会的‘国际人’”。为此，日本在修订的“大学设置标准”中废除了一般科目与专门教育科目的界限，“希望各大学认识一般教育的理念、目标的重要性”，并为之努力。法国的学者也主张“大学的基本目的是培养知识与道德特点的普遍价值意识”，呼吁把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结合起来。德国科学*
议会在1993年也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具有“宽广的基础知识，同时注意跨学科性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3.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知识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将是一国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具有冒险和不断创新的传统。美国的教育，自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以来，特别注重个人兴趣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塑造。美国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训练独立写研究报告，独立地探讨和解答自然和社会问题。美国大学各门课程的教学，普遍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提出挑战性问题。美国高校学生写的各类文章和论文都要求必须要有引文注释或文献综述，以便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进展。关于独创性和如何培养独创性的论文和专著也有大批问世。例如英国有一位教授在“如何获得哲学博士学位”(Howto get Aph·D)一书中就列出了15种独创性的表现形式，如：
(1)第一次把信息的主要部分用文字记载下来；
(2)继续已经确定的独创性工作；
(3)进行导师设计的独创性工作；
(4)提供单一的独创性的技术或观察，或在一个非独创性的，但却充足的研究工作中得到独创性的结果；
(5)有许多由其他研究生来实际进行的独创性设想、方法和解释；
(6)在检测他人的设想中表现了独创性；
(7)进行以前没有人做过的实验性工作；
(8)合成一个以前没有做成的化合物；
(9)利用已知材料得出新的解释；
(10)在本国做出某些只在他国做过的研究工作；
(11)把一个特殊技术应用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12)为一个老问题提供新的证据；
(13)进行交叉学科的工作并采用不同的方法论；
(14)着眼于本学科中还没有开始过的新的研究领域；
(15)以一种前人没有做过的方式增进人类的知识。
与此相对照，我国教育传统的痼疾之一就是：“忽视（压抑）个性，扼杀创造性。”这种传统严重影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据西安交大对某个专业已授予学位的35篇博士论文的调查，结论是，有明显创造性成果的占20%，有一定创造性成果的占40%，有新意和新见解的占30%，缺乏或基本上无创造性成果的占10%。博士生的创造性成果不足，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1)学位论文综述以及各章节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上无分析，看不出“新”和“旧”，看不出论文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也看不出哪些是博士生自己的成果。
(2)综合已有的各种概念与结论，仅改换一种写法，或形式化一种模型，或仅仅提出一些延伸和体会，并没有实质上的改进和发展。
(3)学位论文中似乎到处都是“创新点”，都是自己的新概念和新结论，但看不到这些“创新点”是什么基础和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也看不见对于这些“创新点”的深入分析和得到的深入的结论。
……
以上调查反映出我国博士学位论文在“创造性成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正是我国博士学位质量与国际上博士学位质量的重要差距，也是影响我们高层次人才培养基本上立足国内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有较大的距离。
4.注重合作精神与能力的培养
高等学校教育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人的社会化。人要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和愉快地生活，就要学会善于与人共处。美国大学生中的80-90%以上把学会与人相处作为上大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也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下一个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它三个支柱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报告指出，教育的使命是教会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及相互之间的依存性，并为实现人类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总之，注重学生消费者的选择，注重通识教育，注重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精神的培养，正在日益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明显趋势。
六、高等教育将日益国际化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人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也迅速增多。例如，1992年秋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单位发起，召开了“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国际挑战”的专题研讨会。会上，MIT校长和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理查德·莱曼）等人都明确提出：国际化已成为高教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他们甚至提出要把创办“全球性大学”(Globe University)作为未来发展的基本目标。
日本早在1974年就提出“国际化时代的教育”问题。从1984年开始的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的四次咨询报告，都把教育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列为重要课题之一。
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3年11月和1995年11月召开了两次高教国际化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认为高教国际化已从边缘逐渐变成了高等学校管理、规划、培养目标和课程的一个中心因素。
在这些研究中，人们都对什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从不同的角度做过界定，其中比较普遍认同的界定是：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国高等教育面向国际发展的趋势和过程，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过程”。
既然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那么不同国家的发展就会有先有后，水平就会有高有低。例如有些仅仅是开展一些国际交流活动，有些已深入到课程和教学领域的国际化，有些已成为学校的办学方针，并形成了国际化的校园氛围和精神气质。
美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最迅速，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或要素：
1.大学生的国际交流
大学生的国际交流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学生的国际交流始于殖民地时期，那时的美国青年通常是赴英国、法国留学。到了19世纪，德国则成了另一个留学中心。当时，尽管出国留学的人数不算多，但对美国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20世纪以前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常常被看作是欧洲智力上的“殖民地”。直到本世纪中叶，美国才成为重要的国际学生教育中心。1930年在美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为9643人，1953年人数增加到33647人，1969年达121362人，1976年增加到216000人，1988年为360000人，到1990-1991学年，外国学生总数达407529人，占美国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由1960-1961学年的1.4%上升为2.9%，占同年世界留学生总数（1127387人）的35%（其次是法国13.7%，德国10%，英国6.5%，加拿大3.1%）。
大批国外学生到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学习，不仅有助于美国学生与其他国家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扩展课程内容的国际广度，开展跨文化的研究与讨论，招聘更多的具有国际经验的专家等等，同时它对美国社会还有种种现实的和长远的重大利益。例如：
(1)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据美国改善中学后教育基金会主席的估计，外国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5亿美元的财富。仅依阿华大学一校的留学生每年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估计就达400万美元。
(2)有助于美国高等学校学术的发展和杰出的国际中心的建设。
(3)有助于美国与留学生派遣国未来政治及其他关系的发展。因为许多在美学习的学生都来自本国最有能力的那部分人，他们学成回国后将处于领导或有影响的地位。
(4)有助于为美国培养英才。外国学生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中，约有60%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从事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间，外国出生的人所占的比例高达20%。美国的医学工作者中间，外国和移民所占的比例更高。仅就这些人的培养费而言，每年至少可以给美国节省数十亿美元，尚不计算这些人每年给美国社会所创造的财富。
鉴于开展国际学生教育能够带来多方面的利益，因此，美国的教育官员认为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充满竞争的国际学生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美国已经形成了宏大的有吸引力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个系统，在资金的投入量、学校的类型和层次的多样性、大部分学校教育的高质量、比较开放的入学传统等等方面，都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此外，与用非英语教学的国家相比，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也给美国高等学校带来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2.课程的国际化
与学生的国际交流相比，课程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因素。大多数的美国教育工作者都赞同，学生和教师作为负责任的美国公民，需要获得有关世界其他部分的知识。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向其他国家学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国家。通过学习和访问世界的其他部分，会增加他们对不同国家人民面临的多国的、国际的和全球问题的知识。课程的国际化，不仅应当开设更多关于其他国家和国际问题的课程，而且所有课程都应当体现国际观点。伯恩教授曾指出，一个学科如果只注重美国的经验，而排斥其他文化的经验，“就是欺骗学生和反映一种愚蠢的沙文主义”。他还批出，国际教育要求在国际的框架内讲授一个学科，以便使学生意识到所有国家的相互联系以及诸如贫穷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的普遍性。此外，应当使学生能够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其他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可能比美国更为有效。
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课程的国际化有了明显进展，呈现出多种形式，如在普通教育的核心课程中增加关于世界文明、世界史和外国语的要求；增设和加强地区研究和国际研究方面的主修、辅修和专攻计划；开展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外语教学；在工程、工商管理、教育等专门领域的教学中，增加国际方面的内容；把到国外参观学习与课程联系起来；开展跨文化研究；开设如何运用高技术进行国际学习和研究的课程等等。
3.教师的国际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与国外的学术机构几乎没有正式的交流计划。战后，美国的公私立院校逐渐开始建立与国外，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双向交流计划。福特基金会对这样的交流曾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资助。但战后最主要的双向交流计划是由美国政府设立的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目的是与国外的知识界建立和发展联系，推动美国大学开展的基础研究和发展活动。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学者交流已变得日益广泛和多样，如今至少有五种交流形式：(1)由政府资助的国家计划，著名的如富布赖特交流项目。(2)由民间资助的全国性计划，如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and Exchange Board)发起的交流项目。(3)美国各州的大学系统与其他国家大学系统之间的交流，如纽约州立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的交流计划。(4)美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的校际学者交流，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系与系、研究所与研究所之间的交流。(5)围绕专门项目（如科研课题）进行的有关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
据统计，1993-1994年度，美国大学共接收了近60000名国外访问学者。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克拉斯(Richard M.Class)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它表明美国大学的质量以及智力上的活跃对外国学者有很强的吸引力。最令人兴奋的是外国学者与他们的美国同事之间相互影响。学术交流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相互理解，同时相互协作也很重要。学者可联合他们的智力共同解决一些超越国界的问题。
4.国际研究和外语培训
博恩认为，在大学中开展高深的国际研究至关重要，它不仅对于加强和促进学术发展必不可少，同时对于国家利益也极为重要。“决策者越有知识，制定的政策可能就会越正确”，因此需要大学开展高深研究。政府部门本身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应付眼前直接需求的短期研究，而难以从事大学所进行的持续的基础性研究。因此，大学开展国际研究不仅对大学，同时对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甚至于国家安全也极为关键。
开展国际研究和地区研究，离不开外国语。进入80年代后，美国高校学生中修习外语课程的人数明显增加，尤其是学习那些非普遍教授的语种的人数的增加更为迅速，如修习日语的人数在1984年到1986年3年间增加了45%，总数达到16891人。从1986年到1990年，高等学校中修习外语的学生增加了18%，其中：45.1%学习西班牙语；其次是法语23%；德语11%；意大利语4.2%；日语3.9%；俄语3.8%；汉语1.6%；希伯来语1.1%；阿拉伯语0.3%；学习非洲语言的总计不到1.0%。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学习小语种的人数增长较快，但美国外语教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尚没有明显变化。美国教育理事会国际活动高级助理海沃德(Fred M.Hayward)最近指出，“如果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美国国际教育未来的象征的话，未来则布满了乌云”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要素。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要素，如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明确与切实的战略规划，持之以恒的努力，适当的经费保证，外部环境的有力支持以及科研方面的国际合作等等。
七、高等教育组织自身变得更加复杂，高等学校将更加注重自身及战略规划的研究，以期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美国战后最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克拉克·科尔1963年曾在哈佛大学发表了经典性的演讲，题目是《多元化巨型大学》。在这次演讲中，他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大学组织和大学模式的发展，指出：“传统的大学（观）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教师好象是僧侣，传授的是类似于宗教的绝对的道德真理，学校规模狭小）；现在大学（观）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教师具有专门知识，从事专门化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学校的结构、功能较之传统大学远为复杂）；当代大学（观）(Multiversity)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都市。”科尔指出：当代大学是一种矛盾重重的机构，它由诸多社群组成——本科生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社群和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各种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一个群体应该有一个灵魂，多元化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灵魂。科尔甚至把当代大学比喻为是由若干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因此可以说，当代大学已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不再仅仅是发现真知的地方，它有多种目标，多种灵魂，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组织。
高等教育组织本身及高等教育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从而引起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如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组织理论等等方面来研究高等教育组织现象，来探讨高等教育组织有别其它组织的基本特征。那么究竟什么是高等教育组织的本质性特征呢？那就是高深知识的操作。政府部门的基本特征是权力的分配和运用，是以权力为核心；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是产品和营利，以营利为核心；军队的基本特征是使用武器和准备战争，以准备战争为核心，而高等学校则是以知识的操作为核心。正如美国教授伯顿·克拉克所说：“专门知识是学院与大学占支配地位的特征，学院和大学的组织与权力围绕在专门知识的周围”。“在教授和教师的许多特殊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共同内容就是知识操作，只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的工作组合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因此，以高深知识为核心是高等教育组织最基本的特征。高等学校的组织形式、运营及管理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形成的（如图所示），高等教育组织的其他特征也是基于这一基本特征而产生的。
斯坦福大学的维克多·鲍得里奇(J.Victor Baldridge)教授曾主持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组织及管理进行长期的研究，他在1980年出版的《决策与有效的领导》一书中，系统地描述了学院与大学的组织特征，认为学院和大学是一种独特的专业组织，尽管它与其他复杂的科层组织有许多共性，但其主要特征不同于工业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这种区别有如下六个方面：
1.在学术组织中目标的模糊性是共同的。多数组织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商行追求利润，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医院努力诊治病人，监狱力图囚禁和改造罪犯……相反，学院和大学的目标模糊，模棱两可。目标的模糊性是学术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们不仅常常试图为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而且使命复杂；不仅目标不清，而且论争激烈。因此高等学校，不可能实现目标或不可能实现不了目标。
2.学术组织是为顾客服务(client-serving)的机构。学院和大学是“加工人”(People-processing)的场所。社会将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送入学校，学校对他们加以培养，然后再把他们送还社会。顾客的需要极端重要，常常对学院的决策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3.错综复杂的技术。因为要为具有不同和复杂需要的顾客服务，因此常常需要各种综错复杂的技术。与从事物质生产的工厂不同，培训人难以完成、评价和显示短期的成效，多方面的、模糊的和非常规的技术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人员。
4.高度的专业性支配着学术工作。学院和大学聘用经过高度专门训练的教师。他们使用广泛的、各种必需的技术来解决顾客们各种复杂的、非常规的问题。社会学家曾描绘了这些专业人员的若干重要特性：(1)专业人员要求独立自由地工作和不受监督的自由。他们的工作基于技能和专门的知识，需要独立地去应用。(2)专业人员具有相互抵触的忠诚。他们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倾向，他们对于国内本学科同行的忠诚与其又要成为本组织的好雇员的“地方”倾向相冲突。(3)在组织内部，专业人员的价值观与官僚主义的期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专业人员与组织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可能加剧。(4)专业人员要求同行评价其工作，认为只有同行能够判断其表现。他们抵制非同行的管理者的评价，即使这些管理者是来自上级的技术“监督”。专业人员的这些特性削弱了传统的官僚系统，抵制着其等级制度、控制方式和管理过程，结果必然导致专业组织独特的管理模式。
5.学院和大学专业人员队伍趋向于“相互割裂”(fragmented)。在某些组织中，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专业人员群体，例如医院中的医生。在另一些组织中，专业人员分割为许多次级专业，其中没有哪一个次级专业的人员占有支配地位，大学教师队伍的状况就是如此。伯顿·克拉克在评论这种相互割裂的学术专业的特征时写道，在学院和大学中，存在着12个、25个或50个专家群。专家们倾向于专注自己的学科，“学术行业”(academic profession)在总体上处于可怜的第二位。大学的构成错综复杂，专业多样，没有哪一个学科有可能统治其他学科……大学不是一个用一种观点来看世界的紧密结合的专业群体。作为不同专业的聚合，它是非集权的、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些多样化的专业人员的存在强有力地影响着学院和大学的决策过程。
6.学院和大学正在变成更加易受环境影响的组织。
总之，学术组织具有独特的组织特征：模糊与纷争的目标系统；服务于其需求影响到决策过程的顾客；多方面的非常规技术；高度的专业化和“相互割裂”的专业人员队伍；对外部环境越来越脆弱。
何种形象能够准确地反映和体现这种复杂组织系统的实质？显然，标准的术语“科层”（官僚制度）是不得要领的，尽管这一用语可以充分地描述学院和大学的一些方面，如行政管理、设备管理、经费使用、辅助性事业等等，但学术事业的核心，其决策过程及专业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等方面，学院不同于科层组织。那么，用何种简练的术语来描述学术组织的形象呢？科恩和马奇在《领导与模糊性》一书中曾创造出了一个用语，即“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orgnized anarchy)。他们认为大学是一个极少有组织地协调和中心目标混乱的世界：“在大学无政府状态中，每个人都被看作是独立的决策者。教师们决定是否讲授，何时讲授什么；学生们决定是否学习，何时学习和学习什么；议员与捐赠者决定是否资助，何时资助和资助多少，既无协调……也无控制。不管依照什么程序来分配资源都与更高的目标没有明显的关系。系统的‘决定’是系统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某人的设想，也无人进行决定性的控制”。
鲍得里奇等人认为，在许多方面“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都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概念，它有助于把握学术机构混乱的组织动力(dynamics)的实质、模糊的目标，模糊的技术及对环境的脆弱性。
这种独特的大学组织在管理上的基本特点则是权力分散。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大学，其基本的管理原则有四条，即“四A”原则：
1.学校自治(Academic autonomy)，即高等学校对自己的内部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美国，不仅私立大学拥有这种权力，即使是州立大学，也拥有决定本校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力。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的是董事会负责制，董事会拥有对本校内部管理的决策权，同时在学校与社会之间，又能起到桥梁和缓冲作用。
2.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界定，学术自由的原则包括：教授有权探索知识，不管这种探索可能导向哪里，但同时他又有责任完全地和准确地报告其研究成果；教授有在其观点和材料不受审查的条件下执教的权力，只要他不超出大家公认的其所属的那个专业领域；教授有不受约束地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的权力，只要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作为其所属大学的代表。
3.学术中立(Academic neurality)，即在党派政治和校外公众的论争中，学校确保中立。
4.责任(Accountability)，即高等学校要向纳税人和公众负责，要高质量地履行其职能，有效地使用社会提供的资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作。
高等学校一旦拥有了自治权，就面临在市场竞争中自我求生存求发展的局面，这就必然要求高等学校加强对自身的研究，对处于同一层次的竞争伙伴的研究和对市场环境的研究。
美国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设有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
所谓院校研究，是指高等学校的经办、环境及其变化过程的研究和分析，目的在于对高教自身认识的提高；组成人员特征与期望的识别；人力资源、财力资助和物质设备资源使用的阐释；教学过程的评价；支撑有效的发展规划的政策分析以及学校各种活动效果的评估。
美国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人员构成千差万别，但比较典型的院校研究室，一般由下列方面的专家组成：数据统计与分析、学院规划、财政管理、成本计算、空间与设备利用，教学评估等等。
院校研究组织虽然是学院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部分，但与一般的行政机构有着明显的区别：①它不负责有任何直接管理学校某方面行政事务的责任。②它一般不介入解决学校当前的具体问题，而主要研究对学校的运转与发展有较重大意义的问题。③它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既为学校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咨询，也为校内外各种机构和个人服务。因此在实质上它是行政管理部门中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
院校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能一般如下：
(1)有关数据的搜集和整理。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包括学校信息网络的规划、设计、管理和评价。
(2)为学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提供分析论证。
(3)进行教育评估。学院研究所进行的教育评价或评估一般包括教育产出的评价，如联系学院的目标、资源的分配和成本来研究产出的结果，并把这种研究成果以适当的方式告知董事会、拨款或资助学校的单位，同时向教师、管理人员公布；教学质量、课程、教师、专业、学院的评价；各种校内服务，如图书馆、计算机、学生咨询服务及学院向社区提供的服务的评价等等。
(4)规划。高校决策人员在制订学校有关方面发展规划的各个阶段都能从学院研究的信息网络与信息分析中得到益处。在不少学院，规划与学院研究是由一个机构所承担的，以便为合理决策提供必须的战略、方法论、信息与分析论证。
80年代以来，美国把工商企业的战略规划研究引入到高等学校，院校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高校本身战略规则的研究。这种战略规划研究的重点一是对自身组织，如组织的传统、价值、期望，组织的优势与劣势、组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等的研究，二是对环境，如环境优势、市场的趋向和竞争形势等的研究，三是对学校可能采取的策略和战略的研究。这种院校研究和院校战略规划研究，已经成了美国许多高校决策的基础。
以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概括，是一种个人的“构建”，一种“理想模型”。其实，各国的高等学校，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组织，在世纪之交，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透过这些纷纭复杂的现象，置身于人类高等教育历史演进的长河，来把握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并进而加速我国在未来世纪的伟大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