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评述：1990—200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壁垒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研究综述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以现有文献检索，可追溯到1990年叶柏林关于《外向型经济与标准化》的连载文章。这些文献在对贸易壁垒的两种形式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进行区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非关税壁垒进行细分：一是直接的数量限制，二是间接的对进口商品制定严格的条例，以客观上对贸易起到限制作用。从早期的文献看，如叶柏林（1990）、强永昌（1991）、阎淬（1990）、袁亚杰（1991）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技术壁垒与标准化相结合、探讨技术壁垒的成因、分析技术壁垒的特点、介绍关贸总协定的技术壁垒协议等方面。
图1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文献
数据来源：左图源于维普数据库，1990—2005；右图源于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05年。
1993—1999年针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仍主要设定在对于WTO 下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介绍，以及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状况的介绍和归纳，研究开始更多涉及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大量研究始于2000年，相关文献的数量呈倍数增长（见图1）。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研究；（2）对WTO的TBT协议的研究；以及（3）对欧盟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构建、相关制度的分析及借鉴（如陈志田、叶柏林，2002；宋明顺，2002；张海东，2004；杨昌举，2003）。
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文献大量出现的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逐渐从介绍和归纳向运用规范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技术型贸易壁垒的生成、经济效应转变，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分析涉及到对进出口国等的不同影响，大量使用了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部分研究还使用了博弈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展开分析，研究逐渐深入。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对1990—2005年的相关文献进行较全面的评述。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及其作用机制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早期的文献（如叶柏林，1990）已经敏锐地观察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二战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逐步进展，使传统的关税、数量限制及其他非关税壁垒逐渐得到制约，因而各国需要寻找新型的贸易壁垒以替代性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这是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逐渐演变成最主要的贸易壁垒的直接动因。但这样的观察仍是初步的，并未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和逐渐演变成最主要的贸易壁垒的经济动因。在随后的国内文献中，针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经济学动因，主要界定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用以提供公共产品上。除经济动因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和演变还在于产业寻求产业和贸易政策调整的政策需求以及政府对于政策的供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张海东，2004）。
虽然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视角提供了观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基本经济学视角，但出于以上动因而设定的政策只能称之为技术性措施，而技术性贸易措施并不自动成为贸易的“壁垒”（张小蒂、李晓钟，2004）。由于各国技术性措施之间存在差异，并因此给跨境提供商品的生产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高文书，2003）。标准或法规的差异形成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基本内容，但产品对标准或法规的符合与否本身还需要一个耗费成本的信息披露过程，这一政策表现为合格评定程序与卫生检疫措施。但此二者所内含的信息披露可以经由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这种不同的技术路线表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由于互信的缺乏，在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还产生于要求重复评定或检疫而带来的对进口品的额外的成本①。这样的信息披露政策是标准或技术法规内含要求的延伸，但信息披露的技术路线差异和重复化的确构成了贸易壁垒。
周伟民（2005）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作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边境上的，通过国家层面上的技术法规实行；二是边境后的，通过行业或企业层面的技术标准（包括事实标准和机构标准）实施。边境后作用机制是借用“市场竞争”的结果，而非纠正“市场失灵”的结果。因而如存在网络外部性或锁定效应，进口国的现有技术已有一个显著的网络规模，那么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没有动机去采纳与现有技术不同的国际标准，因为技术改变将涉及到技术重新设计成本和网络转换成本，亦即网络外部性下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与各国不同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不同技术标准的非同质性相结合就构成事实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张海东，2004）。这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就不能用信息不称、外部性和纠正市场失灵来解释。
以上分析是一般意义上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经济分析。其成因在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历史原因或习惯的不同。但也有研究发现，部分技术性贸易壁垒源于明显的贸易保护动机，针对性地制定了某些特殊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如果要解释为何近20年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大量涌现并且标准苛刻多变，还需要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这一分析方法中，将贸易政策视为一种“商品”，其均衡由供求关系决定。最终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理性最大化的经济个体和政府在经济系统内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过程。
进一步看，技术性措施之差异之所以构成贸易壁垒，在于这种差异会导致跨境供应成本的增加，生产企业为满足进口国的技术要求而增加成本，又导致其竞争力相对于进口国企业下降，客观上形成了对贸易的限制作用。这种成本的增加包括一次性的初始成本与持续成本两方面内容，前者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具有配额的数量控制作用，后者则相对降低了出口国的竞争力，形成一种特殊的价格调节作用（张国兴，2004）。技术性贸易壁垒一旦实施，壁垒对进口产品就产生了明显的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的双重作用，动态地看，技术性贸易壁垒表现为“数量控制—价格控制—数量控制”的循环控制机制（陈志友，2004）。这样的作用机制中需要强调标准与法规本身演进的单向性特征②，因而在技术性壁垒的演进中，原有的技术性措施差异需要出口国承担一次性成本及持续成本，这时数量和价格的双重控制机制发生作用，对进口品产生影响，也影响进口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此后随着技术创新的深入，新标准的出现或单向性提高，又会出现新一轮的控制效应，表现为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还源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王志明、袁建新，2003）。这一扩散效应包括数量扩散效应、国家（或地区）扩散效应及产品扩散效应（孙敬水、朱简，2005）。数量扩散效应是指技术性壁垒数量急剧增加，频率加快，数量分布逐渐由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国家（或地区）扩散效应表现为不同产品的国家间扩散，及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间的扩散，尤其是后者扩散速度更快。动因之一在于某国针对某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能很大程度上披露产品信息，减少其他国家信息搜集处理成本，这样对于出口国应对该壁垒约束增加了大量的障碍③；另一动因在于许多TBT措施可能直接导致严格限制甚至直接禁止进口， 这有效推动了技术型贸易壁垒在国家间的扩散（王志明、袁建新，2003）。产品扩散效应则指一种产品向相关产品甚至整个产业扩散，以及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扩散。这样的扩散效应客观上促使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一国生成并迅速强化、扩展。
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另一个分析视角是运用博弈论的工具（如康晓玲、宁艳丽，2005）。因为反倾销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共有的保护政策特征，而反倾销政策随着企业应诉率的提高呈现收益递减的状况，因而进口国转而更多采用技术型贸易壁垒作为主要的保护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受到“连锁效应”的强化，而因为TBT的应诉成本很高④， 因而博弈的结果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和扩散的经济动机得以强化。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福利分析及其影响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福利分析，在早期的国内文献中很少利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来研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福利效应及其影响。以现有文献看，此类研究只是在最近5年中才逐步出现（如赵禹铭，2002；王志明、袁建新，2003； 高文书，2003；鲍晓华，2004；张海东，2004；于爱芝、吴傲然，2005）。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量化上的困难，这些研究较多使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其中较为成熟的是借鉴关税的分析方法，假定技术性贸易壁垒是类似于关税的贸易政策，因而用成本—收益的福利变化来探究该政策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影响。已引用的基本模型包括产业保护模型以及由技术性贸易壁垒引起的供给曲线位移模型和需求曲线位移模型。
供给曲线位移模型的一种形式是假设需求曲线不变，在TBT设限后， 生产成本提高，供给弹性变小，供给曲线内移，若技术等因素制约使得出口方无法短期内达到相应限定标准，则供给弹性进一步减小，结果是国际市场价格上升，贸易流量下降。由此会产生贸易限制、贸易禁止和贸易转移三种效应（吴秀敏、林坚，2004）。供给曲线位移模型的另一种类型是考虑到进口产品对本国市场带来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导致本国国内供给曲线左移，因而通过采取一定措施可避免进口带来的负外部性，这样的供给位移模型可用来比较纠正负外部性效应的两种政策工具即贸易禁止与设置TBT的福利效果（张海东，2004）。
如假设供给曲线固定不变，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能辨明商品质量和安全卫生的信息，因而需求较少。但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后，消费不确定性降低，消费增加导致需求曲线外移，主要原因在于进口法规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因而在需求曲线位移模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能会倾向于增加贸易量。但实际上壁垒的设置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符合成本，因而最终对贸易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以上简化的分析基础上，综合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可以较全面地考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对贸易量和进出口国的福利影响，以贸易量看，需求曲线的外移与供给曲线的内移同时发生，结果是贸易量的变化不确定。
对以上模型进行推广，可以利用贸易三角形分析进口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福利效应，鲍晓华（2004）在前面的模型分析基础上，通过逐步放宽假设条件，提供了一个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择优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这一研究的基础观点在于，缺乏负外部性动因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出于产业保护动机干预将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而壁垒本身并不影响国内的供给与需求曲线，这是与多边贸易规则不相容的。而大多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至少具有最低限度的技术合理性。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设置壁垒可避免进口产品的负外部性导致本国供给曲线左移，但设置壁垒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是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而变化的。这时需考虑到进口国供给和需求曲线位移的方向和程度。如进口国生产者国际竞争力较弱，供给与需求弹性较大，负外部性损失较小，来自于完全自由化贸易的净福利为正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应通过技术性措施来限制进口，以减少扭曲。
在考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中，壁垒本身意味着符合成本，其分担对进出口国的福利影响巨大，但符合成本的分担需要考虑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范围，这里小国与大国对成本的分担是不同的，如小国进口时符合成本完全由自身承担，但大国情形下则由进出口国共同分担，而实施范围则影响到出口国能否进行市场转换的问题（鲍晓华，2004）。这样的成本分担也表现为贸易条件的变化，对此有观点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使受限国的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如王志明、袁建新，2003），实际上是偏颇的，关键是符合成本怎样分担还需要考虑到可否进行市场转换以及相关国家的市场结构状况。
前面模型中已经涉及到对出口国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会导致贸易抑制效应，相关的研究还区分了短期和中长期下TBT对贸易量的不同效应， 短期的抑制效应通过倒逼机制，推动出口国加快技术创新，产生贸易促进效应（李春顶，2005）。但这样的分析结论是模糊的，原因在于倒逼机制只能保证出口国会逐渐克服现有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壁垒本身处于动态演进的过程中，贸易促进效应能否在中长期内实现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是“当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标准时，发达国家主动构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动机更为强烈，行动也更为积极”；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尚处于追赶的发展阶段，在构建和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被动买单”。
既有研究中利用一般均衡和定量分析的较少，冯宗宪、柯大钢（2001）用进出口数量变动来模拟技术性贸易壁垒变动，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作了定量分析，结论是由于产业的相互影响，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某一产业实施保护时需要全面权衡其波及效应；王志明、袁建新（2003）利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分析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得受限国的福利水平降低，这一结论针对性用于短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抑制效应，而且这一效应在出口量下降时通过“逆乘数效应”对GDP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这一影响还表现在资源配置调整滞后所带来的失业等方面；在短期效应方面，潘菁（2004）利用panal 模型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出口贸易进行计量分析，显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额、出口量有很强的负相关性。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及其突破
在已有的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文献中，大量的文献用以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对策，这一点突出表现在2000—2005年这一时期。当前的热点在于（1）预警机制构建和相关信息如何提供给相关企业；（2）与国际标准接轨和国内的标准化战略；（3）对主要贸易对象国的相关技术性贸易壁垒设置的分析和介绍；（4）关于WTO的TBT和SPS协议的相关研究。 另一些研究注意到利用标准协调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来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也是WTO相关协议积极倡导的一大原则。此外，如何实现标准制度的互认，通过内生的技术研发、标准形成和输出以及相关认证机制的健全来建立标准制度互认机制，未来技术性贸易壁垒理性化的路径分析也开始得到关注（齐欣、岳晋峰，2005；张海东，2005）。
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首要着眼点在于区分其性质。其目的在于，对所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所依托的标准本身做出认定，进而认可或提出异议或申诉，性质区分和认定也被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理性化，即对合理的技术性限制措施或法规予以规范或加强，而对不合理的法规或措施予以削减或消除，理性化路径表现为协调与互认（张海东，2004）。笔者认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的认可，可分符合标准、利用捆绑或曰制衡机制以改变标准、实现标准协调几种应对策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到标准制定过程中的难度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标准不断增多和增高、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的与知识产权结合，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日益明显。因而，发展中国家在以技术为支撑的标准制定谈判中所得利益有限，同时在技术和标准制定经验方面的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和追赶带给国内产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齐欣、岳晋峰，2005）。鉴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动态特征，这样的应对注定是短期的、被动的。
更进一步的应对不在于采用标准跟随战略以及缩小与既有标准的差距，而在于从自身经济技术水平出发，发展中国家努力与发达国家建立标准制度互认机制。齐欣、岳晋峰（2005）建立了一个标准制度互认机制建立的路径模型，但建立互认机制的难点在于：（1）出口国的研发能力和标准形成、 产业化和输出能力的强弱至关紧要。（2）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力量对比。 因而当前实现制度互认机制的案例如美国与欧盟主要是在研发能力较强、经济实力接近的国家（集团）之间，而发展中国家要建立与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度互认机制，难度很大。一个可以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市场与研发能力的联合进而改变力量对比，另一策略是构筑出口国自身合理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李树，2003）。
短期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重点在于标准的跟随和协调上。一方面在于出口国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趋同性采用，另一方面在于出口企业对标准的认证和符合。对这两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预警机制以及信息如何收集、处理和供给给相关的各方。就信息收集整理而言，已有较多研究关注美国、欧盟及日本等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设置及其体制（如朱立志，2004；易晓娟，2001； 课题组，1999）。但这些研究仍然是初步的，问题在于良好的预警机制构建需要考虑到技术演变、突发事件、相关的利益集团以及壁垒设置国的政治和立法体制等因素，这需要通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阐释。
而对政府和企业而言，现有研究已注意到需利用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或农户，等）的合力构筑，也注意到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非政府行为等方面（如孙长学、张晓涛，2004；宋宇；2003）。但仍忽略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应对中，政府和产业、企业的职能分割，而在对策研究中予以混淆，这样提出的对策是含糊的。孙泽生（2006）的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产业结构、竞争程度、产业集聚状况等因素，予以区别分析，对策研究的关键点是如何在中央、省市、地方三级政府以及企业间实现有效的自激励机制来分担应对成本，矫正中小企业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中所采用的跟随战略带来的集体非理性行为。
五、结论及展望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数量和影响范围都在加大（商务部，2001、2003）。在1990—2005这段时期内，国内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逐步从引入概念、介绍相关协议和推动标准化演变到利用较为规范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影响及其对策。当前文献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已经有了较全面的揭示，但深度方面则并不令人满意，原因在于完全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归结为贸易政策，这是偏颇的。按照“边境壁垒”和“边境后壁垒”的分法，后者只有小部分属于贸易政策，大部分情况属于国内政策的副产品（周伟民，2005）。“边境后壁垒”大量出现与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后各国的规制改革密切相关，表现为从经济性规制向社会性规制转变的潮流，这一潮流外现为技术标准、法规（包括环保标准）的更新和大量出台，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消费偏好的变化。但这一视角被现有的研究者所忽略，需要加以重视。
另一突破口在于能否利用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针对标准演变的案例进行分析，以揭示标准演变中的主要因素和推动、制约力量，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以及预警机制的构建都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技术法规和标准是产业组织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而竞争是这个学科研究的主题，如果能将产业组织学领域对技术标准的研究扩展到国际标准竞争和标准体系竞争的角度，就有利于超越传统贸易壁垒研究思路的局限性，这也是进一步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及演进的重要视角（周伟民，2005）。
在对策研究方面，国内的现有研究强调了长期内通过自主研发和自主标准形成、产业化和输出，进而以捆绑或制衡方式实现标准制度互认机制的重要性，但如何将自主共性技术研发及其推广与标准互认相结合，条件及制约因素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短期看，跟随战略涉及到信息供给和共性技术研发两个环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需针对不同产业和区域分割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的职能，以最大限度利用自激励机制实现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对策研究尤其需要重点考察中小企业的应对。
注释：
① 对“信息缺失”的强调和滥用实际上还产生于进出口国之间的博弈力量不平衡，因而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等方式改变这一状况，这也是应对对策之一。
② 指标准或法规一旦制定，其内容要求只能趋向于提高或增多，而不会降低或减少，除非产品走完生命周期过程，因而可称之为单向性特征——笔者。
③ 障碍在于这样的扩散改变了出口方与进口方的博弈力量，由于信息的扩散（无论信息本身正确与否）导致出口市场的大幅萎缩，在谈判和争端解决中需面对更大的阻力，运用报复等也更为困难。关于TBT快速扩散的例子，可见于2002 年中国出口的蜂蜜遭到欧盟禁止措施的案例。
④ 连锁效应类于前述的扩散效应，会增加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困难。胜诉的障碍在于一方面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协议属于特别规则，优先适用，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本身大量标准低于国际标准，因而即使应诉胜诉率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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