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1]2016年在《魏晋玄言诗中的“空白”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魏晋“玄言诗”是魏晋时期产生并流行,以玄学思维方式表现玄学主旨及审美风格的一种诗,玄言诗的诗歌类型有多种,总体的特征呈现为虚淡简约。诗歌清虚恬淡、虚淡简约的总体风貌使得魏晋玄言诗作品具有审美余韵,存在艺术“空白”这一独特特性。论文就魏晋玄言诗中的“空白”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和阐释,探求魏晋玄言诗中“空白”的存在方式——立象尽意、言近而旨远;言不尽意、空纳万物的一种“空”观;“空”乃为“虚”,虚实相生呈现空灵之美。玄言诗中的“空白”存在方式粗略的概括为以上叁种,最终探讨玄言诗“空白”形成的原因,总结其意义与价值。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魏晋玄言诗的基本概况。从魏晋玄言诗的分类——直言玄理类、游仙体道类以及借山水体玄类进行概括,并将魏晋玄言诗依类总结,呈现其整体风格特点。第二部分:魏晋玄言诗中“空白”存在的方式。本章选取魏晋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具体的诗歌作品进行分析和阐述,探究玄言诗中“空白”的存在方式。诗人或借助“象”来体玄,立象尽意、言近旨远;或发现言不尽意、空纳万物而产生的“空”观;抑或抓住“空白”的特点虚实相生,呈现诗歌的空灵之美。第叁部分:魏晋玄言诗“空白”产生的原因。从魏晋玄言诗作品的内容和玄言诗的诗歌语言形式来进行探究。玄言诗是一种独特的诗歌语言,以诗来谈玄论道,具有间接性的特点,使得作品具有“空白”审美的可能。玄言诗作品语言呈现简约的特点,语言虽简洁但意义丰富,包孕无穷,可以说是对语言局限性的超越,追求象外之意,言近旨远,形成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第四部分:魏晋玄言诗中“空白”的意义与价值。本章从魏晋玄言诗读后产生的审美效果来分析玄言诗作品存在“空白”的意义和价值。玄言诗中的“空白”可以引发联想、激发想象,扩大诗歌表现的内容,扩充作品的容量,增加作品的深度,产生审美后效——“味”,对后世的文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辛文[2]2009年在《魏晋玄言诗研究》文中提出魏晋玄言诗,是深受先秦《老》《庄》审美范式影响、随着魏晋玄风与诗歌思潮演进而动态变化的一种以阐发玄理、表现玄学境界及抒发玄学情怀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类型。其源溯于先秦《老》、《庄》,萌生于魏黄初、正始,经西晋曲折发展,至东晋百年鼎盛,俟晋宋交替之际渐为山水、田园诗取代而衰歇。然则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或精神产品,它仍不失为祖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本文以时间为序,将玄言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勾连重要玄言诗人,横向联系玄学、诗学、政局、心态,以展示魏晋玄言诗嬗变的轨迹和规律,并着力解决其中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论文试分引论、本论(五章)和结论共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引论《魏晋玄言诗研究述评》:对魏晋玄言诗研究的历史状况做了综述,将其研究史分为叁个阶段:玄言诗诞生期的时人评价、“五四”时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研究;重点分析了第叁个阶段的研究状况,包括对魏晋玄言诗的价值、作家作品、义界、分类、分期、产生原因及艺术特点诸多方面的述评;最后就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作了说明,并指出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魏晋玄言诗溯源》:先秦《老》《庄》学说在思想和表达两个方面是为魏晋玄言诗的滥觞,重点论述《老》、《庄》审美范式对魏晋玄言诗的不同影响;疏理两汉道家思想的演进,并分析其对玄学产生的影响,包括西汉《淮南子》中的黄老学说、扬雄的《太玄》、《太玄赋》;东汉王充的《论衡》、马融的注经特点、张衡的人格思想以及建安时期的学术观点。同时,道家思想也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汉乐府和文人诗中,从而成为魏晋玄言诗萌生的文学渊源。第二章《黄初、正始的玄思与玄言诗的萌生》:在分类归纳学界诸多玄言诗“定义”的基础上,提出玄言诗义界研究的叁个新角度,尝试给出魏晋玄言诗的义界和分类;从理论上探讨了正始玄学本体论“无”和方法论“言意之辩”对玄言诗内容和表达的深刻影响;从创作上推断个性化哲思与抒怀进入诗歌是魏晋玄言诗萌生的标志。该时期艺术性最高的玄言诗是描绘老庄境界的作品,如嵇康、阮籍的诗,但两人表现的老庄境界又因个人性情和玄学思想的差异有所不同。第叁章《西晋儒玄思想与玄言诗的发展》:从社会思潮角度,以张华为个案,论述玄言诗在儒玄并存的思想环境中曲折发展,并分析其儒玄兼宗的思想内核;从诗学思潮角度,以陆机为个案,探讨“诗缘情”与“诗体道”的交融与差异;从士人心态角度,论述西晋隐逸思想与玄学的紧密联系及隐逸诗与玄言诗逐渐合流的趋势;从玄学特征角度,考察西晋清谈由理论探讨向审美消遣性质的转变,及其对玄言诗鼎盛期的到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四章《东晋玄释合流与玄言诗的鼎盛》:对东晋玄言诗人及其玄言诗作定量统计,力图展示玄言诗的盛况,并揭示原因;研究游仙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同时涉及东晋第一位玄言诗人属谁、成熟玄言诗的标准等问题。重点介绍着名玄言诗人孙绰、许询,力图展现其创作的个性风貌。对孙绰玄言诗的内容和艺术特点做了归纳与分析;通过分析许询残篇,推测他与孙绰的不同风格,并考察其人生经历与玄学情怀。支遁的玄言诗受其“色性自空”和“即色游玄”佛玄思想的影响,有着遗形取神和以形传神的特点,达到了“传神”境界。王羲之重“意”的书法思想反映在其玄言诗创作中,呈现出尚“理”的色彩,他在《兰亭诗》中表达的“适我无非新”之感受,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体现了玄言诗的新气象。第五章《晋宋交替之际山水、田园诗兴起与玄言诗的衰歇》:从审美意识角度,魏晋玄学促进了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从感情复苏、审美意识增强及山水畅玄叁个方面论证山水诗孕育于玄学和玄言诗中;从学术演变角度,佛学逐渐取代玄学,玄言诗赖以生存的学术背景即将终结,引领这场学术变革的主要人物慧远将佛理融入山水,使山水审美意识进一步增强;从政局变动角度,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优势下降,恬淡心境也一去不返,伴随着玄学清谈的逐渐消沉,玄言诗走向衰歇。最后,分析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诗运转关中的特殊意义,他以极浓的情味、丰厚的理趣、目击道存的直觉审美体验,完成了对玄言诗的超越。结论总结玄言诗对中国古典诗歌、诗学以及玄学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辩证的分析了玄言诗薄情寡采的不足,它强调的虽不是情和采,与文学的特征形成鲜明对立,然而其结果是以崇尚自然、回归本真为指归。
陈琳[3]2010年在《“玄”——魏晋玄言诗与英国玄学派诗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玄言诗和英国玄学派诗同称为玄诗,主要原因在于都和哲理相关。但是两类诗歌的哲理性质并不一样,由此导致两类诗歌在题材内容、创作手法与风格、价值及影响上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从诗歌名称入手,对两种玄诗的“玄”究竟从何而来,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表现的,尝试着做一次追根溯源的探究。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通过对诗歌名称由来的梳理,分析两类诗歌“玄”的所指,说明二者同称为玄诗都在于和哲理相关。但是两者性质并不一样,魏晋玄言诗的玄主要指形而上玄理,英国玄学派诗的玄主要指哲理、理性。第二章：结合诗歌文本探讨两类玄诗题材内容中的“理”。魏晋玄言诗主要是体证本体之道,其形上玄理包括宇宙根本问题、言意问题、形神问题；英国玄学诗主要表达个人之思,其理则表现为爱情、宗教等问题上的人生哲理和各种生活道理、理智。第叁章：具体分析两类诗歌“理”的创作手法。由于两类诗歌内容迥异,对理的表现手法也大相径庭。魏晋玄言诗谈玄论理,主要创作手法为玄学认识论手法,包括“立言尽意”和“立象尽意”；英国玄学派诗由于理含义丰富且诗歌情理交融,其手法主要表现为逻辑推理和奇喻等。结语部分总结诗歌价值及影响。魏晋玄言诗作为纯哲学诗本身并无诗美,却影响了中国后世的哲理诗；英国玄学诗理性与感性完美统一,自身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时隔叁个世纪后现代派诗歌仍崇尚其智性。
辛文, 黄志浩[4]2009年在《魏晋玄言诗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玄言诗的研究史可以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玄言诗诞生期的时人评论,以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和文学批评为主要载体,影响了历代玄言诗评价的主要倾向。第二阶段自"五四"之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魏晋玄言诗研究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以实事求是精神审视玄言诗的研究已初见端倪。第叁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玄言诗的历史命运被重新"磨洗",学界围绕着其价值、作家作品、义界、流变、产生原因、艺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魏晋玄言诗研究有着较为重大的学术意义,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以正确的方法进一步探索。
祁长海[5]2014年在《魏晋玄言诗与英国玄学诗之诗学比较》文中认为公元叁至四世纪的魏晋玄言诗和十七世纪英国玄学诗，二者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具体呈现的诗歌精神和美学风格天差地别，但都是有别于传统叙事诗和抒情诗的智性化的诗歌，而且它们在各自的这一诗歌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奠基性和典型意义。魏晋玄言诗是对以抒情性为根本特征的《诗经》、《楚辞》、汉乐府诗和建安诗歌的反拨，它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对诗的玄理化做出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努力，对中国诗歌艺术审美境界和精神空间的拓展、诗歌新思维形式的形成与运用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同样，玄言诗的实践对诗歌语言进行了一次“革命”，从而使人在智性语言中诗意地言说，使人在语言中获得一种新的存在，从而建构了中国古典诗学中有别于儒家诗教的另一种话语，尽管东晋以后玄言诗长期被贬斥被冷落，但实际上它对山水诗、田园诗、唐代具有禅宗意味的诗和宋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建安诗歌确立了文人抒情诗传统，那么，玄言诗开创了智性化的文人诗诗歌传统，它们共同促成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觉醒。同样，玄学诗是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受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影响而具有强烈个人精神的抒情诗的智性化反思和改造，玄学诗人以博学为基础，秉着怀疑精神，用奇喻、悖论等巧智手法将英诗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正因此，玄学诗在20世纪重新被发现，并得到了诸如艾略特、帕斯和布罗茨基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的继承和发扬。因此，本文从两个方面系统地对玄言诗和玄学诗进行平行比较研究，首先从诗歌与宗教和哲学的深层关系即文化精神系统来阐明和比较玄言诗和玄学诗所具有的形而上品格，属于外部研究；然后，分析比较玄言诗和玄学诗在诗歌智性化的道路上所呈现的诗歌精神和诗艺，属于内部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我们除了揭示玄言诗和玄学诗在各自的诗歌历史中，在确立了智性化诗歌的传统之后，开启了抒情诗和智性化诗歌这两大诗歌传统交替或并存的历史演变机制这一重要诗学意义外，努力尝试在中西诗歌和诗学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对话交流的基础，即智性化诗学上的相互阐发，进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和对当今中国诗歌理论的构建以及诗歌创作带来有益的启发。
杨洪燕[6]2013年在《论魏晋玄言诗与山水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梳理玄言诗主题在魏晋的发展脉络；二、考察山水描写入魏晋玄言诗的轨迹及其对表达玄言诗主题的作用。论文分四章展开，考察了魏晋时期玄言诗与山水的关系。第一章考察了萌芽时期的玄言诗与山水的关系。这一关系有叁种阶段性特点：一、嵇康、阮籍的诗歌中，玄言与山水紧密结合，但它们都是诗歌的外在形式，只是为了表达诗人隐讳的情感寄托；二、西晋前期招隐类玄言诗中，山水描写与体悟玄理彼此关联，山水与玄言都是诗歌重要的内容；叁、西晋后期的玄言诗中，清谈玄理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目的，山水描写独立于玄言之外，这也预示着玄言诗的即将完型。第二章考察了永嘉至东晋前期玄言诗与山水的关系。郭璞和庾阐是这一时期留存作品较多的玄言诗人，庾阐诗中山水描写之于玄言诗的影响与郭璞诗中山水描写之于《游仙诗》的影响相比是逐渐加强了；他们的玄言诗都体现了对客观山水的重视；郭璞、庾阐山水描写入玄言诗的意义在于：山水在正始玄言诗中是政治抒情的寄托对象，至此，已转变为用于体悟玄理的自然之境。自然山水之动静与玄学之虚实的暗合在郭、庾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他们的诗歌既有形象，又富于意趣，与东晋玄言诗整体上“理过其辞”的风格不同。第叁章考察了东晋中期玄言诗与山水的关系。赠答类玄言诗与兰亭诗是东晋中期玄言诗的典型代表，它们为玄言诗的发展探索了方向。具体而言，赠答类玄言诗中山水与人物描摹是主要的展开模式，个人玄理的体悟是其旨归。兰亭诗中正面山水描写与隐含的玄理论述是主要展开模式，对自然万物的感悟是其旨归；前者表现的是在玄学环境中个体体悟的理趣或情趣，后者表现的是在自然环境中人类共同的对宇宙自然万物的感悟，是一种天趣；富于情趣的赠答类玄言诗以情感人，富于天趣的兰亭诗以景动人，二者都富于文学性，为晋宋山水诗的勃兴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作了准备。第四章考察了东晋末期玄言诗与山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山水意象的全面演进和玄言哲理的相对淡出。庐山题材诗歌承续传统玄言诗游山玩水的时空逻辑程式而展开，诗中尽管偶有玄言，但主要是佛学之体佛悟空，山水与玄言在这些诗中已没有什么关系了；而谢混、殷仲文、湛方生等人的诗歌中山水描写与抒情、说理相融合，表达对现实人生的感叹，与远离现实、艰涩高深的玄言诗有本质区别。这表明玄言诗的衰亡和山水诗的兴盛已成必然趋势。
王利锁[7]2018年在《问道叩玄篇 妙唱发幽情——论何光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的玄言诗学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何光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是中古文学和诗学研究的一部重要着作。此前,魏晋玄言诗研究着重关注语言、修辞、文体问题,将玄言诗看作一种消极文学现象或部分肯定,或认为受门阀士族影响有一定积极意义等。何着首次明确提出魏晋叁极政治文化结构(皇家-世族-平民鼎立)相较于秦汉两极政治文化结构(皇权与平民结盟)所带来的对于文学风貌和诗学精神的重大影响,充分肯定以世族文化为其生存条件所催生的魏晋玄言诗实际上体现着世族名士和玄言诗人注重自由与超脱的人生境界,提出魏晋玄言诗具有得意忘言与辨名析理的思维方式。何着承继易学通感思维与非易学逻辑思辨的玄学思维,在与传统抒情诗学和异域佛教诗学比较的基础上,建构出魏晋玄言诗学,认为谢灵运山水诗、陶渊明田园诗、东晋后僧侣诗都渗透着玄言诗的精神气质,只是在两极政治文化结构恢复过程中,世族名士与玄言诗人失去其生存条件与接受土壤,而后渐趋衰落。玄言诗体与玄学精神的没落,标志着中国自由知识阶层的衰败。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结构亦未曾为这样一个阶层的出现准备好足够条件,这也是魏晋名士风流成为后世难以超越的人格范本的重要根源所在。
赵微[8]2003年在《魏晋玄言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玄言诗，是以玄学思维方式来表现玄理的诗，它和玄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玄学发展到最后出现玄释合流的现象，所以玄言诗所表现的玄理应包括叁玄和佛理。虽然玄言诗存在的历史并不长，但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却不该被忽视。由于受到沈约、刘勰、钟嵘等人对玄言诗的评价的影响，后代的评论者没有给予玄言诗足够的重视，评价往往不高。同时由于玄言诗的大量亡佚，给后世的研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要弄清玄言诗流变的原因，把握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有必要首先梳理出玄言诗的发展脉络，勾勒其全貌。从这个思路出发，本文以玄言诗的发展及其不同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全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玄言诗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分析玄言诗的不同类型及对诗歌发展的作用。 第一部分“玄言诗的发展概况”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玄言诗的起源。着重考察何晏、阮籍、嵇康的创作在玄言诗的产生上所起的作用。第二章谈玄言诗的发展。西晋玄学的流行对玄言诗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玄言诗的发展与玄学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两晋之交玄言诗重又复苏。第叁章玄言诗的兴盛。东晋玄学盛极一时，对士人生活的影响就是清谈的进一步兴盛，而且偏安江南后士人流连山水，热衷于通过山水自然来悟道，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也使玄言诗出现了新面貌，不只是单纯说理，而有了相当一部分借助山水景物来表现玄理的作品，《兰亭诗》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佛教的流行使玄言诗也表现佛理。第四章玄言诗的衰落，这是文学按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谢混、殷仲文的创作预示着主流文化创作群体将创作的热情从表现玄理向刻划山水转移，这对后来谢灵运大量写作山水诗有启发意义。而陶渊明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主流文人不同，写作田园诗，将枯燥的玄理变成对普通生活的切实感悟。他与谢混、殷仲文是殊途同归，从不同的方向结束了玄言诗。 第二部分“玄言诗的不同种类及其评价”。这一部分依据玄言诗表现形式将其分为叁类。一种是直白说理的玄言诗，虽然语言生涩，但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主题，促进哲理诗的成熟。一种是通过描写山水景物来表现玄理的，虽然诗中山水刻划的目的是为悟道，个性色彩不鲜明，但描摹技巧的不断熟练，影响了山水诗的创作。还有一种是叙述体玄的过程与境界的，这一类比较少。今天看来玄言诗的艺术价值不大，但它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铺垫作用却不可小视。
辛文[9]2010年在《魏晋玄言诗义界新探》文中研究说明对魏晋玄言诗义界问题的探讨,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本世纪初魏晋玄言诗研究的方兴未艾,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空间。本文首先将学术界对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作一清理与分类。为使玄言诗定义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创作实际、更能揭示玄言诗的起源、嬗变规律,本文提出了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得出新的义界和分类。
何光顺[10]2012年在《人文学视野下的玄言诗研究》文中提出从人文学的贯通性视野看,玄言诗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玄言诗的独特思维方式当更能体现中国人文之特性,玄言诗作家蹈虚务玄的超越精神也当能弥补中国人文过于务实之蔽,玄言诗世界的多维性也颇能体现文学现象背后的人文学语境,玄言诗与它种诗体关联性的分析,也可见出人文学方法的实际运用。传统的玄言诗研究成果在更融通的人文学视野观照下,就难免显出其琐碎、窄陋,从而有待更深层的整合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魏晋玄言诗中的“空白”问题研究[D]. 赵静.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2]. 魏晋玄言诗研究[D]. 辛文. 江南大学. 2009
[3]. “玄”——魏晋玄言诗与英国玄学派诗比较研究[D]. 陈琳. 西南大学. 2010
[4]. 魏晋玄言诗研究综述[J]. 辛文, 黄志浩.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5]. 魏晋玄言诗与英国玄学诗之诗学比较[D]. 祁长海. 青海师范大学. 2014
[6]. 论魏晋玄言诗与山水的关系[D]. 杨洪燕. 安徽师范大学. 2013
[7]. 问道叩玄篇 妙唱发幽情——论何光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的玄言诗学建构[J]. 王利锁.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8]. 魏晋玄言诗研究[D]. 赵微. 扬州大学. 2003
[9]. 魏晋玄言诗义界新探[J]. 辛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0
[10]. 人文学视野下的玄言诗研究[J]. 何光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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