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内涵：“空洞的能指”，还是“建设性模糊”？*
皮埃尔·范和瓦兹维奇 阿曼迪内·科勒斯佩
内容提要 ｜ 为了强制实行财政纪律以降低欧盟赤字，欧洲推出了“欧洲学期”。不过，面对经济持续停滞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让-克洛德·容克领导下的委员会实际上又为财政纪律注入了一定的灵活性。本研究试图从结构改革的角度，研究欧洲学期所倡导的经济策略背后的理念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以及它能多大程度上影响欧盟层面的议程。本研究主要采用经验主义方法，结合对政策决策者的相关采访，分析欧洲学期框架下发布的不同文件和报告。结果发现，结构性改革理念的核心内容始终都包含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方案，但也涵盖折衷性的政策理念。它将巩固现有的霸权议程，进而带来政治僵局，而非向新议程转变。
关 键 词 ｜ 欧盟 结构性改革 模糊性 经济治理 欧洲学期 新自由主义
引 言
2008 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随即蔓延至欧洲。很多观察家和学者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并未动摇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甚至都未带来实质性的改革；相反，危机还巩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ism）短暂复苏之后，欧洲国家采用了一套以通货紧缩为基础的竞争性政策，增强了当代经济自由主义融合政策的恢复力，并将紧缩嵌入到了中央银行的金融结构权力之中。目前的一项相关讨论正在试图找出，旧理念的恢复力是如何转化成新的治理框架的，即通过欧盟机构增强宏观经济协调。该框架即众所周知的“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它本质上是一个由欧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年度监控周期，涵盖了《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中的赤字规则，但更加严厉（其严格程序可能会涉及金融制裁），并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持续性进行软协调。框架的重点在于《成员国具体建议》（Country-Specific Recommendations，简称CSRs），即欧盟委员会就各成员国如何在多边控制之下进行经济和福利改革提出建议，并进行背书。欧洲学期的主要目标是强制实行财政纪律以降低欧盟赤字。不过，面对经济持续停滞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领导下的委员会（2014 年上任）实际上为财政纪律注入了一定的灵活性，且在促进投资。
本研究重点关注结构改革，试图研究欧洲学期所倡导的经济策略背后的理念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一方面，与理念和政策相关的研究主要处理紧缩、债务和赤字缩减问题；另一方面，欧洲学期的大量工作主要涉及体制问题，如硬法和软法组合或调整委员会、理事会和国会之间的力量平衡等主题。在评估欧洲学期的实质时，则主要通过一些代理因素进行衡量，如社会参与者的涉入和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具体国家建议的数量。此外，一些人认为我们见证了“欧洲学期的社会化”，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秉承的理念和所走的道路都依赖于体制的不对称性，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目标越来越附属于财政纪律，这两类人的分歧持续不断。虽然结构性改革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就欧元危机而言，这一方面仍有极大的探索空间。因此，本文将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在当今的欧盟，哪项具体的政策理念是结构性改革的支柱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的、替代性的政策理念不断出现，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又如何转向新议程？我们研究了结构性改革是否应被视为一个“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即结构性改革虽已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但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性和稳定性的含义；或者说，结构性改革是否发挥了“模棱两可”的作用，随着危机的到来，允许欧洲参与者改变其含义，使自身的经济战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当轴流泵以106 r/min的转速旋转时，空泡水筒试验段进口处的平均流速为4 m/s，中心截面(y=0)处的速度场分布见图5。由图5可知，扩散段下游和导流片①D下游均产生了流动分离。水流经过导流片①C之后，其速度幅值沿z轴的分布较不均匀，此时轴流泵工作于非均匀流场中，但轴流泵处于水筒底部，压力较大，叶片未发生空化。轴流泵下游存在旋转流，速度分布较不均匀，导流片①B附近产生剧烈的流动分离，湍动能较大。
我们主要采用经验主义方法，对欧洲学期框架下发布的不同文件和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并结合对政策决策者的相关采访，得出结论。总的来说，我们发现，虽然大家对结构性改革理念的认知有所变化，但其核心内容却始终都包含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方案，如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化、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公共管理改革等。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也涵盖折衷性的政策理念，包含一些比较宽泛的财政灵活性和社会投资倾向。尽管变化比较有限，但是也有力地反映了不同理念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根本性的且不对称的博弈，而不是朝着一个更加进步的欧洲学期而协调努力。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我们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旨在通过“空洞的能指”和“模糊性”（Ambiguity）概念来评估理念的转变；第二部分简要概括结构性改革的漫长历史，旨在让我们一窥各理念的根源；第三部分分析2011—2016 年欧洲学期框架下，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欧洲经济治理之下结构性改革的含义解析
（一）理论方法：从理念内涵到理念嬗变
一些学者对政策理念和理念的变化很感兴趣，他们一般倾向于探求与政策实践相适应且连贯一致的理念组合。然而，如马丁·B. 卡斯滕森（Martin B. Carstensen）最近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很容易过度强调理念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实际上，政治参与者经常会借助“错乱感”（bricolage）减少问题的复杂性，或用它来应对政治事件、调整战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等。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假定“结构性改革”所指的经验主义现实还未完全确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为可能出现的理念转变铺路搭桥。我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研究：一方面研究结构性改革的主体理念以及它多大程度上可被称为“空洞的能指”，另一方面研究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创造“建设性模糊”，从而推动战略性的理念变化。
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其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theory）中最早提出了“空洞的能指”这一概念，有助于解决与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内涵相关的问题。在语言学理论中，语言学家质疑能指（符号）和所指（实际物体）之间的确定关系。从拉克劳激进的、拉康式的观点来看，空洞的能指仅仅是个名字而已，并非核心的主体理念。与概念不同，空洞的能指仅仅是一个不相关的名字，甚至是矛盾的物体或指代，因此往往会掩盖真实意图和认知。最重要的一点是，空洞的能指一定是权力之争的产物，同时，它们也决定了竞技场中的霸权状态。本文并不会深入探讨后结构主义概念的优缺点。但是从相对温和的视角来看，空洞的能指意指不断变化的符号，它不断吸收而非排斥不同的意义，“它本身并不包含什么具体的意义，它的主要功能是吸收不同的意义。”它既指代空洞的能指背后不断变化的意义，又指代话语中的霸权功能。在这个方面，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认为，治理可被视为一种“空洞的能指”，它不断变化的内容意味着它在政治话语和学术领域的霸权具有普遍性。虽然社会、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既定区别有所模糊，但是三者之间的对比分析战略和规范目标仍然有意义。因此对于结构性分析而言，我们第一步就是确认能多大程度上识别一个理念背后的主体内容，比如是以意识形态的核心形式存在，还是涵盖了不稳定甚至有可能相互矛盾的意义。
学者们通过政治学各个子领域的“模糊性”概念，来探讨意义和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杰奎琳·贝斯特（Jacqueline Best）调查了模糊性所扮演的角色，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中，模糊性被理解为“语言和社会行动中固有的‘多重意义’”。模糊性包含两个方面：既指固有的本体意义，又指政治话语中代理人用以达成目的的战略意义。按照贝斯特的理论，我们假定模糊性就是“现代知识固有的社会性和可争议性”。虽然它是话语、规则、文本和机构的基本属性，可进行多种不同的阐释，但是也可能是权力的来源——因此也是冲突的来源，对那些喜欢“通过模糊性进行治理”的人或组织来说尤其如此，如国际金融机构。在比较政策分析和政治实践中，詹姆士·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凯瑟琳·特伦（Kathleen Thelen）认为，规则的模糊性是“解释、辩论和争论”流程的起点，为渐进式改革打开了大门。因此，我们认为模糊性更多的是参与者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其形式是政策的错乱，而非具体参与者明确预见战略的结果。
通过对CSR 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是哪些类型的解决方案刺激了各国政府进行改革。我们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工具箱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养老金/医疗改革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其他改革的重要性则有所增强，主要是公共管理改革和财政部门的改革。环境问题似乎从CSR 中消失了，这可能与2015 年对欧洲学期目标的简化和再调整有关。社会保护、教育/研发和税收的变化较小。
然而，当进一步探讨结构性改革理念是如何出现并逐渐形成一项政策议程时，就有可能发现构造这一理念的各个机构所具有的一项核心且一致的特征。早在198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指出，很多国家的经济表现都受到了“结构性障碍”的影响，包括工资制度的僵化和保护主义措施。“结构性改革”一词于1993 年明确提出，指的是除货币和财政工具之外健全经济政策的第三大支柱。报告指出，有必要通过放松管制消除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呼吁税收改革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对试图限制工资或保护就业的措施和阻碍增加就业市场灵活性的行为进行谴责，降低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最后，报告还建议通过优化培训和教育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基于这些洞见，我们试图解答围绕结构性改革的模糊性是否具有建设性，或换句话说，模糊性是否带来了渐进式的理念改变，而欧洲学期的参与者（即委员会和成员国）能否藉此调整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为更强大的增长导向型政策权衡需求，并处理不断增加的不平等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梳理出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含义，我们审视了不同领域具体的政策改革，这些内容来自所有欧盟层面与结构性改革有关的文件。我们发现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首先，结构性改革拥有一系列广泛的改革目标（6 项）——从竞争力到社会包容性，意味着该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其次，我们所参考的文献中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为广泛的目标和结构性改革列举具体的政策方法，这一定程度上表明，结构性改革确实是自我阐释的空洞的能指。再次，劳动力市场改革及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化代表了所有这些目标中最主要的改革领域。其余的目标，如财政整顿，则与养老金和医疗领域的改革关系更大。
我们采用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研究结构性改革的含义。首先我们会审视欧洲学期开始之前不同时间和地区的结构性改革包含哪些内容，并利用“空洞的能指”的概念进行分析。其次，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欧盟学期框架下的不同文件，包括《年度增长调查》（Annual Growth Survey，简称AGS）、《预警机制报告》（Alert Mechanism Report，简称AMR）、《欧元区建议》（Euro Area Recommendations，简称€ARs）和具体国家的建议。我们采取软件辅助定性分析与更细粒度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所有文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构性改革理念之下的主体概念是否具有一致性，或者是否具有模糊性，并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展开分析。第一步，对《年度增长调查》进行初步筛选，并绘制结构性改革与欧盟学期框架下其他支柱（如财政整顿和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地图，旨在理解广泛目标的层次结构是否或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以及将如何在经济推理范畴内定位结构性改革。第二步，我们对AGS、AMR 和€ARs 中所包含的“结构性改革”术语进行归纳性分析，找出被提及的政策目标（比如竞争和社会融合）。第三步，利用相同的政策改革编码机制对2011 年以来每年的CSRs 进行分类，旨在阐明结构性改革议程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发生的理念变化。第四步，更精细地评估结构性改革的模糊含义是否有利于重新定义替代性议程，我们利用安东·赫末瑞克（Anto Hemerijck）为社会紧缩和社会投资设立的区别为已识别的改革政策进行编码，将其归类于社会经济战略中的某一类。此外，我们也整合了我们与欧盟机构和各国行政部门的主要参与者进行的24 次的半结构化访谈。我们认为，研究参与谈判或执行欧洲学期政策议程负责人对结构性改革含义的主观理解，有助于补充我们的内容分析。
结构性改革：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
（一）结构性改革和国际组织的起源
虽然结构性改革理念随着时间和地区的变化而有很多变体，但是毫无疑问，它深深地根植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之中，本身就是一套非常具有延展性的理念组合，而非一种结构性的意识形态。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学术文献或政策制定文献对结构性改革的接受度是十分多样化的。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结构性改革理念开始具体化，形成了一项政策计划，即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 “华盛顿共识”，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根源就是当时蓬勃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这些机构在向面临重大经济和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也对债务国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经济复苏改革的附加条件。20 世纪80 年代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从20 世纪80 年代到21 世纪的几项与债务问题相关的持续性结构改革也同样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也有类似的项目。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也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并对其进行密切监测。经合组织于1980 年5 月成立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分析”工作组。将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作为财政援助附加条件所涉及的另一个有趣领域就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罗马尼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国持续进行结构性改革，从20 世纪90 年代遭到政治精英的最初抵制到实施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至今一直在持续。
钛精矿采用电炉熔炼法获得的中低品位(TiO2 60%～75%)钛渣，不适合用作四氯化钛、氯化法钛白和海绵钛的生产原料[2-4]。大量研究表明[5-7]，对中低品位钛渣进行焙烧处理后再进行酸浸除杂，可使处理后钛渣的TiO2品位显著提高。文献报道[8-10]的焙烧添加剂有磷酸、硫酸、硫酸铵、烧碱和苏打等。
此外，马雅·雷根（Maya Jegen）和弗雷德雷克·梅兰德（Frédéric Me´rand）认为，模糊性并不总是具有建设性，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冒险性的政治武器。通过调查欧盟能源政策和国防政策两个领域的模糊性框架，他们发现，欧盟成员国在这两项政策领域的地缘政治利益分歧很大，而模糊性能有效地在联盟参与者之间达成一致，只要“它能嵌入我们所谓的体制机会架构之中，即一种正式的法律环境，不同参与者可将其装扮成自身的战略理念”。
与此类似，经合组织指出，经济体有必要提高自身应对“结构性改革”的能力，消除“过多监管、控制和其他阻碍市场经济自由运行的障碍”。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结构性改革理念被塑造为一种降低失业、提振商业信心、促进投资的良方。很多国家面临的重要“结构性问题”包括保护主义政策、劳动力市场僵化、税收扭曲、工业补贴（国家干预）、阻碍竞争和公共部门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这些方案，尤其是最近的一些方案仍然十分宽泛和模糊，涵盖了一系列尚未确定的具体政策措施。
老太医当然还是耐心劝导他：世间苦无涯，皆因放不下，为仇恨活着，人生之大苦。你一个小孩子家，势单力薄，举目无亲，对方人多势众，根深蒂固，你冒险寻仇，无异以卵击石。其实你父母的在天之灵，压倒一切的愿望是你能保全，一生平安，终老天年。
因此，快递公司加强对快递网点（不要管他是一级还是二级网点）跨区行为的管理、维护基层网点的合法权益，不仅是维护这些基层网点和员工的利益，更是在为了维护公司的自身和长远利益，那种只顾眼前不图长远的经营理念，不仅是对下属员工的不公平不负责，也是对公司的不负责甚至可以说是对老板自己的不负责任。在呼吁和期望政府提供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同时，我们快递公司的老总们也该扪心自问一下：你的公司内部营商环境是否公平公正呢！
（二）欧元危机中的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如何解释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当前欧元危机的背景下，这一概念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比欧洲理事会2013 年和2016 年报告结论中提到的结构性改革，它将总体目标与更具体的措施结合了起来，令人惊讶：
财政整顿及重建金融稳定性须与精心设计的结构性改革同时进行，旨在促进可持续增长、增加就业和竞争力、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这方面，欧洲理事会重新呼吁减轻劳动者的税收压力，应重视成员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以便最终达到提升就业能力和竞争力的目标。（2013年）
欧洲理事会认同年度增长调查中所设置的政策关键领域：重新启动投资、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现代化、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等。欧洲理事会指出，应让委员会就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并强调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良好运作的重要性。（2016年）
2.3 相关性分析 PCOS患者的瘦素与HOMA-IR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PTX3、E2水平与HOMA-IR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见表3。
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与更广泛的目标（即财政纪律）密不可分，同时也应促成更广泛的目标；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投资拉动的增长）密不可分。虽然欧洲理事会2013年明确提及了劳动力征税问题，但是2016 年对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的提及却变得模糊了。总体而言，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2015 年的《五总管报告》（Five Presidents’ Report）很有意思，它从更长远的视角概述了欧盟的政策议程。在这里，结构性改革指的是“旨在通过经济现代化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改革，还意味着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更高效，公共机构更强大”。结构性改革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大家似乎倾向于认为它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某项议程上，正如弗雷德雷克·勒巴伦（Frédéric Lebaron）所言，过去几十年它主要表现在三大领域：（1）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化，意味着开放竞争和部分领域全面私有化；（2）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旨在增强工作激励，如改变立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等；（3）公共支出的减少，尤其是社会领域，如减少公共养老金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的公共开支。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欧盟经济治理中的结构性改革，应强调三点。第一，结构性改革的理念意味着，改革不能仅仅改变政策的实质内容，还应改变政策赖以运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结构。结构性改革也根源于具有历史意义的范式的转变。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为了回应石油危机，人们开始排斥凯恩斯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则趁机兴起。第二，结构性改革一直被视为财政紧缩的必然结果。同样，这一谱系可以追溯到债务危机，认为当时应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同时将经济的指挥权从国家转向市场主体。限制性机制带来的证据表明，财政支持和债务减免与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第三，尽管被称为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很大程度上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但人们认为它们有利于增长和经济复苏。扩张性巩固的综合概念总结了这一观点。
尽管大家普遍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本身并不构成一项不容置疑的教条。事实上，采用纵向研究方法后我们发现，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和政治话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离不开它在实现经济复苏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人们对它的持续关注。早在1989 年，就已经有人指出了结构性改革排序的重要性。如今，曾经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机构内部出现了一些热情减弱的迹象。尤其是2008 年大衰退开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倾向于需求侧政策和增长刺激政策。安德鲁·布鲁姆（André Broome）发现，对于面临不同经济挑战的借款人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推行“一刀切”的结构性改革，而是“回归基础”，将重点放到财政整顿上。最近，经合组织将重点放在了欧元区的需求疲软和低通胀上。在谈及结构性改革的影响之时，报告强调“尽管大量证据表明正常时期积极渠道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商业周期的下行阶段引入改革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报告补充称，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员工就业积极性和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改革举措，可能会在经济下行周期产生收缩效应。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强调，“无论是提前实现长期收益还是降低短期成本，需求方面的支持都可增加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性 ”。有趣的是，“华盛顿共识”最坚定的支持者似乎是欧盟机构，例如，2007—2009 年欧元危机之前的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调整项目，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推行的改革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苛刻。这推动了一部分学者进行“柏林—华盛顿共识”的讨论。
综上所述，对结构性改革实质的初步历史探索表明，结构性改革很难被视为拉克劳意义上的空洞的能指，即脱离任何特定意义的空洞符号。相反，我们发现了一个根植于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中的核心理念支撑，涵盖公共支出（包括公共管理）、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及产品和服务市场（自由化）。此外，由于结构性改革往往会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所以它也被用来描述一项根本上就具有模糊性的政策议程。在欧元危机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财政整顿与增长、需求侧与供给侧政策、紧缩与投资之间持续紧张。值得注意的是，这源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欧盟和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对此存在分歧。因此，结构性改革的概念纳入了很多并不相容的政策，必然经历一段政治错乱的历程，又以模糊性掩盖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对霸权议程的追求。
欧洲学期：一项新的政治议程诞生？
（一）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和模糊轮廓
我们对欧洲学期框架下欧盟机构的主要文件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和目的所具有的模糊性使得重新定义欧盟议程的优先事项成为可能。我们对2011—2016年《年度增长调查》中出现的广泛的经济优先事项进行了初步归纳分析，发现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2011 年，财政整顿很显然是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结构性改革和“强化增长措施”。其次是2012—2014 年，目标很稳定：虽然“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整顿”仍排在首位，但是“恢复经济常规贷款”、“促进增长和竞争”、“解决失业和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公共管理的现代化”等一系列广泛的目标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后是2015—2016 年，《年度增长调查》重新将重点放在三大目标上，即投资兴起、结构性改革和“财政责任”。我们还发现，《年度增长调查》对结构性改革在更广泛的经济议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基础经济推理也具有模糊性。据我们的观察，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有所浮动：从2011 年的财政整顿缓慢扩展到投资，后于2016 年实现“融合”。此外，几项积极的目标可相互交换使用（例如增长和竞争），至于是结构性改革推动了财政整顿，还是财政整顿推动了结构性改革目前尚未清晰。欧盟委员会在财政整顿、结构性改革和投资之间构建的互动循环理论方式也证实了这一点。三者相互交互，存在因果关系，无所谓谁更重要。
2015 年3 月25 日，德国财政部举办了一场名为“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整顿：权衡还是互补？”的会议，刚好与这个未解之谜相呼应。在演讲中，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说：“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之间不存在权衡，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改革之间。相反，它们其实相互补充。”然而，欧盟委员会似乎承认，在2013 年和2015年为了让一些成员国（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参与到结构性改革中来，而许诺给它们赤字规则方面的更多灵活性确实带来了一些权衡效果。
为了研究人们对结构性改革的主观认识，我们找了一些负责AGS 和CSR 规划或在国家层面进行实施的关键官员，询问他们如何主观地理解结构性改革概念。他们频频发出的惊奇之声令我们震惊。大多数受访者听到这个问题时都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有讽刺意味，然后才会有意识地决定是要给出政治上正确或错误的答案。
如果恢复乡土正义受损的社会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社会纠纷的解决便依赖乡土正义的供给体系。门头势力是最初级的正义供给体系，一旦门头内或门头之间出现纠纷，门头中的权威人物都能够说得上话。在“狗咬羊”案中，民间权威积极参与其中，为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一臂之力。村民之所以服膺于民间权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村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民间权威。民间权威具有文化权力优势，能够不断累积面子和权威。但现在民间权威日益瓦解，门头中有脸面的人物不乐意出面解决纠纷，“原生型权威”的式微使得初级正义供给体系瓦解失效[33]。
总的来说，结构性改革应能带来积极的长期效应，促进经济复苏，但是其本质属性仍不清晰，而且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争议性。与此同时，我们能发现很多具体的措施，尤其是关于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措施。此外，结构性改革被描述为“欧洲”概念，而非国家层面的概念。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并不想评估政策变化。这意味着，我们不会研究各国的国内政治和政策路径是如何过滤欧盟层面制定的建议的，也不会涉及建议的实施。相反，为了探究结构性改革的含义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将挖掘与观念变化相关的现有文献。因此，我们并不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来识别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历时性的对比来阐明霸权的理念形态及其变化。
可见，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具有模糊性，其所包含的目标和解决方案通常数量众多、定义模糊，甚至有可能相互冲突。从“华盛顿共识”中继承而来的典型政策解决方案相对连贯，且处于核心地位，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改革。但将投资作为一项目标时，具体的结构性改革就表现出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且通常与如下几个领域紧密相关，即：（1）产品、服务和网络自由化；（2）公共管理改革；（3）劳动力市场改革。虽然这些都指向概念的核心，而非空洞的能指，但是我们的访谈表明，结构性改革的议程其实是随着具体国家的国情和所处时期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其相关性和合法性也是具有争议的。在接下来的一部分中，我们会探寻，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内涵在服务于欧洲经济战略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
（二）迈向新的政策战略？
在欧洲研究中，模糊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可容纳不同的利益、体制和政治文化。大多数情况下，模糊性被认为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带领统一的欧洲向前迈进。欧盟委员会战略性地利用“市场”这一概念而在不同的政治参与者之间达成了共识，虽然他们对创建“欧洲单一市场”（European Single Market）的理解和利益点不尽相同。同样，就结构性改革理念而言，不同的参与者也可战略性地利用模糊性概念。然而，尽管“市场”概念用于合法化目的，但结构性改革理念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呈现出了两极分化趋势。
中国水利：新成立的Xylem公司拥有哪些核心技术和理念？从ITT剥离后，新公司具有哪些优势？在发展战略方面有什么调整？
根据赫末瑞克的研究，我们最终对CSR 之下的所有政策改革文献进行了编码，看它们是落在社会投资战略范畴内，还是属于社会紧缩制度。这样做的目的是评估欧洲学期提倡的议程是否促进了整体议程的发展变化，以更好地了解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投资观点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当时主流专家倡导抛弃战后的保险福利状态以及20 世纪80年过度强调紧缩的状态。其核心观点是，国家必须让个人做好准备，以应对他们人生中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福利金被动地“修补”伤害。因此，在区分社会投资战略和社会紧缩战略的转换点时，我们会考虑社会政策。前者认为社会政策是一个“生产因素”，而后者基本上是通过控制成本的棱镜来看待社会政策的。
临空墙断面尺寸、配筋应明显高于普通地下室，其厚度一般在300 mm。其承受冲击波一侧的钢筋应伸到板底或顶板再向防护区内锚固，水平锚固长度应满足图集07FG01的要求，水平锚固段必须与底板下层钢筋绑牢。若底板较厚，超过1 m时，临空墙的钢筋可以锚固到板底。
社会投资是从欧洲学期一开始就存在的观点。在欧洲学期的前三个周期中，这一主题的重要性逐渐增强，主要反映在2011—2014 年CSR 的总体数量快速增长上。容克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对欧洲学期进行了精简之后，这两种策略之间的平衡于2015 年得到了恢复。自此以后，与社会投资相关的CSR 占比保持递增趋势，2016 年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2017 年甚至高于四分之三。然而，仅凭这一点就断定欧洲学期正在朝着更加社会友好型的议程发展还为时过早，原因有二。
首先，在分析欧洲学期的概念转变时，仅对CSR 进行非此即彼的划分并不完美。事实上，与社会紧缩相关的潜在建议数量相对于社会投资而言，似乎更有限，这也解释了为何社会投资随时间推移增加得更多。此外，政府越是接受以社会紧缩为基础的改革，它们今后几年在该领域接受建议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也导致社会投资方案表现更加突出。
其次，并非所有的CSR 都具有同等的法律政治地位。虽然CSR 中与社会投资相关的比例更大，但是与社会紧缩相关的CSR 往往在法律根基上更牢固。换句话说，在实施CSR 的过程中，成员国一方面要利用极少数强势建议遏制或减少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更多更温和的要求来参与社会投资。因此，在拟定阶段考虑实施问题，我们只能从逻辑层面给出模糊性可能带来的后果。鉴于财政纪律面临的压力，投资规模使得使成员国在无法权衡利弊时选择退出。
一切都和过往的经验不一样了。在国家队时，邹习惯谨慎地谈论目标。第一场职业赛前新闻发布会，一个泰国记者看到他笑眯眯的，感到吃惊。而现在，他会训练自己不怒自威的样子，摆一张臭脸，不光给媒体看，更多给对手看。
结 论
容克上任之后，在他的领导下，欧盟委员会表达了他“更新”（revamp）欧洲学期的雄心。从公众传播角度来看，这个表述似乎有些尴尬，“更新”指事情只在表面发生变化，但就解决欧盟宏观经济治理合法性低的问题而言，人们的期望又很高。结构性改革是欧盟经济治理的关键支柱之一，而本文旨在衡量隐藏在该概念之后的政策内容，以及它能多大程度上影响欧盟层面的议程。我们对欧盟危机之前结构性改革的起源进行了纵向探索，发现结构性改革并非拉克劳意义上的“空洞的能指”，事实上其核心政策理念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概念的轮廓也仍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使得它能同时兼容模糊性以及各种相互对立的理念。
回忆到这里，小伊有点骄傲地眯住眼睛，他已经成为那个城里最出色、也是最年轻的DJ，只有在指尖划过磁盘的一刹那，他才感到自己是鲜活的，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这群人是整个社会的蛀虫，用青春中最好的年华去放纵、沉沦。小伊清楚地记得曾有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拎着菜篮子一手对眼前这个染着金色头发和画着眼线的“另类”指指点点，并告诫她的儿子：“你可不能腐化至此。”你才是真正的腐化，小伊在心里想道，只为了你的儿子和丈夫毫无尊严的活着，只会平凡地买菜烧菜，这样的活着才是真正的毫无尊严。
我们发现，2014 年经济转向增长和投资之后，结构性改革与欧盟治理的其他关键目标（如投资和财政整顿）之间的层次结构和关系仍然模糊，且不断循环。我们的访谈表明，重要官员会参考官方对结构性改革的定义，但同时又质疑其分析方面的相关性和政治合法性。人们一直认为，同样的解决方案（最突出的是与产品和服务市场自由化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公共管理改革）有利于同时达成几项潜在的冲突目标，包括从竞争力和财政整顿到投资和社会包容性等在内的一系列冲突目标。最后，对于欧洲学期相关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内容而言，是在同时进行社会紧缩和社会投资吗？从根本上讲，这些政策内容具有模糊性。
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的发现与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文献对新自由主义的解读有关。首先，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渐进式的历时性变化就是一种解读，它受集体学习的影响，同时“在政策概念、政治经济议程和政治策略的影响下，也会取代现有的话语安排”。其次，这一过程也可被视为欧盟层面对国际新自由主义“混合”版本的解读，然后根据改革的时机和所涉及的具体领域，进一步调整为更加激进或更加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组合。
但我们认为，我们的方法和发现提供了另一种解读，一些专家和学者们对欧洲学期的不同目标是否相互矛盾争论不断，我们的解读刚好形成回应。许多人怀疑，紧缩政策和投资之类的增长友好型政策是否能同时实施，或者换句话说，“扩张性整合”能否带领欧洲走出经济停滞。只有在模糊状态和结构性改革具有模糊含义的前提下，概念的历时性变化才会比较缓慢，而在人们对紧缩不满时，才能进行战略调整以适应人们的态度。结果就是，结构性改革把与增长和社会投资相关的政策议程吸收进了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之中，即以财政纪律为核心，并结合了市场自由化和监管放松。但总体来看，尽管时间在向前推移，核心内容仍然维持不变。
这可能是两种进程相互纠缠的结果。首先，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知识本身就是主观的且具有争议性，这一方面反映在专家们对结构性改革的预期效果持续存在争议，另一方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对欧盟社会经济议程日益增加的批评性评估中也可见一斑。其次，从战略视角来看，结构性改革等模糊性概念吸收了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理念，更加巩固了其霸权地位。到目前为止，渐进式的概念变化反映了各方对“意义”的权力争斗。欧洲学期内各种广泛目标和具体政策模糊性的不断增加使得新的冲突不断扩散，而那些对欧洲学期及其议程的效率和合法性进行争论的人（从激进的左派和工会到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则会变得更加中立。这与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相一致，该研究关注社会意识更强的积极参与者如何推动欧洲学期的职能发生变化，但他们对思想和政策方面的影响却比较有限。这种通过渐进式的观念转变而进行的战略适应是否应被视为具有建设性模糊性呢？对此仍有待讨论。可以这么说，它将巩固现有的霸权议程，进而带来政治僵局，而非向新议程转变。
作者简介 ｜ 皮埃尔·范和瓦兹维奇（Pierre Vanheuverzwijn），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博士生；阿曼迪内·科勒斯佩（Amandine Crespy），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助理教授
译者简介 ｜ 王任重（1991— ），东北林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硕士（哈尔滨 150040）
*原文来自Pierre Vanheuverzwijn and Amandine Crespy,What “Brussels” Means by Structural Reforms: Empty Signifier or Constructive Ambiguity?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2019。
（责编：李天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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