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略相持阶段的蒋介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蒋介石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略相持阶段长达6年之久，对日斗争艰苦卓绝。长期以来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的政策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本人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毛泽东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①而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主宰，国民党的大政方针，蒋介石起着决定作用，即所谓“天下汹汹，惟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②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对明晰抗日战争历史全貌有密切关系。下面本人从外交、抗战和后方建设三个方面阐述蒋介蒋介石在此阶段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一
战略相持阶段是蒋介石外交最活跃、最有建树的时期。为达到“抵抗日本求得最后胜利”的目标，蒋介石认为“于军事之外，不能不运用外交”，③制订了“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灵活的外交对支持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一）赢得国际援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争取外援作了巨大努力。他指示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借款协定。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共给中国贷款达3亿美元，借款主要用于购买中国急需的军火、汽油和其它军事装备。蒋还从斯大林那里要来了大批军事顾问。到1939年2月，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多达3365人。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也来华参战。
为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极希望苏联能出兵中国，帮助中国抗日，然而斯大林援华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避免日本进攻苏联，因而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思。他对各国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④是“唯一可以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⑤而“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因此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美国财政援助，⑥认为“惟美之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⑦于是确定了“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的战时外交方针。”⑧
经过努力，1938年至1940年9月，美向华提供了7500万元的贷款以稳定中国经济。1941年3月至1945年2月，中国从美国以租借形式援助盟国的物资中得到38.7亿美元援助。1939年废除了《日美通商条约》，停止供给日本战略物资，并于1941年8月起对日全面禁运。当汪伪政府成立时，美发表声明，只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1941年日美会谈，美较强硬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退所有陆、海、空军的要求。1941年6月25日，英美接受蒋介石的请求，封存日本在英美的资金，免为日本夺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日直接作战，太平洋反日同盟形成。莜介石则判断说：“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⑨而且“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⑩所有这些，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坚石基础。
（二）努力维护国家主权。日本侵占我国华北后建立所谓“满洲国”，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莜介石严正声明：“中正生存一日，决不肯有承认伪满之举，且必以收复失地为己任也”。(11)在以后的陶德曼调停中，日本提出中国政府必须放弃联共、反日、反满政策，与日满共同反共，中日满缔结合作协定等，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938年12月23日，当蒋介石得知汪精卫要同德国大使陶德曼谈判和平条件时，坚决反对，他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12)并指出：“日本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充，还待今日吗？”(13)他的这种坚持抗战的态度就是对维护中国主权的最大贡献。
蒋介石还在盟国中极力维护中国主权。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双方以互相承认“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交换条件，宣布“中立”。蒋对这种公然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置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于不顾的行为坚决反对。他批示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此发表声明，重申东北四省及外蒙主权不容第三国妨害。
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背着中国秘密交易：美英保证维持外蒙古现状；苏使用中国的大连港、旅顺港；中东、南满铁路中苏共管，苏在满洲拥有权益。蒋介石对之十分气愤，他派人对苏抗议，他本人也亲自与苏大使交涉，“蒋介石在跟苏联大使的谈话中再三提出战后收回中东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14)同时由于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据理力争，中国的权益被明确下来，写入开罗宣言，规定战后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蒋另一维护主权的表现是与史迪威的冲突。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本应协助战区司令蒋介石，但他欲掌握中国军队指挥权。美总统罗斯福在1944年7月也给蒋介石写信说，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否则，“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公然的侮辱。从来没有一个盟国派人去指挥另一盟国的军队，实际上，这是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一旦交出军队指挥权，就会丧失自主权，中国军队就会成为美国太平洋战场的炮灰。中国的牺牲将会更大。因此，蒋毫不退让，逼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
（三）中国上升为“四强”之一，主要是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结果，但是，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也有一定的功劳。他使罗福斯“极力保证中国在盟国的同盟中占据中心位置，并答应实现最终目标——收复失地”。(15)1943年10月，中英美苏发表“四强宣言”，“该宣言承认中国有权，也有责任共同参与其他各大国作战，组织和平以及树立战后国际合作机构”。(16)之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与美英苏三国发起旧金山制宪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四）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废止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派人进行了多次交涉。1941年5月向美提议建立平等关系，美表示愿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之惯例之协定”。7月4日，英国正式表示战后撤销在华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改订新约。1942年2月，中美、中英分别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新约”，从此，废除了百年来美英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租界、海关监督权、通商口岸制度及内河航行权等特权。1943年，美废止了排华律。
二
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会战22次，在此阶段就占18次。18次会战，每次都是在蒋介石“事必躬亲”的指挥下进行的。如衡阳会战，“守卫衡阳的重庆军受到蒋介石总统等的严厉督促，并依靠陆续前来增援的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仍在继续抵抗。”而且这种“抵抗极为顽强”。(18)会战不管成败如何，均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侵略。
相持阶段时期蒋介石的抗战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动进攻次数很少，主要是战略防御。毛泽东曾说：“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19)蒋介石的防御思想是：“现在抵抗日本并没有什么大的新技术”，而采用“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到一个地方就要挖好极深的战壕，修好极固工事”，然后在深沟高垒之中“固守不退，……稳打稳扎。”(20)试图修筑并依托数道漫长的线形工事阵地，进行全线防御，节节抵抗。所以，当日军战略进攻时，战役就多、就大，日军停止进攻时就少、就小。
第二，仍坚持持久战。武汉失守后陈诚阐述蒋介石有关决策时说：“第二期抗战，在战略上仍本持久消耗之目的，以空间换时间，实行节节抵抗之持久抗战。”(21)蒋介石还提出：“我们以后持久战的战场，要在平汉战线与粤汉线以西地区，更有胜利的把握”。(22)他认为，中国需要通过长期抗战，才能转变敌我力量对比。在此过程中，中国必然会丧失一批国土，所以用“空间”去换取持久战的“时间”，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积蓄我们的抗战力量，在打击敌人中“积小胜为大胜”。他还指出：“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拒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然而，遗憾的是他没能掌握主动的、灵活的战略方针和战役作战计划，常打败仗。
第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斗共举”、“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武汉失守后，随着日军进攻战术的变化，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调整了战术。他日益认识到敌后战场的重要性，于是派60个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为此还举办了数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请叶剑英、周恩来等授课，并授意军训部制定了《游击战纲要》，规定“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皆须力求避免。”(23)但是，由于这些军队不能与群众结合在一起，也就无法立足和存在，最后降的降，逃的逃。
第四，整理军队，实行作战与整训之间的交替和轮番。针对抗战初期部队伤亡惨重、建制混乱、缺员严重、装备短缺等状况，认为部队急需休整、训练、补充兵员和装备，以恢复战斗力。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为整理军队提供了条件。1938年11月蒋介石提出了全面整训军队和轮番作战的计划：“全国军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置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24)从1939年4月至11月约半年多时间里，各战区进行了第一、二期整训，恢复和提高了战斗力，为随后发动“冬季攻势”和以后的抗日会战创造了条件。总之，不能认为蒋介石抵抗形式的变化是消极抗战。
三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与日军顽强作战，打入了大量兵力、装备和物资，给日军以极大的打击，但自己也损失惨重，到1938年底军队伤亡达108万人，占开战初期国民党总兵力的一半以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军耗急需补充，军队由东向西推进，大片国土沦陷，中国人口大规模西移，给国统区造成巨大压力。战争的巨大消耗，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搞好经济建设。
1940年9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述欧战发生后中国抗战要务：集中人才，建设后方；加强军事，争取胜利；注意国防局势，推进战时外交”，(25)再次强调在抗日、外交的同时，加强大后方建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暂时平稳下来，蒋利用宝贵的时间搞了些建设。
首先，加强经济统制。经济统制政策是为缓和战时经济基础薄弱和财政不足与巨大的战争消耗之矛盾，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包括粮食、日用必需品、工业器材、出口物资和专卖物品5类物资，主要统制措施包括田赋征实、统购统销、专卖、限制议价等，这些统制措施，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它使政府筹措到了大量资金，保证了军需民用，增加了外汇收入，并对市场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大后方局势的稳固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发展工农业。莜介石曾亲自组织战时工厂内迁和机器的开动，为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奠定内地工矿业建设的物质基础，保障后方军需民有，起了极大作用，大大促进了后方经济近代化的进程，并对川、陕、湘工业落后面貌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时期蒋还指令采取扶植农业政策，如推动农业增产，开发农村资源，利用未垦荒地，改良推广农业科学，兴修水利；农业之计划组织，通过调剂农村金融和组织农村生产合作来实现等，并于1940年1月实行土货转口免税办法。从而扩大了耕种和灌溉面积。加强了增产粮棉的基础，且为安置难民提供了条件。
再次，开发和建设后方交通运输。1942年2月4日，亲偕宋美龄、王宠惠、张道藩及英驻华大使卡尔由重庆飞缅、印访问。蒋多次与尼赫鲁会谈并与印度当局商洽了中印运输问题。在他的过问下，还利用原有的滇越铁路，积极开辟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及驼峰空运线、中苏等航空线，水运、漕运，保证了抗战急需物资的供应。
此外，蒋介石还重视内迁学校的重建工作，部分地保护了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事业。总之，在我国大片国土沦于敌手的情况下，能在抗击强敌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后方建设，是难能可贵的。
四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问题。说在这一阶段蒋介石妥协投降的主要根据是陶德曼调停和日本诱降蒋的“桐工作”。笔者认为，接受陶德曼调停和对付“桐工作”及其声称的投降，是蒋介石的一种策略。首先，要求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是日本，是日本急于谋求政治解决，以便不战而胜。中国如不理会，势必陷入被动。在整个调停过程中，中方始终处于应付地位，最后没签任何协议。其次，战争双方斗争方式除军事、政治、经济以外，外交也是重要方式。在陶德曼调停中，中方采取拖延策略，配合了正面战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在桐工作”中，蒋介石则完全处于攻势地位。日本经过几年的战争，认为“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作法是没有出路的”，“要想让蒋介石放弃抗日，只有立即从瓦解其政权着手”，(26)于是制订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莜介石则将计就计，在香港、澳门的谈判中，派出代表不断暗示日本要取消汪伪政权，并“明确表示他绝不考虑跟汪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27)。日本军令部第一部长宇垣缠对之无可奈何地说：“可以看出，这是为阻止建立汪政府采取的步骤。”(28)坂垣也承认：“重庆方面的意图在于侦探、破坏对汪的工作”。(29)蒋介石取得了外交成功。
蒋介石与日方进行联络的另一目的是，胁迫美国多给些援助，而不是准备投降。美国援华目的在于遏制日本，不到中国政府“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因此其效果每每收到“打强心针之效能”。(30)蒋介石则洞悉其奸，计高一筹。他力争劝说美国实行以远东战场为主，先解决日本问题的全球战略，以减少中国人民的牺牲，然而未能改变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为了拖住美国多给中国援助，蒋多次授意，放出谣言，对美施加压力。1942年1月，一位国民党要人在美记者前宣称：“对日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如此惨重的牺牲，如果中国得不到及时的援助，它就要开始同日本单独媾和谈判。”孙科也说：“如果美国和英国在消灭希特勒之前，有意给予日本在远东行动自由，那么我们将十分怀疑，中国继续进行斗争是否明智”。美国考虑到自身利益，立即增加了对中国政府的援助。1942年3月21日和6月2日两项援助达135000万美元，大大超过了太平洋战争前对华援助，也超过了抗战初期苏联给国民党的援助。(31)周恩来对蒋的策略评价说：“根本不存在中日单独媾和的危险”。(32)
第二，关于反共问题。认为蒋介石“积极反共”的依据主要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国共摩擦。笔者认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所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的活动办法》等，不能作为“积极反共”的开始标志，它只能说明蒋介石站在自己立场上，面对日益庞大的共产党，欲采取限制的态度，而不是掀起全国规模来消灭共产党。因为这时中日仍处于战争状态，民族矛盾仍为主要矛盾，日本不仅要消灭共产党，也企图消灭国民党，所以蒋介石不敢放肆地对共产党开战。1941年1月24日还在皖南事变中，日军调动7个师团的兵力出其不意发动豫南战役，将汤恩伯部15万人包围于平汉路以东地区，蒋立即命令中止国共冲突。同时，限制“异党”，不仅限制共产党，也限制其它党派的活动。
另一方面，国民党所派游击部队深入敌后，给养困难，客观上不能不与中共争夺人民和地域而发生摩擦。但所有摩擦都是地方性的，个别的，没有发动全国反共，而且始终没与日本签订反共协定。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发表演说，皖南事变“只限于军令、军纪，不涉及党派与政治问题”。3月1日，又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说明，相持阶段大部分时间里蒋介石反共并不那么“积极”，故而，认为蒋介石这时期“积极反共，企图降日”是不妥当的。
综上所述，这时期的蒋介石虽然在外交中打了折扣，抗日打了败仗，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做了不少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但他为国为民所做的有益事情，不管是大是小，都是应该肯定的。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对于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的交流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有着积极作用。
注释：
(1)《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22页
(2)毛泽东：《致蒋介石》，《毛泽东书信选集》
(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3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4)(8)(9)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973-974、1194页，台北中华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
(5)易竹贤：《胡适传》第41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6)(7)(3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79、92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⑩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页。
(11)同(4)第2册第599页
(12)宋平：《蒋介石生平》第397-398页
(13)王泰栋：《陈布雷外史》第1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4)(苏)A·列道夫斯基的笔记，《党史文苑》1992年第2期
(15)(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期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47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7)《中国革命史纲要》编写组：《中国革命史纲要》第271页
(18)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湖南会战》上册第15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588页，1991年版
(2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三）第124页。
(21)陈诚：《抗战方略》第45页，军委会政治部印
(22)蒋介石：《欧战发生后我国抗战的三大任务》，《蒋总统集》第1176页
(23)《游击战纲要》第33-34页，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编印，1939年10月初版
(24)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蒋总统集》第1081页
(25)(33)李松林等：《中国国民党大事记》第317、322-323页，解放军出版社。
(26)(28)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1分册第96、125页
(27)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第401页
(29)(日)井本熊男：《根据作战日志编撰的中国事变史》
(31)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145页
(32)(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经验》下册第449页，1984年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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