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揭示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史学论文,中国历史论文,基本特征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1)03-0001-05
1999年春，90高龄的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历经20多年呕心沥血主持编撰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齐。这是整个中国史学界关注的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来贺信，高度赞扬白先生的巨大贡献。信中说：“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你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并指出：读一读中国通史，“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果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该书规模宏大，卷帙浩繁，有数百名学者参加编撰，对此书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探索无疑是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本文试对该书体现出的新史学思想进行初步梳理，以此求教于史学前辈。
一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对创造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做出了贡献。白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把民族问题做为首要问题提出，在通史中给予民族史如此高度的重视，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一角度切入，不仅反映出白先生思想的深邃、视野的开阔和对历史的辩证思考，也为我们理解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认识其特点给予重要启示。
在《导论卷》第一章中，白先生开宗明义阐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进程：从远古时代直至华夏汉族形成，并阐述了匈奴、东胡及其他古老民族的情况以及民族的混合和迁徙；他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归纳为“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将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归纳为“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1](P14)，并阐述了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活动及其相互交往与融合；在明清时期，白先生主要叙述了满、蒙、苗、藏等民族的活动和他们彼此间及与汉族间的联系。白先生按照各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和影响，阐述这许许多多民族生长、活动、兴衰的历史，改变了以往沿袭多年的、把民族史附在各朝代之中的撰述方法。有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观点问题，即将民族史置于中国史中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问题”[2](P287)。
中国自秦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此后历经多次分裂、割据、统一，再分裂、再割据、再统一的过程。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过程，一直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史的重点和难点。白先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1](P90)白先生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性概括，进而总结其规律：“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P91)在白先生看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二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三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3](P11)。从这些精辟论述中可以得知，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上，白先生认为“统一”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牢固基础和久远传统，而且“统一”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的进程，而不是凝固不变的。
白先生认为：“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1](P98)那么，在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时，白先生是如何体现民族平等思想的呢？
第一，强调中国的疆土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以前的史学研究对这点注意不够。白先生明确指出：“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1](P96)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对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贡献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第二，突出少数民族的特殊贡献。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在生产、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白先生以史实强调说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有不少特殊的贡献”[1](P97)，如“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民族的记录上”，“棉的种植和纺织，主要从南方海岛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推广”，“设计北京城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是一个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也黑迭儿丁”[1](P97～98)。
第三，重视少数民族政权。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建立了存在时间相当长的辽、夏、金政权，与汉族建立的宋朝形成鼎立局面，因此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第七卷主编陈振先生说，该卷“对中国境内当时的其他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比已出版的其他《中国通史》（包括《中国全史》）作了更多的安排，不仅对五代、辽、宋、夏、金统辖区以外的回鹘、喀喇汗朝、吐蕃、唃厮啰、大理等各民族及其政权，都各安排为专节，作了较多的叙述，还对统辖区内的奚、鞑靼、壮族也安排为专节进行专门的叙述”[4](P401)。不仅辽、宋、夏、金史，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史也都请相关专家撰稿，以求尽可能多、尽可能高水平地反映当时各民族及其政权的全貌，反映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四，淡化民族斗争、民族压迫。在我国多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有和好，也有争吵。和好时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和各种民间往来，争吵则有时发展为战争。以往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往往忽视民族友好和和平共处，因此白先生指出：“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都是这样。”[1](P95)在编写《中国通史》时，白先生认为斗争和压迫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他更强调各民族的友好和融合。
二
白寿彝先生对多种生产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思考在《中国通史》中得到深入阐发。参加《导论卷》撰写的吴怀祺先生指出：多卷本《中国通史》“从中国历史上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这一最基本点入手，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以求寻找中国历史特点的内在依据”[5](P97)。
白先生认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1](P184)他还指出：“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必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并存，也必然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1](P188)他列举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事实，进一步阐明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复杂性，突破了过去通史著作只重视一个时期的基本生产关系，而对同时并存的其他生产关系、对基本生产关系与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注意不够的局限，体现出白先生在理论上的创新。
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经济结构。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撰写中，从生产方式这一关键点切入，可说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其他社会现象做出科学的说明。他指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多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虽然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各自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决定社会的性质。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着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其它那些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虽然对于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对于社会性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不起决定作用的。”[1](P184)
白先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思想在各卷编写中的具体体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认识。过去通史著作往往只重视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历史进程被描写成一种支配性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支配性生产关系，历史运动变成简单地沿直线轨迹发展，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变革与复辟、前进与倒退都没有得到准确说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改变了过去不注意研究非支配地位生产关系的状况，这对史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用唯物史观透视历史，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地球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处在相互联系之中。白寿彝先生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1](P366)近代中国史学家在结合世界背景研究中国史时，要么“以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世界之冠”，要么“以为中国百事不如人”[1](P369)，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把中国史放到与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才能发现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与作用。
《导论卷》专设《中国与世界》一章，集中论述中外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白先生把中国史放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从这种高度与视野去研究，发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1](P349)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P353)基于这两点，白先生指出，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1](P359)，从而有力地批判了认为中国文化凝固不变或具有停滞性特点的错误观点。通过与世界历史比较，白先生还发现了中国历史另一重大特征，即“中国文明没有中断，这是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有密切联系的”，而“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有关的”[1](P365)。白先生对中国历史特征的这些论断，是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为我国通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也体现了白先生将古今中外历史融汇贯通的治史思想。
三
列宁说过：“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史学研究借批判“英雄史观”淡化历史人物的个性和行为，实际上抽掉了历史最生动、最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历史发展毕竟是人活动的结果，离开人就谈不上历史，白先生指出：“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1](P323)为改正这一缺点，《中国通史》恢复了人物传记并给予重要地位，这是新时期通史编撰的重大突破。
谈到人物传记，不能不考虑为什么人立传？如何描写和评价传主？如何把握历史真实和复原历史？如何处理传主生活时代与其人生历程等等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白寿彝先生在《导论卷》中明确提出：“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1](P325)白先生将传记归结为人物群像，但并不是二十四史列传的简单翻版，而是既要体现杰出历史人物的功绩和局限性，同时也要将那些在创造历史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人民群众和社会集团写入传记，这样就弥补了现行章节体中国通史见事不见人，根本不写人物传记的缺陷。
撰写传记必然涉及人物评价问题。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一直是史学界争论较多的重要课题。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纪传的作者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隐恶虚美”，歌功颂德；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评价人物则大多不循陈见，论述得当。如《清史卷》对几位皇帝的评价多以翔实史料为依据，评价客观而公正。这些反映出作者严肃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史家通识。
作者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也给予相当重视。在《清史卷》四十八篇传记中，满族十九人，占39.6%，这是清史的特点，也是白先生重视民族史的表现。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多尔衮和鳌拜，作者也提出独到见解，认为多尔衮是“清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6](P98)，对鳌拜则作出了“功过参半”的公正论断。这些评价是在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之上得出的，是考察了传主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之后得出的，而不是拘泥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的片面结论。这也是白先生一贯强调的通史思想的具体反映。
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是：要做到将反映历史规律性与反映历史丰富性结合起来，不仅写出各朝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显示历史演进趋势和阶段性特点，而且要反映各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各种条件、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特别要突出人的活动，因为人的活动集中体现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经济因素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方向，但个人活动也能局部地改变历史的面貌和结果，经济条件的规律性也往往通过人物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在《中国通史》中增加人物传记，这是白先生从“通史”认识出发，通过历史人物反映时代特点及人的创造历史的作用，使多年来通史著作中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弥补，也是我国通史编修的重大改革。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集中了一代人的智慧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堪称20世纪中国通史编撰的“压轴之作”。这部巨著对中国历史特征的揭示将有助于读者“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
收稿日期：2000-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