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概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要论文,跨国公司论文,环境论文,报告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储祥银 译
跨国公司日趋面向全球经济设计自己的生产与分销战略，并因此而扩大了它们国际生产的范围。即使跨国公司经济行为的结构发生变化，但生产总得在某一具体区位进行，雇员必然与工作地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公司战略和国际化生产对工作地点——就业数量与质量、人力资源开发，劳资关系——的影响是《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研究的主题。
需要将这一研究主题放在发达国家重新出现大规模失业和失业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难题的大背景下予以考虑。50年以前，国际社会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为新的世界秩序设计国际议程时，失业只是作为讨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期间经济分裂的背景而被涉及的。今天，失业问题必须放在更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前景下考虑，在促进经济稳定与繁荣的较为重要的途径中，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尽管跨国公司行为对当前失业水平的直接影响不会很大，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则不容低估。政策制订者和工会领袖必须找到新的创造性途径，以适应国际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一任务并不简单，不仅仅因为生产层次上的一体化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还因为在一个更开放，更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政策制订者必须更为谨慎地协调传统的国内经济管理措施与国际经济关系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关系政策尤其应当包括涉及外国直接投资和其它形式跨国公司行为的政策。
《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是关于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问题系列年度报告的第四本，共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和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行为发展的近期全球趋势与地区趋势，并在经济行为全球化前提下对这些趋势的长期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跨国公司行为一体化在数量、广度与深度上都急剧发展条件下，跨国公司带来的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劳资关系问题；第三部分探讨了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跨国公司、工会和政府的作用变化问题，尤其注意讨论了劳工市场问题。现仅将本世界投资报告的观点概述如下：
全球与地区发展趋势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行为的近期发展趋势说明了世界经济中深刻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已经出现的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国际直接投资衰退结束，发展中东道国的表演突出（虽不平衡），跨国公司数量增加、影响范围扩大、跨国公司生产层次一体化的影响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特征。
（一）国际直接投资从衰退中复苏过来
继两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减少（从1990年的2320亿美元跌至1992年的1710亿美元）以后，1993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开始回升，达到1950亿美元（见表1）。并非所有主要母国均对此回升作出了同等的贡献，但国际直接投资的复苏仍可看出早先主要母国和东道国位次格局的重视。
在国际投资衰退期间，主要母国、东道国位次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由早先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降到了第三位，低于美国和法国（见表2），80年代后半期多数年份均为最大对外直接投资者的英国排到了德国的后面，名列第五。1991年和1992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主要来自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减少，这些投资主要流向美国。构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大削减（在这两年中分别占世界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减少的44%和65%）的因素包括不利的周期因素和其它一些具体的因素。具体因素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证券价格骤跌和80年代后期投资高涨期间对欧美的投资效果欠佳，许多日本公司的金融地位被削弱了。西欧对外直接投资的减少没有日本那么多，其原因主要在于欧洲国家进入衰退的时间不一致，这部分地缓解了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的总体水平。此外，统一大市场计划的实施继续为欧洲和其它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区内机会。与日本和西欧不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衰退期间仍保持高水平，1993年又有了很大的增加。这反映了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地理方向更为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使美国跨国公司得以在衰退期间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发掘直接投资机会。
从吸收投资角度来看，经济衰退使流向美国的投资减少。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美国都曾是最大的东道国。1992年，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总数的2%（1989年时这一数字为1/3）。从绝对价值看，流向美国的投资由1989年690亿美元跌至1992年的34亿美元。跨国兼并与收购在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战略中具有重大的作用，跨国兼并与收购的减少是对美国和主要西欧国家投资减少的重要原因。随着国际直接投资从衰退中复苏过来，早先主要东道国和投资母国的格局开始重现。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角度来看，美国又恢复了作为最大东道国的地位，1993年，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达到320亿美元。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来看，美国加强了其作为最大对外直接投资源国的地位，在国外的投资达到50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英国恢复了欧洲联盟中最大投资母国的地位，这一地位在国际直接投资衰退期间曾让位于法国。发展中国家也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复苏作出了贡献。德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没有开始复苏，但已停止下跌，似乎已经到了谷底，1993年—1994年财政年度，日本批准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好的预兆。
表1 1981-1993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流进流出表（10亿美元）
国别 1981-1985 1986-1990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每
年平
均b
发达国家 流进37
130
131
168
176
121
102 109
流出47
163
162
212
222
185
162 181
发展中国家流进13
25282731 39
51
80
流出16 6 1010 7 9
14
中欧与东欧c 流进0.02 0.1 0.015 0.3 0.32 45
流出
0.004 0.02 0.02
0.02 0.04 0.01
0.03 …
所有国家 流进 50 155
159196
208
162 158
194
流出 48 168
168222
232
192 171
195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a.以初步估计为基础；b.根据半对数回归方程计算的复合增长率估计的数字；c.原南斯拉夫被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中。 注：世界范围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出流量与存量水平都应当相等，但实际上并不相等。其原因包括：不同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定义与估价上存在的差异，国际直接投资未汇回利润的处理，未实现资本收入与损益的处理，离岸企业交易的记载，国际直接投资中利润再投资的记载，房地产投资与建筑投资的处理，国际直接投资股权分享起始时间的确定。
表2 1981-1993年间五大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0亿美元）
国别1981-19851986-1990198819891990199119921993b
法国 3
1714 19 35 24 31
21
德国 4
1613 18 29 22 16
17
日本 5
3234 44 48 31 17
12
英国 9
2837 35 19 16 16
26
美国d
11
2214 34 24 33 33
50
总计e
32
115 113 151 155 126 113 126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 a.根据半对数回归方程计算的复合增长率估计的数字；b.根据事先的估计；c.不包括利润再投资，法国1982年以后的利润再投资未见报导；d.不包括荷兰安的列斯群岛在金融（银行业除外）、保险和房地产业中的对外投资，也不包括货币交易调整；e.由于计算的原因，总数不等于简单相加。
（二）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蓬勃发展
即使在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衰退期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繁荣的势头，这成为近期国际直接投资全球发展趋势的一大显著特征。1993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80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这一水平相当于1991年流量的两倍，1986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总流量。结果，1993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到的投资在世界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比重达到40%左右，这一比重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达到过。1992年，外国直接投资是流向发展中国家净资源的最大组成部分，占总数的1/3，占流向这些国家私人资源的1/2。使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吸引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私营化计划和外国直接投资管理政策框架的自由化。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中国家集团间分布并不平衡。许多外国直接投资仍集中流向亚洲和拉美10-15年东道国（见图1）。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东道国，约占1992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增量的近3/4，占1993年增量的1/2以上。1993年，中国吸收了26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成为该年世界第二大东道国，仅次于美国。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积极的影响，1989年，设在中国的外国分支机构的出口占全国出口的9%，1993年时这一比重达到了1/4，而全国出口总值从530亿美元增加到920亿美元。另一方面，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只吸引到很少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见表3）。1986-1990年间，它们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平均为2.1%，而1992年这一比重减少到0.6%。从绝对值上看，1992年它们吸收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3亿美元，只相当于流向巴基斯坦这样某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区格局也反映了这种不平衡，许多外国直接投资增加都集中在东亚、东南亚，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流向最不发达国家聚集的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期间没有增加，结果，这两个期间，流向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比重被降至6%。
不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下：
1.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上最快的地区，也是最大的东道国地区。1992年该地区吸收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的57%，在此方面，中国的表现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然而，面对某些区位优势的丧失，新兴工业化国家致力于吸引高技术或技能密集型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重组的结果使流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速度放慢。这些国家仍然是有效的对外投资者，并正将劳动密集行业移向亚洲其它国家。结果，地区内的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近来的越南是区内对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有吸收力的区位。前景十分乐观，该地区仍可能保持现有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水平。如果不进一步增加的话。这里的假定前提是许多决定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变化的主要因素仍保持有利（见表4）。即使象最近有迹象表明的那样，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速度减缓，这一地区还有一些其它市场未被外国投资者全面开发，最为明显的有印度。2.90年代初，流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投资水平比80年代高出一倍多。外来投资的复苏说明了该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复苏，市场导向改革取得进展和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获得成功。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参与私营化的直接投资与债务股权互换计划的实施仍然是外来投资的重要部分，而智利、墨西哥等一些其它国家现以此计划正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势头的前景十分乐观。这一地区内和该地区与北美实现更高程度主体化方面的进展将成为导致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因素。
图1 1981-1992年间十大发展中东道国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
3.尽管80年代中许多非洲国家政府都广泛地采取了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政策，但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并未增加。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只有30亿美元，这大大低于马来西亚等国家90年代初一国的水平。市场窄小，经济增长率低，基础设施差，债务负担重，市场与私营部门导向的经济改革进展缓慢，技术装备水平低，所有这些都削弱了许多非洲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外国直接投资集中流向石油输出国，特别是埃及和尼日利亚，但一些小的非洲国家，如塞舌尔和赤道几内亚，吸收了与其经济规模相比相当不少的外国直接投资。这说明在评价非洲国家投资潜力时需要进行差别性分析。虽然与另外一些国家相比，一些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较为成功，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并不乐观。外来援助，尤其是官方发展援助因此将继续成为建立自我持续增长基础，包括建设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表3 1981-1992年间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表（10亿美元与%）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a.包括欧洲的发展中国家（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原南斯拉夫）和太平洋群岛。
（三）对中欧、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少量增加
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显著增加打破了早先的担忧：中欧、东欧的开放，该地区国家吸引外国投资的努力将使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转向。事实上，流向中欧、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流向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限的外资流入极大地挫伤了早先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发挥作用的期望。据估计，1993年流向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50亿美元（只相当于流向墨西哥的外资的水平），1993年该地区累积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30亿美元（略多于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区内外国直接投资分布极不均衡，集中于那些在建立市场导向经济体系方面进展最快的国家。但不管怎么说，一些关键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如汽车工业）、与西欧新联系的建立、外国分支机构与供货商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技巧转让、早先得不到的劳务的获得有助于加速经济转轨和促进经济恢复。此外，通过对制度建立、私营化和竞争施加压力，跨国公司间接地帮助它们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发展前景看，该地区在吸引外国投资者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许多国家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崭内市场规模颇大，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被压抑着，而且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一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禀赋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欧洲联盟市场接近可以诱使跨国重新组织地区分支机构网络。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向中欧、东欧国家转移的结果；相反，极有可能出现在该地区进行的生产增加，部分以满足当地市场需要，部分作为区域一体化生产的结果。
（四）跨国公司急剧扩展
表4 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因素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
90年代初，全世界至少共有37000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控制着20多万家国外分支机构（不包括大量的非股权联系）。2/3的母公司——26000家来自14个主要发达国家母国，这比60年代末增加了19000家。1991年，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超过了4.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略大于世界商品和非要素劳务出口（其中约1/3属于企业内贸易），是80年代初期销售额的两倍（见表5）。大型跨国公司对生产、就业、需求型式、技术与劳资关系的影响绝不能低估：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按国外拥有资产排位计算）1992年拥有3.4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有40%投放在本国以外；这100家公司控制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3（见表6）。
表5 1992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及有关经济指标（10亿美元与%）
项目 现值 年增长率-(%)
1992 1981-1985a
1986-1990a 1991 1992
国际直接投资流量 171 3
24-17
-11
国际直接投资存量 2125b5
11 106
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c 4800d2e 15 -13
国内生产总值（要素成本） 233002
9 4 5
国内总投资51200.4 10 4 5
商品与非要素劳务出口 4500d
-0.2 13 3
技术转让费收入37
0.1 19 8 5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a.根据半对数回归方程式估计的复合增长率；b.1993年；c.根据德国、日本和美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世界销售额推断的数字；d.1991年；e.1982-1985年；
表7 1913、1960、1975、1980、1986和1991年对外直接投资
项目 1993 1960 1975 1980 1985 1991
世界国际投资存量占世界产值比重9.0a
4.4
4.5
4.8
6.4
8.5
世界国际投资流量占世界产值比重0.30.3
0.5
0.5
0.7
世界国际投资流量占世界固定资产形成的比重 1.11.4
2.0
1.8
3.5
国外分支机构销售占世界出口比重84b97c
99d
122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 a.会计数；b.1967年的数字，以美国的数字为基础；c.以美国和日本的数字为基础；d.1982年的数字，以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数据为基础。
图2.国际生产战略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注：A、B、C分别表示不同的职能或行为。
表6 1992年根据国外资产排列的最大50家跨国公司（10亿美元与1000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
a.根据1991年7月29日和1991年8月26日《幸福》杂志全球500家名录进行公司行业分类（戴姆勒一奔驰除外）；根据《幸福》杂志的分类，划分公司隶属行业与服务的依据是其最大销售额；行业组合按照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建立的目录进行划分；但是，有几家公司高度多元化，这些公司包括GE、GrandMctropolitan、Hanson和Sandoz。 b.国外销售额指在欧洲以外的销售额，而国外雇员则是指英国、荷兰除外的其它国家中的雇员。c.国外资产数据不可供，根据国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例、国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及其它类似比例推算出的国外产资产数排列。
（五）国民生产体系被与更广泛的全球化背景联系在一起
跨国公司及其行为不仅仅在量上增长（见表7），它们还在广泛的国际化过程中对世界经济产生质的影响。技术进步与竞争的推动和自由化浪潮减少了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障碍，扩大了国际专业分工的范围，导致了国际经济交易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交易者、投资者、技术传播者和人员移动者，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此而加强了各国市场间的联系。除此之外，跨国公司还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在共同的管理体系下在世界范围内的设置分支机构，通过在不同国家安排各种生产活动，通过开创企业内的国际分工，使否则可能在市场上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交易内部化。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将生产过程组织起来。
跨国公司推行的战略是理解全球化进程的核心（见图2）。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行为可以通过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联系起来。在独立子公司战略下、母、子公司之间的联系是单向的，集中表现在所有权、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简单一体化战略条件下，子公司通常也会向母公司提供投入。这种联系也可以通过复合一体化战略进行。为了追求全球规模经济效益，将特定公司职能安置在世界不同区位，实现高度的公司内职能专业人工，由此而产生了复合一体化战略。虽然上述三种公司战略可以同时共存，但最近出现了向复合一体化战略演变的趋向，以与价值链上具体职能的分工和根据整个企业利益的需要将其安排在最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区位相一致。
世界贸易中约有1/3属于企业内贸易（其构成主要是中间产品），约80%的技术转让费支付发生在同一企业内部。这样的事实证明了跨国公司的共同管理。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内外资产加在一起说明，约有1/3的世界生产是在跨国公司共同管理下进行的，由此而成为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潜在组成部分。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是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生产性核心。
二、就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劳资关系
（一）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
直到最近，世界性就业的一些规则是由地方的和国家的因素形成的。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业水平一直是影响各国政府政策的主要因素。虽然政府订有广泛的关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培训方面的政策，但就业的质量就工资、工作条件和企业培训计划来说取决于生产的部门分布和不同企业的表现行为。许多人，至少在发达国家，期望获得终生就业，如果不是在同一公司，就希望在同一地区或国家。工会与雇主组织在既定的全国劳资关系框架范围内讨价还价。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所有这些都在发生变化，因为资本流动性增加遇到了劳动力流动的区域性限制。
更具体地讲，在跨国公司管理下的国际生产的增长与组织对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来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1.增强企业层次竞争力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对传统的自然资产的依赖减少，而对创造性资产的依赖增加，以技能和智能形式存在的资产最为重要，这类资产因此而成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影响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
2.有技能人力资源的重要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分包安排和战略联盟建立起来的跨国生产联系的扩大、跨国公司复合一体化的实施为雇主雇员之间建立起互利关系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3.随着跨国公司地理与职能组织范围的扩大和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劳工和政府都应当尽快调整自己，以适应其行业或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变化；4.对市场力量依赖的增加重构了企业、劳工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与就业和工作环境领域有关的一些关系。
此外，近来失业的增加迫使政策制订者重新重视跨国公司与就业机会、工作区位和工作改进之间的联系。尽管当代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与结构失衡，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限制，但跨国公司作为经济行为国际化的推动者，影响着世界范围的就业数量与质量。跨国公司对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条件的影响理所当然地与已建立的劳资关系惯例联系在一起。
作为这些变化的直接结果，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开始从其国家的局限中慢慢地解脱出来，并在其它方面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以与发展日益加快的世界经济相适应。
（二）从量上看，跨国公司带来的就业增长低于其对世界范围直接投资的增长
据估计，跨国公司在国内外雇用了7300万人（见表8）。虽然这只占世界劳动力总数的3%，但跨国公司就业占世界非农业活动食薪就业的近10%，如果单独考虑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接近20%。此外，跨国公司活动的间接就业效应至少相当于其直接就业效应，可能比直接效应大得多。原材料采购，分包商和外部供应商的零部件加工等后向联系是跨国公司间接为创造就业机会作出贡献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企业越来越集中于生产规模较小，但是附加值较高的部分，因为技术、成本或灵活性之类的原因，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国内、国际的外加工有鉴于此，这类间接就业效应的重要性增加了。耐克鞋业公司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耐克的核心雇员只有9000人，但通过分包安排雇用了75000人。然而，从总量看，保守地估计，跨国公司的每一个就业可以为该国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根据保守估计，90年代初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就业量总数可达1.5亿人。
随着80年代和90年代初国际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跨国公司国内外直接雇用的人员也增加了，但增长速度不快。其原因在于资本密集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较快，国内、国际分包安排的广泛使用在跨国公司以外的地方创造了就业，跨国公司努力通过合理化和缩小就业规模来降低成本。事实上，80年代末时大型工业跨国公司的总就业量甚至少于1980年，而且自80年代末后仍有可能进一步减少。然而，如果考虑所有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总就业仍有所增加。
（三）与母公司相比，国外分支机构的就业增多，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分支机构尤甚
母公司雇员占跨国公司总直接雇员的近2/3，但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有限的直接就业增加都集中在国外分支机构。例如，1985-1990年间，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的雇员略有减少，而同期间其国外分支机构的雇用人员却增加了；1986-1990年间，瑞典制造业跨国公司国内雇员大为减少，而同期国外分支机构的从业人员却增加了，结果，国外分支机构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41%增加到61%。日本国外分支机构的就业增长尤为突出，8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外分支机构的就业增加了一倍多。从国外分支机构就业增长的分布来看，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尽管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绝对值的多数都投放在发达国家，但据估计，发达国家外国分支机构的就业增长甚微，在此期间分支机构总就业增量中所占比重较小（见图3）。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部门变化，更多地投向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每美元直接投资可能只创造出相当于制造业投资一半的就业机会；而且，公司网络改组与合并通常会导致就业的减少。然而，虽然因为上述因素，发达国家外国分支机构的就业人数增长缓慢，但外国分支机构的雇员仍占这些国家食薪就业总数的3%，在许多发达国家东道国，这一数字占制造行业就业的10%，或者更多。
近年来，外国分支机构雇员增加的较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从1985年的700万增加到1992年的1200万。但在发展中国家间，外国分支机构就业分布及其增长均不平衡，总起来看，这种不平衡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分布的不平衡相一致，就业增量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特别是中国，集中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出口加工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国分支机构就业的水平仍然很低。新加坡、牙买加、博茨瓦纳等小国除外，在这些小国中，外国分支机构的就业占总就业的2%或略少些。但是，这些数据掩盖了这样的事实：跨国公司一般集中于现代化制造业，跨国公司就业对于经济增长、长期就业机会创造和就业质量提高均具有积极的意义。确实，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中的就业占其制造业食薪就业的1/5。
（四）外国分支机构可以为就业质量提高作出贡献
上述数字未能说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外国分支机构对就业带来的质量影响。
1.工作条件
首先，相对于国内企业，被外国分支机构直接雇用的人员典型地，但不总是享有较好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险福利。这里的决定因素包括外国分支机构的规模、其集中于更资本、技能密集产业的趋向、开发竞争优势中技能和工作质量的重要性。所以，跨国公司有潜力对东道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施加积极的质量影响。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外国分支机构较高的工资待遇有可能成为影响工资提高的因素，至少对某些类型的劳工具有这方面的影响。从其它与工作有关的条件来看，跨国公司采用的标准一般都不低于当地同类雇主所采用的标准，有时甚至高于东道国的平均标准。
2.人力资源开发
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常常会为雇员提供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营运的外国分支机构更是如此。确实，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是在工作发生地将国际知识和技能与特定区位的人力资源开发结合起来，因此，东道国雇员和东道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均可以从跨国公司就业的技能提高中获益，从外国分支机构的正式与在职培训中获得新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
跨国公司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主要作用来自其为雇员提供的学习、培训机会。培训的程度和性质因国家、行业和跨国公司所从事的活动而异。总的看来，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跨国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培训至少与东道国国内企业同样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因为其规模和国际化特征的原因，跨国公司能够比许多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国内企业提供更好的正式和非正式培训计划。较大型的跨国公司通常设有自己的培训中心，聘请内部和外部专职人员为其员工提供脱产培训。大中小型跨国公司都会将其分支机构的雇员送到母国的实际操作部门学习，以获得经验和进行在职培训，而大型跨国公司还会将其管理人员派到不同的区位学习，跨国公司大多采用的另一种技能转让途径是将其员工派往国外。通过培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在很复杂的制造行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中尤为重要，在这些行业中，培训是软技术转让的主要途径。
许多跨国公司因其跨国化的结构和巨大的规模与范围，在为员工进行技能和智能工发方面具有独特的潜力，并且，这些能力通过前向和后向的联系在整个经济中进一步传播开来。然而，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潜力的发挥取决于一国已经具备的人力资源能力。这里的道理在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将跨国公司投资引向需要它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产业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地提供受过良好教育的和有技能劳动力资源的可能性，以吸受新的技能、专有技术和知识。因此，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保证向跨国公司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合格、高质劳工的国家能够吸引到这样的外国直接投资。此外，跨国公司或者根据市场条件，或者因为其它原因会向高技能密集活动发展，随着跨国公司的这种发展，受过教育的和有技能的劳工的可供性成为适应跨国公司变化，将跨国公司引向人力资源开发潜力更大领域的必要条件。这样可以实现良性的循环，劳工、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均可以从中获得好处。
表8 1975、1985、1990和1992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跨国公司雇员估计数（10亿美元和百万雇员）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a.预先估计，b.1977年。
图3 1985、1990和1992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外国分支机构雇员估计数（10亿美元和百万雇员）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
（五）劳资关系惯例仍然对跨国公司的工作地点问题产生影响，但已发生变化
作出影响跨国公司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决策是管理者的责任。但这些决策绝不是孤立地作出的，一国劳资关系体系中的工会在向管理者表达、解释和陈述工人意见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去10多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管理者将某些就业问题放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大前提下考虑，因此而将就业问题从集体劳资关系的领域中解脱出来。跨国公司对国内经济活动影响的扩大伴随着明显的劳资关系惯例变化，包括跨国公司内部折和一般劳资关系变化。
（六）生产的跨国组织对劳工的国别组织带来了特别的挑战
工会和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核心特征是：跨国公司组织范围国际化与大部分劳工组织范围国别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这一基本不对称中，跨国公司在转移生产性资产方面具有较大灵活性也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因为实际的和觉察到的生产区位变化威胁对工会的有效性具有深刻的含义。他们先将自己组织起来，然后再采取行动。如果政府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工会看作阻碍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的消极因素，这时，矛盾就会更加剧化。跨国公司跨国化特征的另一方面就是它们的决策程序常常比纯国内企业复杂，这使得获得信息和接触最终决策者比在国内条件下困难。另一方面，构成公司网络各单位间的相互依赖加深，这也使它们易于受到工会的干扰。
虽然由于跨国公司和工会组织范围差异带来的问题是真实的，但在日常的交往中，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发挥主导作用。劳资关系惯例历史地在国别层次上设计和实施，并常常与政府联系在一起。虽然有迹象表明，自主决定劳动惯例和讨价还价关系的国别劳资关系体系范围日益受到局限，跨国公司为基础的劳资关系结构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仍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东道国的惯例。更有甚者，跨国公司的长期战略和结构从总体上看不取决于与工会有关的考虑，因此，没有必要因为出现管理者和工人间的（暂时）分歧就改变自己的战略。事实上，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跨国公司一般都会承认工会（跨国分支机构中的工会化程度研究高于国内企业），对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投资，着眼于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而与工会一起共同努力。
（七）开辟新的合作途径这类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竞争压力要求企业不断发明新的方法，采用创造性的惯例和改组公司结构。要使这些取得成效，必须得到有组织劳工的正式，至少是非正式的合作。更具有意义的是，创造性资产重要性的提高，许多跨国公司灵活生产方法的采用和新的组织示范增加了工人对企业经营承担义务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劳资关系合作的氛围中才能得以很好地维持。结果，雇员日益将自己看成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意识，努力保证企业获得成功。对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成功的利益如何分享，工会如何参与，国别劳资关系体系如何施加影响等问题可能存在分歧，但一体化国际生产不断发展的效应之一就是，大家都应当承认所有雇员都可以为其工作的企业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广泛接受这一观点将为跨国公司内部劳资关系的处理开发出新的，相互合作的途径。
（八）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就业转移十分有限外国直接投资通常伴随着东道国国内的结构性变革。人们期望通过结构性变革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作为结构性变革过程的组成部分，国际化生产的扩大与某些就业的再分配，特别是地区层次上的就业再分布联系在一起，与全球层次上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加快联系在一起。但是，总起来看，与发达国家劳动力规模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就业量是很小的。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服务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因为许多服务尚不具备可贸易性。许多这一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因为区位局限的影响，亦即市场（当地和国际）无法通过贸易来开发。其它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也不会导致就业转移，亦即，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市场进入障碍使得某些市场难以通过贸易来开发。其次，虽然对某些行业的某些活动来说，劳动成本是重要的，但劳动成本本身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第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劳动成本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被两者之间相应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所抵销。最后，虽然没有明显的例证，但一般看，跨国公司很少因为劳动成本这一个因素的考虑在一国关闭其生产设施，而又在另一国重开新厂；相反，在生产变化出现的前提下，跨国公司通常将需要采用新设施的加工部分安排在发展中国家或者中欧、东欧国家。广泛的和更为重要的宏观经济与周期因素、技术进步和劳工市场缺乏灵活性是影响就业增长与分布的主要原因。
（九）政府力图通过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或维持就业
不管怎么说，在失业问题困扰着许多国家的条件下，留住或吸引跨国公司在当地营运，以维持或增加就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常见的目标。事实上，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诱使各国政府在社会和劳工领域作出让步，以吸引跨国公司和创造更多的必需就业机会。这反映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名符其实的创造就业机会需要与提高劳动标准需要之间的政策难题，制订这一方面的政策时必须认清决定就业的各种复杂因素，不能简单地只采取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限制本国对外投资的政策。在目前全球竞争加剧和一体化国际生产加快的条件下，关键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在维持当地适当的就业水平的同时，将跨国公司的价值增殖活动留在或引到国内，以使跨国公司对国民生产能力提高所作出的贡献达到长期最大化。
母国也必需认识到，全球化是牢固树立自己地位和保护自己的过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全球化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参数，因此应当阻止重大的政策倒退。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一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企业维持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先决条件，因此，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竞争力丧失。今天，以一体化方法跨国组织各类活动的能力是保证企业效率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它也是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这里的含义是，母国应当鼓励跨国公司集中从事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以保证自己的竞争力和最终生存，这要比冒险使他们成为效率很低的生产者为好。确信据此进行结构调整可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破坏性和带来巨大的代价，对技能不高的劳工更是如此。政府希望将这些代价降到最低程度。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尤其是再培训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旨在放慢调整速度的政策可能会有助于过渡，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会带来隐蔽的或公开的代价，因此，驾驭调整过程需要进行仔细的成本效益分析。
全球化的就业效应使人们感到它们不仅在宏观层次上出现，也在企业层次上出现。具体讲，复合一体化对于跨国公司带来的就业数量、质量和区位变化，以及跨国公司与工会的关系变化都具有深刻的含义。虽然，采取复合战略可能会导致有关跨国公司直接雇员的某些减少，但它却增加了东道国获得更多更高附加值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由于跨国公司将高附加值和高专业化的经济活动投放到其国外分支机构，提高东道国雇员质量的培训要求也增加了。因此，向复合战略发展的趋势表明，一体化国际生产强化了外国分支机构高工资高技能的形象。从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内部附加价值活动的重构和一体化中得到了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就业效应，对这一效应的认识日益普遍，进而使得各国政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加剧。在这一方面，提高劳工素质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行动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源开发确实是地方和国家政策制订者影响范围之内的事情。但必须注意，这可能只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其中原因之一是跨地区提供高技能人力资源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最可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大军与能够带来高生产效率的社会、物质基础设施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优势。具有巨大的和不断扩展的市场的国家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其吸引力会更大。
三、政策挑战
在日益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政策挑战的实质是如何最好地保证国际竞争与合作能采取互补的方式，以提高全球的经济福利和促进增加了的利益较公平地分配。两大趋势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挑战：一方面，正在进行的自由化意味着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私营经济行动者需要为自己增加了的发展机会承担新的社会责任。结果，企业、工会、政府等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被重新予以界定。在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特定条件下，这又带来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这里仅探讨与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劳资关系有关的问题。
（一）外国投资自由化政策普遍推行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自由化成为90年代最重要的政策趋向，成为诸多吸引外国投资者努力的组成部分。这一趋势来自更广泛的自由化运动。更广泛的自由化包括国际商品贸易、对外金融交易、技术转让，以及最近出现的服务贸易和劳动力移动的某些方面：广泛的自由化旨在通过消除限制或岐视性政府措施导致的市场扭曲来提高经济效率。这些政策相互关连而又互相支撑。在从中吸取动力的同时，自由化又是正在出现的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关于国际直接投资问题的一些多边与地区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统一大市场）和越来越多的双边投资条约（1993年缔结了64个）为国家层次上单边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提供了进一步的契机。这些努力致使政府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措施趋同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自由化进程发展很不平衡，在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广度和深度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世界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的规范政策框架日趋相似，为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些差异变得越来越重要。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努力会导致政府间的“政策竞争”。由于国际生产日趋一体化的性质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政策提高到地区层次和国际层次，这类政策竞争可能会被推广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政策领域。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见图4）：第一，减轻或消除因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因此也是歧视性措施）所导致的市场扭曲，给予或取消有利或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歧视性优惠与补贴。已经采取的最有意义的自由化措施与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和设立企业的限制有关，虽然所有国家仍都有一些领域不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发达国家的限制主要在自然资源开采和服务行业。发展中国家置的情况比较复杂。它们的自由化主要集中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或涉及先进技术的项目，近来，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运动扩展到了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采。但，总起来看，发展中国家自由化的程度仍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样，虽然这些年来强制性控股和少数控股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重要性降低，但所有权限制仍被用作控制某些具体产业和活动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手段。尤其，这类或其它形式的对外国分支机构决策进行当地控制被用于具有战略重要性产业中的大型投资，或用于公共垄断事业私营化投资中，经营性限制，如非居民雇用，也仍还存在。但经营要求近年来显示出失支其强制性特征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正面的鼓励措施。一般自动授权程序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放弃，在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趋于消失（特定行业中经营的跨国公司除外），代之而起的是注册登记和通告。最近的鼓励措施对外国分支机构的优惠倾斜较小，一旦给予优惠时旨在把外国分支机构引向特定行业，或将它们与出口、培训或引进先进技术联系在一起。第二，为外国投资者制订待遇标准。国民待遇是此方面的核心问题。许多发达国家均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这一做法。这也同样适用于公正、公平待遇，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的法律保护，包括求助于国际争议解决机制的可能性。最后，近年来，政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出版和散发他们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政策、法规和管理条例，并确保这些信息能抵达潜在的外国投资者的手中，因此而增加了其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透明度。
图4 有利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环境》，联合国出版署。
第三，自由化过程需要旨在让市场发挥作用和促进经济、社会更多关注的管理，这包括如竞争规则、慎重的银行和金融服务监督、知识产权保护、恰当的保健、消费和环保标准，以及有效的会计与报表之类的制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加强了他们的管理。
对于有利的投资环境来说，除了自由化措施以外，东道国其它政策也十分重要，而且，随着自由化的发展，这些政策的重要性日显。因此，为增加预见性和稳定性，需要建立相对庞大的企业活动法律框架和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的法律秩序；此外，为保证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需要有很好地发挥功能的行政管理基础。而且，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和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意味着不同方面的政策框架必须相互协调一致才能获得最佳效果。有利投资环境的其它重要方面还应当包括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的建立、一国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和物质基础设施的加强。这些目标不易立即达到。但参加双边、多边协定以保证外国投资者免遭非商业性风险的影响之类的措施有助于在短期内吸引外国投资者。总之，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削弱，而只是将其一部分职能予以重新界定，并加另外一些职能。旨在促进当地经济纳入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对内政策变得尤其重要。
（二）跨国公司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也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和有关国际交易自由化意味着跨国公司获得了更多的设计其战略和结构的自由。由于这方面自由的增加，跨国公司影响国家和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强，因此，它们也应当相应地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社会责任。个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在股东和其它团体在讨论公司道德标准规范的时候和在他们提倡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都了这一点。
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有助于企业界定和协调它们与社会的关系。首先，它假定企业是一个独特的，又完全同一的实体，既有采取行动，又有为其行为负责的能力；其次，它界定了公司与社会间关系的性质，不仅包括遵守狭义的法律规范要求，还包括企业社会地位规定的各种行动；最后，这一概念帮助确定哪些社会集团以及为什么属于应当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范围。
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概念对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同样适用。但如果将这一概念用于建立在各种全球环境之上的跨国公司，那就会带来一些特殊的考虑和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修正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定义。事实上，它增加了跨国公司所特有的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压力：一方面，它需要在所在东道国象一个好的公司法人一样履行自己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必须履行为整个公司体系确定的自我约束社会责任标准所要求的义务。社会责任概念用跨国公司的条件之一是有一个明确的，类似补充规定所要求的“适当作用”的界定。根据这一界定，最接近特定环境的行动者可以最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对其人民的福利负有主要权利与主要责任。相比来说，公司主要对与自己的经济目的和职能最能直接相关的事情负责，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营运。然而，主动的、追求更广泛社会目标的公司行动可以从企业的能力和影响中衍生出来。在特殊情况下，跨国公司甚至可以承担额外的，其它参与者，包括政府，不承担或无法承担的重要责任。从这方面看，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处于转轨阶段的国家中，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作用得到最广泛的发挥，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或自由市场管理机制还未完全形成或有效发挥作用。
国际生产体系在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中运营带来了一些的问题：如何确定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和范围？如何在整个公司网络中贯彻公司的社会责任？国际战略联盟的增多和低股权或无股权形式投资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公司采取通过一套连贯的，对广布各地和可能只部分控股的外国分支机构都适用的同一政策方面的困难。而公司一致性有助于社会责任行为的落实，许多跨国公司历史地显示出种族中心主义的趋向，各地子公司严重地依赖于来自设在母公司国内中央总部的指示，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带来了更多的经营权分散，因此而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学习经验，进而提高了跨国公司根据东道国社会需要作出反应的能力。如果跨国公司要保持一个统一的公司特性，它仍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核心，但是内部价值标准应更多地是公司和东道国价值标准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为最终地更接近于公众的期望，公司应当做到按逐步形成的国际标准来行为。
工商业界主动努力建立起一些自愿的标准，各别公司也采用它们自己的公司实施规范。所有这些都说明跨国公司已经普遍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与自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将其视为公司利益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些标准和规范带来了一系列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有关的研究课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与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课题。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它们的公司规则中提出了这方面的政策，从简单的原则陈述到具体的政策指南都有涉及。
（三）工会不能过分依赖政府，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决定与就业、工作环境有关的政策框架的过程中，工会代表了具有切身利益的另一集团。由于工会必须越来越我地与跨国公司打交道，人们期望工会能找到与跨国公司组织范围相匹敌的途径，建成自己的跨国结构。然而，因为存在着行多障碍，包括劳工市场立法上的差异，界定按不同方法组织起来的不同国家工人集团间共同利益方面存在的难题，跨国公司网络内部各种关系日益不确定带来的将工人组织起来中存在的困难，目前解决这一问题似乎意义不大。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工会行为实现了国际化，以增强它们与跨国公司交往的力量。因此，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以国际为基础，但在当地执行，而工会的方法则是以当地为基础，但在国际范围内实施。工会的国际行动有两种方法。一方面，加强跨国界工会间的团结与合作，建立国际机构，以监控跨国公司劳资关系和随时、随地协调各类反映；另一方面，工会试图制订规范的政策框架来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从西欧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明显，这两种方法不是相互排斥的。两者的结合可能会增强工会在国际化生产形势下的力量。至于跨国工会合作，国际工会组织有两种类型：各国工会中心或同盟的联盟和以国际工会秘书处形式出现的，建立在产业层次上的工会组织。有许多方面，这两种类型组织的功能是相互交叉重叠的，但前者在与其它国际组织打交道时具有更强的代表性，而后者则主要处理企业和行业层次上出现的问题。这两类组织都每天收集情报信息并在成员机构间交换。在国际工会秘书处组织形式下，工作的重点是将在同一跨国公司，但在不同国家就业的工人汇集在一起，组成一个世界委员会，但许多跨国公司反对接受这样的委员会，因为它涉及众多的谈判伙伴，给公司带来的财政、组织压力也太大。
除了上述情报信息作用外，国际工会秘书处采取了一些增强合作的步骤：在特定跨国公司中支持工会采取统一行动，提供财政支持和顾问咨询，对总部施加直接压力，处理工会组织根本问题时发动全公司范围的运动，对带战略性的问题订高度的计划和进行周密的考证。在国家层次上，劳资关系通常由政府制定的正式规则条文和管理规定来处理。工会为将这些规定的至少一部分引用到国际层次中去所作的努力有助于建立起各种标准和准则，其中许多标准都与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关，包括劳资关系领域的准则。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文件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公司与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声明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跨国公司准则。这些文件包括了劳资关系的一般条款，包括定位的灵活性、对工会的承认、行动的有效性、接近决策者、获得信息与提供咨询。尽管国际劳工运动起初对这些文件具有很大的热情，但实施这些文件的经验已使人们的兴趣降低，这部分是因为执行这些文件的机制过于复杂，而且进展过慢。但是，主要的还是这些条文自顾性性质限制了其本身的应用范围的扩大。虽然国际准则的实施不尽令人满意，但工会已开始改变自己国际努力的兴趣。这一次它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低劳动标准上。国际劳动标准问题一般都与贸易联系增强结合在一起，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的生产一体化加深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跨国公司较大的流动性被认为是对发达国家劳动标准的潜在威胁，跨国公司世界范围的分支机构网络为在全球层次上影响劳动标准带来了新的可能。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将这一方法用于保护主义目的。根据从国际管理中获得的经验和无所不至的自由化运动，过去十年来的国际工会运动出现了现实主义的特征。这一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地区的层次上。面对为抓住统一大市场机遇而进行的企业改组和广泛的政策协调，西欧的发展对传统的劳资关系惯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该地区的工会采取了一些最富有创造性的措施。在许多方面，它们将上面介绍的两种方法混合在一起使用。80年代中，许多跨国公司中都建立了欧洲自愿的工作委员会。尽管这些委员会大多属于情报信息性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开始发挥咨询作用。欧洲联盟的立法扩充了企业层次上最初的努力，这些立法确定了欧洲联盟跨国公司内交换情报信息与提供咨询的程序。最为重要的是欧洲工作委员会组织指南（草案）对工会努力的支持。一旦这一指南付诸实施，将可能建立起1000多个工作委员会。虽然这一指南纯属地区性质，但它很可能超出欧洲联盟的疆界，与其它地区发生联系。
（四）政府必须积极地推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虽然一般趋势是市场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各国政府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作用是没有疑议的。事实上，政府的这一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中国家尤甚，尽管发挥作用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由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日益取决于创造的资产，政府将其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协调起来，并将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十分重要。由于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有效经营与当地反应战略的竞争要求间权衡，政府利用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政策也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适当的平衡，即在考虑本国目标实现的同时，也考虑跨国公司全球市场竞争的需要。所有直接或间接与人力资源开发有关的国家政策都对一国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号召力产生某些影响。享有基本教育的和拥有基本技能、有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实施开发灵活的不断根据参与全球经济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可能会增强一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为了增强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一些国家或地区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努力使自己的培训计划与跨国公司的具体要求相符。这明显会增强其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但必须对这种培训计划的成本效益进行仔细的核算。
由于跨国公司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主要通过它们对其雇员提供与生产操作有关的培训，通过提供与前后向联系有关的培训实现，旨在使人力资源开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政策应当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能够提供最大培训潜力的产业和行动，投向技能密集的、与当地联系密切的领域。假定一国最初的人力资源基础具有充分的吸收能力，并能向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和行动的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财政和其它优惠，这个国家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就能获得成功。
对于已经进入该国设立了子公司的跨国公司，东道国也可能采取直接以使跨国公司对人力资源开发的贡献最大化为目的的政策措施。在这方面，许多国家根据全面提高劳动大军技能的政策要求，规定了外国分支机构必须为其雇员提供培训的法律条款和行政要求。它常常采取强制性的做法，要求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比如征收工资名单税。在这方面的另一政策是外国分支机构雇员当地化计划。与此同时，政策可能将跨国公司在教育和培训中的投资与向它们提供的优惠联系在一起。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在实施培训计划方面进行合作是东道国动员外国分支机构参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又一途径。在当今竞争性很强的全球经济中，对于所有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进行投资，有效使用和管理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教育需要根据变化着的要求调整，包括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私营部门的要求。如果各国要发掘跨国公司先进技术行动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潜力，它们必须实施能保证提供足够的，吸收新技能和智能的国内劳工的政策。政府必须保证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开发获得的效果与公共、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资源付出相称。国际化生产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帮助的最大潜力在于跨国公司、工会和政府对技能短缺、培训重点和合适政策等问题上的共识，在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密切合作关系。国际经济交往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市场成为资源主要分配者观点的世界范围认同从多个层面重新界定了市场主要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由化为企业创造了新的自由意味着它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社会责任。工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其本国环境中，它们不能象以往那样依赖政府，在全球化世界经济大潮面前，它们应当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政府需要保证其主要资产，他们的人民，能尽可能符合正在形成的一体化国际生产对人力资源急剧变化的素质要求，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企业层次上的微观经济联系网络已经发展成为跨国界商品、劳务生产与销售的内部化和外部化网络体系，政策制订者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有承认国际化生产和国际竞争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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