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永烈的“始末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叶永烈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叶永烈的传记文学写作可以分为几大系列。其一是黑色系列，主要是对中国大陆十年“文革”的史实以“始末”体的形式加以写照。其二是红色系列，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始末体历史长篇。还有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记系列。叶永烈的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创造了一种写史的文学体裁，姑且称之为始末体文学的创作。
关键词 文学评论 中国 当代 始末文学 文学创作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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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家叶永烈将自己的传记文学写作分为几大系列，其一是黑色系列。主要作品为150万字的长篇《“四人帮”兴衰》（分题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还写了40万字的《陈伯达传》，是中国大陆十年“文革”的真实的“始末”性写照。其二是红色系列。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始末体历史长篇：《红色的起点》及其续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此外，还有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记系列，如《马思聪传》、《傅雷一家》、《沉重的一九五七》、《名人秘闻录》、《名人风云录》、《名人悲欢录》、《倾城之恋》、《反右派始末》等。叶永烈的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创造了一种写史的文学体裁，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始末体文学。
他的这些始末体文学创作，是近年来传记文学从“五四”以来由“现代性”倾向向“后现代”的稗史化与世俗化的倾向转型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他所谓的“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上，而且在创作主题和创作方法上对传记文学体裁有所突破，比如在文学传记的材料收集、分辨、裁剪上，在史学传记与文学传记创作观念的交融上，以及对“文革”史料的系统整理与披露上，都具有开创作用。
传记文学存在着从神坛中解放出来，向人的层次还原的问题。人的还原核心就是人学的回归。叶永烈的文学传记由于题材对象的高强政治性、文化心理上的崇拜情绪以及对传主生活情状的隔膜无知，则显得更加举步维艰，在向度、价值等问题上都很难把握。叶永烈是这样表达自己寻求的挑战的：“我以为，报告文学作者的眼睛，应当是读者的眼睛，读者关心的、渴望了解的，正是报告文学需要‘报告’的。”[①]“我写人物传记亦作如是理解”，“我的选择传主的原则，大凡有二：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二，无人涉足。”[②]“一般来说，无人问津的‘知名度高的透明度差’的人物，大都有点棘手。这些人物常常处于禁区之中，或属‘敏感人物’。我倒觉得，唯其棘手，唯其敏感，才有写头。得之不易，倍感珍贵。”[③]作为创作意向，叶永烈就这样选择了走向荆棘丛生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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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革命领袖本身的令人目炫的人格魅力会造成传记作品的受体产生崇拜情结那样，对反面人物的政治行径的批判，也会造成传记作品的简单丑化情结。尽管叶永烈在创作“黑色系列”文学传记中，有意识地在丰富传主的形象上作了许多探索。例如，叶永烈认为，“取史学的科学性，取文学的形象性，熔于一炉，这就是我努力的目标。正因为这样，我在着手写作时，在注重史料的准确性的同时，注重作品的可读性生动性和形象性。”[④]他将自己的写法定位于史家笔法和历史小说家笔法之间，“即把史著的科学性和历史小说的文学性结合起来，以文学笔调写党史，但摒弃虚构，讲求史实的完全准确。这种写法，属长篇报告文学，不是历史小说。”[⑤]“要状景写人，要有大量生动的细节。”[⑥]尽管叶永烈为此作了大量的努力，但作为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活动在历史舞台一角的“人”来，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黑色系列”中的传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脸谱化。就人的还原这点而言，“黑色系列”文学传记中的王、张、江、姚仍然还是神，只不过是凶神、恶神而已，除了那本《陈伯达传》外。
关于这种不足，或许是基于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叶永烈所谓的“戴着枷锁跳舞”，即囿于将传记材料的实录。“黑色系列”中的材料，主要来自于“文”，如姚氏父子的著作或档案材料；来自于“献”，即采访知情者甚或当事人和传主。这些，已决定了作者不可能超越材料汇编而从更深沉的层次去考虑传主作为活生生的人活动于社会生活的内在与外表的冲突了。二是“黑色系列”的传主已在政治舞台上尘埃落定、定性定罪，任何人化的努力“对作家来讲，就不单是跟社会流行习俗的抗争，同时也是对自身惯有的封闭狭隘自我的诀别，这是很不容易的。”[⑦]三是作者写作“黑色系列”文学传记的宗旨是“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作“砖头”的。[⑧]这已经决定了作者对传主的政治性批判的立场。四是作者的写作明显受对传主的感性认识的亲疏情感的影响。
最为明显的是，在“黑色系列”文学传记的前四部作品中，作者确有点陷于大批判化和抖弄审判材料而不能自如写作的束缚。而当作者有机会直接面对“黑色系列”的传主之一陈伯达时，陈的刻骨痛切自省、理论家的广博、近一个世纪人生的丰富阅历确实对叶永烈认识传主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一面，提供了来源。加之政治生活的日趋开放与政治制度的日趋民主化，终于使作者写出了有血有肉生动翔实的《陈伯达传》。
“黑色系列”中，人的类性的全部丰富性、广阔性和可解性自然地进入了作者的艺术视野之中。迄今为止的“黑色系列”的文学传记中，以《陈伯达传》最能表现出对传记文学要求的人的还原，较好地实现了从丑化到人化，从共性到个性的转折。写出了陈伯达如何由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步步演变为大野心家而最终沦为人民公敌的悲剧命运，展示了陈伯达错综复杂、发人深省的一生经历。而不再以那种政治人物传记以政治人物本身功过见效。当读者从《陈伯达传》中读到陈伯达言词切切的自我反省时，叶永烈确实塑造了一个还原为具体的人的陈伯达，塑造了一个痛苦的富有个性的扭曲的灵魂。当读者读到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做毛泽东秘书、中共大理论家、周旋于毛泽东、江青、林彪之间的陈伯达的诚惶诚恐的悲剧人生的体验时，你不能不承认叶永烈至此终于写出了作为人的“黑色系列”传主的“这一个”典型。
由于政治人物的传记担负了将传主还原为真实的任务，因此，对作者的认识历史的能力、辩证唯物主义的史观当然应有所要求。除了客观的记录史料外，现代传记中一定要包含传记作家对他的传主的判断和批评能力的价值批判的力量。叶永烈的“黑色系列”文学传记是为了批判“文革”而写作的。因此他正是站在这一价值批判立场上来看待“文革”，看待传主的。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他从材料中去寻出人物活动的动机，并且发现人物的个性。传记应该坚持人物个性的复杂性，坚持一个人的性格及其活动都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混合而成的，作为传记作者应该理解传主的性格，必须看到构成这一性格的各种品质，有时这些品质融为一体，有时这些品质又各有表现。在传记中坚持人物品格中的矛盾性，坚持一个人物的性格在冲突中的发展，既有光明而又有阴暗面；既有功又有过。这点是当代中国政治人物传记中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写红色领袖人物是如此，叶永烈写的“黑色系列”传主更是如此。
或许是囿于材料的来源，或许囿于作者甚至传记接受者的思维定式，叶永烈“黑色系列”的创作中流露出难以抵御的对诸传主表层的政治阴谋手段的“揭秘”的诱惑。虽然，这使作品有了吸引大量读者的魅力，但恰恰是这些，减少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文学传记中还未能将历史的固有的丰富内涵和艺术应有的个性之美充分地揭示出来，因此，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真实程度和艺术审美的价值。这些当然不是叶永烈“黑色系列”文学传记所特有的不足，对所有的涉及当代中国政治人物传记的创作成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深层动因。而且，这些不足是不能与叶永烈“黑色系列”创作的重大成功相比肩的。
叶永烈的“黑色系列”文学传记无疑属于有较大的可读性的始末体文学作品。这半是由于作者的选题的特殊，而且关注社会现实，贴近敏感的政治生活；半是由于作者避免了主题的乏味，对科学真实的严格尊重。在写作手法上，“黑色系列”文学传记在某些方面接近了经典小说艺术的五条标准，即始终遵循编年顺序；基本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对与传主有密切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避免了像史学传记那样处理；合理的细节选择；以及具有文学的可读性。比如史料的合理裁剪方面，“黑色系列”的文学传记就很有特点。由于所述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王、张、江、姚诸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交织参与。叶永烈在处理分为单传的四部长篇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
避免了将“黑色系列”文学传记写成通俗的稗官野史类作品，是作者艺术上成功的又一特点。叶永烈的“黑色系列”创作，是以冷静严肃的态度，对史实进行发微和辩证地讲述。一些较重大的史实可以用野史外传类的春秋笔法给文本增添亮色的，而叶永烈却用了老老实实的史笔，细细实录，这确实是“黑色系列”传记的可贵之处，或许唯其可信性，更增其可读性。例如江青在延安再婚时的“约法三章”，叶永烈用的是“据传”两字，并将这“据传”的对江青作出的限制性规定的众多“版本”一一录以存考，这不能不说是不媚俗的大家气慨。再如解决王、张、江、姚的最后摊牌过程，作者写得虽无野史般刻意渲染的不可能的神秘，但由于讲明材料的来源是当事人，便以其冷峻与严谨，增添了传记文本的不同凡响的真实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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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的123万字的系列长篇《红色三部曲》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简单回眸。叶永烈用三句话来概括他的这套系列长篇：《红色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这套他自谓的“红色系列”党史文学，几乎贯穿了中国的现代史的全部过程。因此以文学的笔调来写整整一部现代史，没有文学手法上的创新，没有对中国的这段历史的宏观通达认识，以及一定的唯物主义史观，确实是难以胜任的。
叶永烈的30多万字的始末体长篇《红色的起点》的可贵之处之一在于，他在书中别出心裁地提供了一个杂色的“T”形步台，让建党时期的各种思潮影响下的诸色人物，纵横地在读者面前亮相走过，由此而为读者理清了党的创建史的复杂的脉络，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中共“一大”的“大机密”，本来写到南湖会议结束，全书就可以结束了。考虑再三，作者采用在写完1921年前后的历史横断面之后，加了“锤炼”一章，写中共“一大”代表的最终结局，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将建党初期生气勃勃的热血激越的诸色青年的历史作了始末体的交代。
这种使用“T”形结构以使历史的纵深感增强的作法，我们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中也能看到。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中，作者写完了遵义会议之后，续写了“党的领袖”这一章，以交代红军的最初一些领袖人物的历史命运；而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中，作者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政治命运，延伸到中共建国以后。在写到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开国大典，蒋介石对中国大陆作最后一瞥后，又加了“风卷残云”和“未完的棋”两章，将毛泽东、蒋介石的其后政治活动娓娓道来。既写蒋介石的治理台湾和经济的功绩，又写毛泽东的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以及毛泽东蒋介石对身后事的安排，毛泽东蒋介石身后仍然在继续着“那盘没完的棋”。而也许正因为坦然地写出了历史的这种曲折和复杂，写出了在混沌之中的摸索与动荡，杂色的“T”形步台上走过的人物才变得生动和可信。
由于是记史的作品，时间的跨度之大，给作品的选材取舍带来困难。这套系列长篇《红色三部曲》前两部为断代史，写了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间的红色历程，而《毛泽东与蒋介石》则囊括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因此，史料上的剪裁，叙述上的详略得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中，作者将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国共两党的旗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看作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的写照，看作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从这一个特殊的视角放眼看去，作者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谈谈打打，边打边谈，边谈边打，把半个世纪的中国的历史风云详略有致地写开去。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关系史上一起一伏的重大事件，而重庆谈判则是两人关系史上的高潮，作者予以浓墨描绘。尤其是重庆谈判，是毛泽东蒋介石面对面地交往的43天，两人间的翻云覆雨机关算尽韬略百出，用文人笔法写出，别有一种味道。而中共的崛起、毛泽东之初、红军艰难转战求存之路，国共大决战等，作者则采用了点到即止的淡描手法。如此这般，既避免了纯粹史著的枯燥，又突出了毛泽东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历史曲线”波峰波谷的碰撞，构成全书的情节起伏的波澜，以突出两位一辈子的政治对手，无处无时不在的处心积虑战胜对方的争斗。
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的可读性，还在于这部长篇始末体文学中的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自谓，由于与通常的“党史读物”的“行当”不同，他在采访或查阅文献时，十分注意观察、揣摩中共“一大”代表的性格。他说：“我发觉，没有着意‘塑造’，他们本身的性格便是十分鲜明的，一人一貌，彼此不同。”[⑨]“我在动手写作时，在注重史料的准确性的同时，注重作品的可读性生动性和形象性，以便使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愿意把这一‘报告’读下去”。[⑩]例如，写及陈独秀时，其洒脱不羁才气横溢好争辩的形象写得跃然纸上；而当时仅28岁的毛泽东则性格稳重，一副含而不露的样子。又如《红色的起点》中，作者引入了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维妙维肖地勾画出陈独秀和胡适这对“老伙计”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由于作者注意到了像这类材料的细节的真实性，做到了“尽可能少地漏掉能显示出平凡中的伟大的行为和事件，把思想导向内心深处的秘密，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细节。”（11）使得领袖人物的“身外的一切附加物都被摒弃，人们互相超越仅仅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和美德。”（12）读完掩卷，当年活跃在这杂色的“T”形步台上的历史人物仍清晰在目，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些，当是一般史学著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如关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者自述是从特殊的视角——领袖史，来写中国共产党，来写毛泽东。关于领袖是党的舵手，党的成败，领袖起很大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决定作用的思索，通过作者用始末体文学的笔调写的“党史文学”表述出来，确实是很具有可读性的。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中，中共在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的正确的情况下，在艰难中摸索的情形，被作者作了充分的文学描述。一部领袖史和中共在血与火中的求生存史交织，尽管我们事先知道了结果，但是，在历史情节向等待中的结局的缓慢推进时，仍会使我们感到激动。
此外，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中，作者居然还将历史文献中的材料，用虚拟的手法拼剪成毛泽东蒋介石的三篇“书面对话”，而且设计得有声有色。如在写及皖南事变中，作者将毛泽东与蒋介石就此所发表的四个文告加以比较，并引用内中的文字作为毛泽东蒋介石之间的一场激烈的书面“对谈”。由于引用得恰到好处，一问一答，一辩一驳，“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显示了两人在性格上，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从而，将平面的书告文字“立”了起来，不知能否也算是文史交汇的始末体文学作品的一种出新？
叶永烈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令人兴味十足的另一点是使用了他自谓的“比较政治学”、“比较领袖学”的手法。如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中，有关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比较不断，大到他们的策略品格思想功过，小到他们的坐相嗜好长相风度家事，从他们的初识，一直比较到70年代他们相继去世。这种比较，有读来令人兴味十足的地方，如毛泽东蒋介石的个人品性爱好书法饮食之类。重庆谈判时，顾及蒋介石的忌烟习惯，烟瘾甚重的毛泽东，在会谈时从不抽烟，引出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的感叹；也有过分媚俗之败笔，如写到毛泽东蒋介石各自的最末一次婚娶时，江青、宋美龄两人的名份问题的议论。作为对手戏，因为很注重将两位传主放到某个特定的时间或空间去比较，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如在重庆谈判时的紧锣密鼓声中，作者百密一疏地写及毛泽东蒋介石意外相逢于林园一刻的情景。这看似闲闲地一笔，既写出了两位传主的性格的一个层面，也大大增加了党史文学的可读性和史实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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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记系列中，叶永烈的始末体文学创作可以以《反右派始末》为极致。我们的共和国曾经经历“文革”，可是我们却轻易地向它转过了身去；我们的共和国曾经经历过“反右”扩大化，可是我们却没有一部完整的信史来记录那一个时代。因此，叶永烈的长篇纪实《反右派始末》，给人的第一感想是，这一反映反右派运动的“历史悲歌”的长篇，确实是一本打破多年的沉默，第一次把这场“运动”的全过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书。单凭这一点，此书就值得一读，虽然像叶永烈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也存在错漏，还会引起争论，甚至遭受指谪。
在这部50余万字的巨制中，叶永烈将发生在1957年的中国当代史上的沉重的一页掀开时，既从宏观上将惊天动地的反右斗争的前因后果，详略有致地加以叙述，又着重于写1957年的这一段历史的横断面，也写及“反右派运动”的后来和“右派”们的苦难命运，这样，加深了作品对于“反右派运动”的纵深感，加深对于这场“左”的劫难的立体刻画。很多纪实文学倾向于用一种全知的表述方法，将历史过程的一个个特定瞬间的人物对话形神毕现，可读性是强了，但是历史的真实感却全然消失了。而叶永烈在大的关目上把握全书的走向后，在局部上采用记录重大事件、采访主要人物相辅助的办法纪实，既描述了历史风云的变幻，又描述了历史人物的细节真实。
一本好的纪实文学作品，还表现在所提供史料的丰富性和史实的准确性方面。叶永烈自谓是遵照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在书中如实反映反右斗争的悲歌，对于那些批判者也指名道姓，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便是“尊者”和“贤者”，如茅盾、老舍、吴晗等等。提供的史料中如文件如回忆录等，都是很丰富的。这正是本书对“反右”运动的梳理和提供观察视点的价值。但是，作为对历史的表述和认识上的局限，即使是这样一部认真的纪实作品，犹不能完成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极其影响的全面认识。这或许已经越出了这部纪实作品的承载范围。所以，作者在“尾声”中写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改正》和《邓小平对“反右派运动”作了结论》两节，算是作了交代。
读《反右派始末》一书，你不可能不从心底里与书中的扭曲的灵魂进行对话。面对苦难，面对冤屈的灵魂，你不可能不从心底为之震颤。这也许是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的又一成功之处。像书中引述的章乃器的《七十自述》的回忆中所显示的倔强和乐观；章伯钧的“低头认罪”和抑郁死去；傅雷父子的恶性牵连等等。特别是书中写到储安平在成为红卫兵折磨的对象后，终于在一群红卫兵又来敲门要批斗他时翻墙出逃。作者这样写道：
他逃到下放劳动时结识的李汝沧家，塞进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汝沧：我走了！安平”……从此，人们再没有见到他。那时候，北京的北海、颐和园，天天有死尸漂起。可是，未能确认哪一具死尸是储安平。他走了！从此，在人间消逝。
作品对这类人的灵魂遭受磨难的历程的描述，是令人为之长长地叹息的。
但是，读叶永烈的长篇历史类始末体文学的乐趣，并全不在于内中提供了大量全新的史料，还在于作者在书中显示的新的视野和大开大阖的笔法。如《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中，作者自许：“在中国大陆，历来对毛泽东仰视，对蒋介石俯视；而在台湾，正好相反……我写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对他们两人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以此平视之冷眼，旁观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棋手的风云际会，追述那场波澜壮阔跌宕曲折，决定了中国命运的棋赛的历史过程，便在同类题材的纪实作品中取先声夺人之优势。因为取这样的创作视点，作者对自己书中的主人公没有大褒大贬，而是采用以史实说话，避免了作者越俎代庖，以观点作评论的史家手笔。
叶永烈说，他是很欣赏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创作手法的。他在像《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类文学与史学结合的作品中，在历史材料的利用与评论上，大量的史著材料的转引上，也采用与索尔兹伯里相近的创作方法。由于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他在大量的采访当事人、查阅档案、史著的基础上，作了融会贯通的爬梳和系统的整理。如他的“黑色系列”人物传记，几乎可作“文革”始末来读就是一例。他说：“自古以来，写历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史著，出自历史学家笔下，属学术著作，史实准确；另一种是历史小说，所谓‘七分真，三分假’，如《三国演义》、《金陵春梦》。我的写法，介乎两者之间，即把史著的科学性和历史小说的文学性结合起来，以文学笔调写党史，但摒弃虚构，讲求史实的完全准确。这种写法，属长篇报告文学，不是历史小说。”（13）同时他自许是又注重了“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取史学的科学性，取文学的形象性，熔于一炉。
说到“立论正确”，读叶永烈的始末体文学作品，能注意到他在书中论述不算很多。有的评论甚至说他的作品是只记不论。关于这点，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许多作品的选题，都是很敏感的。所涉及的题材中，有些问题，党史研究中已有了结论，如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等。有些则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如对政治领袖的历史功过的评价等。因此，记史类文学作品中的评论，未必能很准确很客观，而且一定程度上还会受各种牵制。尽管如此，叶永烈在始末体文学中的立论，于“常论”之外，多有独到之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思想的火花。这也是叶著的引人入胜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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