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概念的教学理解——以“新中国外交”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概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大量观察了高中历史课标教材的教学后，笔者发现，教师注重历史问题的脉络梳理，但引导学生开展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和概括等认知活动不够，没有把历史概念教学放在应有地位，“重史实，轻本质”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削弱了历史课程的教育价值。为了充分发挥历史课程的育人功能，加强历史概念教学是当务之急。
一、历史概念及其教育价值
历史概念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一样，同为历史知识。但从教学角度看，分属“为什么”(概念性知识)和“是什么”(事实性知识)[1](68)两个层别。历史概念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最本质的认识，包含对发生各种历史问题原因的解释，对同一类历史问题本质特征的概括等。如“新中国外交”这一历史概念，就是在分析中苏结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建交等历史事件、不结盟等外交现象的原因的基础上，概括出“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最高准则”这一外交本质，进而得出其内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独立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实现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门和外交代表机构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行使主权。[2]理解“新中国外交”的概念本质，有助于分析新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系，深刻理解“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同时服务于内政”这一原理。
与事实性知识相比，历史概念具有更高的概括性。由于理解历史概念的过程也是处理历史资料的过程，是运用各种思维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因此历史概念教学是使学生掌握方法性知识、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实现历史课程目标的基本而重要的载体，是历史教学的核心任务。
为了搞好历史概念教学，教师必须注重历史概念的教学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标志性历史事件为载体，在明确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把握历史概念的要素和内涵。
下面以“新中国外交”为例，探讨历史概念的教学理解问题。
二、“新中国外交”的教学理解
“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最高准则，这里的“国家”包含人口、领土、政府和国际承认四要素。[3]国家利益的完整表述是“存亡、兴衰、荣辱”，[4]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理解“新中国外交”的本质，首先要在分析不同时期标志性外交事件发生发展原因的过程中，明确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演变脉络，把握“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
(一)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边倒”
二战后，世界分成东西方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虎视眈眈，“存亡”成为这一时期新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谋求“国际承认”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5]因此，新中国只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把与前苏联结盟作为突破口。
●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巩固新生政权并争取“国际承认”
为改变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现状，新中国在筹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并分别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55、56和11条作了具体规定，体现了“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外交原则，[6]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正式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仍拥有联合国合法席位，苏联依据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广州派驻外交代表。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国际承认”，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7](2)当天，周恩来外长即向前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7](3)10月2日21时45分，前苏联外长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7](4)同时“决定自广州召回其外交代表”。[7](6)10月3日中苏建交，[7](7-11)开创了“国际承认”新中国的先河。中苏建交带来了新中国第一次建交高潮，至建国一周年时，先后有1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并另有8个国家表示予以承认。
中苏结盟是“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具体化、法律化，其核心是中苏缔约。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宣告1945年的“中苏条约”“失效”。中苏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使我们中国有了自己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同盟国，从而就巩固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中国被破坏很严重的人民经济很快地恢复与发展起来”。[7](154)前苏联给予中国资金(3亿美元的贷款)、技术、项目、专家等多方面的援助，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苏缔约带动了中国与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贸易额由1950年的26％飙升至1953年的76％。[8](3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实践：由睦邻到广泛外交
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为此，新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其标志性事件是参加日内瓦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万隆会议上成功实践。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亮相国际舞台，带来了中英关系的改善，宣告了西方孤立新中国政策的破产。会议达成的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体现了新中国外交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中的建设性作用，尤其赢得了周边国家的尊敬和好感，为打开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创造了条件。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周恩来在1953年12月的中印谈判中首次提出，经完善后，于次年6月正式确立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五项原则是互为支撑的整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其精髓和首要原则(国家主权是体现国家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和维护手段)，“领土完整”和“内政”是主权的集中表现形式。“互相尊重主权”为其核心，“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分别是“互相尊重主权”的前提条件和充分保证，“平等互利”是主权国家处理经济关系的原则，以上四项均为确保实现“和平共处”这一总目标。因为五项原则集中反映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所以被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普遍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席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五项原则的成功实践。会议的核心理念“求同存异”，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参加万隆会议是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的标志，不仅加深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而且促成了中美两国的大使级会谈，并带来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建交的第二个高潮。到1958年8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28个。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实践，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被“国际承认”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彻底解决“存亡”问题的标志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于1949年11月15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主席，提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7](58-60)美国设置重重障碍加以阻挠。“中国在建国之初，坚持‘一边倒’，赢得了前苏联、东欧和亚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支持”。[9](41)经过不懈努力，联合国终于在1971年10月25日通过2758号决议，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现了新中国的“国际承认”。
(二)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一条线”
“国家利益是对构成国家的各种需求的高度概括，包括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等”；“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3](15)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前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挑起武装冲突，制造边境紧张局势，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美国也面临苏联势力的扩展，与其争夺世界霸权，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共同的国家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提出了“一条线”方针，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带动中日邦交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在1971年4月“乒乓外交”作用下，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1972年开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于2月28日发表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在此直接带动下，中日于1972年9月29日签署建交联合声明；1975年开始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
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调整。1974年2月，毛泽东根据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完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0](1688)的战略构想，为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战略性指导原则：中国在继续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包括联合第二世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打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控制和压迫，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在此原则下，形成了“一条线”的外交方针：将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这一条纬度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新方针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中国迎来了同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第三次高潮，从1970年底的55个猛增到1980年的124个。1978年8月12日，中日正式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三个世界划分、新的外交战略指导原则和“一条线”方针“为改善和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依据，并且为我国日后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11](254)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与各国都友好”
“国家利益本身有不同层面，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组合”。[3](25)“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12](126)第一，调整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2](127)这为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由“一条线”转变为“不结盟”：“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57)“兴衰”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发展”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13](218)“从小平同志开始强调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成了我们外交工作中的最高准则，它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不是口号或单纯的主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们的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发展、吸引投资等。”[4]
20世纪90年代前后，面对国际形势剧变、两极格局瓦解，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对外政策还是两条：“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具体做法是“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2](353)“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2](330)这一时期，我们坚持“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2](347)成功地化解了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实行的制裁；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用“一国两制”“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12](96-97)它也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可以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12](360-361)在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指引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多有建树。睦邻外交成绩显著，大国外交有声有色，多边外交日趋活跃。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下，其“国家利益”经历了由存亡到安全到发展的变化。相应地，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也经历了“一边倒”、“一条线”和“与各国都友好”三个时期。[9] (40-44)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格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确立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三、结束语
历史概念的教学理解的要义是：围绕历史概念，以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为载体，通过分析前因后果、相互关系，在把握历史发展线索和史实的过程中，领会概念的本质，形成历史思维方法。
笔者认为，理解历史学科、理解学生心理和理解教学规律是搞好历史教学的三大基石。其中，理解历史学科应当是首要的。历史知识多的人不一定能教好历史，但优秀历史教师一定有好的历史功底。在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中，第一要素是“历史学科素养”。
另外，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关键是要把课教得本质、精确、简明扼要、平易近人，这也与教师的历史概念理解水平紧密相关。这就要求教师能透过史实聚焦历史概念，借助标志性历史事件及其精选的史料，在丰富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历史概念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更本质的、有利于终身发展的历史知识。
提高历史概念的教学理解水平，既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也是历史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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