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缺陷论文,观点论文,目标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苏联模式”概念的基本定义
关于“苏联模式”的概念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争论很大。在作者看来，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指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推行的一整套理念、体制、方法和政策。苏联模式是一个综合概念，具体地说，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理论层面，即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一整套独特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它规定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模式选择的基本类型；第二，体制层面，即苏联的一整套独特的思想理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体制去贯彻；第三，政策层面，即为实现体制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
从内容来看，苏联模式包括极端型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A 型）和改良型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B型）。 所谓极端型苏联模式（苏联模式A 型）是指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实行的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时期苏联推行的极端化的模式。所谓改良型苏联模式（苏联模式B 型）就是指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所推行的模式。这期间苏联对极端型苏联模式进行了若干改良和修补，去掉了模式中一些极端的东西，但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却被保留下来，形成了改良型的苏联模式。
作者如此定义“苏联模式”这个概念，是因为“苏联模式”概念具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特定的范畴。所谓“时间范畴”，是指苏联在3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所实行的模式。所谓“空间范畴”，是指“苏联模式”不仅仅局限于苏联一个国家，也包括受“苏联模式”所辐射和影响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限于篇幅，在本课题中作者将重点研究设定在苏联地域之内。应该指出，一些研究者也持类似的观点，例如美国的阿兰·G·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阐述说：“自1928 年斯大林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经济模式本身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苏联模式的第一种形式是1928～1953年的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当时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第二个即苏联经济模式的现在的模式，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形成的后斯大林主义的或改革过的形式。”（注：〔美〕阿兰·G ·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9页。）围绕“苏联模式”概念，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和定义。例如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外还有人提出“后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即斯大林时期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作者不同意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斯大林模式”，更不同意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缺乏学术上的准确性。首先，使用“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义”概念不能很好地揭示出苏联模式的本质内涵。其次，使用“斯大林模式”或者“斯大林主义”概念很容易将苏联模式人格化，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即无论苏联模式所取得的成绩或者苏联模式所造成的灾难都与斯大林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会有意地或无意地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上，从而忽视和妨碍对苏联模式本身的探讨和思考。尽管斯大林在形成和凝固苏联模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将苏联模式人格化。第三，如果我们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斯大林模式”或者“斯大林主义”，则会割裂苏联模式生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轨迹。这是因为苏联70多年的发展演化历程表明，苏联模式选择具有内在逻辑性和规定性，受到十分苛刻的条件和内外环境制约，苏联模式的生成和凝固具有历史纵深感。“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对极端型苏联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移植的成分；极端型苏联模式是在全面否定“新经济政策”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更何况，极端型苏联模式中具有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极端思想的影子（例如，可以对比一下“超级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思想与斯大林的“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和“贡献论”）。还要看到，如果我们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斯大林模式”，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模式竟然还会存在？这难道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但终究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概念所带来的局限性。第四，“斯大林模式”或者“斯大林主义”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缺乏严谨的学术逻辑性，特别容易引起政治上的歧义。
二 苏联模式的目标偏移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但社会主义需要恰当的形式和载体加以体现。苏联模式就是苏联领导人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匆忙选择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和载体。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长期以来，苏联几代领导人都将苏联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最好的形式和载体，甚至将苏联模式视为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相一致。这就使苏联模式披上了神圣的“不可更改”的外衣。如果谁对苏联模式提出异议，谁就有可能成为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如果某一个共产党对苏联模式提出异议，则该党就被诬为“修正主义政党”。但是，为什么“一贯能够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苏联模式却顷刻间就坍塌崩溃了呢？苏联模式的失败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否！历史事实证明，苏联模式这种载体不仅没有恰当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的基本风貌，而且从本质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将苏联模式取得的成就与社会主义目标相对比，就会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目标与达到这些目标的苏联模式具有本质上的差异。这是问题的实质。这一实质就是扭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人民与政权相分离。这就导致苏联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走向反面。苏联模式作为集权模式，最终使苏联社会思维变成单维的，使苏联的经济生活变成指令性的，使苏联的精神领域变成极其简单的教条主义的类型。苏联模式的实质就是以过度集权官僚制度取代苏联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民主制。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是一种极其病态的模式类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失败只能是苏联历史上所选择的模式的历史性失败。过度集权是苏联模式的最典型特征，正是这个特征决定了为什么这种模式只坚持了70多年而最终衰竭。
但是，从俄国革命的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条件来看，从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全世界曲折成长的经历中，我们依然认为，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探索道路上的一种模式选择，只是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模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特别极端的模式，是一种非常模式（注：罗伯特·塔克说：“我认为斯大林主义并非直接来自列宁主义，尽管列宁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对于后一种观点，我认为：（1）虽然斯大林主义有其保守、 反动或反革命的一面，但它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现象；（2 ）虽然来自上面的斯大林主义革命的产生和方式带有偶然性，但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完整阶段；（3）在说明为什么会产生斯大林主义阶段， 或为什么它会采取已有的形式时，布尔什维克革命精神的遗产、古老俄国的遗产以及斯大林的思想和个性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转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 ～118页。）。
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基本原理来看，所谓系统的目的性，是指系统活动最终趋向于有序性和稳态。系统活动的方向性、目的性是系统的自组织性的结果，而不是系统带有自觉目的。苏联模式具有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通过反馈适应环境，保持系统稳定，这表明苏联模式呈现某种目的性。苏联模式呈现出一定的方向性、目的性，它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保持平衡、稳态。社会系统具有最高水平的目的性。目的性程度标志着系统组织水平的高低。苏联模式具有总的战略目标，尽管不同类型的苏联模式具有相对不同的目标，但从战略层次上看，苏联模式的战略目标是以追求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境界的实现为己任的，是以追求国家的超强地位为己任的。这是苏联模式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战略目标，这种模式的目标具有特定性，正如“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在十分特定的条件下所生成的一样，这种模式的目标更带有特定性和特殊性。在当时，这种模式的最主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和捍卫苏维埃政权，撑住苏维埃政权的一片蓝天，护住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孤岛”。第二个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引爆欧洲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第三个目标就是在俄罗斯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构建好了的，它首先是应付战争的模式。是战争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促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和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采取果断措施，迎接战争的挑战。余粮收集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措施，随后一系列非常措施纷纷实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规范和样式。它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政治领域和文化等各个层面，赢得战争就是最大的目标，党和国家的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个目标而展开，一切阻碍这个目标实现的行为和政策都将被无情地抛弃。因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政权的“生存欲望”激发起执政党的全部智慧、勇敢和力量。
“新经济政策”模式所追求的目标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新经济政策”是作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改革模式而出现的。“新经济政策”模式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试图从根本上缓和和改善俄国国内的工农之间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改变“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损害农民利益的做法，照顾和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巩固工农联盟是“新经济政策”模式最重要的任务。第二个目标就是与外部环境建立起正常的联系和关系，具体地说，即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改变不利的国家环境。第三个目标就是积蓄力量，采取迂回的方式，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模式目标的角度来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和“新经济政策”模式，我们会得出结论：首先，这两种模式都是解决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模式，都是过渡时期的模式，但本质上的区别在于，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采取直接的、激进的和强制的方式实施急速过渡，而“新经济政策”模式则采取渐进的、平缓的和迂回的方式实施缓慢过渡。其次，从这两种模式目标所取得的结果来看，“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在成功地赢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胜利的同时，却又生成了新的更严重的危机，即这种模式所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被动地、匆忙地抛弃十分顺手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代之以“新经济政策”模式。而“新经济政策”模式实行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经过几年的实践，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到了一战以前的水平，有效地克服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所带来的危机局面，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社会稳定。但是，“新经济政策”模式却给苏联中央决策层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新经济政策”模式目标基本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趋向。
“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目标决定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具有明显的激进性和非均衡性，换句话说，这种模式就是以极度非均衡性为前提而出现的。这种模式目标所追求的哲学曲线是“倾斜”，而不是“和谐”，追求模式所固有的“爆发力”，而不是正常模式所固有的“平和力”。而“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所追求的哲学曲线是“和谐”、“共处”（与周边帝国主义国家共处，与国内广大农民共处）和均衡。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模式都将捍卫和巩固政权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我们发现，从1917年到1921年，苏维埃俄国面临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首先是能否夺取政权然后是如何保住和巩固政权。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战争甚至恐怖的方式来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维护和巩固政权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关于“新经济政策”模式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是围绕如何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个大问题而展开的。但解决问题的对象不同，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对苏维埃政权形成主要威胁的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危险是工农联盟的破裂。可见，政权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和手段。
与“政权”问题相联系，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没有欧洲革命的支持和胜利，俄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革命化了的欧洲作为依托和后盾。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布尔什维克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寄希望于欧洲革命，甚至采取措施去主动地“引爆”和“点燃”欧洲革命，例如，攻打华沙就是典型的事例。这表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依然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欧洲革命身上，指望通过实施“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使俄国革命能够坚持到欧洲革命胜利那一天。而“新经济政策”则不同，面对欧洲革命的逐渐沉寂，布尔什维克党逐渐将战略基点放到俄国国内，一方面现实地处理俄国国内事务，“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等待欧洲革命的到来。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目标无论从外在的层面上还是在感召力上都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引爆”欧洲革命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而这个极端模式中“输出革命”的思想和“直接过渡”的思想对后来的苏联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在当时，俄国国内激进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俄国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十分吻合。“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被许多人本能地认为是目标“冲击”型模式，而“新经济政策”模式则被认为是目标“退却”型模式。从苏联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本来“新经济政策”模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比较好的模式选择，但因俄国革命的政治精英们没有很好地体会新经济政策的内在涵义，而将新经济政策当作历史的枝杈而最终抛弃，使苏联历史再次冲上了激进的轨道，实现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某种战略和思维回归。
极端型的苏联模式的目标是，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并迅速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第二，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和超级大国；第三，实现世界革命。
改良型苏联模式的战略目标是，第一，加速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20年建成共产主义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都属于改良型苏联模式所追求的意识形态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第二，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保持战略上的均势，继续维护苏联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第三，战略扩张。
所以，我们看到，极端型苏联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复归，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
研究苏联模式会得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即苏联模式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相符。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自组织有机系统，苏联模式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战略目标。这种目的性与苏联意识形态所追求的总体目标相统一。尽管苏联模式受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所约束，但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根本目的与苏联模式的目标加以对比，就会立即得出结论，苏联模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相违背。而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切违背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模式都是错误的，都需要纠正。我们在考察苏联模式时就会发现，苏联模式的战略目标已经偏移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注：“革命的目的实际上被看作是加速技术发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而对存在着官僚的剥削却缺乏任何批判意识。把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明显异化了的、实行压迫的政权当作以往全部历史上真正革命的、最民主的政权结构来欢呼，这是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故弄玄虚的主要组成部分。”〔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原载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1977年英文版。转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问题在于，苏联兴亡与苏联模式的目的性有密切的关系。哪个时期苏联模式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得比较好，哪个时期情况就比较好。苏联逐渐走向衰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领导人长期推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不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放到决策的首要位置，没有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放到第一位。这势必导致领导集团失去人民的信任，从而积淀成危险的信任危机。
问题还在于，长期以来，苏联模式将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所谓“终极目的”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要求一代人或几代人做出牺牲和奉献，要求他们限制自身合理的利益要求，要求整个社会服从于这个“终极目的”的实现。这就使整个社会总是处于紧张的过渡状态。苏联模式目标常常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虚幻出“终极目的”，所谓“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内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等目标虽十分诱人，但终究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的，经不住实践的考验。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在一次次的激动之后不得不面对落后的现实，从而一次次地冷却自己的热情，最后，对这种模式和目标产生反感和怀疑。
苏联模式长期将“富国”、“强国”放到首要位置，而没有将“富民”和“强民”放到首要地位。“强国”不应该通过“弱民”和“贫民”的政策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富民”的政策来实现。所以，共产党若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政权，就必须时时刻刻地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放到首要位置。这样，共产党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这样即使共产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危机，都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一个得到全国大多数居民支持和拥护的党是不会自我垮台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苏联的衰亡也与苏联模式的战略目标有着密切关系。终止新经济政策、长期坚持高速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急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战略、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新思维战略等等，都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通过对苏联模式目标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苏联模式目标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偏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趋向，偏离了共产党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因此，社会主义事业若发展和壮大，必须改革苏联模式，必须寻找一个符合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共产党最终目标的模式载体。“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的党肩负着双重历史任务，即一方面保证加速物质、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注：〔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原载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1977年英文版。转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三 苏联模式的结构性缺陷
以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基本原理来考察苏联模式，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苏联模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有机的超大系统。它具有系统论所描述的超大系统的全部特征。既然我们将苏联模式定义为超大系统，那么，苏联模式就必然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社会组织系统，它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系统最为重要，构成了苏联模式的核心要素。此外，苏联模式作为超大系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必然与外界发生直接的和间接的联系，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上的交换，这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构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巨大的组织系统，这就是苏联模式。还要看到，苏联模式内部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三个子系统都在发展并调整相互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模式中经济因素变化最大，也是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苏联模式出现整体的变化，造成政治、意识形态系统处于不适应状态，甚至是极度不适应状态，从而导致苏联模式出现危机或者严重危机。
苏联模式兴亡的原因只有到苏联模式独特的结构中去寻找。为了揭示苏联兴亡之谜，在我们看来，深入研究苏联模式的结构及其变化，是极其必要的。历史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有生命的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过程。苏联模式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有机的组织整体。
苏联模式形成过程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构。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中，其结构特点是经济上实施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政治上实施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和红色恐怖，意识形态上实施“直接过渡”的思想。从经济结构上看，这时期实施的完全是动员性质的命令经济，在农业方面实施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专政”；在工业方面国有化进程明显加快，就连中小企业也纳入了国有化的行列；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禁止自由贸易，废除货币关系，实行经济生活的实物化。从政治结构上看，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苏维埃俄国从多党合作制朝着一党制方向加速迈进；在战争的条件下，党和国家的强制力量和作用发挥到极致，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契卡作用和职能的超常发挥；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是试图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没有市场，没有商品，以统一计划与核算为基础，并且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实现这种模式。农村经济的国家化达到了极限。集中制、垄断、直接分配与核算等原则、官僚主义以及农民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分离无处不在。这些都是农民与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激化（坦波夫地区、西伯利亚和喀琅施塔得的叛乱等）的原因。”（注：阿克肖诺夫整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形成、发展与破产”》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12期。）
“新经济政策”模式具有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不同的结构，经济上实行与军事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新经济政策；政治上虽继续实行一党专政，但其力度已大为和缓，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党的体制改革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制力量的作用受到控制和限制，对契卡进行了改组；在意识形态方面否定了直接过渡的思想，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佳道路和途径。但是要看到，“新经济政策”模式具有二元性质的结构，一方面新经济政策从本质上改变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由命令经济急剧转变为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或者说当时苏联政治结构正在承受着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做被动的适应或者被动的抵制。
极端型苏联模式的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这是苏联模式中最为典型的模式类型。其结构特点是，经济上实行过度集权的、以行政命令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政治结构呈现为权力金字塔样式，实行超级个人集权，党政同构，国家的强制力量和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超常发挥；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速成论”、“阶级斗争尖锐化论”占据主导地位。正如苏联学者所指出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全部具体历史条件（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相当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是立足于与具体的、现实的人即与生产者相异化的国家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是立足于合而为一的党和国家的官僚的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其中包括把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一切方面都统一起来的极权主义意向，包括随心所欲地调整社会关系、族际关系及其他关系的企图）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结构会严重削弱、有时甚至完全扼杀生产者对劳动、对劳动的高度集约化和高效率所具有的自然的、本能的促进因素。因此，强迫人去劳动的辅助体制就成了这个结构的顺理成章的组成部分，辅助体制的作用范围相当广泛——从采取骇人听闻的镇压措施到使用官僚主义的法律手段和其他较为‘温和’的办法来保证虚幻的、表面上的社会稳定，保证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自动再生条件。在30年代～50年代初这段时间，该模式的基本成分不仅具有了质的规定性，而且表现为最残酷、最粗暴和最野蛮的形式。”（注：阿克肖诺夫整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形成、发展与破产（20～80年代）》，载苏联《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12期。）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对苏联模式的结构的分析是：
“1.在政治领域：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迅速合而为一，联共（布）这个工人阶级政治组织逐步变成了独特的意识形态的骑士团。社会主义生活中政治绝对优先。斯大林主义逐渐地把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的优先地位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根源。当‘领袖’或‘中央’完全不必根据经济合理性、物质可能性和人民的利益就武断地作出决定时，独特的‘政治专制制度’就产生了。
“2.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集体官僚制，它又逐渐发展为极权官僚制。其主要标志是国家采取的措施同经济规律相背离，机关拥有无限权力。斯大林本人就是官僚制的恶果。极权官僚主义对于以不自由、谎言和封闭性精神熏陶出来的人来说自有其方便合适之处：生活中的一切，从工作、固定（尽管微薄）工资直到因为什么才表现出欢乐和喜悦、何时播种和怎样播种、为‘上面’准备什么样的汇报等等都有明确规定，都安排好了。‘指示盛行时代’的开始也就意味着民权的消失。
“3.在精神领域：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的（在很大程度上）教条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造就出了一个广大的思维简单者阶层。这就可能把真理变成木乃伊，把辩证法变成徒有其表的万能钥匙，由此形成了一种同权力、自由和生产资料分离的独特类型的人的思维。斯大林教条的木乃伊就是一种手段，它把人变成中国人称之为‘红卫兵’的按语录和教义问答手册思维的那一类型的人。”（注：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主义的实质、 起源和演变》， 载《科学共产主义》1990年第3期。）
改良型苏联模式的结构与极端型苏联模式的结构没有实质性区别，经济上实行改良型的经济体制，在保持行政命令方式以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框架的同时，注入商品货币关系的因素，加入有限的激励因素；政治上实行有限的个人集权，强制因素有所弱化；意识形态方面实行“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改良型苏联模式的结构实质上是极端型苏联模式的变种或者改版。其结构性质是一致的。
在分析苏联模式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这三个子系统之间构成了比较统一的相互关联的关系。意识形态结构巨大的目标冲击力决定了经济结构高度计划性和政治上的过度集权性。
从苏联模式的系统组织原理上讲，一个统一的组织系统，就必须具有各部分之间相互非常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这里所说的通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指苏联各区域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全部过程，是指苏联模式各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而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苏联模式具有显著的一体化特点。所谓苏联模式的“一体化”，是指苏联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所呈现出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关联性质。从社会组织方式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特别具有现实意义。苏联模式的高度一体化实际上是将苏联意识形态的组织能力和规范与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的组织力量结合起来，关联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的组织力量，或者说是获得了超级组织力量。统一的传统的共产主义学说和信仰及其国家学说，是苏联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性质，从中释放出巨大的组织力量，而苏联官僚机构则是苏联模式政治结构中的最重要的组织力量。计划经济中的“计划”性质则是苏联模式中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织力量。这三种组织力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苏联模式的超级一体化结构。而这种超级一体化结构是以“过度集权”为表现形式的。
苏联模式的一体化组织方式是按照系统的分层次调节组织原则而进行的，从苏联模式的系统层次中可以看出，苏联模式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具有一定的独立调节能力，这是苏联模式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还要看到，苏联模式各子系统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能量。
苏联模式得以维持稳定的条件，一是苏联具有统一的社会主义学说和信仰，具有统一的国家学说。二是苏联模式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具有规范的联系功能的社会阶层。三是苏联存在15个加盟共和国，实行地区管理。四是具有统一的完备的干部体系。
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集权国家，因各地区之间缺乏生动的有机的经济联系，所以政治联系是维持统一的最主要的联系手段，这就决定了苏联不能持久维持统一的局面。即使苏联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加以维护，但因缺乏有效的经济资源的优化机制，而使政治联系过度地发挥了作用，从而使政治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磨损，最后形成瓦解。苏联政治的超强化和苏联经济的“硬化”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美国学者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在《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中强调用决策理论的方法来比较经济体制。作者将这种方法称为DIM 方法。所谓DIM方法就是决策（Decision Making）、信息（Information）、 动力（Motivation）的英文缩写。他们认为，任何经济体制都是由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组成的，而各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别是由这三个结构的差异造成的。本文作者认为，DIM 方法依然适用于苏联模式问题的研究（注：“在共产党人于1917年11月夺取政权之后，他们采取中央计划命令经济这种极端形式，它把命令和要求团结结合起来，通常称为战时共产主义。他们的跨出一大步就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愿望和内战的紧急状态，使得这种体制看来是合乎需要的。”“经济是由极端形式的行政命令管理的，但是，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输入在中央一级是缺少的，依仗高压统治和要求团结并不证明是对物质刺激的令人满意的代替物”。“苏联型中央计划控制经济”，“实行与目标有关的决策的完全集中，适用反映体制的指导者的目的的中央计划，以及首先依靠官僚的主要表现为物质数量的命令，其次依靠控制价格和刺激来完成计划目标，所有这一切是这个体制的特点。所以，在这种体制中，与目标有关的决策和信息是集中的，而生产决策在行政上和控制上是分散的。尽管非常强调对人们进行灌输，使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这是利用团结作为动机变数的尝试），但是，利己的动机，即利用物质刺激，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有时也使用强制，以加强正面的刺激。”〔美〕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9页。）。 “苏联建立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充分的信息为基础的系统的行动……然而，苏联计划体制上令人吃惊的事情，不是自它建立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是它的变化竟然这样少。”（注：〔美〕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9页。 ）埃冈·纽伯格等人提出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目标，即第一，迅速增长和工业化；第二，集中。他们还提出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关键性要素：社会主义所有制、命令经济、强制经济、优先经济、外延的发展、封闭的经济。
如果将苏联模式与西方模式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苏联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国家，苏联社会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社会，苏联模式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组织形式。苏联模式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过度集权”的性质。从历史上看，集权模式和集权社会十分普遍，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相比较各有利弊，很难说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孰优孰劣。苏联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它的集权性质，而在于其集权的“过度”性质，在于“度”上，在于这种“集权”远远超越了社会所能够容纳和承受的范畴和界限，从而使苏联社会陷入了一种“权力笼罩”的状态。“非常权力”状态的生成和模式化，使正常社会走向“非常社会”状态。
苏联模式最主要的结构是权力呈金字塔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第一，中央过度集权，这是苏联模式权力结构的纵向特征；第二，党领导一切，这是苏联模式权力结构的横向特征。如果考察苏联最高权力的把握状态则可以看出，“集体领导”是苏联最高权力的一般把握，而领袖个人集权则是苏联最高权力的聚敛效应。“如果不是从经济或政治体制的某个方面，而从整体、全局来看，这种模式的根本弊病就在于权力配置不合理，在于过度集权，在于一个‘权’字，表现为一党揽权，个人专权，层层集权，干部特权，进而发展到对外霸权。……苏联模式的弊病就在于以党代政，独揽各种大小权力，民主严重不足，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党主’，党代替人民作主”。“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根子在于一个‘私’字，即私有财产制度，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病的根子在于一个‘权’字，即权力配置不合理。资本主义的病根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苏联模式的病根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逐步改革来自我完善。”（注：高放：《当代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初探》，载《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通讯》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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