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社会整合机制的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和谐社会论文,机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2-0068-07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对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变化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一、社会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功能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整合。社会整合思想最早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他在研究社会分工和职业群体基础上，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有机团结”即社会整合，是人们之间的协调一致和相互结合的关系，为了实现整个社会层面的整合，冲突各方应在更高层次上取得一致意见，遵循共有的基本价值和规则来控制冲突。[1](P31)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结构有“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潜在的模式维持”四种功能，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1977年）一书中，他把社会整合定义为：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2](P351)我国学者郑杭生认为，社会整合是指“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成为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亦称社会一体化。”[3](P362)程美东也认为社会整合是“调整和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使之成为统一的体系的过程或结果。”[4]这些学者都从结构和功能或者系统和要素的角度来定义社会整合，认为社会整合的实质就是社会一体化。
执政党是掌握或领导国家政权、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者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者，具有“国家建设、社会整合、政策供给、价值分配、利益协调、全局调控”[5]的功能。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分化日益明显，执政党必须能够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吸纳各个社会阶层和集中各种社会力量，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以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执政党只有把社会分化出来的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整合成为有着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把不断分化的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化，维持社会一体化的结构，社会矛盾和冲突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会才能在内耗尽可能地减少中得到持续发展，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一个分化的社会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整合，只能在无法达成一致的冲突中毁灭。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的世俗化，人们对政党和政府的评价往往是以公民的经常性利益为衡量标准，政党赢得政治忠诚、社会支持和认同的重要因素就是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但同时，执政党要获得恒久性的支持就必须对社会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并不断宣传和灌输执政党自身的思想、观念、文化或道德、信仰给社会成员，比如确立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全体成员共同奋斗的社会目标等，形成一种全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以获得社会的合法性认同，从而巩固其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意味着从“冲突的力量”变成“整合的工具”。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就是中国共产党凭借执政地位，利用各项政策、制度、组织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等资源和手段，有效地组织、协调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使社会系统中的不同因素、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运作模式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职能，其目的在于保证我国社会运行的秩序化、规范化，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公民与政府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和领导力量，其社会整合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决定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合的状态。[6]具体地说，就是“不同社会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不同社会组织或团体之间，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助合作、和睦协调的社会状态”。[7](P365)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对社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进行有效整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和阶层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挥社会整合功能面临着新挑战，也出现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特点。
第一，社会整合的客体多元化。改革前，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基本上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阶层，阶级结构相对简单，社会整合的难度也相对较小。改革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利益群体，形成了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农民工、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社会阶层作为单独的利益主体，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在政治地位上基本处于“体制外”，经济政治地位不对等，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改革冲动，有着强大的利益诉求；在改革前后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也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改革后地位相对下降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阶层，已经处于社会底层或者边缘，强烈要求社会公正。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从而对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存在着差异，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社会整合的方式多样化。改革前，党主要依靠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整合，是一种“总体性控制”的整合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政治行政性整合强有力。改革以来，随着“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社会独立于国家之外成为独立的资源配置手段，“国家－单位或公社－公民”的关系模式被打破：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制”的解体以及农业税的取消，农民基本上脱离于国家的控制；城市“单位制”只对单位人的职业活动和部分经济关系进行控制，对于单位人的社会生活控制减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员工和其他职业群体游离于体制之外，出现了控制“真空”和管理“缺位”现象。这样，单靠以前的政治行政性整合和意识形态整合已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为适应新的社会变迁，党探寻和建立了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如利益整合、市场整合和社区整合等，但还处于初步探索和建立阶段，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第三，社会整合的难度不断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以及利益严重分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贫富差距加剧，弱势群体的政治认同感降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滋生腐败现象并呈蔓延之势，难以遏制，一些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凝聚力；党需要进一步转变执政方式和提高领导水平，促进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的方面，突出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对抗性因素加大；“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猖獗，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多，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弱化，造成了社会的离散化趋势，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降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民主的冲动，民主要求权力的分散，但现代化的推进要求权力适度集中，造成民主与效率的张力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社会整合才能化解分裂性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
面临这些新变化，党的社会整合也具有新的特点：一是从行政型整合向法理型整合过渡，尽管政治行政性整合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但它更多地与法律整合、经济整合等融合在一起；二是整合方式由一元化到多元化，其中法律整合、社区整合、中间组织等整合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党的整合作用明显而且强有力，党有着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思想整合优势，掌握了关键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能够进行强有能力的社会整合；等等。要根据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中的优势，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二、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制度和机制建设
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需要制度化的运作方式。社会整合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制度本身是设计出来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8](P3)所谓制度，指“那些规范人类偏好及选择行为的各种规则的总和，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有机总体。它包括法律、规章以及政府政策等等”。[9]
制度具有规范性，它将人们的行为秩序化，因为秩序是以社会成员对现有制度一定程度的共识为基础；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偏好选择以及社会关系。制度具有稳定性，它是一套固定的结构化规则，即使它带有明显的缺陷，甚至产生一定的危害作用，人们也不愿意轻易改变；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制度具有全局性、导向性，它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整体的规范作用；同时，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导向，“……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P333)
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社会异质性因素不断增多，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方式复杂多样；同时各项具体制度的调节范围又有限，它只限于制度所规定的行为，对于制度外的行为无能为力，而人们却总是试图寻找制度缺陷，寻求制度外活动空间，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需要形成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各项制度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并且系统化、有序化，从而达到这样的效果：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在这项制度中没有约束，就有另一项制度对之加以限制；触犯了这项制度，另一项制度就会对之施以惩罚。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寻找到漏洞和缺陷；没有人敢违反，因为违反就要付出代价；也没有人敷衍应付，因为应付不好就会对自己很不利。这样的一系列有机联系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就形成了机制。所谓社会机制，指社会系统内部各个要素赖以维持的有机联系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中，正式制度包括各项法律、政策以及各种规章、条例等；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社会风俗习惯以及各种人际关系等。
就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制度与机制而言，总体上是健全的。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多种社会整合方式，初步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规章制度等，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法律、规章制度缺乏有机统一，尚未形成系统，制度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法律也有互相打架的现象，社会整合的制度优势并未充分体现出来。根本而言，是这些制度之间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没有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机制，即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而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尚未建立。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对重要稀缺资源的全面垄断，即控制物质财富、人们谋生和发展的机会以及信息资源，特别是控制就业机会和得到生活必需品的机会，通过人民公社制和单位制，户籍制以及主副食品配给制，消除独立的社会力量，运用国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和完整而严密的组织系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动员和人力集中，形成一种行政型整合机制。[11](P139-140)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原有社会整合机制的前提性条件不断丧失，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即以契约性关系为特点的法理型社会整合机制还未形成。制度和机制供给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当今社会中的突出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化与体制供给不足之间的冲突性张力日趋明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政治性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疏导和缓解，会导致政治性危机的出现”。[12](P302)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重构社会整合机制至关重要。“制度建设的关键，主要不在于有更多的关于根本制度的阐述和具体条例的规定，而主要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单个的要素固然不可缺少，但若要素之间缺乏联系，那么要素本身再好，也很难发挥作用”。[13](P339)
因此，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合理的社会整合机制。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就是党利用各项政策、制度、组织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等资源和手段，有效地组织、协调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使社会系统中的不同因素、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运作模式共同发挥作用而形成的一系列有机的制度安排。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在于当社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时，这种机制能够自发地搜索、发现，并发挥协调、沟通作用，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稳定发展，使社会各个部分和各种力量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三、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而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机制。和谐社会是利益得到妥善协调、矛盾得到合理化解、信息有着良好沟通以及思想文化氛围良好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应围绕这些目标，进一步完善社会整合机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进一步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是基于一定的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它是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动因。[14](P53)马克思认为，利益是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5](P82)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利益是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目标，是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根本保证。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空洞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实质：就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言，包括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个根本利益的最高体现的基础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达到共同富裕等；就尊重和保障具体的个人利益而言，就是推进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维护和发展人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维护社会公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在和谐社会中，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所谓利益协调，就是通过协商、妥协与合作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利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的各种利益是通过国家或社会的分配以及市场的竞争中来获取的，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因而利益也是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和谐社会中，化解利益矛盾或冲突，不能用对抗的方法来解决，而是用协调与合作的方法实现利益共赢。利益协调机制就是通过协调各种利益，把人们的利益诉求纳入理性的制度框架之内，其核心就是通过利益协调，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利益协调机制是社会整合的根本机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使各种利益得到妥善协调，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均衡是党面临的一项艰难而又关键的重大课题。
第一，健全市场协调机制。市场是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也在社会利益调节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社会成员的利益首先是在市场中完成初次分配的。因此市场协调利益主要是规范和调节利益的初次分配格局，保证利益初次分配的公平。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立健全全国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在进一步提升商品和服务业市场的同时，培育和发展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信息、管理等要素市场，保证获利渠道多样化。要健全市场法制，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维护和保障利益分配的起点公平、规则公平等。
第二，完善政府协调机制。市场机制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但也容易导致利益的两极分化，造成利益主体之间较悬殊的利益差别，加剧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市场机制在分配利益时“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在利益再分配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克服市场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就是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市场初次分配的不均衡，协调收入分配，控制利益矛盾和冲突，保证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机构。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运用税收、金融、财政等政策和法律、行政等调节手段，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利益的总体均衡。要完善基本分配制度和税收制度，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起“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16](P39)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城镇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建设，健全廉租房制度，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等，促进共同富裕。总之，政府要建立各项利益再分配制度，协调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保证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发挥社会团体组织的协调作用。由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他们自身都存在利益分配“失灵”问题，而且党和政府在协调利益问题时并不能包罗万象，这就需要引入第三种力量，即社会团体组织来协调各种利益问题。社会团体组织包括工会、妇联、各类协会、中介组织和民间团体等，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利益表达中介，也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协调利益关系的第三种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和政府要增加投入，积极扶持已有的社会组织，培育新的社会组织，如建立农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等，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引导其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主性、自律性和诚信度，发挥各类社团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2.进一步完善矛盾化解机制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分析现代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7](P38)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不断激化的趋势，影响到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和谐发展。“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要科学分析影响和谐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8](P45)社会之所以能在矛盾中实现和谐，关键是要“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19](P715)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的各类社会矛盾，切实建立起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分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最根本的途径也要靠发展。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如当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多年来的问题依然需要加以解决；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劳资矛盾突出。但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问题时就处于主动地位”。[20](P337)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必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要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社会创造雄厚的物质财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要建立矛盾疏导机制、完善矛盾调解机制、提高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第一，建立矛盾疏导机制。在矛盾凸显期，有很多小问题、小矛盾由于诉求无门、处理不公或是人们情绪化表达，得不到很好的疏导，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从而引起更大的冲突和过激行为。因此，建立矛盾疏导机制，至关重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疏导矛盾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要善于分类疏导，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重点，通过民主、说服教育、相互沟通的方式平衡心理、消除矛盾，把矛盾疏导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善于倾听群众诉苦，进行心理疏导，使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整合微观层面的社会矛盾，引导不同的矛盾主体以理性的态度商谈、沟通，避免矛盾纠纷加剧，使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处于和谐状态。
第二，完善矛盾调解机制。化解矛盾要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形成矛盾解决的微观机制，而不能“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才引起重视”，“花钱买稳定”等。要“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和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18](P28)构建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处理矛盾的能力，构筑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行政调解要统筹兼顾，协调多方面的关系，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司法调解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裁量，建立法律咨询和援助制度，做到司法公正；积极倡导社会协商对话，实现社会自我调解。要建立公开调解制度，形成社会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以约束乱作为、处罚不作为，确保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第三，提高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当前，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群体性冲突等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正常生活。要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体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18](P29)加快建立应急信息平台，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应急能力；建设一批装备精良的职业化应急队伍，提高应急处理的专业化水平。改变过去被动的“撞击—反应”式危机处理状况，建立从前期预防到后期评估的全过程公共危机处理机制，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此外，要实现新闻舆论宣传与公共危机处理相结合，使人民群众及时了解真实信息和危机处理过程。
3.进一步完善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沟通是社会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和传递的过程，具有决策、控制、协调与预置议程等功能。现代政治体系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世俗体制，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是社会运转的基本条件，执政党是现代社会沟通中最重要的动力资源。信息沟通机制就是党在执政过程中，为了和社会民众、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就有关社会信息进行交流和协商，形成共识而建立的一系列沟通制度、方式、方法和途径的总和，其目的是保持政令畅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整合需要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这是执政党权力有效性和民众利益得以维护的保障。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时、全面、准确地传递给各方面群众的畅通渠道，建立健全群众向党和政府反映意见和建议的畅通渠道，建立健全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的长效机制，确保群众合理的利益要求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21]因此，建立高效、互动、有序的信息沟通机制，才能带来社会和谐。
第一，建立多样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沟通渠道就是信息流动的路径。戴维·伊斯顿认为，在一个政治系统中，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工业化、技术化水平以及结构性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等，利益要求不断增加，行政当局把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决策，或者把决策和政策等信息及时有效地转递给民众，就必须增加通道容量和提高通道的网络运送能力，否则将导致“输送失败”。同时，他提出三个应对措施：增加通道数量（机构专业化），可选通道之间的竞争，通道开放时间的增多（角色职业化）。[22](P138-150)我国当前的信息渠道比较单一，自上而下的决策信息和自下而上的反馈信息是同一通道。这样，特别是在信息向上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传递者由于感情上的偏好、认识上的偏差或者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导致信息的偏离、扭曲和失真，造成上级决策层信息闭塞。因此要从体制上解决决策信息和向上反馈信息的通道分开问题，更加重视新闻媒体、社团组织等的信息反馈，建立和推行非官方的决策评估和反馈制度。还应创新群众工作制度和方法，使党群联系制度化和多样化；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整合信访组织资源，推行信访的法律咨询和援助制度；完善党政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行信息结果和过程的双公开，营造透明的信息环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增强民众对党政机关的信任。
第二，建立和规范党政部门的平行沟通机制。平行沟通，就是系统内同层级或部门间的沟通，即处于平行层级的党政机关内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它通过会议、通信、电话、批示和文件等方式，协调相关部门反映和处理有关信息。有效的平行沟通可以增进党政机关各部门的了解与合作，促进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处理。然而，由于信息传递和处理过程中涉及的部门多，彼此之间的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再者，相互之间失去权力制约，部门利益化和本位主义严重，出现“争权夺利”、管理混乱、互相推诿扯皮等现象，导致信息传达不灵甚至矛盾。因此，必须理顺平行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要进一步划清党政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使职责法定化、清晰化、规范化、具体化，以解决部门之间的“法律之争”、“文件之争”、“依法打架”问题。要积极发挥党政部门法制办、编制办的协调功能，建立和完善跨组织、跨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要建立规范的上级部门协调制度，对下级部门之间有争议的职责，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部门职责权限进行协调，而不能上级领导说了算。
4.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机制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来维系，以获得社会成员的共识，增强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整合从本质上说也是意识方面的认识的趋同性或同一性，使一个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活动模式和秩序。[2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党的社会整合至为重要，“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该社会拥有能够为成员共同认可并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2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和生活方式多样化，以及对外交流不断扩大，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锋。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淡化，社会主流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新阶层的“亚文化”、封建残余思想的挑战，特别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奉献精神的冲击，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和行为失范，导致信仰危机、价值认同危机和思想危机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必须加强文化价值整合，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根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即是历史教训。社会主义事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不断取得进步，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P190)同时理论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变迁和实践要求。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体现，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上要以服务于、落脚于具体实践为前提，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建设，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解决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尊重差异，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谐社会是一个思想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的同时，要尊重和包容其他社会思潮的存在，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以尽可能地争取多个社会阶层的支持和认同，提高政治合法性和执政公信力。对其他思想观念持宽容的态度，既可以吸取新的思想，又能不断调整和充实自身，扩大意识形态的边界弹性。如把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各个社会新阶层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允许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既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又促进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和谐。
第二，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氛围，形成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舆论攻势。民族文化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激发人们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要“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6](P34)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党要引导新闻媒体切实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任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逐步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行动的自觉要求。此外，还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宣传的强势，使各类新兴媒体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
收稿日期：20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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