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治理看改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新思路_政策执行论文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整体性论文,地方政府论文,执行力论文,新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面改革事业的深入推进，一系列惠及民生、造福社会的公共政策纷纷出台。但是，再好的政策，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①2014年6月6日，国务院发出通知，部署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察，力求打通国务院政策落实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推动各项政策尽快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对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进行批评与反思而兴起的新型理论，整体性治理是当代最具创新性与最具前沿性的公共治理理论之一，可以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智慧源泉，从而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供新思路。

       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回顾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普雷思曼和威尔达夫斯基对美国联邦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项目——“奥克兰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跟踪研究，对个案做了具体追本溯源式的分析，探索失败现象的原因，在1973年写成了研究报告《执行——联邦的计划在奥克兰的落空》，此报告的出版成为了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兴起的标志，引发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执行运动”的研究热潮，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实证研究及理论探索，大量论著出版，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得到了长足进步。人们从不同视角、不同途径开拓公共政策执行研究，提出了各自理论与模型，大大扩宽了公共政策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有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迄今为止，公共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研究，每个阶段的研究都有不同的着重点，体现了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我国，随着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并发展政策学，公共政策执行也得到认识，但直到90年代各种政策问题大量涌现，学界才开始重视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相关著作陆续出版，如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张金马的《政策科学导论》、孙光的《现代政策科学》、陈振明的《公共政策分析》等。这些著作主要是以章节的形式来讨论和介绍公共政策执行，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公共政策执行专著。从2000年开始，学界对公共政策执行有了比较深的系统研究，研究更细、更成熟，相关文章与著作出版较多，如丁煌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赵凯农等的《如何贯彻执行公共政策》、金太军的《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等。关于国内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研究，从早初引介西方政策执行理论开始，逐步转向研究中国地方实践，分析存在的问题，探寻影响的因素并进行对策研究。为了更加全面了解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现状，我们以“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为主题，以1995-2013年为时间段，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进行搜索，根据主题和摘要将无关文献进行剔除，经过筛选，最后将200篇文献纳入本文分析的对象。我们以研究性质为标准，将所有文献分为描述性分析、理论检验、理论建构和一般性分析(详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般性分析类文献占64％，这类研究往往宽泛地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和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这类研究多为重复性研究，不仅实证素材不够，而且理论分析框架缺乏，知识增长不足，得出的研究结论趋于大同，说服力不强。描述性分析类文献仅占15.5％，这类研究往往是通过实地考察一个特定区域的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这类研究的研究成果针对性比较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也往往属于就事论事，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普适性不够，难以推广应用。理论检验类文献和理论建构类文献分别占12％和8.5％，这两类文献合计占20.5％，研究数量较少，还不是现阶段我国研究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流。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仍然主要以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为分析框架，往往停留在“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研究视野聚焦在政府科层体制内部，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关系关注比较少，即使关注了政府的外部关系，也呈现碎片化状态，研究思路尚需开阔。因此，以当前前沿而适用的公共治理理论来研究并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问题不仅显得重要，而且具有紧迫性。事实上，要揭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形成和提升的动态机制、内在逻辑、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向，毫无疑问地依赖于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为引入新的理论资源留下了大有可为的研究空间。

       二、整体性治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的新范式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改善了公共服务质量。但是新公共管理把公民当作顾客，忽略了公民的真正需求，特别是“引进新的管理模式时转化成本难以克服……更大的缺陷在于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却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碎片化的制度结构”②。由于竞争引起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的碎片化弊端导致政府在处理社会排斥、犯罪、环境保护、家庭等跨部门问题时显得反应迟钝，解决能力不足。现实中政府面临的困境让新公共管理逐渐式微，亟须一种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最早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论。所谓整体性治理，就是指以公共责任与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整合政府内部层级、政府部门机构、政府外部伙伴关系等公共服务网络结构，通过制度化、经常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与友好协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式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weaknesses)以及19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造成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的战略性回应，也是一定意识形态的折射(refract)，更是合作主义的复兴”。③“正如20世纪末新公共管理和‘再造政府’所带来的变革一样，整体性治理是21世纪政府改革最鲜明的特征。”④它包括四个方面内容：“排除相互拆台与腐蚀的政策环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向公众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⑤。

       近年来，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要么强调政府体制内力量，要么强调政府外部力量，难免出现片面性。而作为对碎片化和分散化的战略性回应，整体性治理因其理论解释力而成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整体性治理认为，公共治理应通过重新整合功能来实现民主价值与公共利益，并试图构建一个以治理层级整合为高、治理功能整合为宽、公私部门整合为长的长方体治理结构模型。希克斯认为，整体性治理涉及四大治理“作为”，即政策、管制、服务提供和监督四种活动作为的整合。这些“作为”的整体性运作要求在三大治理“面向”上取得一贯性：一是面向治理层级的整合(Y轴)，将不同层次的治理或同一层次的治理进行整合，比如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地方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治理整合，所需整合的层级越多则y值越大；二是面向治理功能的整合(X轴)，在一些功能内部进行协调，也可以在少数和许多功能之间进行协调，比如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所需整合的功能越多则x值越大；三是面向公私部门的整合(Z轴)，即整合可以在公共部门内进行，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与志愿组织或私人公司之间进行，所需整合的部门越多则z值越大。坐标点A(x，y，z)(其中x＜z)为任意治理目标(见图1)。可见，整体性治理在处理政府内部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有着明确的指向，就是通过功能整合建构起有效的公共治理框架。整体性治理倡导的功能整合型治理框架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具有高度的适切性。将任意一个复杂且棘手的政策目标(公民需求)置于图1的整体性治理长方体治理结构中，经过政策执行层级间(中央、省、市、县、乡政府)、政策执行部门间(财政、规划、行政、人事等功能)、公私部门间的整合即可得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结构模型。显而易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多种时空结构、多种方式、多方参与，在各个治理层级、职能、公私部门之间进行整体性运作，将各个分散部分整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实现整体回应公众需求的目标。因此，为了使政策执行更为有效，就必须准确定位治理政策目标所需要整合的各方力量的具体时空结构位置，即合理确定实现政策目标所需的整合结构点A(x，y，z)(其中x＜z)在长方体治理结构模型中的位置，正确整合政府层级功能、内部功能、政府与社会的功能，才能把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的逻辑，从根本上找到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

      

       图1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政策执行结构模型

       三、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剖析

       整体性治理的本质，是对政府组织以功能分部化的传统官僚型行政以及主张分割式公共服务的新公共管理的彻底反思，其核心议题在于如何解决“碎片化政府”形成的非合作局面。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实践中，碎片化现象使得执行主体缺乏有效的协同与配合，大大增加了政策执行的成本，使政策效果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

       (一)价值碎片化：公共精神淡漠

       受追逐自身利益的驱动，在我国“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分割模式影响下，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价值取向碎片化。公共精神的淡漠从主观上弱化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首先，地方政府存在自利价值取向。随着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分权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权，加之GDP与政绩联动的观念，催生了地方“理性经济人”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的损益值作为政策执行与否的出发点，有益则执行，无益则滥用政策、变通执行甚至搁置不执行，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其次，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存在自利取向。少数政府职能部门为了增加本部门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利用职权去逐利、创收，背离了公共利益。最后，政策执行人员存在自利取向。少数政策执行者滥用公共权力为自身谋取私利，最终导致腐败、寻租等摒弃公共精神的现象。在这种碎片化的执行状态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上的独立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功能性障碍显现，政策往往难以执行到位。

       (二)府际关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间不信任与非合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府际关系以纵向关系和条块关系为主导，横向关系并不显著，政府间不信任与非合作的现象时有出现，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信息封闭与私有。由于中央政策信息自上而下网络状地层层传递，有效信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信息难以实现有效共享，使得地方政府实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孤岛”。为了保有信息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以便与“竞争对手”进行策略性博弈，抑制了地方政府政策联合执行的冲动。其次，府际合作的市场费用与利益分配难以实现公平。涉及多方地方政府的联合政策执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组织资源，这些费用及其产生的利益在分配方面缺乏公平性，加之因此产生的经费开支与各自负担难以厘清，使府际政策执行“不合作”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再次，政治晋升的博弈困境。在以GDP增长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官员政治晋升驱动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GDP评价有弱化的趋势，但在实践中GDP仍然分量很重)，地方政府势必优先执行有利于GDP增长的政策，对于与GDP关联性不大的政策往往显得动力不足。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博弈容易导致府际政策联合执行陷入“零和博弈”，导致府际政策合作执行陷入困境。

       (三)部际关系碎片化：政府部门间协作不足

       在政府组织科层制下，内部结构充满了策略博弈的权力关系，这是行政权力所具有的特性。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政府机构设置尚存在如下的问题：(1)紧密相关的组织之间缺乏协作，这导致了效率损失；(2)职能彼此交叉的部门之间缺乏协作，这影响了公共行为的一致性；(3)业务不相关的组织之间的层级关系；(4)决策责任的分散化；(5)彼此对立的机构同时存在。⑥由于部门的自我中心主义与碎片化倾向，部门间缺乏合作与协调也是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首先，各部门往往各自独立行使其所享有的政策执行权，彼此间缺乏协调配合，从而导致政策封锁和政策垄断。其次，当执行某一政策的综合协调机构挂靠到具体职能部门时，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参与较少，使社会综合政策演变成为单一部门的专项政策，从而导致政策变形和失真。最后，由于职责交叉、权限不明，使得部门治理也缺乏相对清晰的边界与明确的责任归属，造成或“政出多门”或“无部门负责”等现象，以至于出现执行难以协调以及执行责任无法追究等一系列公共政策执行问题。

       (四)参与碎片化：社会力量整合不力

       “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能否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的事情，也不是政策执行者能完全决定的事情，它在根本上取决于目标群体的认同和接受与否。”⑦提高目标群体的认同度关键还在于参与度。从我国实践来看，虽然有不少社会力量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但总体参与程度仍然比较低。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看，参与主体很难厘清参与成本，而且成员越多，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多，投机行为也越难以发现。每个行动主体都可能从自身利益追求和主体发展的意义上强调其特殊性和正当性，且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力图在权力秩序框架中把自己的特殊性利益上升到普遍性，把自己的特殊规则上升为普遍规则，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行动主体之间基于不同的偏好、信仰和利益要求采取行动，就会导致多元主体“搭便车”的机会主义选择，“公地悲剧”现象在所难免。社会力量参与的碎片化让地方政府的运转进入了一种“锁定”的状态，呈现出了“政府—社会”整合不足的局面，降低了目标群体的认同度，进而影响政策执行的效力。

       (五)监督碎片化：制衡约束不够

       我国的监控机制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与运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但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从法理上来说，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较多，党委、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以及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民等都是重要的监督机构。但是在政策执行实践中，各监督主体分工不明确，彼此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各监督主体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的具体问题，在监督中各自为政，尚未真正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协调互动、责任清晰、权限明确、运转高效的监督机制，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出现监督冲突、监督推诿甚至监督内耗，出现“漏洞”、“虚监”、“难监”现象，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监督实效。

       四、基于整体性治理取向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作为新型的公共治理研究途径，整体性治理不仅揭示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运作逻辑，而且为剖析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提供了分析框架，可以为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一)重塑公共价值，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凝聚力

       公共责任是整体性治理倡导的价值内核。希克斯认为，整体性治理的责任感主要关注把有效性或项目责任提升到最高地位，确保诚实和效率责任不与这一目标相冲突，并通过用输出来界定需要有效完成的是什么来使诚实和效率责任服务于有效性和项目责任。⑧按照整体性治理的观点，要确保公共责任的实现，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在精神层次上，应该充分发挥培训教育在塑造政策执行人员公共责任的先导作用，在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在职培训中加强公共责任教育内容，通过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理论学习等方式不断更新政策执行者观念，提升其业务素质能力、职业道德修养等；其次，在管理层次上，应该通过审计、预算计划、业绩效果衡量来确保政策执行资金的价值和执行人员的绩效；再次，在法治层次上，要强化政策执行者公共责任的法制化建设，如伦理立法建设，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最后，在政治层次上，应该尽快健全政策执行责任问责机制与监督机制，建立一套全方位的约束机制，对政策执行相关人员履职的前、中、后三个时期有相应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并形成权责清晰、关系协调、机制衔接的法律监督、政治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构成的有效监督网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体性治理更加注重培养牢固而统一的价值观、团队建设、组织参与性、信任、价值为本的管理与合作，强调加强愿景管理和共同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这都将为形塑公共责任、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支撑。

       (二)协调合作伙伴，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整合力

       美国行政学家尼格罗(L.G.Nigro)曾经指出：“在任何高度复杂的组织中，要想使任何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必须调动各个层次的人员。只有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积极性和他们的认可才能决定一项决策能否及时得以贯彻。”⑨与传统治理方式不同的是，整体性治理重新定义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强调政府重要地位的同时，注重发挥公民、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作用，主张公共治理是由政府职能和社会自治衔接互动所构成的完整治理系统，致力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全面合作、协调共治的良好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需要进行有效的整合工作。根据英国整体性治理的实践，Steve Martin提出整合伙伴关系要遵循三条基本原则，即治理系统的灵活性原则、有效整合工作的能力性原则和公共服务的文化创新性原则。地方政府要按照德鲁克所说的那样；“政府必须重新获得一些能力，放弃那些不起作用的事情、从未起作用的事情；已失去效用以及无法起作用的事情。集中精力于那些起作用的事情、确实产生效果的事情以及改进组织工作能力的事情”。⑩地方政府应该在协调伙伴关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传统的“父辈”变成“同辈中的长者”，充当元治理的角色，“作为不同政策主张的人士进行对话的主要组织者，作为有责任保证各个子系统实现某种程度团结的总体机构，作为规章制度的制定者，使有关各方遵循和运用规章制度，实现各自的目的，以及在其他子系统失败的情况下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采取最后一着补救措施”，(11)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政策相关方对政策执行的理解和认同，取得它们的主动配合和积极支持，为政策顺利执行创造条件。

       (三)加强部门协作，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组织力

       与新公共管理号称要“摒弃官僚制”不同，整体性治理强调以官僚制作为治理的基础，但是针对官僚制各部门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存在的部门分立、功能分割、责任推诿、协作不力等碎片化弊端，主张整合部门关系和组织功能，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整体性治理就是要求政府紧紧围绕回应和满足公众需求，以整体形象和单一界面来面对公众，有效处理公众关切的问题和诉求，而不是让公众陷入机构和部门丛林中感到茫然无措。因此，在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更要秉持公众导向、结果导向的理念，以建构整体性政府组织体系为导向，以职能整合为主线，尽量将职能相近或相似的部门进行归并，同时，进一步增强部门间的信任关系，着力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充分整合部门的资源投入和公共服务产出，建立程序简便、流程透明的公共服务网络，努力构建大部门制的组织机制，做到既分工负责又密切合作，使各部门劲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互相信任不猜疑、互相尊重不发难、互相补台不拆台、互相配合不推诿，形成指挥统一、配合密切、协作顺畅、监控有力、关系融洽的工作机制和部门关系，为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塑造良好的组织基础。

       (四)统筹利益诉求，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驱动力

       当前，地方政府“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在一个地区的‘代理人’，它要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地区的‘所有者’，通过组织与运用经济资源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12)。整体性治理要求目标与手段相互增强，虽然整体性治理在理念上已经得到了认可，但在现实操作中，要实现各方协作治理还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利益是行为的驱动力，因此，建立以利益共享与利益增长为目标的利益整合机制是施行整体性治理的基础性条件。首先，要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地方政府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必须站在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杜绝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政策决策。其次，要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特别要建立利益的法律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利益行为，对那些利用政策执行活动谋取小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政府人员进行惩戒，确保政策正确执行。再次，要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策执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运用教育、协商、对话等多种方法，听取和吸纳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政府、不同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意见，协调处理中央及各地、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化解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促进各方利益的均衡。最后，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在执行政策时，对受到利益损害的地区应该适当补偿。通过以上互成系统的一整套利益整合机制，可以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利益的“过度离散性”，充分发挥利益机制的系统激励功能，从而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提升找寻到足够的驱动力。

       (五)强化中央权威，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控制力

       相比传统一味主张权力下放的观点，整体性治理注重治理的全局性，强调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战略作用，注重公共政策的连续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中央的集权可以被看做整体性政府的内容之一，原因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央被认为是公共部门更好合作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在纵向上还是横向上。从纵向上讲，强有力的中央能够为合作提供控制、计划、和执行等方面的手段；从横向上来讲，强有力的中央具有建立和控制部门组织的能力，能够采取更多的合作措施，并且能够更有效地监督专门机构。”(13)可见，为了实现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的整合，必须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也是整体性治理的题中之意和前提要件。中央政府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增强政策的控制力和监督力，从而遏制地方利益的非理性扩张，是地方政府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必要条件。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深刻地指出，国与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其实不在于政府的组织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政府的有效程度是政府能力的综合体现，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政府政策执行力。因此，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源于政府内在品质而展现的外在扩张力。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尊重中央政府总揽全局、统筹协调、宏观调控的作用，保持中央政令畅通，把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积极性统一起来，切实提高政策执行力。

       注释：

       ①王福生：《政策学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②Sylvia Horton,David Farnham,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Britai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9,p.18.

       ③胡象明、唐波勇：《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④Peter J.Laugharne,"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Book Review)",Democratization,2004(3).

       ⑤Christophe Pollit,"Joined-up Government:Past,Present,and Future",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1).

       ⑥OECD：《中国治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⑦丁煌：《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⑧Perri Hicks,Toward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2002,p.241.

       ⑨R.Denhardt,"The Pursuit of Significance:Strategy for Management Success in Public Organization",Belmont,C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rty,1993,p.25.

       ⑩(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61～162页。

       (11)(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第2期。

       (12)张紧跟：《浅论协调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3)Christensent,Greidlp：《后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政体政府》，张丽娜，袁何俊译，《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0期。

标签：政策执行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公共政策过程论文;  执行力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