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留日学生的学科专业特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专业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649.29;G 64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3)05-0068-04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以清末学习西学为起点的，除了举办新式学堂学习西学之外，晚清政府还积极提倡出洋留学，揭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序幕。留学教育的作用是通过学生学习的专业体现出来。民国时期，留日教育是以晚清留学教育为基础，留日学生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也仅逊于留美。另一方面，受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民国时期的留日教育高潮和低谷交替出现，表现出强烈的波动性。
一、民国留日学生学科和专业概况
1912年民国成立，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留学教育十分关注。工商界提出，“我国工商学识尚在幼稚时代，欲谋工商业之发达，要熟悉各国工商情况，输入各国工商知识，则选派学生出洋实习之举，实为振兴工商业当今最要之图”[1]，“学成归国，崇其学位，不入仕途”[2]。这些提议为改变晚清时期留日学生专业相对单一的局面做了准备。在此思想指导下，民国初年的留学生广泛学习实用专业，留日学生李裕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他回忆说：“大阪高工当时在日本是较有名的高等学府，主要课程有：采矿学、矿政法规、测量学、普通冶金学、电气冶金学、水银冶金学、金属冶金学、金属组织学、火药学、合金学等。”[3]这些都为中国早期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实用人才。1914～1915年留日活动又迎来了新的高潮，学生此时的学习科目已经十分广泛（见表1），其中工科包含的专业非常的广泛。1923年奉天省制订的奖励自费留学生办法，其中专业也已经十分详尽，文科和实科都有，所分布的学校的层次也很分明。一般的学校、高等专科和大学分科很细，甚至有些专业如蚕丝、火药已近乎琐屑。
表1 1914～1915年留学日本官费生学习科目统计
学科 法政农工商医师范陆军海军文理
人数 110 61
29062
144137 22 1 9 17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4]）
经过民国初年的发展，留日学生学习科目呈现多样化趋势，但各专业或学科的人数分布极不均匀，虽然较晚清时期重文轻理现象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文科的比重仍然很大。为改变这一现象，发展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国民政府于1930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改进全国教育方针》，颁布了相应的留学政策对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学科选择进行了一定的干预，有意识地加大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比重，同时压缩文、哲、政治、艺术等科的学生规模。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留日学生科目文理科比例失调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改观。从1930～1936年留日学生学科分布中清楚地看出这一转变过程。这6年中理科留学生为6206人，而文科留学生为7758人，虽然理科人数仍然不及文科，但差距已明显缩小，留日学科结构日趋合理化。
二、民国留日学生学科分布特点及原因分析
1.留日学生学科变化的趋势是从注重文科到文科和实科并重
从清末到民初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留日学生广泛的学习科目中，文科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清末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在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所云[6]：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日学生已达1300余人，而学文科者1100余人。当时的文科即师范法政与普通科，并不是后来和现代大学分科之文科，但从本质上看还是属于大范围的文科。到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入高等以上学校者共有96人，其中学法政、高等师范、高等商业的共有89人，学习实业专科的只有7人。而据统计，190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35名中国留学生中，习法科者18名，习农科者10名，习文科者3名，习理科者2名，习工种与医科者各1名。总计习人文、社会科学者21名，占60%[7]。民国时期，文科学生在留学教育中的比重还是很大，据统计1929～1932年我国派赴各国留学生中文科类（包括文哲、法政、教育、商业等）学生占全部留学总人数的56.8%，而实科的比例只有37.2%[8]。就留日学生而言，1931～1936年，文科学生总数还是在实科学生之上。
民国初年政府开始重视实用学科的作用，据1916年留日学生监督的报告[9]；公费生留学科分别为农科53人、工科392人、商科64人、医科179人、师范科109人、法政科180人，其他各科109人。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留日运动中工科和医科已经成为公费学生的重要选择。清末法政、师范速成科畸形发展的局面已基本改变。随着民国政府发展实业，科技救国意识不断增强，对实科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30年代颁布的《改进全国教育方针》对留学教育做出相应的改革，涉及留学科系的政策规定：“以后选派国外留学生，应注重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以应用国内建设的需要，并储备专科学校及大学理工农医等学院的师资。公费留学生应视国家建设上的特殊需要，斟酌派遣，每次属于理工农医的，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自费留学生得依本人志愿，肄业任何学科，但学理工农医者，应尽量先叙补公费或津贴；学文哲政治艺术等科者，非至大学毕业入研究院时，不得受国家补助。”[10]这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实用学科的发展。到30年代末，文科和实科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完全改变了清末文科畸形发展的局面。
2.法政科在留日学生学习科目中占重要比重
法政科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留日教育中文科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留日学科结构中注重文科实际上是法政科比重大的体现。清末文科的畸形发展就是法政和师范科的发展，尽管清廷学部曾于1906年通令各省一律停送法政、师范科学生，但这仅仅是限于公费生，自费生中选择读法政科的人数仍然很多，这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同样还是在1916年留日学生监督的报告中，记载的与公费生相对的自费生的学科结构如下：农科30人、工科44人、商科43人、医科70人、师范科6人，法政科346人，其他各科701人[11]。法政科学生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各科。直到30年代末，法政科的比重之大还很明显。1931～1936年6年之内法政科的人数就占了这一期间留日总人数的将近三分之一。文科尤其是法政科在留日学科中比重如此之大是基于以下原因：
(1)现实和政局的影响。一方面，清末政府以便学即用，在留学教育中大力提倡速成教育和普通教育，从而满足政府变法和兴办新式学堂对法政科和师范科人才的需求，这种政策上的导向直接影响到留日教育中出现的法政热和师范热，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另一方面，由于政局变动变动，晚清时期各政治领袖或政治势力的代表者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流亡或潜入日本时，积极宜传其政治主张和革命学说，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政治意识的发展与强化。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都在日本产生，其主要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更是于1914年2月在日本亲自创办法政学校，招收中国革命人士，培养革命干部。另外，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数次侵略战争激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反抗，有的学生弃学回国，有的学生更是直接在日本举行和参加反日活动，这样赴日学习成为不少爱国青年救亡图存的选择，他们或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或进入法政学校学习，客观上促进了法政科的大发展。
(2)“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固定做法，这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近代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深层心理结构”[12]。清末废科举后，国内兴起“法政热”，据民国初年教育部总务厅编《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所载，1912年法政专门学校占全国专门学校数的57.6%，法科学生占全国专门学校学生总数的77.7%。这种倚仗研修法政科以达到读书做官、进入仕途的做法无不是“学而优则仕”观念的体现。这也必然会影响到留学生的学科选择，出现留日教育法政科大发展的局面。
(3)留日学生自身条件的限制。有学者研究认为，由于清末留日学生中年纪较大的传统绅士占有比较大的比重，他们所受经史教育与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相差甚远，基础较差，一时难以衔接，而研修法政科对普通教育的基础要求不高，因此许多人纷纷避难就易，学习法政科[13]。笔者认为，留日学生中的另一重要队伍——平民阶层子女，也由于可能先前在国内所受教育训练有限而面临同样的问题。
3.留日学科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精神
民国政府以建设国家，发展工商业为目的积极提倡留学教育。民初，中国工商界曾议定派员出国留学之事，当时议定的办法有两种[14]：一是由国家选派，所派学生“以派至各国工场商场实习练习为宗旨”，“资格以工商业甲种专门学校毕业，或从事工商业至五年以上”者为合格。二是由工商界选派，“由工商部通令全国各工场、商会自筹经费选派学生出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也决定：各省商会联合会应设法筹款，多派商家子弟出洋留学工商，或入本国学堂，精求实业[15]，最终确定了留学生的选派和学科的选择要根据国内需要决定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和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等观点深入人心，留学教育学科务实趋势愈发明显，民国政府除继续继承清末的中央各部对口专业人员的留学派遣做法之外，30年代后期，各省也开始通过调控留学科目对本省急需的专业与人才加以扶植。一直紧缺的专业如化学、电气、机械、建筑、纺织、水利、畜牧等应用学科得到较大的发展。
4.留日学生学科专业受输出国和接收国影响较大
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两个国家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必然受各自原有文化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留日学生在学科选择上不仅受输出国（中国）的传统影响，而且受输出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制约。国内的政治形势除了影响留学人数外，还深刻影响着留学生科目的选择。晚清时期留日学生集中在军事等专业就是一个好的例证。学习军事科是国家面临危亡、抵御外辱的直接结果。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前，各地军阀混战，为培养个人势力，各地军阀、官僚都曾派学生留日。例如，1927年唐生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湖南省主席时，就先后向日本派遣过20多位留学生，且每人每月都能得到70日元的补贴。奉系军阀对留日自1916年之后重视有加，到1918年时已达到150余人。这批学生中学习军事和武备科的较多。而到了民国30年后，国民政府统治相对稳定，政治形势的缓和使得留日学科中学习军事和武备科学生的数量开始下降。
而作为接收国，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教育的发展状况也对中国留日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日本在1860～1867年8年里，先后派出留学生150人，赴英国、德国、法国、俄国、荷兰、香港等地学习，所学的专业有海军、造船、医学、土木工程、理化、矿山，铁路、政治、经济等，几乎全部为近代西方的科学文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震动了当时的日本，使其重视对西方军事技术的引进，并开始创办工厂、研制兵器、制造军舰。最重要的一点，日本与中国同根同源，却在遭遇外敌入侵后依靠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这对于想要利用维新变法挽救国家的晚清政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为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积极鼓励国内学校接收中国留学生，大力发展教育中的现代科学文明，为对现实的需要提供知识和技术上的支持，留日教育固而逐渐达到高潮。但随着对欧美等国留学教育的深入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与扩张，中国留学教育的重心也由日本转到了欧美。
三、民国政府对留日学科、专业的政策调节
从清末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到民国30～40年代，留日学生的学科结构经历日趋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随着社会发展和留日运动的不断深入，留学生学习科目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进一步加强，已逐渐包括了自然学科、社会科学和应用学科等众多领域，复杂性和学科深度也不断提高；其次，各种学科在整个留日学科结构中的比例日益合理，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比重逐渐上升，已取得了与文科学生同等重要的地位。学科结构的完善特别是文科和实科比例趋于合理除了与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对实用学科的需要不断增强有关之外，也与民国政府对留学教育的积极鼓励和有效管理密不可分，其中通过颁布法令和制定政策加强对学科选择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民国时期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留日学生学科结构不断完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通过奖励政策鼓励和引导所需专业的发展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就分官费和自费两种，自费学生一切费用原则上由本人自理，对待自费生，政府采取自愿政策，除了对自费学生的资格、经费筹措、毕业及归国等事务做出规定外，一般不对自费生学习的科目做出强行要求，但为了规范和促进整个留学教育的发展，政府也运用奖励手段对自费生进行引导，这在完善留日学生的学科结构过程中尤为明显。20年代，奉系当局对留学活动十分重视，除积极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之外，还通过奖励等方法鼓励青年留日，1926年颁布奖励自费生的办法规定：凡能考入奉省所指定日本大学和指定学科的本省自费生，按等级分别奖励600元、500元、400元。这客观上促进了国家或当局所需要的专业和学科人才的培养。
2.制定强制性政策，严格控制某些专业的发展规模
民国时期对留学科别结构的改革是按限制文科和鼓励理工科发展的思路，通过刚性政策的调控来实现文科和理工科的均衡发展。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就留学教育方面通过了几项原则，其中一条就指出要改革以前选派留学生漫无标准的缺陷，确定以后留学生的选派要注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根据这些原则，教育部颁布了《国外留学规程》46条，以各省市留学教育为重心，对公费、自费生的资格、管理、服务等作了详尽的规定。在学科选择方面，规定公费生的派遣应注重理、工、农、医等专科，这些科目的人数至少应占总数的70%，至于文科等专业公费生原则上一般不予派遣。自费生转为公费生者也以这4科为限。1938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又颁布《限制留学生暂行办法》，对留学学科做出更加严格的要求，规定学科只限定于军、工、理、医等科的研究，文法诸科除特殊需要外一律严加控制。
3.中央和地方政策相结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专业和人才的发展
清末留日公费生除国家之外，各省也有派遣，加上数量庞大的自费生，使得对学生的管理一度出现混乱状况，到1914年1月，教育部按留欧教育管理条例，颁布《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连同《留学日本自费生执行规程》一起对留日学生进行管理，从此，留学生的管理开始有章可循。《国外留学规程》颁布后，国民政府曾一度扩大了地方权力，特别是在留学生遣派和学科选择上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各省遣送留学生名单由省长公署划到各省教育厅。由于地方在留学科目上有了一定权力，地方的积极性得以动，各省开始制定和颁布地方法规，扶植地方发展急需的专业和人才，避免了人才、资金的浪费。效果比较明显[17]：以前群趋而上的政法专业明显减少，一直紧缺的专业，如化学、电气、机械、工程、建筑、矿业、纺织、色染、窑业、水产、农林、医药、丝织、造纸、石油、水利、畜牧等应用学科有了长足发展。
留日学生的学科专业在民国时期留学史上有着重要独特的意义，其结构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我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般趋势与必然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一国“传统教育变革的本质特征”，即“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18]。民国政府在促进留日学生学科专业结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仍然可以为我国当前的留学教育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