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经济学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改革经济学到过渡经济学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思想虽然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实践也从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探索自治社会主义起就开始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过渡经济学却只有十多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与90年代以后的过渡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实践上看，9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中进行的，而在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被否定了，宪法制度的改革演变成了宪法制度的“革命”。从理论上看，90年代以前的改革是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探索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商品关系的兼容性，而在90年代以后，过渡经济学被纳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它流行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改革经济学转变成为了过渡经济学。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时，在这些国家的正统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实践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经济学家事先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内部人”获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引人注目的增长，黑手党现象严重；如此之多的国家分崩离析；最大的正面意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有这些出乎意料之处都表明，经济学家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转型的任务，人们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热若尔·罗兰，2002）。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原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巨大反差，成功与失败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如果人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斯蒂格利茨，2000）。随着转型过程的深入，主张渐进式改革，反对激进式改革的意见逐步增多，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式的大讨论，进而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反思。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机理以及经济转型中市场的作用、政府的地位、国有企业的前途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于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绩效和经验也有着不同的判断，由此形成了过渡经济学的若干不同范式。
二、范式的多元化
作为一门年轻的经济学分支，过渡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1.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过渡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华盛顿共识认为，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观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组织的大力推广和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势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转型国家的实际政策，结果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和“大爆炸”。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一理论所推崇的激进式改革的绩效大失人们所望，另一方面，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市场发展的理论，它抽象掉了时间、制度以及政治和文化等重要因素作用，因而无法对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做出系统解释。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型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众多的批评，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影响迅速扩大，至少在过渡经济学领域内，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模糊不清，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战国时代”。
2.凯恩斯主义。（注：这里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是从理论和观点的角度加以界定的，至于某个学者是否严格地归属于凯恩斯学派的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对其它观点的归纳也是如此。）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完全且代价很高的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不完全的竞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完全竞争范式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Joseph·E·Stigliz，1994），经济转型的实践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和一种新的发展观的必要性。新的发展观认为，促进发展需要更广的目标和更多的手段，人们的目光不能只盯住GDP数值，而应当追求民主、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市场的有效运转不仅需要自由化、稳定化和减少政府干预，而且需要健全的金融规制、有效的竞争政策、促进技术的转化和鼓励透明化、维护社会组织并提高社会资本；发展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着眼于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必须包括公共部门、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发展问题，等等，这种新的发展观就是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Joseph·E·Stigliz，1998）。马克·奈尔等等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激进式改革对于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忽视了这样一些重要事实：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资源的一种手段，它同时还具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生产等重要功能；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在适当的环境下，国有企业也可以对市场做出积极反应；货币供给是金融制度的内生变量，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受着严格的限制（Mark knell and Christine Rider，1992）。阿姆斯旦和泰勒等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更多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的成功有赖于能够支持长期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设，包括建立明确的产权和契约法律，创建能够执行宏观政策和贸易、竞争、技术和工业政策的私人及公共组织等，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建立（Allce.h.Amsden，Jacek Kochanowicz，Lance Taylor，1994）。彼德·诺兰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的不确定环境下，私人行为更倾向于短期化，市场失败的范围更大，强有力的政府的干预是解决市场失败、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的有效手段（Peter Nolan，1995）。
3.演进主义。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激进式改革的挫折为演进主义提供了有利的事实根据，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的逐步扩大是过渡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演进主义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政治学和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其基本思想是主张渐进主义，反对大规模变革。麦克米伦和诺顿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缺乏效率，在于计划者不能获得充分而准确的必要信息，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决策所必要的信息都集中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据一个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时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彼德·蒙勒认为，激进改革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配置体制希望将其一步到位，渐进改革观则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有一个累积过程，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Mcnillan and Naughton，1992；Peter Murrel，1994）。青木昌彦等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其内部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同时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候，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不确定性，制度发展过程中还必然会产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给体制改革的推进带来政治上的困难，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青木昌彦等，1999）。Gernot Grabber and David Stark认为，从进化论观点看，没有多样性，就没有选择，制度和组织的快速变化，往往会牺牲长期效率。相反，旧体制的存在，制度变迁中的摩擦，会保留制度的多样性，为新制度的选择和产生提供广泛的空间，从而促进制度的成长（Gernot Grabber and David Stark，1998）。王辉认为，要使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高度专门化的物质资产、制度资产特别是人力资产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提高它们的潜在价值，这需要实践和时间。没有这种恰当的转化和再升值，实行市场经济时各种资产必然会发生贬值，造成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王辉，1998）。
4.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市场中，制度经济学是最大的赢家。“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随着合同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规制理论、公司财务以及应用经济理论及其他领域的发展，重点向制度学派观点的转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着”（热若尔·罗兰，1994），这种状况在过渡时期中国经济学界表现的尤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比较经济体制学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了中国改革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代替了比较经济体制学，成为了过渡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其影响日益增大，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合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运用，有关文献如雨后春笋、汗牛充栋。
在过渡经济学领域，与制度经济学一起走红的还有新政治经济学。（注：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公共决策的经济学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含义不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回事。）科尔内的观点说得明白：“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基本条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不得不强调，首要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Kornai，1995）。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的观点也很具代表性，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只有宪政制度的转轨才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最终标志，而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则只是转轨的一个部分（杰弗里·萨克斯等，2002）。过渡经济学中许多文献的名称也很能说明问题，例如：《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樊纲，1997）、“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胡汝银，1994）、《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ames M.Buchanan，1997）、《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张宇，2001）、《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2000）、《改革的政治经济学》（Fedrico Sturzenegger，Mqriano Tommasi，1998）、《理论化的过渡：后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Adrian Smith and Jobn Pickes，1998）。
5.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庞杂，流派众多，但是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市场机制可以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按照罗默等人的概括，迄今为止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不能使用自然单位，而必须求助于某种价值符号；第二个阶段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通过计算方程式来达到一般均衡；第三阶段提出了用竞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第四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五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认识到了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区别开，改革传统的公有制形式（John E.Romer，199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Kornai，1995）。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验，就是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目标的。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成了从反市场向亲市场的转变，市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但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姻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探索。
三、对中国经验的不同解释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虽然已有的改革试验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的经验，如何说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趋势，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却众说纷纭，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成为了过渡经济学中的焦点问题。
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如落后的经济结构、传统体制的松散性等，不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改革面临着许多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所导致的（Jeffre Sachs，Wing Thye Woo，1994）。但是，多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经济转型的不同绩效与改革的道路和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试图揭示中国改革道路的内在逻辑。
对中国渐进式改革本质的最流行的解释是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论。在1992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经验”一文中，Mark和Wenyan Yang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特点不是一步放开价格和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是逐步放开价格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非国有经济，从而在经济生活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产生了硬性预算约束和足够的供给反应，导致了短缺的逐步消失，并迫使国有企业改变其行为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Mark and Wenyan Yang，1992）。樊纲则明确地把渐进式改革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他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在旧体制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并随着新体制的逐步壮大逐步改革旧的体制；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则在于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并以此来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樊纲，1993）。布兰查德提出了一个将双轨制一般化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要素是私有企业的成长、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私有经济的增长减少失业，国有企业的改造导致失业，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高失业阻止国有企业改造；第二阶段，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私有企业吸收国有企业调整中释放的失业。张军认为，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作出的反映更迅速（张军，1997）。
另外一些学者从其它不同角度说明了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区别。诺顿认为，中国改革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1）在保留旧的行政体制的条件下开始进行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工业结构的调整。（2）农村改革很快获得成功。（3）在政府垄断的部门逐步放松进入控制。（4）建立了价格双轨制。（5）在计划的规模绝对不变的同时，允许经济在计划外增长（Barry Naughton，1994）。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同时，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采取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杨瑞龙把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概括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把中国改革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重要特征，即：以农业改革为突破口；强调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重视发展出口以及进入世界市场；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
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和经验，推动了人们对转型过程的认识。
四、小结：转型与经济学的发展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了引人关注的一个经济学领域，经济转型的丰富实践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学发展的轨迹，推动着一次新的理论综合：（1）经济制度的作用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重视。（2）对宪法制度、利益集团和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研究得到了加强。（3）对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解有了很大提高。（4）对经济转型和市场演化过程的整体性（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认识日益深刻。（5）在主流经济学与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新政治经济学之间出现了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任务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与特殊的过渡阶段相适应的过渡经济学也将由此逐步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过渡经济学理论又超出了其特殊的时空局限，而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持久的价值。这不仅是因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制度演进过程的理解，也不仅是因为建立发达和完善的市场经济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更重要的是因为，市场化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社会关系持续变迁，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创造性的毁灭”永不停息，过渡与转型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而日益成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正常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转型和过渡的历史科学，“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恩格斯，1994，P489），过渡经济学的意义由此将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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