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小说：“概念”、“命名”及历史呈现——当代西部小说与西北地域作家群考察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论文,地域论文,说与论文,当代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具体考察当代西部小说之前，区分地理意义上的西部与文学的西部显得非常必要。尽管在多数文学研究者眼中，诸如“西部小说”这类概念的所指似乎不言而喻，但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地域上的“西部”真能承担起某一种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学责任吗？换句话说，细心的人们可能会发出这样的追问：抛开地域的西部，文学的西部是否也会有一个界限分明的边框，在它的内部则是一个自足而复杂的系统，进入这个系统，读者便会自然感受到一种属于“西部”的独特的精神内涵？同样，类似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以地域上的西部规约我们将要讨论的文学，这样的出发点是否有悖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眼中的文学通过地域的切割呈现出完全相异的特质，那么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所谓的西部文学与东部或中部的文学是否还会有我们所认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是否还会保留存在于它们之间原本难以简单区分的文化胎记？具体而言，就是在“地域文学”的背景下，山西小说与陕西小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新时期以来王蒙创作的有关新疆记忆的小说与他后来的小说有什么两样？生长在北京的张承志的小说与固守在西部的作家们笔下的作品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事实上很少有人能用三言两语回答这样的问题。情况很明显，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作家笔下的作品肯定会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便是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也会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之间的相似性或者延续性却更加引人注目，也更有必要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与普通读者渴望调节口味、乐意阅读风格迥异的作品不同，文学研究者在期待作家形成独特风格的同时，更倾向于寻找同一作家前后期作品的连贯性，以及不同作家的作品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与相通性。在我们周围众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眼中，甚至有这样的共识：泛泛地比较不同作家作品的相异之处并不能显示研究者的功力，只有找到看似原本互不相干的两个作品之间的内在相通之处，才能够真正凸显研究者的学术实力。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对于某一部作品，我们似乎除了能够确认它是产生于我们将要关注的“西部”，或可以基本认定它与我们视野中的西部有关外，实际上我们很难严格地说它就是“西部文学”或者不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本文中将要谈到的“西部小说”和“西部作家”，我们拟作以下几个方面规约：(1)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包括川、贵、滇、藏、陕、甘、青、宁、新九个省区)的作家作品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其中又因为西南地区(川、贵、滇、藏)与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的文学在精神内涵上有着鲜明的差异，而西北文学似乎更能体现我们将要讨论到的“西部精神”，因此西北五省区的作家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考察的重点。(2)过去曾经长期工作、生活在西部，其后来的作品中明显具有怀恋这一段难忘经历，并带有鲜明的西部特征的一些重要作家(如王蒙、陆天明等)的作品，以及虽然目前远离西部，但其作品所反映的精神内涵却深深地扎根在西部广阔土地上的代表作家(如张承志等)，也毫无疑问是我们不能绕过的，他们目前与“西部”存在的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能成为我们在论述中忽视他们的理由。因此我们说，“西部文学当然不是纯地域性文学，但不无地域的因素，对于本质是人学的文学来说，毕竟是一个次要的构成部分，相对的属于外部的特点。”[1]换句话说，文学的西部与地域的西部有重叠的一面，但在不少时候，文学视野中的西部也可能会“旁逸斜出”，离开简单的地域限制“走自己的路”。这就需要我们暂时抛开西部文学自身的独立性，重点考察西部文学与当代中国其他地区文学的众多联系，进而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西部文学、了解西部文学以至把握西部文学。
基于以上的规约，本文中将要讨论到的西部小说就似乎有了明确的指向，它们不再以单纯的地域性作为自身的标签，而是把“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处肥厚的土壤，这些作品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滋生、成长，却又不时地逸出地域的限制，与其他地域的文学相互缠绕、碰撞，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千姿百态、生机勃勃的景象。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是以鲜明的乡土特征和本土情怀进入到人们视野中的。这不仅因为西部这片土地广袤而贫瘠，更因为在漫长的发展变化中，西部走过了一条缓慢而滞重的艰辛之路。尽管对于西部的命名最先是出自经济建设的考虑[2]，但这一命名本身却把西部与其他地域区别开来，因为“一旦被命名，它就再也无法与世界雷同。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天始，它在世界上，便成为一个——相对于其他一切的一个。命名就是划分，就是区别。命名之后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会在今后的演化中，被明确地得到规定。命名意味着以后的岁月是它自身处于独语状态。”[3]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以及我们将要讨论的“西部小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多少带有一些无奈与沉重。这种无奈与沉重不仅仅因为西部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更因为这一命名本身带有某种话语性的歧视——谈到西部，似乎人们自然会联系到这样一些词语：落后、荒蛮、贫瘠、空旷、原始、绝望……
对于用这样的词语概括西部当下的特点，我们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论。无论如何，摆在人们眼前的西部毕竟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基础的东、南部有着较大的差距，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但问题是，西部与上述提到的那些词语的对应是一种自然的契合，还是人们认识中的某一种惯性在发挥着作用？具体到西部小说，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文学的繁荣与经济的发达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现实中我们却又经常听到这样的质问：那么落后的地区会有什么作家？空旷、荒芜、原始的西北又能产生什么文化？如果作家长期不能离开那片落后、封闭的土地，不接受新的文化滋养，他们作坊式的创作会坚持多久？……是的，这样的诘问经常困惑着我们，也不时地让一些专业的权威人士们面临“前言不搭后语”的尴尬。他们的自相矛盾、言不由衷不仅暴露了所谓专家的理论思维混乱，也再一次说明了文学这一学科自身的复杂性。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的诘问面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某一种眼光的逼视，他们打着“知识”的幌子，在阐述他们的理由时表现出不容置疑的坚定与自信。这个时候，他们俨然充当了一个审判者的角色，他们的结论尽管破绽百出，却又显得不可动摇。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的认同问题，李杨曾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否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农民——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农民’的本质认同缘起于一种现代知识，或者说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其实是文学教育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连‘农民’这个概念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呢？”[4]按照李杨的思路，如果我们把“农民”置换成“西部”或者“西部小说”，情况的确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事实上，因为我们将要讨论的“西部小说”更准确地说就是西部的乡土小说，因而李杨的疑问也恰恰成为我们的困惑。在同一篇文章中，李杨援引了赛伊德的理论去印证自己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在赛伊德眼中，也许全球范围内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比我们现在谈到的东、西部小说更有说服力：
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5]
在赛伊德看来，由于近代全球发展中的不平衡，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东方只能是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东方的存在也必须通过西方人的想像与认同来完成。而在李杨眼中，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理解，同样存在着强权话语对于弱势力量的规定与完型。尽管他们的讨论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展开，但进入问题的方式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回到我们讨论的西部小说，前述我们提到的那些诘问尽管从表面上看只是前后表述的矛盾，但在深层里，仍然是一种“先人为主”的惯性思维在起作用，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经典理论，却忽视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与复杂性。因此，不管你说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也好，还是“知识”本身参与了某一种规约也罢，总之对于“苦命”的西部小说以及它们那些执著的创作者来说，遭遇这样的怀疑似乎既“合情合理”也无可奈何。不过，当代西部小说能够在艰难中一步步走来，并且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完成一次又一次奇迹般的转换，至少向人们显示出它自身顽强的生命力。这时候，当代西部小说所具有的乡土特征与本土情怀就自然而然地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之中。
透过中华民族古老而沧桑的面容，我们发现没有哪一片土地比西部更让我们为之震撼。这的确是一片落后、荒芜、可开发潜力巨大的土地，但同时却也在漫长的发展变化中保持了自己鲜明的特征。同样，当代西部小说尽管在整体上无法与思潮迭起的东、南部小说相比，但几十年来它却在一段茫然与彷徨之后，以自己的坚韧和执著塑造了西部小说的总体风格，并以一种灼人眼目的“西部精神”，在风云变幻的文坛为众多的人们所侧目——“内地文学在70年代后期浪头迭起，一个接一个，而包括西北在内的边远地区则龙尾随龙头般地追赶着，十分吃力。1980年以后，偏处西隅的人们慢慢明白，与其吃力地追，倒不如另走自己的路。”[6]这里所谓“另走自己的路”，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另辟蹊径”，相对于其他地区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的思潮起伏、流派纷争、书写各异，这一时期的西部小说家们几乎一致地把眼光定格在对于本土人物、文化的关注与发掘之上，他们在一段颇感吃力的追赶之后突然发现喧嚣的城市原本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有回到他们生存、成长的这片宽阔的土地，他们才找回了久违的从容与自信。是啊，这里的一草一木、父老乡亲、原原峁峁、戈壁沙滩才是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只有这些才为他们提供了长久的、充足的精神营养。回到这片土地，他们就像重新回到水中的鱼儿，自由自在，生气淋漓：
地理上的白鹿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部书里的白鹿原最早何时出现于意识中已无从辨识，反正1986年已经作为一个原而时时旋转在心中，到1987年，这个艺术形态的白鹿原便日臻丰富和生动起来。[7]
不难看出，尽管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经过了从地理意义到文化意义的长时间转变，但那种弥漫在作家心中的熟悉的乡土情结却使得作家面对如此巨大的构置时显得从容不迫。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生长在关中大地上的陈忠实对这里的山山峁峁有一份天然的理解，他的生命与它们休戚相关，他笔下的作品也自然洋溢着这片土地最具精气的品格。可以说，远离灯红酒绿的西部虽然暂时背负了经济发展中令人难以言说的沉重，但千百年来缓慢发展的农业文明也滋生了这片土地厚重、深沉的精神内涵。对于西部小说而言，乡土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在众多的西部小说作家笔下，我们尽管也可以找到都市的影子以及都市与乡村的碰撞与交融，但那些最令人心动神摇的依然是极具本土意味的事物。这些具有乡土气息的事物不仅反映出西部广阔土地上人们的繁衍与生息，也记录了古老的农业文明在艰难中走向未来的全部历程。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被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新世纪文化”[8]的今天，我们也依然难以与传统的“乡土中国”彻底告别；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不因为在某些都市中诞生了一批所谓的中产阶级，就让我们有理由忽视依然躬身于广阔土地上的农民，忽视这些通过自己的双手推动历史发展的“沉默的大多数”，并对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产生盲目的乐观和无知的矜夸。事实上，广阔、雄浑、古老、沉重的西部正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后半期悄然崛起的信念与决心，也折射出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缓慢与艰难。
为了叙述的方便与观照的全面，我们在本文中采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现、当代文学分期的概念，把1949年之后的西部小说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同时，为了使当代西部小说不至于滑入到一种“无根”的状态之中，在具体讨论当代西部小说的历史嬗变时，我们也会追溯到1942年，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怎样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学重心的转移，并在创作题材、创作原则、创作手法、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规约了当代西部小说的走向。事实上，作为中共当时文艺政策的核心思想，1942年诞生在延安的新的文艺精神不仅直接规定了解放区(其中的延安解放区恰好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西部”的一部分)的文艺方向，也对之后整个当代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9]。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考察当代西部小说(毫无疑问，在它发展的最初阶段与“解放区”文学有着很大的重叠)的发展脉络，也可以说同时掐中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神经，当代西部小说完全可以被视为是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国文学发展的直接影像。直到时间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这一情况才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因此，本文在讨论当代西部小说的发展历史时，并不准备按照学术界的一般共识，在时间上把当代西部小说完全规定为创作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特定历史时段[10]，而是包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诞生在广大解放区(当然在地域上也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西部小说”的范围)的一批新的作品[11]。也就是说，如果就全国范围而言，写作于1942～1949年的小说还仅仅属于“现代文学”的一部分，那么，这一时期诞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小说已经基本具备了“当代文学”的特质，它们应该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或者说至少是当代西部小说的一部分[12]。事实上，作为建国之初中共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周扬以下的一段讲话也有必要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我们的许多作品，例如上述得奖的丁玲等同志的作品(指1951年获得苏联斯大林文学奖的《大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赵树理和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都是描写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但这些作品却不是农民文学或一般民主主义的文学，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因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并不是以普通农民的或一般的民主主义的观点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农民的，他们以工人阶级的眼光观察了农民的命运，表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的从事革命斗争，他们的生活地位的变化和思想觉悟的过程。[13]
不难看出，在当时周扬的眼中，这些创作于“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品，因为其具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质，显然已经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14]。同样出于类似的考虑，尽管在本文中我们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时，它的上限仍然是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但具体到当代西部小说，我们认为《讲话》之后的最初成果已经成为它不可缺少的开始，而当代西部小说史上第一批作家事实上在全国解放之前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创作，并在新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自觉地坚决地”书写着当代西部小说的最初历史。
综观当代西部小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进行简单的概括，即“四代三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在《讲话》发表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他们在1949年之前就进入解放区，并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开始了最初的创作，但他们的成名却又无一例外是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这些作家自觉地成为《讲话》精神的实践者，并且凭借旺盛的创作精力与日渐成熟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部乃至整个中国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努力和带动下，一批有分量的作品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小说最初的成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双重建构下，成为了当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西部小说创作在整个中国文坛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其创作实绩也代表了同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包括柳青(《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杜鹏程(《保卫延安》)、王汶石(《风雪之夜》、《黑凤》)等，他们在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作家们激烈的争锋中丝毫不处于下风。随着19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的频繁展开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国大陆留给文化、思想的空间也日益狭窄，这些曾经影响深远的作品也给它们的创作者带来了无以言说的灾难，但在那一个长达十年的文化真空中，却也成为了众多人们寂寥、空洞的内心中一抹鲜有的亮色，并且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仍然一再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兴趣。
经过“文革”长达十年的文化断裂后，当代西部小说也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从时间上与当代中国其他地域的文学发展同步，大致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并在19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大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逐渐与之后的文学分成不同的时期。对于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来说，这一时期是一个觉醒与理想并存的时期，人们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失落、失望、苦闷、愤怒之后，企图通过文学重新建构与想像新的生活、新的历史。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界成为最活跃的阵营，小说也凭借它特有的敏感与包容性成为了这个阵营中举足轻重的先锋。当代西部小说在这一时期的最初一段时间与全国文坛的整体风貌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在这个潮流并举的时代，西部小说也不甘落后，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合唱之中。但是在经过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到1980年代中后期，在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的中国文坛，西部小说已基本上呈艰难“追赶”之势，现实的情况逼迫广大的西部小说作家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这一时段与全国文坛的发展情形相比，整个西部小说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也正是经过了这段盲目的追赶，并在短暂的沉寂、调整之后，有了199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影响巨大的“陕军东征”，并成为了当代西部小说发展史上又一座高峰。之后，随着东南沿海都市小说的日渐壮大以及文学在整个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下滑，西部小说基本上脱离了原先的“合唱”，孤独地走在一条充满田园乐趣、原始情怀，却也荒蛮、偏远、粗糙、艰涩的乡土之路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西部小说作家是由两代人组成的。第一代是在建国初期便参加了工作、开始创作，但却因为特殊的政治气氛，很快便中断了创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才迎来了自己真正的创作高峰期。可以说，几十年的苦难经历和记忆成为了这一代作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在新的环境中一开始发表作品便获得广泛好评的最主要原因。同时，这一代作家与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不同，他们基本上都具有“外乡人”的身份。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是他们在政治的风潮中飘流到西部，那么他们很难与遥远而荒凉的西部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命运却让他们与西部有了如丝如缕的联系，让他们注定成为广阔西部的一部分。这一代作家的代表是王蒙、张贤亮等，他们的作品《在伊犁》系列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等都成为1980年代中国文坛花团锦簇中的不可缺少者。与这一代作家相比，同一时期出现在西部小说界的另一代作家几乎是地地道道的西部人，他们出生、成长在广阔的西部，并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获得了人生的最初经验。同时，他们中的多数在“文革”后期与恢复高考之后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并在这一时期才正式走上了创作之路，但也正是这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经过了追赶文坛潮流、短期阵痛、冷静思考、再度崛起，在整个1980年代与1990年代前半期与上述的前一代作家一道撑起了当代西部小说创作的大旗。时至今日，尽管文坛写手低龄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这一代作家仍然凭借其日益成熟的作品成为当代西部小说界的中流砥柱，其中不少作家在整个当代文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这一代作家的代表有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鸡洼窝人家》、《腊月·正月》、《废都》)、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邹志安(《哦，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杨争光(《老旦是一棵树》、《从两个蛋开始》)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创作仍然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当代西部小说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大约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随着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称之为又一次“大震动”也不为过。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逐渐确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文学却越来越边缘化，整个中国文学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部小说与东、南部开始兴起的都市小说、时尚小说真正分道扬镳。在新时期以来取得巨大成绩的一批作家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开始思考西部小说的未来，他们没有再像1980年代初那样盲目地追赶潮流，而是把目光深情地投向他们脚下的这片广袤、苍凉、厚重的土地。一方面，他们从自己的前辈那里寻求书写故土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新的形势下寻找着适合于当下的自我表达。与第一代西部小说作家相比，他们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开始让自己回到内心，回到明显带有个人体验的“这一刻”；与同时期东、南部的都市小说中弥漫着灯红酒绿、高楼舞场不同，他们的笔下仍然是广阔的戈壁、光秃秃的山峁、漫漫的黄沙、贫穷的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群自觉的书写者，尽管在他们中间年龄差距较大，彼此所接受的教育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几乎全部具有“本土”的身份，因而不管他们本人是属于哪一个民族，他们与脚下的这一片土地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联结。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在第二个时期已经成名的作家外，这一时期更年轻的小说家有阿来(《尘埃落定》)、红柯(《西去的骑手》、《金色的阿尔泰》)、董立勃(《白豆》、《静静的下野地》、《米香》)、雪漠(《大漠祭》、《猎原》)等，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坚守成为了当代西部小说最为引人注目的关键。
从以上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代西部小说在近六十年的发展中虽然大多时候与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步，但在不同的阶段，它也会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事实上，简单地勾勒当代西部小说的发展脉络并不是我们最终的工作。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当代西部小说是如何走过了一条从辉煌到沉寂、从领唱到合唱再到独唱的曲折之路的。具体而言，就是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等一代作家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作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经典性作品，并在以后的岁月中直接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当严肃的政治话语与相对活泼的民间文化结合时，它们是借助怎样的力量达到了最大的调和，并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陕军东征”除了文学史上的意义之外，我们是否对这一颇具影响的文学事件还会有另外的解释或期待？还有，在都市文学的背景中，当代西部小说对于脚下这片土地的坚守到底是一种积极的写作策略，还是相反？如果每一次腾飞之前的蓄势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1990年代之后的西部小说所走过的发展之路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这所有的问题让我们既感到困惑又激动不已，如果我们经过冷静的分析后能够解决这些令人棘手的问题，那么今天显得相当沉寂的当代西部小说也许才会真正地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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