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吗？——就“马克思经济学与普遍达尔文主义是否矛盾”与杨虎涛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达尔文主义论文,特征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2)01-0120-05
杨虎涛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经济学与普遍达尔文主义相矛盾吗？”的文章（此文转载于本刊2008年第11期——编者注）。这篇论文先介绍了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霍奇逊概括的普遍达尔文主义的若干特征，以及根据这些特征霍奇逊作出的马克思经济学“非演化”的判定，杨先生对这一评断提出了质疑，并就霍奇逊提出的三个理由：马克思预设了演化的方向和目的；马克思理论中没有微观演化机制；马克思理论与达尔文理论不相容；一一给出证据，予以反驳。笔者认为杨先生的证据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因此而得出马克思经济学属演化科学的结论难免草率。本文将进一步提供相关的证据，来支持霍奇逊的判断，并对马克思经济学被误解为具演化特征的原因给予说明。
一、马克思是否预设了演化的方向和目的？
(一)对未来社会的一般性预测具有指向性
霍奇逊认为，马克思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和目的，与达尔文主义演化观不相容。杨先生提出了两个反向证据，以证明马克思经济学与演化观的相容性。第一个证据取自汤在新先生的文章，①观点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从未对未来社会作出过详细描述，而只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未来社会作出一般性的预测。杨先生显然觉得，关于未来社会的一般性预测不属于预设了演化的方向，只有对未来的细致描述才是历史决定论的。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对未来社会是详细描述还是一般性预测，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性质并无不同，马克思的一般性预测并非像神谕般模棱两可，而是指向特定的方向和目的，这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有反映。比如，他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他还提出：“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③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是一个不存在异化的社会，人类劳动的产品将不再控制它们的创造者，而是处于人类自觉的控制之下。届时，商品经济将走向消亡，人类将进入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经济将是有计划的。尽管马克思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总是把理想与现实情况分离开来，并以唯物史观来解除为未来社会提供详细蓝图的义务，但毫无疑问，他对未来社会的速写式构想具有强指向性，阅读过其作品的人们都不禁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上要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典型的进步观，而非达尔文式的无目的演化观。其实，指出马克思作品为进步观念、目的论所笼罩的学者为数众多，并且不拘派系，如凡勃伦、波普尔、熊彼特等等都持此种观点。或许选择熊彼特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会更有说服力些，毕竟熊彼特的学说和主张多少带有亲社会主义的色彩。熊彼特称马克思为先知，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属于“允许在人世间建立天堂的宗派”，这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无方向漂移，“在一个重要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首先，对它的信徒来说，它提出体现生活意义的一套最终目标，这些目标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提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指导，那就是一个救世计划和指出人类或人类中经过挑选的一部分人可以免除的罪恶”④，像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说自己是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也称自己只是在阐明社会发展史自身的逻辑，后学们往往基于此，而把有目的的进步混淆为方向不明的进化。
(二)马克思本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不宜混为一谈
杨先生提出的第二个证明马克思经济学与演化观相容的理由，来自两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华德·谢尔曼和威廉·杜格，他们的著作《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有这样一段话：“民主社会主义建立之后，进化还会继续下去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就一般的答案而言，进化永远都不会有终点……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史前社会，因此，社会主义也就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进化时期的开始，事实上，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开始——都是将社会主义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事物。”⑤这段话非常具有迷惑性。它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建立之后的“进化”是无方向、无目的的，即进化永远没有终点，并将这种观点强加给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本人。可事实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马克思在晚年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⑥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以阶级冲突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诉求，并且带有强烈的暴力革命倾向。其后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却逐渐走向了阶级调和与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尽管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自称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已不是马克思本人所持有的立场。为适应后来环境的变化，它已经被不断地修正、改编和扩充。对马克思立场进行的最早反思来自恩格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⑦凡勃伦注意到马克思的追随者对其最初立场的偏离，指出马克思本人所持有的那种黑格尔式的浪漫思想流派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皈依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是浪漫哲学。“马克思的理论序列本质上是一个理智的序列，因而它具有目的论的特征。……也就是说，它趋向于一个目标。在达尔文的思想体系中，所寻求的以及所要归因的事实的连续性是因果连续性。这是一种盲目的累积式因果关系，它没有趋势，没有最终状况，没有完美状态”，“马克思的发展体系被刻画成一种奋斗着的、雄心勃勃的人类精神的形象，而达尔文进化的发展体系则具有一种机械过程的性质”。⑧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皈依了进化论，就反推马克思的经济学跟演化观也是相容的。
二、马克思经济学有无微观演化机制？
(一)马克思经济学存在微观构型
在霍奇逊看来，“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是一个只有宏观层次的结构和力量，而对微观机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⑨，杨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并从两个角度加以反驳。首先是马克思的体系考虑了个体的能动性，“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⑩，个体能动性的描述和分析，自然是属于微观的；其次，在对待阶级分析的看法上，认为抽象是构造模型所必需的，是在充分考虑了现实条件后才进行的简化，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具有微观机制的性质。笔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有无微观演化机制，这个问题中嵌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经济学有无微观运行机制？二是如果有微观运行机制，这个机制是演化性质的吗？如果第一个层面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那就不必再追问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反之，如果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是存在微观构型的，就要再进一步考察这个微观构型是否具有演化特征。
霍奇逊认为马克思学说只有宏观层次的结构和力量，因此两步并一步，他直接得出：马克思经济学无微观演化机制的结论。这个结论下得太仓促了些。必须承认，马克思经济学是有微观运行机制的，而且这个机制在逻辑上还很严整。它甚至在某些方面要优于其他经济学分析框架。古典和新古典学派都坚持人的利己性，认为“经济人”假设是源于人类天性，是自然造成的，这就忽视了历史特性，而马克思在分析人的行为和动机时，总是要考虑历史条件的：“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1)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入手；阐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再次资本化的过程；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财富与苦难同步增长的过程……可以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不能不承认他的体系中确有微观运行机制。
(二)马克思经济学的微观构型不具演化特征
这个微观运行机制具有演化特征吗？答案恐怕不是杨先生所坚持的那样，杨先生的两个理由其实都只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微观层面的分析和论证，却不足以说明这个微观层面是演化式的。马克思经济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情况下产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商业规律为社会仅有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与他们一样，马克思也坚信自己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构造的微观运行机制指向一个与资产阶级辩护士相反的目标，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由于构造的这个系统不是开放的，也就杜绝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他路径的可能性。马克思其实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若干渐进改革，他也承认工人命运已有所改善，“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12)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对自己的理论产生动摇，他从未梦想过资本主义会进入民主干预时代。当然，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非演化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者也固守这一原则。从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的代表们主要关心劳工立法、普选权、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等问题，这时的决议基本上还坚持着马克思的原则和立场，反对无政府主义，抵制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的倾向。1895年以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逐渐在第二国际占主导地位，他们不相信存在什么必然的转变过程，认为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向末路，马克思预见的危机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调节来解除的。他们反对实行暴力革命，认为阶级合作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是普遍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但这不能说明马克思本人也有社会进化的观念。
三、马克思理论与达尔文理论相容吗？
(一)马克思认同自然界本身没有目的，但不能将此推及人类
霍奇逊认为，尽管马克思多处表示了对达尔文理论的欣赏，但这种欣赏和借鉴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反上帝、反神创论的倾向的，而不是和达尔文一样有着进化哲学观。杨先生从三个方面予以否证。首先，是对达尔文著作的态度。杨先生认为，马克思与达尔文在演化和发展上的认识是一致的，理由之一是《资本论》的两个脚注里提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理由之二是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中有对达尔文思想的肯定性评价。先看第一个理由，《资本论》的这两个脚注。它们首次出现于1872年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第一个脚注(13)是将劳动工具的简化与动植物器官的变异相类比，说明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与用于多种用途的工具在形式上是不同的；第二个脚注较长，“……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的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14)又一次将工具的发明、改进与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变异相对照。从这两个脚注中，能发现马克思对达尔文思想确实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过很难判断他首肯的是其中唯物论的部分还是进化观的部分。不过，后一个脚注中剩余的内容可以辅助我们作出判断，“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5)这里马克思将人的行为与其他动植物活动区分开来，并没有把人看作跟其他生物一样，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再参照一下马克思的另一段文字，更能有助于看清马克思的观点，“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6)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认定自然史是不可能有目的的，基于这一点，他对达尔文的思想表示了赞许，但人类史或者说人类的行为却是有目的的，也应该是有目的的。他在1860年写给拉萨尔的那封信无疑是另一个对霍奇逊有利的佐证，马克思强调说：“达尔文的书给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自然界本身没有目的，在这个限度内马克思认同达尔文的观点，但这不意味着人类行为也是没有方向和目的的，作为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相信人类有意识的选择比无目的的自然选择要重要得多。
(二)取道第三人的学说来判断马克思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观的相容性，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众所周知，达尔文的进化论受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影响，所以霍奇逊认为凭借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厌恶，可以间接看出他对达尔文的态度，进而得出马克思的思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相容的结论。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虽然笔者同意霍奇逊的结论，即马克思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搭界，却反对以对马尔萨斯的态度为证据。1838年，达尔文一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上就认识到了其方法适于自己的研究。不适应环境者将被淘汰，适者会存活下来，这一思想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的种内竞争中去。不过，也许人们过分高估了达尔文与马尔萨斯之间的共同性，对于生存法则是否适于人类，似乎达尔文多少是持保留态度的。1844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的基础稿》第二章中名为“自然选择方法”一节，谈到用道德约束力，可以抑制人口增长，而未必像马尔萨斯说的那样一定要借助饥饿、瘟疫和战争。或许是因为与动植物演化关系不大，后来的《物种起源》中删除了这一内容。(17)由此看来，尽管马尔萨斯的书启发了达尔文，但研究领域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随意跨越这个界限会有违作者的本意。基于这一点，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达尔文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表现出极为厌恶的态度。马克思的人口过剩是社会生产条件造成的，而在马尔萨斯处，人口问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杨先生以为二者的差异极小，小到不影响作出马克思与马尔萨斯同为进化论者的判断。在笔者看来，二者有天壤之别，马克思理论中，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选择者，自然要为人而存在，通过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自然将更合于人的目的，而在马尔萨斯眼里，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受动的被选择者。还有一桩更有意思的事情，细心的马克思发现达尔文的工作实际上反驳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而不像达尔文自己以为的那样——只是从中获取了灵感和洞察力，并将该方法用在自己的领域。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重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18)达尔文显然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就会破坏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繁殖按几何级数而动植物却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立论。无论怎样，判断马克思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观一致与否，而取道第三方的学说来加以猜测，恐怕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不会有助于得出结论。
其实，马克思与达尔文在方法论等方面有密切联系这种提法由来已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鲍尔教授曾详细考证过这一误解的形成过程。(19)误解最早开始于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0)，这篇讲话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上。5年以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又一次把他们两个人的贡献相比较。而恩格斯1895年在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是把人类史做了达尔文式的解释的。鉴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友谊，和他们相似的政见，人们常常不是把他们当作两个独立的个人，而是视之为一体，恩格斯的观点既然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合，人们想当然地就会以为，马克思的思想也与进化论相容，这使得误解越传越远。在意大利，1892年图抗蒂把马克思称作“社会科学的达尔文”；在俄国，列宁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对马克思和达尔文作了比较；在英国，1897年马克思的女婿埃夫林撰有《查尔斯·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一种比较》；同类的作者还有布赫纳、魏特曼、考茨基等等，他们都深信，马克思的方法和意图与达尔文进化论相类同，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人类史就是自然史的一个分支，社会发展要借助“自然选择”来完成，但是很遗憾，这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三)马克思经济学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而非个体与环境的互动
还应该提及的一点，是关于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认识。霍奇逊认为马克思的发展，动力来自系统内部，而达尔文的物种进化是必须借助个体和外部环境互动的。杨先生试图证明马克思没有忽视外部环境，而引证了熊彼特的文字：“马克思的综合的理论体系包括了所有那些历史事件，比如战争、革命、法律的变化以及那些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特征之一就是把这些历史时间和社会制度本身纳入经济分析过程，或者说，就是不仅把他们作为数据，而且把他们作为变量。”“这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劳工运动以及其他任何特殊现象，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化，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民族和政治党派，所有这些都可以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的领域内。”(21)这段话确实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典型特征，他构造的社会—经济系统不是只靠若干抽象概念的演绎，这个系统中保留了丰富的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历史信息，马克思“在一流经济学家中是第一个懂得并系统地教授经济学理论如何进入历史分析、历史的叙述怎样转变为历史论证”(22)的人。不过，无论如何使用那些已发生事件的材料，它都仅构成社会进化的一个方面。一个系统的进化既依赖于系统本身的历史，也依赖于系统所处的现实环境，杨先生此处是误把系统的历史当作了系统所处的环境。由于预设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马克思的系统注定是封闭的，而达尔文的演化系统却是开放的，方向不确定的。
如杨先生所言，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确不会因被贴上了演化经济学或者是非演化经济学的标签，就会相应增辉或者失色。抬升或贬抑某种理论，也不是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之所以进行细致的区分和归类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出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性，它特有的魅力，以及去发现该理论后来的延伸和经历的变化。笔者相信，这一工作对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环境下的继承和创新会有助益。
注释：
①汤在新：《澄清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载《南方经济》2005年第2期。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④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45页，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⑤霍华德·谢尔曼，威廉·杜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第183页，张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⑧凡勃伦：《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见《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第325页，张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⑨杨虎涛：《马克思经济学与普遍达尔文主义相矛盾吗》，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11)(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14)(15)(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9、409、409-410、202页。
(17)李华芳：《达尔文的遗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c1df701000c8v.html
(18)这封马克思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没有收录，转引自：科恩《科学中的革命》，第433页，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9)鲍尔：《马克思和达尔文：一种重新考虑》，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12期。
(20)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22)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第45、42页，韩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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