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与“南武”与晚唐南北问题的再审视_白居易论文

“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重新审视论文,北人论文,南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后期，南贬北人(即贬官于南方①的北方士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礼物馈赠行为的背后，“南”“北”二字格外显眼，这自然令人想到了唐后期的南北问题。然而，唐后期究竟是南北差异与冲突占主流，还是南北统一与整合居主导，相关研究始终莫衷一是。②但是，如果我们基于上述“北人”与“南物”之间的授受关系而对唐后期的南北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的话，或许能够更加深入地体察历史的细节，并对以往的结论有所修正。

      本文中的“北人”选取了李嘉祐、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等人，他们均为肃宗至宪宗时代贬官南方的北方士人。很显然，这一行为主体的选择并非出于笔者的意愿，而是由于史料的局限所致，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这些人物样本所具有的地域、阶层、身份特征以及仕宦际遇均体现出十分丰富的变动性和独特性，而这些灵动的特征即反映了唐后期社会发展诸因素的某些侧面。因此，透过这些典型的南贬北人的礼物交换行为，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发现唐后期南北问题的某种历史走向。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样本的选择依然具有从微观史走向整体史的研究意义。

      既然要研究南北问题，就必须突出北人与南物之间的显著差异。因此，关于南贬北人相互赠送的南方物产，一定要是那些足以代表南方地域特色，又对北人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物产。经过筛选，我们将南贬北人用于馈赠的南方物产分为三类：一是日常起居用具，笔者选取了蕲州簟与文石枕；二是行走辅助用具，选取了斑竹杖与壁州鞭；三是文房用具，选取了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不难发现，上述物品明显是按照日常用途的标准而进行的选择与分类，然而笔者的意图却并非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我们之所以从当时品类繁多的南方礼物中选取上述几种作为研究样本，并将其作如此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这些南物品类中所蕴含的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而进行的一种主观选择，而解开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便可以解答本文预设的问题：南贬北人选取的这些南方物产中究竟蕴含着何种南北互动信息？“北人”与“南物”之间的契合，又体现着唐后期南北问题的何种历史走向？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礼物流动世界，去探寻唐人日常生活“微历史”中隐藏的“大历史”。

      一、竹簟与石枕：环境应对

      北人到南方最患“水土不服”，面对潮湿、闷热、瘴气、毒虫等南方特有的生存氛围，一些老弱病患之人，是极易染病乃至身死的。如韦几，“京兆杜陵人也……父挺，唐太常卿、扶阳男，出为象州刺史。君以年幼未仕，随父之官。属南方卑湿，因兹遘疾。其父命令还北，而君誓不违离。砭药虽加，膏肓靡效。以大唐贞观廿年(646)五月廿八日卒于官舍，时年廿一”。③唐中期，陇西天水人赵勔，“开元二年(714)，旅游巴蜀，遇疾卒于成都里之客舍，时年卅有八”。④华某夫人张氏，孟津人，“华公本江西之人也，因许昌罢职，夫人乃告公曰：君有江之旧亲，何不因暇而寻觐乎？公忻焉而应之曰然。遂与之俱游。夫人素有宿疾，及到水乡，土地卑湿，旧疴旋发，旬月而洄至宿之虹县，遂逝于舟中，享年卅四”。⑤此事发生于大中初年，张氏本来病弱，到南方后，便因“土地卑湿”而旧病复发，以致身死。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州治在今湖南零陵市)司马后，其母卢氏随之赴任，不久便病死于永州。柳宗元认为母亲的死因是“窜穷徼，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祷祠无所实，苍黄叫呼，遂遘大罚”。⑥实际上，即使是青壮年，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到南方亦会染病。元稹初任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州市)即“染瘴危重”，⑦据当地人传言：“通之地，湿热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貘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痏。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⑧这些描述虽不免夸张成分，但元稹对南土的不适应却是客观事实。

      然而，如果我们简单地将以上几个案例视为北人在南方的普遍生活状态的话，则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些应该仅仅是几个特例，只能说明南下北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存在染病几率，并不能说所有北人在南方就一定不能生存。所以说，南贬北人所要面对的，不是在南方能否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南方生存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在南贬北人对上述第一类礼物，即日常起居用具的选择中发现他们在南方的某种生存状态。

      上文曾提到元稹初到通州，便身感不适，以致“虐病将死”。然而元稹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任通州司马期间，其好友白居易与刘禹锡分别从江州(州治在今江西九江市)与连州(州治在今广东连县)寄来了南方的名产蕲州簟与文石枕，这让身心焦虑的元稹获得了片刻欢愉。对于南方居民而言，面对潮湿闷热的环境，竹簟与石枕的消夏功用十分明显，皮日休曾作《太湖诗·三宿神景宫》，其中就有“石枕冷入脑，笋席寒侵肌”⑨一句，足见此二物在特定时空下的意义。同时，在南方，竹簟与石枕的原材料又得地利之便，品质上佳，遂成为南贬北人对抗暑热天气的上选礼物。

      关于白居易赠竹簟与元稹一事，白居易《寄蕲州簟与元九因题六韵》可为证：“笛竹出蕲春，霜刀劈翠筠。织成双纹簟，寄与独眠人。卷作筒中信，舒为席上珍。滑如铺薤叶，冷似卧龙鳞。清润宜乘露，鲜华不受尘。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⑩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初贬江州司马。对于白居易的赠礼行为，元稹有诗和之，即《酬乐天寄蕲州簟》：“蕲簟未经春，君先拭翠筠。知为热时物，预与瘴中人。碾玉连心润，编牙小片珍。霜凝青汗简，冰透碧游鳞。水魄轻涵黛，琉璃薄带尘。梦成伤冷滑，惊卧老龙身。”(11)韩愈有诗云：“蕲州笛竹天下知”，(12)而蕲竹之色莹者最适宜做簟。《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载蕲州的长庆贡中便有“簟”，可见蕲州簟为当地土贡名产。蕲州簟的主要功能是去暑除湿，韩愈尤喜此物。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引孔戣《私纪》云：“退之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韩愈在《郑群赠簟》一诗中写道：“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语口，慢肤多汗真相宜。日暮归来独惆怅，有卖直欲倾家资。”(13)此诗作于元和元年夏，韩愈时任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本来就“丰肥喜睡”，又值南方酷暑，急欲得到一件蕲州簟以解暑热。但由于制作蕲州簟的原料稀有，且工艺精湛，故非常人可以得到，韩愈虽身为官员，亦发出了“日暮归来独惆怅，有卖直欲倾家资”的慨叹。后来还是好友郑群送给了他一件蕲州簟，方解其燃眉之急。得到珍宝之后，韩愈对蕲州簟大为夸赞：“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疑有清飙吹。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14)韩愈的诗句将蕲州簟的独特功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刘禹锡赠文石枕与元稹一事，可见刘禹锡《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一诗：“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真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15)此诗作于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时任连州刺史，而元稹任通州司马。(16)刘禹锡赠予元稹的文石枕当为连州当地或近邻岭南诸州所产。以石为枕是唐代士人风气，当时，湖州所产石枕尤为著名。安吉县丞康士遐“于南山获桃花石，异而重之，珍于席上”，(17)其友人诗僧皎然特为此赋诗二首，其中《桃花石枕歌赠康从事》云：“六月江南暑未阑，一尺花冰试枕看。高窗正午风飒变，室中不减春天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饰徒相惑。更有坚贞不易心，与君天下为士则。”(18)诗中既道出了石枕之消暑功用，同时也借石枕传达了人生价值观。此外，皎然亦有《花石长枕歌答章居士赠》一诗：“楚山有石郢人琢，琢成长枕知是玉。全疑冰片坐恐销，间发花丛惊不足。赠予比之金琅玕，琼花烂熳浮席端。吾师道吾不执宝，今日感君因执看。”(19)章居士将花石长枕作为礼物送给了皎然，反映了当时以石枕会友的一种风气。刘禹锡将文石枕送给远在通州的好友，自然也是当时以石为枕的风气使然，而从白居易赠簟的事例来看，亦可将其推想为一种南方独有的赠礼之风。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北人”与“南物”放在当时南北互动的背景下加以审视的话，南贬北人应当在这两件南方物产上寄托着别样情怀。

      笔者认为，竹簟与石枕分别从江州与连州送至通州的史实，反映了白居易、刘禹锡与元稹三人所具有的一种共同的南方生存状态。一方面，他们均持有对南方异样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潮湿闷热气候的恐惧之情。即使唐代南方的生态环境已有所改观，经济文化水平已有所发展，但“水土不服”始终是北人难以抵抗的自然条件，无论从客观抑或主观的视角，均是北人适应南方的强大阻力，这一生存的消极性因素体现出南贬北人与南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消极因素之中产生的一种积极因素，即这些南贬北人在自然困境中又在积极寻找对抗南方环境的有利工具，竹簟与石枕的使用就是他们试图对这种困境进行抗争的努力，这种生存的积极因素又体现了南贬北人与南方之间的调适与融合。

      可见，竹簟与石枕的确蕴含着北人与南方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南贬北人又将其作为礼物相互馈赠，实际上又赋予了这些南物以更深层次的意义。从白居易诗中的“织成双纹簟，寄与独眠人”“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到刘禹锡诗中的“纵使真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再到元稹“知为热时物，预与瘴中人”，这些诗句不仅道出了送礼方对友人的关心以及受礼方的感激之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字里行间体察出礼物馈赠在特定时空下所具有的一种信息传递功能。在人类学的视域中，礼物的交换行为所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是研究的重点，如果按照这一理路对“北人”与“南物”的关联进行推衍的话，白居易、刘禹锡将这些抗暑佳品作为礼物送给远方友人的行为，就应当体现出南北调适努力的一种集体结合意愿。对于南贬北人而言，如果想与南方环境进行积极性地对抗与调适，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因此，他们便通过礼物馈赠的形式，将礼物中暗含的环境应对信息传递给同处南方的友人，从而形成一种集体的对抗与调适意识。与此同时，元稹作为受礼方也在配合送礼方的这一结合诉求，积极向这一集体网络靠拢。通过这种礼物馈赠形式，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与群体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

      二、竹杖与竹鞭：心态调适

      在南贬北人用以馈赠的南物之中的第二类是行走辅助用具，主要是竹杖与竹鞭。相较于北方的平原，南方的自然环境要更为复杂而多变，独具地域特色的山林、湿地、江河湖泽等均为人们的出行增加了困难。为了克服这些自然条件，辅助行走的杖与骑行的佐具鞭便成为人们赖以借助的必要工具。加之南方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竹杖与竹鞭作为南方特有的物产，逐渐成为南贬北人的日常用具，并进入到礼物馈赠的网络中。

      当时，在南贬北人间用作礼品交换的竹杖主要以斑竹杖为代表。斑竹，即湘妃竹。自魏晋至唐，斑竹杖均被士人视为馈赠佳品。《南史》卷二○《谢弘微附览弟举传》云：“举尤长玄理及释氏义，为晋陵郡时，常与义学僧递讲经论，征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卢广有儒术，为国子博士，于学发讲，仆射徐勉以下毕至。举造坐屡折广，辞理遒迈。广深叹服，仍以所执麈尾、斑竹杖、滑石书格荐之，以况重席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云：“拄杖，斑竹为上。竹欲老瘦而坚劲，斑欲微赤而点疏。”可见，直至宋代，斑竹杖依然是时人珍视的杖中佳品。唐代，将斑竹作为土贡的地方有江南西道的虔州、吉州以及岭南道的播州等。(20)实际上，斑竹分布于南方多地，斑竹杖更是当时士人手中的常用之物，如白居易《步东坡》：“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21)类似的诗句不胜枚举。同时，斑竹杖亦作为南方特产成为士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如贾岛《赠梁浦秀才斑竹拄杖》：“拣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身迟。莫嫌滴沥红斑少，恰似湘妃泪尽时。”(22)又如卢纶《和徐法曹赠崔洛阳斑竹杖以诗见答》：“玉干一寻余，苔花锦不如。劲堪和醉倚，轻好向空书。采拂稽山曲，因依释氏居。方辰将独步，岂与此君疏。”(23)可见，相赠斑竹杖已成为当时士人礼物馈赠的一种风气。

      作为南方特有的物产，斑竹杖自然要出现在南贬北人间的礼物清单之中。李嘉祐《裴侍御见赠斑竹杖》：“骚人夸竹杖，赠我意何深。万点湘妃泪，三年贾谊心。愿持终白首，谁道贵黄金。他日归愚谷，偏宜绿绮琴。”(24)该诗作于乾元元年(758)至上元二年(761)间，裴侍御为裴隐，时在湖南，他赠送给时贬鄱阳令的李嘉祐一根斑竹杖。(25)在这一赠送斑竹杖的事例中，李嘉祐的一句“骚人夸竹杖，赠我意何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么，在作为礼物的斑竹杖的背后究竟有何深意呢？

      我们先将此问题搁置一旁，再来看看关于竹鞭的赠送情况，元稹《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谢兼广为四韵》有云：“枕截文琼珠缀篇，野人酬赠壁州鞭。用长时节君须策，泥醉风云我要眠。歌眄彩霞临药灶，执陪仙仗引炉烟。张骞却上知何日？随会归期在此年。”(26)其中，“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一事便是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刘禹锡赠与元稹文石枕的史实，身在通州的元稹又以壁州鞭回赠与连州刺史刘禹锡。为此，刘禹锡有诗和之，《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27)《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载壁州的长庆贡中有“马策”，即“壁州鞭”。《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引段氏《蜀记》云：“壁州进贡鞭，诸道不及。”可见壁州鞭实为不可多得之土贡精品。将如此贵重的物品作为礼物赠送好友，足见刘禹锡在元稹心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从元、刘二人的诗作中，我们亦能够体察出些许意味，那么，这些意味又是什么呢？

      以上围绕斑竹杖与壁州鞭，我们连续提出了两个问题，其核心论题就是这些南方物产作为礼物究竟具有哪些特殊含义。实际上，对于这些正处壮年的南贬北人而言，杖所具有的辅助行走功能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同时，南方地区本不适宜行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鞭的意义亦不甚重要。那么，南贬北人为何还要将这些不甚实用之物馈赠友人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明了竹杖与竹鞭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特殊内涵，同时更需要将这种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放置在南北互动的大势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探明在杖、鞭的馈赠行为背后隐藏的玄机。

      对于绝大多数的北人而言，虽然适应南方环境的过程比较艰辛而痛苦，但是在南方生存下去是基本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有少数北人在亲身体验后还看到了南方的优点。(28)那么，在这种生存背景下，为什么一些南贬北人还要心怀对南方的惧怕与排斥之心呢？看来，问题的症结除去现实的环境因素外，我们还需从这些人的心态中去寻找，这就是南贬北人的仕宦心态。关于唐后期贬谪官员的心态，学界虽然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但这似乎是一个不探自明的问题。被贬谪到南方任官的北方士人普遍拥有“逐臣”心态，愁、闷、悲、忧、伤是他们的共同心境，由此还形成了文学史研究意义上的所谓贬谪文学。(29)在这种特殊的处境中，北人灰色的心境，加上南方异样的环境，是促使这些南贬北人排斥南方的主要动因。然而，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一个事实，北人为了能够在南方生存下去，对南方环境做出了积极应对，实际上，他们在心态方面也同样需要付出战胜自我的努力，而竹杖与竹鞭的使用与赠送恰恰是南贬北人心态调适的有利工具。

      关于竹杖的“深意”已有学者从文学史的视角进行过专题探研。据统计，《全唐诗》中的“杖”出现过700多处。其中有两个小高潮，一是杜甫，二是白居易，二人的诗中出现的“杖”字多达64次和48次。其他如王维、李白、孟浩然、韩愈、李商隐亦有咏“杖”诗存世。“宋人写杖的那些诗中所表达的人生态度、审美意识，基本上都是后期杜甫、白居易诗中的那些咏老嗟卑、出世懒散、希求自由、村居郊游之类的内容”。(30)可见，唐人已经赋予杖以一些特殊含义，其核心就是“归隐”。(31)同时，“杖”在唐代被反复吟咏的史实，也反映了杖所具有的“归隐”含义已然被当时的士人广泛接受。李嘉祐被贬鄱阳令，心灰意冷，此时裴隐赠送其斑竹杖，李嘉祐立即领会了好友的用心。“万点湘妃泪，三年贾谊心”道出了身为贬谪官员的痛苦和无奈，而“愿持终白首，谁道贵黄金。他日归愚谷，偏宜绿绮琴”则指明了归隐的趋向，这正是裴隐相赠竹杖所具有的寓意。

      关于鞭的含义，亦有学者关注，认为附加在鞭上的礼意和几个因素有关：“其一，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鞭镫鞍鞯之属自然也就成了常用的配套物品。其二，马鞭的制作材料主要是竹，而竹因疏朗修润有节，通常被引为道德君子的象征。其三，鞭的用途主要是策马前行，引申开来，遂有激励进取之义”，元稹的赠鞭主要是取第三义，刘禹锡的谢鞭兼取第二义、第三义，“多节端直、岁寒露青是赞美元稹的德行，策马同归、关树扶疏则是对二人前途的乐观预料”。(32)如果这种对鞭的理解比较合理的话，那么，竹鞭所暗含的积极“出仕”的精神与竹杖的消极“归隐”意味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竹杖与竹鞭分别蕴含着当时南贬北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心态，一为“归隐”，二为“出仕”。对于南贬北人而言，他们之间将竹杖与竹鞭作为礼物进行馈赠的行为，其目的并不是出于对物品实用价值的追求，而是具有双方心态调适的功用。正如前述，南贬北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南方的异样环境，而是源于一种没落的心态。然而，为了一线生机，他们必须要找到能够调解自己复杂心态的合理方式。“何时策马同归去”中的一个“同”字，让我们看到了南贬北人欲通过南物馈赠而建构一种共同心态调适网络的愿望。南贬北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方式调适心态，但通过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礼物的馈赠，亦是具有士人行事风格的方式之一。无论竹杖所象征的“归隐”，还是竹鞭所蕴含的“出仕”，这些物象内涵通过南贬北人之间的传递，表达了他们对南方仕宦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

      三、笔、砚与琴荐：身份认同

      元和十年，永州司马柳宗元刚刚被召回京师，随即又被外放柳州(州治在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四年后，柳宗元病殁于柳州。我们在柳宗元与其他南贬北人往来的礼物清单中，发现了这样一类文房用具，即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这些物品均取自南方特有的天然材料。那么，以柳宗元为中心的南贬北人们相互赠送这类物品的意义何在？他们又希望通过这些礼物的流动寄托着何种期许呢？

      元和十一年，柳宗元初贬柳州刺史，时任郴州(州治在今湖南郴州市)刺史的杨於陵寄来了当地的特产郴笔。关于此事，柳宗元曾作《杨尚书寄郴笔知是小生本样令更商榷使尽其功辄献长句》：“截玉铦锥作妙形，贮云含雾到南溟。尚书旧用裁天诏，内史新将写道经。曲艺岂能裨损益，微辞只欲播芳馨。桂阳卿月光辉遍，毫末应传顾兔灵。”(33)从诗题上看，杨於陵所寄之笔样似乎为柳宗元所创，而杨又进行了一番改造，故寄送柳，令其鉴赏评价。

      南方多奇石，是石制品的良好天然原材料。因此，石砚与石琴荐不仅成为南方的特色物产，同时也是士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珍贵礼品。在柳宗元刺柳期间，他曾于柳州龙壁山下亲自采集当地特有的一种名为叠层石的页岩，又将其加工制成石砚与石琴荐分别赠送给好友刘禹锡和卫次公。关于赠砚一事，刘禹锡《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云：“常时同砚席，寄此感离群。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碧云。烟岚余斐亹，水墨两氛氲。好与陶贞白，松窗写紫文。”(34)可见，时贬连州刺史的刘禹锡对好友赠送的珍奇石砚，喜爱备至。以奇石制成琴荐，亦是唐人风气，《唐才子传》卷六《李约》云：“约，字存博，汧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为兵部员外郎……性清洁寡欲，一生不近粉黛，博古探奇。初，汧公海内名臣，多蓄古今玩器，约愈好之，所居轩屏几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坐间悉雅士，清谈终日，弹琴煮茗，心略不及尘事也。尝使江南，于海门山得双峰石及绿石琴荐，并为好事者传

。”可见不少好琴之人尽力搜求名石琴荐，而柳宗元将柳州名产叠石琴荐赠与嗜琴的卫次公，可谓正投其好。关于赠琴荐一事，柳宗元曾作《与卫淮南石琴荐启》：“叠石琴荐一。右件琴荐，躬往采获，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阁下禀夔、旦之至德，蕴牙、旷之玄踪，人文合宫徵之深，国器专瑚琏之重。艺深攫醳，将成玉烛之调；思叶歌谣，足助薰风之化。愿以顽璞，上奉徵音，增响亮于五弦，应铿锵于六律。沉沦虽久，提拂未忘，傥垂不彻之恩，敢效弥坚之用。”(35)此时，卫次公任淮南节度使(治所扬州，州治在今江苏扬州市)，本来善琴的他，得到好友相赠的叠石琴荐，自然如获至宝。

      前文已述，对于南贬北人而言，应对南方的异样环境与调适异地为官的心态，是他们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解决的重大生存问题。此外，南贬北人还需要面对一种因身份认同危机而造成的生存压力，此亦对他们在南方的生存状态具有重大影响。在唐代的南北问题研究中，北人对南方的接受史是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族群、地域、文化、文本、生态、疾病等多个视角进行探研，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36)归根结底，唐代南北问题的核心并不是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与高下问题，实际上应当是一个观念问题，是北人对南方的认同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受“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的影响，北方士人始终以华夏正统身份自居，北人对南方的接受进程漫长而曲折。隋唐虽然一统天下，但北人对南方的歧视观念却依然存续。然而，历史却总爱与人开玩笑，唐代的“北人南贬”竟然使北人心目中的南方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因此，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南贬北人，在对南方生存环境的应对以及对忧郁苦闷心态的调适过程中，势必对南方“积习生常”，由此便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困难，逐渐适应了南方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这种对南方的适应，却是对其北方士人正统身份的强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迷失自我，混同蛮夷，这无疑是北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危机。

      柳宗元刺柳是其一生悲惨结局的前奏，正所谓“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37)对于刚刚结束永州十年经历的柳宗元，似有一种刚出苦海，又入火坑之感。(38)然而，在其生命最后四年的岭南生活中，虽然“恶劣”的环境与“灰色”的心境始终贯穿其中，但身处“蛮夷”之地的柳宗元还需要解决一个重大的生存问题，那就是如何解除身份认同危机而达到华夷之防的终极境界，这或许比战胜物质与精神的痛苦更为重要。柳宗元在《与萧翰林俛书》曾说：“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楚、越间声音特异，

舌啅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后兴。”(39)这虽然反映的是柳宗元在永州的情况，但亦能说明其在南方的整体生存状态。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长期生活在南方，柳宗元不但“惯习炎毒”，而且对楚越之声“怡然不怪”，看似他对于当地的风土已然有所适应，然而“意绪殆非中国人”则一语道破了在适应背后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自己还是中国人吗？”就在柳宗元病逝前夕，韩愈贬官潮州，二人曾经对岭南地区食用蛤蟆的风俗互相交流过意见，柳诗今虽不存，但韩愈却记录下了当时的真切感受，亦有助于我们窥探这些南贬北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面对餐桌上的蛤蟆，韩愈感慨道：“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40)可见，韩愈对于吃蛤蟆已从最初的不适应过渡到能够少量食用，这就是所谓的环境适应，然而“常惧染蛮夷”却道出了韩愈最为担心之事，即惧怕在环境适应的同时又丧失了自我，这个自我就是北方士人的正统身份与地位。

      韩愈的忧虑与柳宗元“意绪殆非中国人”的慨叹如出一辙，反映出南贬北人共同拥有的一种身份认同危机。然而，如同环境适应与心态调适，面对身份认同危机所造成的生存威胁，南贬北人们依然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应对方法，而这一应对是通过外在改造与自我维护两个途径加以实现的。

      所谓外在改造，即他们通过某些行政手段“移风易俗”，力图改造威胁身份认同的外部环境。如柳宗元在柳州，“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41)类似的例子亦有几例。(42)至于“移风易俗”的成果，虽然当时有“弊风顿革”之说，但一地风土的变革恐怕非短期内可以奏效，还是白居易所谓“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43)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然而，这种风俗改造的做法的确有利于缓解造成南贬北人身份认同危机的外部威胁。

      南贬北人们也通过自我维护的手段，力图区分正统与边缘的界限，除去维持和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之外，(44)相互赠送一些能够彰显士人本色的礼物亦是一条有效路径，这便是本部分所涉及的主题。

      以郴笔作为礼物馈赠好友的情况，在杨、柳之前已有之。早在贞元二十年(804)，时任连州阳山县令的韩愈便收到过郴州刺史李伯康寄送的郴笔，韩愈有诗可证，《李员外寄纸笔》：“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兔尖针莫并，茧净雪难如。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45)此次郴笔之赠起因于韩愈在赴阳山任所途中，经过郴州，拜见了刺史李伯康。二人一见如故，遂成挚友。故李伯康将当地名产郴笔相赠，以表友情。在李伯康死后，韩愈作有《祭郴州李使君文》，其中有“苞黄甘而致贻，获纸笔之双贸”(46)一句，表达了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而郴州刺史杨於陵为柳宗元寄送郴笔，亦并非闲来无事之行为，而是以自己制成的新笔向挚友讨教。无论是李伯康、杨於陵所处的郴州，抑或韩愈所在的连州以及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在时人的心目中均被视为南贬恶地，因此，一支笔连接的实际上是身处异域的两个北人之间共同的文人志趣与相惜之情。

      早在刘禹锡任朗州司马之时，就曾收到过好友赠送的端州紫石砚。《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云：“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阙里庙堂空旧物，开方灶下岂天然？玉蜍吐水霞光静，彩翰摇风绛锦鲜。此日佣工记名姓，因君数到墨池前。”(47)唐后期，皮日休也曾赠送给他的挚友陆龟蒙一方紫石砚，足见南方石砚在当时士人交往生活中的重要性。(48)贬官连州的刘禹锡收到了柳宗元相赠的叠石砚，发出了“常时同砚席，寄此感离群”的感慨。“离群”之叹道出了其独仕南方的悲凉境遇，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自身对正统身份的背离。连州风土已与岭南无异，柳、刘二人的石砚之赠，既是双方对身份认同危机的共鸣，又体现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信息传递，试图以石砚提醒对方切勿迷失自我，以共同应对来自“蛮夷”世界的威胁。

      柳宗元将叠石琴荐赠送给远在扬州的好友卫次公，一来是投其所好，据《新唐书》卷一六四《卫次公传》载：“次公本善琴，方未显时，京兆尹李齐运使子与游，请授之法，次公拒绝，因终身不复鼓。其节尚终始完结。”可见，卫次公的确是一个嗜琴之人。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段史料看到卫次公是一个纯粹的尚节之人，为了保持名节宁肯舍弃自己的嗜好，这正是士人本色的充分体现。实际上，卫次公之任淮南皆因上疏谏止淮蔡用兵而起，此种外放实与贬官无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柳宗元与卫次公虽处异地，但一方琴荐却连接着两个仕宦挫折士人的共同节操与志向。这应是柳宗元送礼的第二个意图所在。此外，柳宗元送琴荐的第三个用意是寻求回归的契机。这方琴荐实际上就代表了身处柳州的柳宗元，而将作为“顽璞”的琴荐送至北方的扬州(相对柳州而言)，即象征着身处贬地的柳宗元对正统回归的渴望。这应是柳、卫之间琴荐之赠的另一层深意所在。

      我们看到，南贬北人通过努力，克服了南方环境与自身心态的障碍，被动地适应了南方的异域生活。然而，伴随着适应与融合而来的却是自我的迷失与身份认同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通过外在改造、自我修养等方式不断寻找自我，彰显个性。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相互馈赠诸如笔、砚及琴荐这些能够彰显士人本色的南方物产，使自身的正统地位认同不断得到维护与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礼物赠送的网络效应有利于南贬北人整体的身份认同圈的稳固，他们在频繁的礼物馈赠关系网中，架构着自我身份认同的保护网，建立起区分主流与边缘的防线，共同应对来自边缘文化的威胁。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根据上文这些“北人”与“南物”之间的互动过程，对南贬北人的生存状态有一个大致的勾勒，并对唐后期南北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南贬北人甫到南方，首先遇到的是来自生活环境的威胁，高温、卑湿、瘴气与毒虫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们。然而，实际上，这些客观条件并不是阻碍北人在南方生存下去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不仅找到了克服异样环境的方法，而且大部分南贬北人到达南方后，不仅尝遍南方美食，而且游遍名山大川，甚至造园设景，流连忘返，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又怎么能说他们厌恶南方，不适应南方的生活呢？因此，造成南贬北人正常生存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客观条件，而是主要来自心态与观念。

      南贬北人均因贬谪而迁居异地，这一由于独特的仕宦际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是这一群体在南方的共同生活心态。然而，如同他们可以巧妙地应对来自生活环境的威胁一样，南贬北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调解源于自身的这种扭曲心态。无论是环境应对，抑或心态调适，南贬北人的这些行事动机实际上非常简单，核心就是一个生存问题。为了能够在南方“活”下去，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既要适应客观阻力，又要克服主观困难，这便是南贬北人在南方生存状态的一个面相。而这一面相无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唐后期南北问题的一种历史走向，即南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似乎在这些南贬北人身上得到了暂时的统一与调和。

      然而，我们还不能因此就对唐后期的南北整合趋势充满信心，因为在这些南贬北人心中还存有一种深深的观念壁垒，这就是北方士人的正统观念。长期的南方生存经历，造成了北人的身份认同危机，而这一致命的生存威胁，促使他们有意识地与南方保持距离。(49)即使南方的环境已然是理想的居所，即使扭曲的心理得到了暂时的舒缓与释放，然而南方始终不是南贬北人最终的心理归宿。白居易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从幼年的江南游历到成年后的江州、杭州、苏州的仕宦生涯，江南美景深深吸引了这位北方游子，直至晚年还要在自己洛阳的园林中续写“江南梦”。(50)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白居易虽然在诗文中频繁地表达自己对江南的热爱，但他对洛阳却是朝思暮想。自己在南方永远是“客”，永远是一个游子。(51)可见，唐后期南贬北人普遍拥有一种排南向北的空间心理趋向。

      整合的前提是认同，由此看来，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因此，从行事动机上看，即使是他们适应了环境，调适了心态，这些行为也都是一种被动行为，而非主动行为。这一行为的“主动”与“被动”会直接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展开。南贬北人心底的北方认同观念始终阻止着其与南方融合的步伐，但这一排斥行为恰恰又是它们应对南方的一种主动出击。因此，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而如果从南贬北人这一生存状态对唐后期南北问题加以重新审视的话，我们便不能对南北是否存在整合或冲突的问题下一个比较有倾向性的结论。我们承认，唐后期的确出现了南北趋于整合与统一的趋向，但其中亦有插曲。南贬北人在南方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①本文所称的“南方”指今天的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大陆区域。具体到唐代，若以玄宗开元十五道进行划分，南方大致相当于山南东、山南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诸道的辖区。本文所称的“北人”特指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士人群体，“南物”则是具有鲜明南方特色的区域物产。

      ②相较于魏晋南北朝，学界对于唐代南北问题的兴趣要远远低于前者。但分裂与统一不应该成为衡量南北问题的空间标尺，隋唐统一帝国内部的南北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影响着历史发展进程。就现有成果而言，学界关于唐代南北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强调南北差异与冲突。刘师培对历史上南北学术差异进行了缜密的论证，其中就包括唐代部分的考论(参见刘师培著，邬国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7—209页)。桑原骘藏对南北差异及双方势力消长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概观性探讨。他特别举出韩愈刺潮、柳宗元刺柳的史实，说明北方士人对南方的厌恶与排斥，强调南方南部文化的落后状态(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68页)。此外，张伟然通过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唐代南北文化之间存在的地域差异(参见氏著：《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向》，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07—412页)。李浩则从地域文学史的角度，探讨唐代地域文学差异(参见氏著：《大唐之音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另一种意见是强调南北统一与整合。梁启超认为：“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参见吴松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08页)牟发松与李治安又将唐代置于汉宋发展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强调唐代在南北统一与整合上的作用和意义(参见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李治安：《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论纲》，《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9日第11版)。

      ③陈尊祥、郭聁生：《唐韦几墓志考》，《文博》1994年第4期。其中，录文“君以年幼未壮”的“壮”，误，当为“仕”，参见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④《大唐故吏部常选赵君墓志铭并序》，见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237页。

      ⑤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82《前忠武军节度押衙兼马军左厢都兵马使子城都虞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平原华公妻清河张夫人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11页。

      ⑥柳宗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见《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7页。

      ⑦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见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6页。

      ⑧元稹：《敘诗寄乐天书》，见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第855—856页。

      ⑨皮日休著，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6页。

      ⑩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86页。

      (11)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第496页。

      (12)(13)方世举著，郝润华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8页。

      (14)韩愈：《郑群赠簟》，见方世举著，郝润华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98页。

      (15)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5页。

      (16)参见孙思旺：《刘禹锡元稹枕鞭唱和诗系年纪事辨证》，《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文石枕之赠发生于元和五六年间，其间，刘禹锡、元稹分别任朗州司马与江陵府士曹参军。

      (17)《全唐诗》卷八二一皎然《桃花石枕歌送安吉康丞》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61页。

      (18)《全唐诗》卷八二一皎然《桃花石枕歌赠康从事》，第9256页。

      (19)《全唐诗》卷八二一皎然《花石长枕歌答章居士赠》，第9263页。

      (20)《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1070、1075页。

      (21)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878页。

      (22)贾岛著，李嘉言新校：《长江集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

      (23)卢纶著，刘初棠校注：《卢纶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页。

      (24)《全唐诗》卷二○六，第2147页。

      (25)参见储仲君：《李嘉祐诗疑年》，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编：《唐代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1989年。

      (26)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第555页。

      (27)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1286页。

      (28)参见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9)参见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0)沈金浩：《“一枝藤杖平生事”——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1)唐代的“隐逸”本是文学史研究关心的课题，近年来亦有一些学者从多个视角进行探研，使得“隐逸”问题研究逐渐具有历史学理路。参见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

      (32)参见孙思旺：《刘禹锡元稹枕鞭唱和诗系年纪事辨证》，《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

      (33)柳宗元著，王国安笺释：《柳宗元诗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34)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1471页。

      (35)柳宗元：《柳宗元集》，第1384—1385页。

      (36)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重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张蜀蕙：《现实经验与文本经验的南方——柳宗元贬谪作品中的疆界空间》，《唐代文学研究》第1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笔者亦曾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参见夏炎：《试论唐代北人江南生态意象的转变——以白居易江南诗歌为中心》，《唐史论丛》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附会”与“诉求”：环境史视野下的古代雁形象再探》，《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37)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见柳宗元著，王国安笺释：《柳宗元诗笺释》，第337页。

      (38)关于柳宗元刺柳期间的生存状态与心境，参见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等。

      (39)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见《柳宗元集》，第798页。

      (40)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见方世举著，郝润华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97页。

      (41)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见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08页。

      (42)参见《旧唐书》卷一五六《于

传》载苏州刺史于

事、同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载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事、《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韦景骏传》载房州刺史韦景骏事、同卷《罗珦传》载庐州刺史罗珦事。

      (43)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见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349页。

      (44)参见李浩：《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45)方世举著，郝润华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31页。

      (46)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315页。

      (47)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684页。

      (48)参见皮日休：《以紫石砚寄鲁望兼酬见赠》；陆龟蒙：《袭美以紫石砚见赠以诗迎之》，见《陆龟蒙·皮日休诗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

      (49)张葳亦发现了北方士人与江南的疏离现象，但并没有进一步论证。参见氏著：《唐中晚期北方士人主动移居江南现象探析——以唐代墓志材料为中心》，《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

      (50)参见夏炎：《试论唐代北人江南生态意象的转变——以白居易江南诗歌为中心》。

      (51)参见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文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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