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拓展与重构——新闻编辑业务改革三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重构论文,编辑论文,业务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8）10－0012－05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与媒体发展，推动新闻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传播的一项核心业务，在这场变革中一直处于前沿。从总体上看，三十年的编辑业务改革迈出了微观业务创新、宏观业务拓展、业务融合与组织重构三大步，为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新：微观新闻编辑业务全面突破传统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新闻编辑业务模式只有一种：党报编辑模式。因为当时传媒种类和数量都非常有限，1978年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只有178家，90％以上是党委机关报。广播电台种类单一，也由各级党委直接管理。电视刚刚开始进入家庭，影响力甚微。各类媒介之间缺乏竞争，绝大多数新闻媒介作为党政机关的舆论工具主要担负宣传任务。在这样的传媒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新闻编辑模式必然是以人民日报为参照标准的高度一致、缺乏差异化的党报编辑模式，“千报一面”的情况在所难免。新闻传播表现出传播者本位、由上至下简单灌输的特点。
1981年，在文革中全部被停办的晚报开始了“复生”与“复兴”之路。由于晚报与机关报不同，不能靠行政拨款办报、也不能享受公费订阅的保护，因此必须以读者认可的内容与形式赢得市场。晚报选择了贴近读者、贴近生活的办报路子，利用出版时间差与日报展开新闻竞争。在新闻稿件的选择和编排方面，除了重时效，对新闻的接近性、趣味性的追求，也成为这类报纸的共同特点。无论是新闻标题的制作，还是版面设计编排，晚报都表现出与机关报完全不同的风格特色，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可以说，晚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与突破，为我国的新闻业务改革拉开了序幕。
晚报的成功对机关报形成了压力。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引人注目的“周末版热”可谓是困境中的机关报奋起改革的一场办报实验。这场实验实际上是引入了晚报的业务改革思路，希望以贴近读者的内容与生动活泼的形式唤回读者的关注和热情。到1992年，1／2中央部委报纸、2／3省级报纸创办了“周末版”，其中不乏像《南方周末》这样风行全国的佼佼者。“周末版”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从选题的独家性、报道手法与体裁的创新、新闻标题的变革到报纸版式的变化等等，涵盖了新闻编辑微观业务的方方面面。机关报通过这块“试验田”为后来报纸的进一步改扩版积累了经验。但由于“周末版”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功利性目标，这场实验未能解决机关报的根本性问题——如何才能做好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等严肃新闻的报道？可以说，新闻改革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明显的“边缘突破”特征。
1987年，中国报纸的扩版浪潮在广州激起第一朵浪花，广州日报由4个版扩为8个版并得到好评，被广州市民评为当年本市发生的“十件大事”之一。第二年，上海解放日报与天津日报紧随其后也迈出扩版的第一步。到上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经历了不止一次扩版改版，广播与电视节目的改版同样此伏彼起，新增的频道与栏目令人目不暇接，新闻节目比重不断增加，新闻滚动播出逐渐成为常态。
媒介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意味着新闻竞争的不断加剧，而新闻编辑水平在这场竞争中决定着新闻的品质和媒介的竞争力，突破传统规则、追求更快、更新、更好，是新闻编辑的必然选择。
版面作为报纸的外在形象，三十年来的变化无疑是新闻编辑业务改革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缩影。版面的变化是持续渐进式的，促使报纸版面改革的因素除了报纸类型的多样化、版面数量的不断增加、媒介竞争的日益加剧之外，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新闻编辑提供了创新的利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子排版的普及、印刷技术的更新包括彩色印刷的普及，以及数码相机、卫星传稿等技术的运用等，为报纸版面设计和制作提供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我国报纸版面从单调的黑白灰走向五彩缤纷，从全国尺寸一律的两种报型变得规格大小不拘一格。可以说，编辑业务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版面上留下了变革的印迹：
——对版面“导读”功能的重视逐渐取代对版面“美化”的强调，这是新闻编辑理念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的结果。“导读”从广义上说就是要通过版面元素的组合引导和方便读者快速阅读，从狭义上说指报纸的第一版开设“导读窗口”，为读者了解厚报的内容提供指南。
——企业识别系统（CIS）的理念被引入了报纸版面设计之中。1999年创办的杭州《都市快报》设置了“版式总监”这一从未有过的新职位，推出了国内第一张“异型报纸”，体现出与国际潮流相吻合的特征，从简洁明快的模块式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静态式编排、种类少而对比强烈的标题字体，到节奏稳定的文字分栏、恰到好处的留白与栏距、绚丽但不滥用的色彩……营造了一个方便读者快速而愉快阅读的空间，也塑造了报纸独特的形象。
——新闻照片数量增多、篇幅加大，成组照片大量采用，照片的质量也不断提高。从上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到新世纪初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全球传递，越来越多的精彩新闻照片展示了一个个历史上重要的瞬间，带给人们永恒的记忆。此外，图示与新闻漫画在版面上大量出现。用电脑制作的各类统计图表和示意图，具有图解内容和活跃版面双重功能，也给读者送去了更丰富的信息和知识。
——标题越加追求醒目和独特，字号普遍加大，在版面上更加突出；稿件的排列越来越多地采用模块结构，以方便读者阅读和剪辑；线条、色块、色彩的运用更加频繁，也更加注意视觉美观和对内容的表现力。
……
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传统的新闻编辑规范被新观念与新技术不断突破，如对新闻的价值判断不再是单一标准，不同媒介对稿件的选择与处理有着各自不同的取向，媒体的定位与特色通过头条、导读、图片等得以张扬；版面设计不再遵守“苟日新、日日新”的传统教条，静态设计、版式稳定逐渐成为主流；版面上不能通栏断线的规则不再被遵循；标题新闻、与传统不相符的新式提要题等出现在版面上；以往很罕见的大胆留白和用色，在版面上营造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清和亮丽……
拓展：宏观新闻编辑业务为媒介发展领航
“宏观编辑业务”是相对于编稿、组版、节目制作这些“微观编辑业务”而言的，它是指在微观编辑业务开始之前，编辑对媒介产品的总体设计、对新闻报道活动的设计和组织等。三十年来编辑业务在宏观层面上的拓展，对于新闻媒体的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改革之前新闻媒介无论是自身定位还是新闻报道都完全听从上级领导机关的行政命令，缺乏办报办台的自主权。因此，新闻编辑业务局限于微观层面，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稿、选稿、改稿、制作标题和设计版面，新闻编辑学教学和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微观业务展开，对宏观层面的内容涉及不多。1981年之后，晚报、都市报、专业性报纸、生活服务类报纸等新型报纸的纷纷崛起，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迅速增加，宏观业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新闻编辑对于媒介定位的思考和报道策划的重视开始逐渐加强。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一批著名晚报以其“家庭报纸”的定位和“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风格，为中国媒体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那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及其后来的一批追随者，则在传统晚报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以更加多元化的报纸定位和更加成熟的报纸设计后来居上。华西都市报创办者席文举提出的“总编辑就是总策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层编辑业务职能的转变。
“都市报热”只是中国媒介产业崛起的风景一角。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各类新闻媒介的产品种类都在不断递增，产品规模不断扩张，各类媒介产品结构的改造频率都在加快，每一次扩版改版，都是媒介对自身定位的重新审视和调查，对传播内容和形式的重新设计。
政治变革同样是媒介变革的巨大推动力。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2003年中共中央下达19号文件对报纸结构进一步进行调整，使一大批行业机关报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命运转折。一些报纸因此倒闭，但也有一些报纸通过重新定位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如中国汽车报在划归人民日报之后，探索出办产业经济报的新路子，变日报为周报，提高了报道的专业性和报道深度，发挥了专业媒体的优势从而获得成功。
90年代，中国广播的“分身术”催生了众多的专业电台，如经济台、新闻台、交通台、音乐台、儿童台等等，真正实现了“分众”式的“窄播”，服务对象更明确，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更具有针对性，广播的特色也由此走向多样化。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崛起，使电视频道剧增、节目改版日趋频繁。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走过一段艰难探索的道路之后，今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反应迅速、信息全面的连续直播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好评。
“新闻报道策划”，1993年正式提出，1997年开始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虽然实践中的困惑与学术层面的争议至今没有平息，但策划为新闻传播带来的变化却有目共睹。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央电视台史无前例的72小时直播，是精心策划与组织的产物，各家报纸五彩纷呈的版面同样也是策划的结晶。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取得成功，围绕奥运会的新闻报道策划迄今已经持续了近8年，在新闻传播史上实属罕见。10年前，就有一位报纸总编感慨地说：“在今天，‘独家新闻’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独家新闻’已不仅仅意味着抢到了‘第一落点’和‘第一时间’，它还意味着：独家观念、独家视角、独家方法。”① 事实证明，任何“独家”都离不开新闻编辑的策划和组织，无论是媒介定位与产品设计这一宏观层面上的战略性的策划，还是新闻报道这一中观层面上的战略与战术策划，都是新闻媒体赢得竞争的利器。
宏观新闻编辑业务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新闻编辑部组织机制随之变革。在报社编辑部中，“采编合一”与“采编分离”的利弊纷争一直是争议话题，如何将这两种模式进行有效地组合以扬长避短，成为“改版”与“改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种组织结构都有利有弊，媒介对于新闻编辑部的设置只能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条件来决策。广州日报1998年打破了以往“科室结构”的组织机制，推行国际惯例的“大采访工作通间”和“大夜编中心”。“大夜编中心”使稿件编辑权集中以后，“编辑中心真正成了采访工作的指挥棒，完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市场指导编辑方针——总编辑在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按市场信息指挥编辑中心—编辑中心以其版面的设置和稿件选择的标准指挥采访部门’。”② 至上世纪末，“编辑中心”已经在各类新闻媒体中纷纷建立，这实际是对“编辑指挥记者、版面引导报道”的新的管理模式的确立，这一模式对新闻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30年来，新闻编辑领域最大的突破是对宏观编辑业务的开拓与探索，新闻编辑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也主要缘于对这一新的业务领域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宏观新闻编辑研究》，并非偶然。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宏观新闻业务已经成为新闻编辑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在学界与业界都得到广泛重视。
重构：媒介融合呼唤编辑业务融合与编辑部重构
上世纪末期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对传统新闻媒介产生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又为各类媒介的新闻编辑工作提供了便利。越来越多的编辑记者利用网络检索浏览各类信息，利用联网数据库发掘新闻资源，利用电子邮件进行远距离采访和讨论，编辑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大为改观。与此同时，新闻媒介纷纷着手建立内部计算机采编网络系统，编辑工作流程完全在网络上运行，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流程本身的运转更加合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信息资源，并改进了采编管理。编辑流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能在网络上查找责任人，使考核管理更加严密和科学。
更引人注目的是，本世纪初新一代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在传媒业的广泛运用，促使新闻媒体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日益紧密，如报界兴起的“报网互动”以及电子报纸、手机报、报纸网站等正在成为报业发展的新生力量。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以往根据媒体类型而分割的编辑业务（报纸编辑、广播新闻编辑、电视新闻编辑、网络新闻编辑等）显然已不相适应，业务技能单一的编辑人员将难以胜任跨媒体的新闻传播任务。从新闻编辑学研究和教学来说，建立一个对所有新闻媒介具有共适性的新闻编辑学体系迫在眉睫。
新闻编辑业务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旋律是“融合”，即以融合的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开发，以“融合新闻”的新模式提升新闻传播的品质和效果。在传统媒体中，新闻编辑为单一载体编制新闻内容，而当传统媒体实现数字化转型，变为多媒体集团中的一分子，并且这一集团又是以媒介互动与融合为运行规则的时候，新闻编辑的角色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新的工作平台一方面在调整甚至削减他们固有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们新的职责和能量。媒介融合带来的资源配置与内容重整，客观上要求编辑人员尽快完成两方面的转型：一是从单纯的“新闻编制者”转向全方位的“新闻与信息服务提供者”，二是从单纯的“新闻把关人”转向“新闻解析者”与“公共论坛主持人”。
2006年，网络媒体第一次参评中国新闻奖，就让我们看到了编辑角色的这种转变。获得“新闻名专栏”的网络专栏“焦点网谈”是河南报业集团报网互动的成果，这个由《河南日报》与河南报业网共同主办的栏目，利用党报、网站与手机短信三个平台进行联动，同时在报纸与网站上推出其成果，不仅为公众提供新闻信息和观点，还以“短信民声”子栏目沟通政府与老百姓，切实解决各类问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获得网络新闻专题一等奖的新华网专题报道《网民感动总理 总理感动网民——总理记者招待会网上答问》，则是新闻编辑策划与主持报道的一项成果。在温总理记者招待会召开前三天，新华网以“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你想问什么？”为题，公开向网民征集问题，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了网民的提问，新华网立即推出“点评总理记者招待会，温总理深情回应网民”的引导帖文，获得了网民30万次点击跟进和约2000条的帖文回复。整个报道还链接直播的视频音频、现场图片，形成了互动性专题。近三年来所有参评中国新闻奖的网络新闻专题都开设了论坛与网民互动，新闻编辑作为“主持人”的特点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媒介融合客观上要求新闻编辑部进行组织重构和采编流程再造。2006年上海证券报将“中国证券网”和《上海证券报》全面融合，实行一个班子，一套架构，不设立重叠机构，对报网统一业务生产流程，统一考核；2007年广州日报对报社编辑部进行改造，推出了为多种媒体平台生产新闻内容的“滚动新闻编辑部”；成都商报与成都电视台联合成立成都媒介集团，开始探索报纸与电视的新闻融合与互动……这些刚刚起步的改革新举措值得我们保持关注。可以肯定，在这个新的世纪中，新闻编辑业务的发展和创新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将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收稿日期］2008－10－2
注释：
① 肖培《北京青年报新闻改革的十个问题》，《新闻战线》1998年第4期。
② 王放《销量取决于质量——广州日报发行破百万的启示》，《新闻记者》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