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中国论文,电信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写了下面这段耸人耳目的话：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学、心理分析学也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在这里，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她正在考虑论文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例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再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我还向她谈起了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
以上引用的德里达（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说的这段话实在是骇人听闻，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是这样，比如像我，以及在文中与主人公对话、正在寻找论文选题的美国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心理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
简言之，德里达所断言的就是这样：“电信王国”的种种变迁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彻底导致文学、哲学、心理分析，甚至情书的终结。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绝对间接地导致了文学走向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00年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得知。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或许，德里达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所说的最让人心惊的话就是：比起那种导致文学、哲学、心理分析和情书终结的新的电信控制的力量，“政治因素倒在其次”。说得再准确点儿，德里达的原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控制是第二位的。”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指他不否认（我也不会）政治影响的重要性，但是，新的电信控制的力量是无限的，是不可以控制的，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受到这个或那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控制。
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这就赋予了黑格尔的格言另外的涵义（也可能是同样的涵义）：艺术属于过去，“总而言之，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对我们来说，艺术属于，而且永远都属于过去”。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包括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在内，也总是未来的事情，这一点黑格尔可能没有意识到。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
换言之，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大学，还是现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学，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
作为一门学科，文学研究当前正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两种选择几乎是一样的危险。一种是回到“世界文学”的范式。在“世界文学”名下，开设了许多新课程，虽然多数是在本科阶段，但是，在本科阶段讲授的课程变化很快就会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一些具备权威和专业训练的教师不得不教授那些在世界文学名下开设的课程。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对一个教师来说，“世界文学”的能力，也就是说具备足够的语言、文学、文化知识，哪怕是主要的那些，也似乎不大可能。这些课程最有可能招致怨尤，尽管这些教师怀着美好的愿望，因为它只能由那些不懂源语言文学的老师，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英语翻译文本夹教授。例如，从《红楼梦》中选一些片断，再从《古诗选》中选几首抒情诗来代表中国文学，这就如同从《哈姆雷特》中拮取一些片断，再加上华兹华斯的几首短诗，用以代表英国文学一样。这种以点带面的比率简直太悬殊了。用那么一小点儿代表那么大一片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此外，世界文学课程尽管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西方，存在欧洲中心主义或者美国中心主义的倾向，部分原因是由于使用英语讲授，因此一直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翻译成英语，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世界文学课程教学中，关于文学和阅读的理解几乎都坚持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新的全球文学研究的另一种做法也同样危险。即把中国、日本、阿拉伯或者印度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原本由欧美语言文学专家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中来。这样做的问题也显而易见。过去一味坚持欧洲中心论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毕业论文委员会的所有教授都应该了解论文中所涉及到的所有语言和文学。但是，一旦委员会由几位懂欧洲语言而不懂汉语的教授再加上一位汉学专家组成，情况就不一样了。后者可能了解欧洲语言及研究方法，而前者则不一定懂汉语，这样一来，旧有的规则就被打破了，那就是，所有委员会成员必须了解论文涉及到的所有著作。在这种情况下启用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学研究，很有可能固执保留欧洲或者美国特色。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比较文学正在进行的两种选择，可能成为美国理想帝国主义的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通过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
我们应该怎样做以避免这种二难选择呢？下面我将用箴言的形式为全球比较文学提出十点建议，实际上，这些建议是彼此关联的，每一点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1.哪怕使用翻译文本来阅读和讲授《红楼梦》也比一点不读要好得多。
2.所有文本都应该使用源语言进行阅读和教学。
3.翻译问题是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
4.前面这三点是说，如果开设世界文学方面的课程，就应该开展团队教学，即使全部使用翻译文本，也应该由那些对源语言、及其文学和文化有所专长的教师来讲授。而且通过提请大家注意翻译问题，老师应该激励至少一些学生去学习源语言。
5.全球文学研究，或者说总体文学研究，虽然不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它应该借鉴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千方百计地掌握所研究对象的语言，不管这种语言是多么奇特和怪异。
6.人文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虽然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它却是暂时的，会逐步成为全球比较文学的新形式。
7.比较文学传统建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按照所谓的国家和民族界限，对文学研究进行条块分割。例如，把保加利亚和外蒙古文学进行比较，就好像这两个国家内部是同质的、单语的政治文化实体，而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的一个进步就是承认每一个国家内部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区分，多数国家都是多语的、多元文化的、多民族的、混杂的。比较文学必须成为“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它不仅要把非欧洲国家的文学纳入比较的范围，而且，要研究一个国家内部使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
8.所有文本都应该置于它所属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比如中国的“文学”，应该从中国“诗学”的角度，而不是把西方的理论强加其上，像我现在这样子，使用"literature"和"poetics"这种术语（这两个词语在英语中的涵义曾几经变迁，现在一般译为“文学”、“诗学”，而有些理论声称，中国没有诗学——译者注）。
9.方法论和批评理论上的“中庸之道”是比较文学可怕的恶习。声称自己为巴赫金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解构主义者的人创作不出优秀的著作。你必须全身心地从事比较文学的工作。批评的方法论和独特的阅读习惯是一种必备的素养。
10.虽然现在的批评理论或者方法论适用的范围很广，但是，批评家或者学者应该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且不容易被模仿，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这就意味着说，其他批评家的著作应该被拿来认真研读，就像对待文学文本一样，事无巨细。任何批评家如果经不起这样仔细的推敲，也就不值得读了。我们应该拿出时间来阅读用源语言写作的重要的批评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