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秘鲁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启示论文,独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章编号]1002-3054(2015)03-0103-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313 秘鲁是美洲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曾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统治的中心地带。在秘鲁独立以来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其国内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考迪罗与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不断出现，内战与社会骚乱频繁发生。秘鲁普遍贫困现象的长期存在成为滋生各种激进政治思潮的土壤，并导致国内社会出现“碎片化”趋势。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靠后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秘鲁201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660美元，①属于拉丁美洲地区比较落后的国家。秘鲁自19世纪初以来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屡次遭受挫折与失败，与其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密不可分。 一、秘鲁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 1821年圣马丁在利马的马约尔广场宣布秘鲁独立，标志着西班牙在这块土地上的殖民统治的结束。在独立至今的将近两个世纪中，秘鲁社会动荡，频频遭受着独裁统治、军事政变、饥荒贫困等各种不幸事件，国家现代化道路进展缓慢。从国内政治变迁的视角来考察秘鲁独立以来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秘鲁独立到“拉美太平洋战争”(1879-1885)，秘鲁国内政治的主要表现是政局极端混乱。“自玻利瓦尔1826年离开秘鲁后，秘鲁在40年里经历了34位总统……各省发生政变和叛乱的威胁经常迫使总统下台”。②(P158-159)在1821-1840年的短短20年中，秘鲁就颁布了5部不同的宪法(1822、1826、1828、1834、1839)，拥有军队支持的各种考迪罗争权夺利，内战频繁发生。1879年秘鲁卷入了与智利的太平洋战争，“对于秘鲁而言这是一场耻辱的战败，不但使政客们丧失了信誉，还增加了国家的债务并破坏了商业，从可以想到的每一个方面来说它都是一次失败”。[3](P184)拉美太平洋战争的战败标志着秘鲁19世纪下半叶“鸟粪经济”繁荣时代的结束，整个国家元气大伤，这为20世纪秘鲁长期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是拉美太平洋战争之后至1930年莱吉亚总统下台，这个阶段属于秘鲁现代历史上的“寡头政治”时期(El Estado oligárquico en el Perú)。这个时期秘鲁国内政治局势基本保持了稳定，在20世纪最初20年更是被称为“贵族共和国”，秘鲁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出口多样化和有限的工业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20世纪上半叶的秘鲁寡头阶层与殖民地时期的贵族和19世纪的考迪罗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用新的思维方式来组织新的经济活动，更类似于欧美的大家族、大企业、大财团。但与此同时，寡头政治也加深了秘鲁社会已经存在的社会分化和种族鸿沟。正是在莱吉亚统治时期，阿亚和马里亚特吉作为对当时寡头统治批评最严厉的知识分子，分别成立了秘鲁社会党(秘鲁共产党的前身)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普拉党)，对此后的秘鲁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阶段从1930年塞罗通过军事政变上台至1980年贝穆德斯军政府的统治结束，秘鲁国内政治最主要特征表现为军政府长期执政。“作为军事政变策划者的桑切斯·塞罗，第一次努力打造了一种军事民众主义(populismo militar)”，④(P748)军政府统治在1930-1980年的秘鲁成为一种典型的国家治理模式，贝纳维德斯、奥德里亚、贝拉斯科、贝穆德斯等几位总统都是典型的军政府统治者。虽然这个阶段也出现过几届文人政府，但在塞罗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军队领导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成为秘鲁政治中的常态。阿普拉党和秘鲁共产党成为秘鲁国内政治游戏规则的主要对抗者，各种政治暗杀、社会骚乱、暴动起义等伴随着政府的残酷军事镇压贯穿于整个军政府统治时期。 第四阶段从1980年贝朗德第二次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至今，文官政府体制开始成为秘鲁政治的主流。贝朗德再次当选总统标志着文官统治在秘鲁政治中的回归。虽然还要面对“光辉道路”游击队与政府军之间的长期对抗以及藤森总统外逃事件的影响，但军队领导人通过军事政变直接上台执政的事件没有再次发生。包括贝朗德、加西亚、藤森、托莱多、乌马拉在内的几届总统都是通过公开选举上台执政。除现任总统乌马拉曾在军队服役以外，其他几位总统都没有直接的军方背景。从1980年至今的30多年中，秘鲁表面上保持了文官统治的连续性，基本避免了军政府统治在国内政治中再度出现。 二、秘鲁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 秘鲁作为拉丁美洲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在独立以来将近两个世纪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充满着内战、动荡、暴力，考迪罗主义与民众主义贯穿始终，既有长期军政府独裁统治，也有各种激进政治思潮的竞相进发。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秘鲁独立之前的社会传统对国内政治文化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考察秘鲁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可以发现秘鲁历史中形成的社会传统对政治文化变迁有着长期影响。秘鲁共产党创建人马里亚特吉曾如此描述秘鲁的社会传统：“当有人向我们谈论‘民族传统’时，我们首先要确定谈论的是‘哪个传统’，因为我们有三重传统——‘西班牙的、印第安的和非洲的’”。⑤(P241)印第安土著社会、西班牙殖民者后裔、庞大的印欧混血群体、从非洲贩运过来的黑人奴隶等都在秘鲁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中西班牙将伊比利亚半岛的集权体制、军事暴力与军政独裁体系、不平等的政治文化等带入到秘鲁殖民地，对整个秘鲁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0多年来秘鲁一直是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统治的中心……与西班牙的其他殖民地相比，秘鲁花了更长的时间来接受独立运动”。⑥(P96)“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社会分裂在秘鲁非常明显，种族的、地缘的、产品的以及知识体系的隔阂在整个20世纪都萦绕着这个国家”。⑦(P29)秘鲁政治传统中的集权倾向、专制倾向、暴力倾向被长期保留下来，深刻影响着整个秘鲁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独立后的秘鲁虽然在国家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政治体制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秘鲁是一个高度集权组织起来的幅员辽阔地区，首都的活动几乎占据了它的整个历史，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其他地区只在选举时期才具有与其经济贡献成正比的价值”。⑧(P368)“利马……作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它的选民决定着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大趋势”。⑨(P1513)从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社会文化传统对于20世纪的秘鲁政治一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秘鲁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有深刻根基和持久影响，并导致民众接受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文化……在秘鲁这样的国家，具有政治和军事独裁的传统”。⑩(P125)1985年加西亚通过民主选举成为秘鲁第一个阿普拉党人总统，“为增强自身声望，(他)也毫不犹豫地强调其与阿亚·德拉托雷、贝拉斯科等本国历史上的民众主义领导人的继承关系”。(11)(P253-254)而阿普拉党正是20世纪以来秘鲁国内群众基础最扎实、组织最完善、在政坛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政党。“在秘鲁，民主等同于政治选举，很少或没有看见公民的权利……争取民主社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考迪罗主义、服从和文化专制”。(12)(P45)秘鲁民主政体中浸润着从长期历史传统延续而来的政治文化。秘鲁独立以来国内政局长期动荡的背后正是这种社会文化传统对国家政治生活深入而持久的影响。 2.长期的军政府统治和军人干预政治现象频繁出现 秘鲁独立以来，国内政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军队对政治的深度干预和全面影响。独立战争并没有结束秘鲁国内动荡不安的局面，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秘鲁基本处于军人与各种考迪罗的统治之下。秘鲁19世纪的考迪罗基本都是由军队支持的大庄园主，他们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以暴力夺取政权并依靠军队实施政治统治，直到1872年帕尔多上台，秘鲁才出现历史上第一届文官政府。1879年，拉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秘鲁在战争中被智利击败使国内文官政府的领导层迅速解体，在文官考迪罗彼罗拉的短暂执政时期(1879-1881)以后，秘鲁又出现了一段连续的军人统治时期，直到1895年卡塞雷斯军政府下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秘鲁造成了重大冲击并直接导致莱吉亚政府1930年下台。此后秘鲁开始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几乎连续的军政府统治和军人干预政治时期，“1948年奥德里亚的政变成为现代秘鲁的分水岭……它宣告了秘鲁政治上不稳定的独裁规则和选举混乱时代的来临”，③(P202)直至1980年贝穆德斯军政府下台。虽然偶尔有文官政府上台执政，但这些文官政府或是由军队扶持上台，或者由于军方政变失去执政地位。秘鲁政治力量在这段时期基本上被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方是军人和寡头结成的不稳定联盟，另一方是阿普拉党、秘鲁共产党及各种反政府游击队，双方通过暴动起义、政治暗杀、残酷镇压等各种暴力行动你来我往。军队与阿普拉党之间半个世纪的对立一直延续到1985年加西亚作为第一任阿普拉党人当选总统才基本结束。长期派系冲突使秘鲁国内政局在1930-1980年间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之中，国家现代化进程长期停滞。 秘鲁军政府统治在民众中一直拥有较强的社会基础，“秘鲁军队虽没成功但最有创意的努力就是给社会底层民众创造了代表和参与政治的新途径”。(13)(P870-871)在拉美太平洋战争和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类外部危机的刺激下，秘鲁文官政府往往由于不能应对这些挑战而下台，取而代之的就是军政府上台执政。1881年上台的蒙特罗军政府和1930年上台的塞罗军政府都是如此。在1930-1980年的半个世纪中，秘鲁也有过短暂的文官政府统治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1963年通过选举上台的第一届贝朗德政府。但是这届文官政府不仅没有解决秘鲁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且在执政后期经济形势出现了恶化，接踵而至的便是1968年贝朗德文官政府被推翻。1968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武装部队革命政府……被视为基本制度的努力构建”。(14)(P452)甚至20世纪长期反对寡头政治的阿普拉党为了上台执政也开始与寡头阶层结盟。在某种程度上，1985年上台的第一位阿普拉党总统“加西亚也是一个新的考迪罗，显示出秘鲁仍然是个混乱的社会”。(15)(P182)民众主义加上军政主义的社会氛围，使秘鲁文官政府每当遇到重大经济社会危机时就会被军政府赶下台，军人干预政治现象和军政府统治构成了秘鲁独立以来将近两个世纪的国内政治中最重要的特点。 3.秘鲁社会“碎片化”趋势导致民众主流政治思想认同的缺乏 秘鲁国土被分割为西部沿海区、中部安第斯山区和东部亚马逊林区三个截然不同的地区。除了东部林区由于尚未开发而人口稀少以外，秘鲁绝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西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安第斯山区。以首都利马为代表的许多大城市都位于沿海地区，而安第斯山区则是印第安人的传统聚居地区。“秘鲁土著人口的整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战胜贫困和压迫的最重大挑战之一”。(16)(P20)秘鲁是拉美各国中印第安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见表1)，印第安人和混血人是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秘鲁政治变迁和秘鲁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中部高原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明显对比，以及土著印第安人组成了秘鲁人口的多数”。(17)(P52)由于首都利马和山区印第安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在利马精英看来，秘鲁的印第安人是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是国家所有灾难的根源”。(18)(P102)“民主梦的结束和一个新军事寡头独裁取代秘鲁的民主制……但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却照常地在他们的旧世界里保持沉默”。(19)(P431)自20世纪初以来，印第安人问题就成为秘鲁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土著主义(indigenismo)”思潮使非印第安人重新思考印第安的历史与文化，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对印第安人产生影响……到1940年，(印第安人)文盲率仍然高达58％，三分之一的秘鲁人口不讲西班牙语”。⑥(P169)甚至与印第安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印第安人索赔’运动也只是一种激发出学生群体、混血人群、中产阶层愤怒的有效方式，但在印第安人中似乎无法找到多少共鸣”。(20)(P23)这种情况表明来自印第安社会之外的政治思潮并没有对山区印第安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经历了从殖民总督时代到共和国时代历史进程的完整性，‘政治分离’(la separación política)已经成为秘鲁现实社会生活的新形式”。(21)(P162)在秘鲁国内社会中，西部沿海地区与安第斯山区之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印第安土著与欧洲移民后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碎片化”趋势。秘鲁独立以来的考迪罗统治、军人干预政治、文官政府软弱、主流政治认同缺乏、激进政治思潮泛滥等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都和这种“碎片化”趋势紧密相关。
秘鲁社会“碎片化”趋势导致国内缺少一种主流的政治思想认同，秘鲁人在很长时期内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并没有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虽然19世纪后期秘鲁也曾出现过一些早期的政党组织，包括文官主义党(El Partido Civilista，1871)、立宪党(El Partido Constitucionalista，1884)、民主党(El Partido Democrático，1884)、自由党(El Partido Liberal，1901)等，但这些政党及其政治影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逐渐在秘鲁社会销声匿迹。秘鲁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政治人物莱吉亚最初曾遵循文官主义党原则，并于1908年作为文官主义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开始他第一任总统任期。但他上台后未能成功处理国内阶层对立问题并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农民暴动。1919年莱吉亚转向民众主义，并利用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帕尔多的文官政府，此后一直执政到1930年。在莱吉亚的两次总统任期内，“1908年文官政府的分歧和1919-1930年莱吉亚政府的优势”(22)(P4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20世纪上半叶秘鲁也涌现了许多新兴政党组织，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阿亚领导的秘鲁阿普拉党(Partido Aprista Peruano，1924)和马里亚特吉创建的秘鲁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Peruano，1928)等，但这些政党的政治主张始终没有成为秘鲁社会的主流政治认同。阿普拉党直到1985年才由加西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其执政地位由于加西亚执政期间爆发的严重经济社会危机而结束。2006年加西亚虽然再次当选为总统，但其第二任期也并没有带给秘鲁社会明显的改变。而秘鲁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从未获得执政地位。秘鲁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还出现多次党内分裂，从中分离出古斯曼领导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之类的极端暴力组织，“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恐怖力量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民众态度，包括对民主制的批评和对藤森的总统专制模式的支持”。⑩(P122)秘鲁独立以来的国内政治中一直没有出现一种能够被绝大多数民众接受的主流政治思潮，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秘鲁社会长期存在的这种“碎片化”趋势。 4.经济落后和普遍贫困成为滋生激进政治思想的土壤 秘鲁曾经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统治的中心，但是其独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拉美地区一直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在秘鲁主要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民众的普遍贫困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即便是首都利马这样的大城市，仍然存在大面积的印第安人贫民窟，“贫民窟里的大多数居民在那些主要讲克丘亚语的省份都有亲属”，(23)(P749)“到1959年仍有20％的省会城市令人难以置信地缺少交通道路，就像生活在殖民地时期”。(24)(P163)1968年贝拉斯科军政府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虽然这场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秘鲁的土地改革……并没有解决在农产品生产和就业方面存在的‘农地过度细分’(minifundismo)问题”。(25)(P847)从改革之后秘鲁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场改革既没有扩大农民实际拥有的土地，也没有改善农村中的土地分配结构”。(26)(P158)秘鲁普遍贫困现象在20世纪下半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21世纪初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达到54.1％(见表2)。
经济落后和普遍贫困现象的长期广泛存在给秘鲁留下了激进政治思想活动的土壤，“在秘鲁政治中，激进主义并非新生事物，它是伴随着20世纪20-30年代初秘鲁共产党和阿普拉党的崛起而出现的，并由于这两党对立的政治计划而具有不同的含义”。⑨(P1501)除了阿普拉党和秘鲁共产党，著名的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就诞生在阿亚库乔的安第斯山区，这里是秘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27)(P34)诸如“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之类的极端政治团体在山区或林区拥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它们长期成为与秘鲁中央政府对抗的军事游击组织。它们“使用克丘亚语征募新人，士兵主要由具有印第安土著农民背景的人组成”，(28)(P248)“最强烈支持来自中南部安第斯地区，这与土地、种族、经济压力等问题都直接相关”。(29)(P101)这些不断涌现的激进政治思想对于秘鲁国内政治生活发挥着一种负面影响，可以这样说，“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普遍的贫困是导致‘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出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30)(P142)“1980-1992年的‘肮脏战争’使秘鲁安第斯山区血迹斑斑……恐怖组织和政府的暴力活动对几百万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31)(P151)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些激进政治组织的军事活动使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区长期处于动荡与恐怖之中，严重破坏了国家政局稳定，使秘鲁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 5.对外政策的失误严重干扰了国内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 秘鲁从独立初期开始就缺乏一个稳定的国际周边环境，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严重干扰秘鲁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独立后的最初20年中，未确定的边界、领土野心、流亡者的政治伎俩和一系列的国际阴谋导致了安第斯国家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32)(P40)秘鲁在整个19世纪几乎与周边国家战争不断，包括1829年与哥伦比亚的战争、1829-1834年与玻利维亚的战争、1835-1842年反对智利的军事行动、1866年与西班牙的战争、1879-1884年的太平洋战争等。秘鲁基本上在所有对外战争中都失败了，每次军事失败不仅带来领土的损失，还有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的衰减。秘鲁对外战争屡屡失败成为导致国内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879-1885年太平洋战争失败带来了智利军队长期的入侵占领和经济凋敝的局面，这对秘鲁现代化进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秘鲁不仅丧失了硝石产地塔拉帕卡省，而且还由于战争在秘鲁领土上进行而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二个军政府阶段作为与智利战争的结果而出现”。(33)(P236)秘鲁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还激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反思……最终导致之后的秘鲁总统们不断巩固国家集权，带来了阿亚的阿普拉党和马里亚特吉的秘鲁共产党之类激进政治运动”。(34)(P56)秘鲁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脓疮溃烂’激发了质疑寡头统治本质与合法性的激进意识形态的诞生”，(35)(P70)“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对于秘鲁执政的寡头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32)(P120)它使秘鲁政府合法性受到很大冲击，各种反政府的极端政治组织纷纷出现，秘鲁社会此后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秘鲁对外政策的失误还体现在20世纪与一些大国的关系上。20世纪上半叶莱吉亚政府在经济上鼓励美国资本投资并向美国大量借债，美国对秘鲁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1968年的军事政变，秘鲁由国内资本家和中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联盟共同统治，该联盟中的秘鲁势力经常被统称为‘寡头’”。(36)(P79)由于对美元资本的严重依赖和长期寡头政治，秘鲁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追随美国，在对外关系上缺乏独立自主性。这种对外政策遭到阿普拉党的强烈抵制，“由于外国资本的无限渗透威胁着传统中产阶级……阿普拉党提出了几项措施，如国家控制监管外国投资、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为农业提供技术援助、利用秘鲁资本与技术资源对外国公司的逐步国有化等”。(37)(P164)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秘鲁对外政策又受到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古巴革命等外部意识形态影响，出现全面“左转”的趋势。由于“土地使用权的结构缺陷成为秘鲁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38)(P55)1968年贝拉斯科政府上台之后实施激进的内外政策，包括“土地与资本所有权的改革计划……设立国有企业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39)(P163-164)“城市工业中心支配地位和社会中资本主义特色的清除……成为秘鲁从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组成部分”。(40)(P987)贝拉斯科军政府的国有化措施和征收美国公司财产等政策直接导致了秘鲁与美国关系的紧张。对于秘鲁独立以来的对外政策，正如有学者所说，“1824年之后秘鲁对外政策受到各种内外力量的强烈影响，难以成功满足持续的实际需求”。(32)(P243)秘鲁政府不明智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保护和增进秘鲁的国家利益，还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负面的制约和影响。 三、秘鲁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启示 秘鲁自19世纪初摆脱了殖民统治后至今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政治发展道路的挫折与失败占据了主要内容，其教训启发人们深思，对于全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不同族群与社会阶层的分裂对民主政治的负面制约效应 秘鲁作为拉丁美洲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印第安人、欧裔白人、混血的梅斯蒂索人等在经济地位、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都很明显，导致一种“政治分裂的成本”(el coste de la fragmentación política)。人口占比最大的印第安人在秘鲁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基本处于边缘化地位，“在秘鲁的物质成功和社会地位提升中必须要拒绝印第安人的所有东西”，(41)(P36)这实际上是将国内的最大族群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秘鲁社会还长期存在着社会阶层的分裂对立，“来自中产阶级的阿普拉党对上层阶级的统治的长期挑战，不断地逐渐损害着传统的社会精英阶层，随之而来的是军队发动的各种政变事件”。(42)(P466)秘鲁国内民主体制在缺乏主流政治思想认同的社会大背景下不但没有起到弥合社会裂痕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加深了不同族群与阶层的“碎片化”，加剧了国内社会中的紧张对立趋势。“秘鲁的教训也适用于正处于大选前夕的拉美其他国家”。(43)(P170)对于民众主义思潮非常普遍的拉美国家来说，如何减少和规避民主体制在不同族群与阶层之间产生的“分裂激化效应”，应该成为他们未来重点关注的政治问题。除了拉丁美洲，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冷战以后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也都出现了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的分裂对立带来负面制约效应的问题，秘鲁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借鉴案例。 2.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应尊重社会传统对政治文化的长期影响 秘鲁自独立以来已将近两个世纪，殖民时期遗留的政治文化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思维方式与社会运行机制。虽然秘鲁国内政治中也建立了诸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等源自欧美国家的政治运行规范，但实际运行中却经常出现政局混乱、效率低下、政党恶斗、军事政变等现象，导致国内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秘鲁的“政党在议会运作中扮演一个绝对边缘化的角色……议会职能的履行模式远远超过正常设计，反而降低了其作为公民舆论机构的威信，从而削弱了民主制度的有效性”。(44)(P624)“在政治生活中秘鲁公民没有感受到其利益被政党所代表……秘鲁人的政治导向和投票倾向是基于大众传播系统”。⑩(P110)秘鲁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及实际运行与其社会传统和政治文化相脱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发挥正常的功能。如果从国内政治的视角把秘鲁与邻国智利相比较，(45)这个方面的反差更加明显。可以这样说，秘鲁政治制度“顶层设计”方面存在的缺陷使秘鲁在独立之后不仅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国内政治运行规范，还为此后长期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脱离本国社会传统与政治文化的“顶层设计”最终成为一种无效的负面的政治资产，长期困扰着秘鲁的现代化进程。当今世界，除西方国家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属于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国家，如何在尊重本国社会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国内政治制度“顶层设计”，找到一条渐进、折中、共赢的政治现代化道路，这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成败的重要标志。 3.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要防范和化解激进政治思潮的影响 秘鲁国内族群与阶层的分裂、政治体制运转的失效、普遍贫困现象的存在为激进政治思潮的涌现创造了条件。阿普拉党、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都试图全盘否定秘鲁的政治游戏规则，使秘鲁走上一条所谓“全新”发展道路。“阿普拉党坚持认为秘鲁需要找到一个政府和经济组织的全新体制”，(46)(P60)“光辉道路”则采取军事斗争方式来实现政治理想。这些激进政治思潮在现实中很难成功。加西亚作为第一个上台执政的阿普拉党领袖，其执政效果并不理想，“秘鲁除了阿普拉党还没有其他社会政治势力拥有类似的组织力量，但由于加西亚在政治上以及个人的失败，阿普拉党影响也被大大削弱了”。(47)(P198)至于“光辉道路”带来的更多是恐怖和破坏，仅仅“在1980-1991年间军队和光辉道路游击队之间的战争就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⑥(P274)秘鲁20世纪涌现的一系列激进政治思潮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造成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家现代化进程出现延误和倒退。由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类似秘鲁这样的激进政治思潮涌现的客观条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常出现各种极左或极右的政治思潮。这些激进政治思潮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包装，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左右某个国家的国内政局走向。因此，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效规避与防范各种激进政治思潮的出现，也是未来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4.频繁的军事政变导致公共政策的极端化趋势 秘鲁政治体制的缺陷使其国内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文官政府治理架构。即使在军人干政现象频发的拉丁美洲国家中，秘鲁军事政变与军政府现象出现的密度也是非常突出的。由于军事政变频繁发生，导致秘鲁公共政策中的极端化趋势非常明显。每当军政府通过政变上台执政，就总是大幅度地带来国家公共政策的调整，原来由文官政府制定的诸多政策很快被终止。“秘鲁公共政策的主要特点特别是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不稳定性以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趋势”。(48)(P47)秘鲁独立以来频繁出现的军事政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其国内政治危机集中爆发的产物，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秘鲁独立以来国内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明，如果通过军事政变方式来处理国内政治危机，通常会带来公共政策的极端化趋势。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在左与右之间反复摇摆，最终结果往往是任何公共政策都会出现“劣质化”和“无效化”的趋势，导致任何现存的国内经济政治问题都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会长期停滞不前。 5.对外政策的失误对国内政治的负面影响 秘鲁自独立以来在对外政策领域频频出现失误，与周边国家的战争与冲突不断爆发，除极少数情况以外，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没有实现增进国家利益的目标，反而在不断破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更是严重损毁了秘鲁的经济，以至于几乎需要整整一代人来恢复秘鲁的经济增长能力”，(49)(P125)“鸟粪经济”繁荣时期由此终结，文官政体被军政府取代，激进政治思潮和政治组织开始不断涌现，“留下的遗产不只是经济崩溃，还有政治与社会的动荡”。(50)(P387)从莱吉亚上台到贝拉斯科军政府的半个多世纪中，秘鲁不仅与邻国经常发生冲突，并且由于其自身对外政策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明显，这就为大国势力插手其国内政治留下了空间。因此，对当代世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选择明智而有效的对外政策，缓解国际环境变迁对国内政治局势的负面影响，确保“后发赶超型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不被外部因素延误和干扰，应成为对外政策选择时的优先考虑因素。 [收稿日期]2014-12-02 注释： ①World Bank Website[EB/OL].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2014-07-15. ②Henry E.Dobyns and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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