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东荪（1886—1973）是现代中国一位极其重要的哲学家。由于各种原因，其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长期不为人所知。本文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概要阐述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理论贡献，以期引起同仁们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一
张先生有一个“自成系统底哲学”，这个“自成系统底哲学”，是从知识论开始的。在20世纪20到40年代的大约30年时间里，张先生以“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及“非写真说”为主干，先于金岳霖先生，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金先生的知识论道路。
张先生不否认“外在关系”的存在，但坚决反对用“外在关系”去说明知识关系；东荪先生强调能所内外之交接、会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其间必经过设准、概念、感相等中介；东荪先生主张知识只是建立一设准于当前、所与或造成者之所得，即主张知识只是一种“解释”或“构造”，而不是“临摹”或“拓写”。金岳霖先生相反，金先生主张“内在关系”不存在，知识关系只能是“外在关系”；主张能所内外之交会，没有亦无须“中间媒介”，认识是“直接的”；认为知识的根基在“正觉”，而正觉正是“临摹”或“拓写”、“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的觉。张先生与金先生，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论路向。
张先生由其知识论而引伸出一种宇宙观，就是认为宇宙中并无所谓“物”，并无所谓“生”， 亦并无所谓“心”， 而只有若干的架构（structure）而已；吾人把密度、 引力等“架构”概括之而立一个名辞曰“物”，这个“物”只是一个空名，并无整个儿的存在者与之相应，“生”与“心”亦然；故entelechy与spirit这些字可以作废，life 与mind这些字亦都以不用为佳；换言之，宇宙中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命”，有“心理”而无“心灵”，一句话，有“架构”而无“实质”；且“架构”的构成还不是完全自然的，而且必有“认识作用”参加其中。所以我们的这个宇宙不是一个整块的，而是一层一层套合的；不是既成的，而正在那里顺着层次而突创新的层次；不是隔绝的，而是通体的（organic）或有机体的；不是无中生有的， 而是结构的样式在那里并时有新的样式出来。
张先生认为，“构架”不是认识过程之外的“臆说”或“假定”，而是人类认识自然之所得，吾人说宇宙是“架构”，只因人类知识是这样告诉吾人的，吾人只能承认到这一层为止；简言之，在张先生看来，架构是知识中的架构， 知识是架构中的知识， 自然是知识中的自然（nature
within
the
perception ），
知识是自然中的知识（perception within the nature），两者无法分离。这样的宇宙观，同于西方哲学中亚历山大（S.Alexander）的“合现”（copresence）、怀特海（A.N.Whitehead）的“缘具”（concrescence）， 更近于东方哲学中佛教的空宗；一切具体者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根本上不是一个自己存在者（self-existent）或自己潜存者（self-subsistent），根本上不是一个“存在体”（substantial entity）；只有“缘具”，只有由“和合而成”、“依他而起”、“瞬起即灭”三义综合而成的’缘具”或“无自性”。张先生这样的宇宙观，第一次打通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隔阂”与分离，为人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片“豁然开朗”的新天地。
张东荪又由知识论、宇宙观引伸出一种道德哲学和人生观。他认为吾人来到这世界，独如在宇宙无边黑暗里，点燃了一盏油灯；吾人活着，即是用这灯火去照亮尘世的黑暗。吾人生命之意义与价值，取决于其照亮范围的大小：照亮范围越大，吾人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便越大；照亮范围越小，吾人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便越小；无有照亮，便无有意义与价值。活着只是一纯粹事实，活着只是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的一见一闻一喜一悲一言一动；所以仅限于“今此”（here and now）的活着，便等于不活，仅限于“今此”的人生，便无异于“非人生”。超越“今此”，放大“生活本身”（the living in itself），才是吾人生活之真正目的。而“知”（to know ）便是达此目的的第一步：“知”之本性在流中求住、杂中求纯，此为“今”之超越，“知”之本性又在乱中求定、浑中求分，此为“此”之超越。“知”之大小广狭深浅，便决定吾人理性之照亮范围的大小，并由此而决定吾人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大小。就此点而言，“知即为生”（knowing is living/to know is to live）。 同时“今此”亦即是“现实”，为有限、为变、为浑乱；而超越“今此”即是“理想”，为无限、永恒、为确定。故吾人之超越“今此”，实即是“以有限变乱之生活而自求有以达于无限永恒”，实即是向“理想”而趋，实即是向“不死”所做无限之努力。所以“不死”不在彼岸，不在“今此”之外，而即在对于“今此”的超越，对于“生命”的放大中。
张先生这样的道德哲学与人生观，基本思路是和存在主义相同或相近的。张先生说吾人是先活下来，然后才去找寻意义与价值，而不是先有意义与价值，吾人才活下来，可说是与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根本命题，完全一致。张先生这样的道德哲学与人生观，又是在相对独立封闭的环境里，和西方存在主义同时建立、发展起来的。张先生的《人生观ABC》出版于1928年7月、《新哲学论丛》出版于1929年8月， 差不多与M.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 ）的《存在与时间》（1927）同时；张先生的《道德哲学》一书出版于1931年1月、 《新伦理学》出版于1935年以前，要早于让·保尔·萨特（J.-P.Sartre,1905—1980 ）《存在与虚无》（1943 ）、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两书的出版。差别只在张先生所走的路，是“理性主义”的路，而存在主义所走的路，是“非理性主义”的路；当存在主义在西方宣布“知”不能解决人生苦难时，张先生在东方，正试图用“知”去解决人生的苦难。
二
张东荪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化，有极重要、极宝贵的贡献。这种贡献，从大的方面说，有三项：（a）在20世纪的中国， 张先生第一个给中国哲学，贡献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b）在中国哲学史上，张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给中国哲学，贡献了一个“以知识论居先为方法”的全新的方法论；（c）在20世纪的中国， 张先生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水准，提升到可与西方大哲平等地、建设性地对话的新高度、新境界。
第一项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张先生的哲学体系，是极完整的体系，由知识论而宇宙架构论，由知识论而道德观、人生观，由知识论而逻辑观、名学观，由知识论而中国哲学观、中西哲学比较观，由知识论而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没有哪一个哲学体系，像他的体系那样，把一种观念贯彻得如此彻底。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又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体系，梁漱溟先生的“新儒学”、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学”、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贺麟先生的“新心学”，以及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等，都是在张先生的哲学之后，建立起来的。
第二项贡献更有目共睹。以知识性居先、以知识论为最高、以知识论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不仅在几千年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不仅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哲学中没有，而且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哲学中，还是没有。“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methodological epistemologilism）的贡献，“以知识论居首为方法”的方法的贡献，不仅是张先生过去的贡献、现在的贡献，还有可能是张先生将来的贡献。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哲学家中，没有“以知识论居首为方法”者自不待言；就是在张先生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中，也没有一位是“以知识论居首为方法”的。许多“哲学家”似乎都没能重视张先生贡献的意义，而将其发扬光大，以补中国哲学之本体（价值在先的“独断论”的偏失。顺着张先生的方法走下去，本来有望摆脱中国哲学几千年的“独断”传统。只可惜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依然继续沿用中国哲学的老传统，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样建立的哲学体系，皆难摆脱“独断论”的窠臼。
第三项贡献亦是显而易见。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能够通过研究西方哲学而对西方哲学有贡献的，恐怕只有张先生一人；能够以中国人身份，在西方哲学家极熟悉的知识论领域，提出被西方哲学家经常引用的知识论观点的，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恐怕也只有张先生一人。张先生的许多哲学观点，不仅和西方哲学家同步，而且还在许多重要方面，稍稍领先于西方哲学家，如“架构论”之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知识多元说”之于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知识解释说”之于波普尔（Karl Popper,1902—），人生观之于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等等，这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也是罕见的。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提升到能与西方当代哲学平等地、建设性地对话的水平，更是难上加难，但张先生做到了。张先生的哲学成就，绝不在同时代中国其他哲学大师之下。
第一项贡献确定了张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地位；第二项贡献确定了张先生在整个中国哲学中的地位；第三项贡献确定了张先生在西方哲学以及在中国哲学之现代化中的地位。
三
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从具体哲学理论方面，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这就是：1.张先生在经验论与实在论占主导地位的近现代中国哲学界，独立地打起“观念论”与“理性论”的旗帜；2.张先生在“本体论居先”、“为何在先”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哲学界，独立地打起“知识论居先”、“‘是何’在先”的旗帜；3.张先生在向不注重知识问题的中国哲学界，第一个勇敢地建立起独立而自足的知识论系统。
也许有很多人以为，近现代中国哲学并不是以经验论占主导地位。笔者以为此话诚有一定道理，因为纯粹的经验论，就如同纯粹的理性论一样，根本上就不存在。就连张先生本人，也是试图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取一中道。但完全的中道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欲取中道的人，不是偏向经验论，就是偏向理性论，不可能彻底“居中”。笔者说近现代中国哲学以经验论为主导，也只是后面这个意思：就是并非指近现代中国哲学是以纯粹经验论为主导，而只是以“偏向经验论”为主导。平心而论，在近现代中国哲学家中，没有谁会公开承认自己是纯粹的经验论者，甚至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自己是“偏向经验论”者，而只承认自己是“经验与理性并重”。
张先生的贡献，不在他采取纯粹理性论的立场，也不在他试图在经验论与理性论之间取一中道，而在他自觉采取了“偏向理性论”的立场。我曾在《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洪叶文化公司，1995.12 ）一书里，把张先生的这一立场，称为“负限原则”。就是说，张先生认为，“条理”、“法式（法则）”诚有经验上的根据，但却不能以经验为根据；经验对于条理法式有意义，但却只有一个负面的意义，即从负面给条理法式以限制，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条理、秩序与知识是“由于经验而不成于经验”，换言之，吾人只能做到不求“倚靠”经验，只求与经验不“相背”这一点。此种“经验对于条理的负面限制原则”即“负限原则”的提出，表明张先生向经验论作了让步，但却依然固守理性论的立场，而只给经验论一个负面的意义。在近现代中国哲学家中，坚持“偏向理性论”立场的，恐怕只有张先生一人。
第二项贡献似乎无须多说。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一直采取“‘为何’在先”的态度，20世纪中国哲学一直采取“本体论在先”的态度，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不以本体论居先，不以知识论迁就本体论、不以宇宙观迁就本体论、不以人生观迁就本体论的人，是没有的。只有张先生，独自一人，勇敢地站出来，为知识论呐喊。他以知识论的研究结果为依据，彻底避免了这些学说常常带有的“独断性”；他用“是何在先”的立场，彻底纠正了传统哲学只问“为何”、只问“如何”、不问“是何”的偏枯，从而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传统哲学没有系统的知识论，自不待言。20世纪中国哲学始出现系统而独立的知识论，其中张先生的知识论系统不仅最为早出，而且从自足性和独立性的程序上来看，也在其他知识论系统之上。
四
单从知识论而言，张东荪的贡献也可以有三项，这就是：1.为中国哲学知识论贡献了“内在关系说”，2.为中国哲学知识论贡献了“间接呈现说”，3.为中国哲学知识论贡献了“非写真说”。
“内在关系说”认为，“外在关系”诚然是存在的，如弓与箭的关系，但吾人决不能用“外在关系”去解释知识关系，决不能说“我认识这个东西”是一种在外的关系；认为能所一旦发生关系，则一关系者必影响另一关系者，并互相使对方的面貌与性质，发生改变；知识是内外和合的产物，进入知识关系的“外物”不可能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物，进入知识关系的世界不可能再是“纯粹自然”的世界。
“内在关系说”（theory of internal relation ）本是英国哲人布拉德雷（F.H.Bradley,1846—1924）提出来的。他基于新唯心论立场，以为“一切关系都是内在关系”。笔者谓“内在关系说”是张先生的贡献，不是谓此一主张为张先生所首倡，只是谓：（a ）张先生把“内在关系说”引进中国哲学中来，使它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b ）张先生在中国第一个用“内在关系”解释知识关系，改变了中国哲学几千年的传统。笔者谓“内在关系说”是张先生的贡献，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为它是金岳霖先生知识论之外的另一派；金岳霖先生不仅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罗素（B.Russell,1872—1970）“一切关系都是外在关系”的主张，而且彻底地、坚定地以为知识关系只能是“外在关系”。
“间接呈现说”以为，能所内外之交接、会合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其间隔有设准、概念、感相等中介；能知不是白板，不是明镜，不是静水，而是带有始式（初始格式）、设准等层层结构；所知亦不能“客观独在”，所知的“在”是吾人知识以内的在，是无论如何离不了能知的在；吾人与其无端假定一个独在的秘知，不如放弃此一假定，而直认透入到能知之内的世界，就是本来的世界，直认介入于知识层面的宇宙，就是本来的宇宙；更有甚者，能所内外之间起“隔阂”作用的感相、知觉、概念、设准等“知识诸元”，相互间同样亦是不能同一、不能还原、不能归并，因而“相互隔离”的。
笔者谓“间接呈现说”是张先生的贡献，只因为中国哲学知识论领域，一直是“直观说”（能所合一）与“直知对象说”（能所的性质相似或关系一致）的天下，张先生打破这一“千年格局”。笔者谓“间接呈现说”是张先生的贡献，还是相对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而言的。金岳霖先生全盘接受了摩尔（G.E.Moore,1873—1958）的“直知对象论”（theory of immediate object）主张，及其“捍卫常识”的立场，认为知识关系不会损害对象的“客观性”，知识可以达到一个“客观内容”；认为能所、内外之间没有、也不需要“中间媒介”，认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顿现”的与“直接”的。张先生的主张与金岳霖先生的主张，相互间立于一个正相反对的位置。
“非写真说”以为吾人之知识，不是“临摹”或“拓写”，而只是一种“解释”（interpretation）；以为知识之本性，无非是建立设准于当前、所与或造成者之所得；以为感觉与其背后的刺激在性质上大不相同，感觉上所现的都不是真有其物，故感觉决不是“所与”，决不是解释的材料，而就是解释本身；以为知觉亦不是简单地“摹写”感觉，知觉在把感觉配入全境时，同时亦插入了意谓（meaning）， 故知觉亦是对感觉的解释；以为要领虽由知觉而来，但其形成时却又明显地添加了知觉中原本没有的新内容，故概念亦不是对知觉的“摹写”，而是基于知觉的一种“解释”；以为外在者或“外物”是什么，完全取决于物理学或形而上学的解释，它根本上只是一个“解释的结果”，而并非实有其物。总之，“非写真说”以为，人类知识本质上只是一个“解释”，一个“构造”，一个“造成者”，一个“多重的和合产品”；以为吾人认识世界，不是去“摹写”世界，而是以吾人自己为背景去“解释”世界；以为世界只是吾人的世界，宇宙只是吾人的宇宙，吾人不可能求一个世界于吾人的知识之外，吾人亦不可能求一个宇宙于吾人的知识之外。
“非写真说”（non-opprehensional theory ）是张先生从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笔者谓此一学说是张先生的贡献，不是谓他所首创，只是谓（1）张先生把它扩展了、 发展了、提升了；（2）张先生把它增补到中国哲学中， 增补到中国哲学之知识论中，从一个全新角度重新解释人类之知识。张先生用这个“非写真说”，从哲学高度、从知识论层面，对传统中国哲学中“言不尽意”的思想，作了合理的说明，并从一个方面指明了释、道两家立“无言”之教的理论根据；他用这个‘非写真说’，打通了柏拉图（Plato,427—347B.C.）以为不可能打通的“知识”与“意见”， 打通了金岳霖先生以为不可能打通的“发现”与“发明”，打通了熊十力先生以为不可能打通的“理智”与“性智”，亦打通了冯友兰先生以为不可能打通的“科学”与“形上学”、“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等等。
笔者谓“非写真说”是张先生的贡献，亦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相对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张先生的此一主张是别具一格、“特立独行”的。金岳霖先生是竭力主张“写真说”的。他以为“正觉”是外物的写真，知识是世界的写真；以为知识之成为知识，正在其“监摹”、“拓写”或“写真”了吾人周围的世界；以为正觉的呈现是“客观的呈现”，客观的呈现是“所与”，而所与正是“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总之，金先生的主张是“写实主义”的，与张先生的“非写真说”，正好相反。
总合起来，笔者对张先生哲学的评价是：正是有了张先生的工作，20世纪中国哲学有了另一种风采，只可惜，这种风彩被掩没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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