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市场开放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基于粮食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价格论文,中国论文,粮食论文,效应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价格波动对广大生产者、消费者乃至社会稳定等都具有重要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价格经历了多次大幅波动,“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现象时有发生。纵观经济发展历史,世界各国政府都将稳定粮食价格作为保障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粮食储备、价格管控以及关税调节)稳定粮食价格,这些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极大重视(Newbery and Stigltiz,1981)。近年来,世界范围的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粮食价格稳定政策的关注。其实,保持粮食价格稳定一直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众多学者长期研究的主题之一。 按照加入WTO的协议,中国在实行关税减让、取消非关税壁垒的基础上,逐渐放宽了粮食进口的数量限制。随着粮食进口门槛逐渐降低,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规模快速增长,粮食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加入WTO以来,中国大豆、玉米和大米等主要粮食品种的进口规模均显著增长。2000-2013年,大豆进口量从1325万吨持续增加到6338万吨,稻谷和大米进口量从24万吨增加到227万吨,小麦进口量从88万吨持续增加到554万吨;在此期间,中国也由玉米净出口国逐渐转变为玉米净进口国,2013年玉米进口量达到327万吨①。 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粮食进口规模快速增长,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也逐渐增强,尤其是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国际粮食市场行情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粮食价格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国际市场利用与风险防控的平衡,这需要清楚认识中国粮食价格波动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之间的传递机制。在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国际粮食价格变化对中国粮食价格影响很小;而在粮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下,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则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中国粮食市场上来。 本文从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4个粮食品种的价格数据入手,分别讨论其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进而结合这4个粮食品种市场开放度的差异来讨论其影响效果和溢出效应的差异。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粮食价格波动的研究起步较早,例如Samuelson(1971)、Wright and Williams(1982)、Deaton and Laroque(1992)的研究。大量学者在粮食价格波动特性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市场之间粮食价格传导的作用、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展开了深入研究。Shively(1996)通过建立ARCH模型研究了加纳的玉米价格波动。他将玉米产量、汇率和过去的玉米价格作为解释变量,发现玉米价格波动存在波动聚类现象。Buguk et al.(2003)通过建立EGARCH模型分析了水产品与谷物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明显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Balcombe(2011)采用时变随机参数模型对不同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产品价格波动会通过各种途径(例如通过汇率、利率)传递到其他产品市场,进而印证了不同产品市场之间存在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Serra and Gil(2013)通过半参数回归方法分析了玉米价格与生物乙醇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发现这两个产品价格波动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溢出效应。 国内学界对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具有“大国效应”,即中国是否掌握国际粮食市场的定价权。控制了国际粮食定价权意味着国内粮食价格波动会传递到其他市场。何树全、高旻(2014)对4种主要粮食品种国内和国际价格分别建立了VAR模型,发现中国在大豆市场上存在“大国效应”,但在小麦和玉米市场上则不存在“大国效应”。而马述忠、王军(2012)通过市场定价模型分析认为,中国在大豆进口上不存在市场势力,“大国效应”并未显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粮食垄断资本对全球大豆产业链的控制较强,而国内大豆生产成本偏高,大豆企业数量多但集中度较低,大豆采购体系分散。 国内学者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相互影响也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苗珊珊、陆迁(2012)通过协整分析和VECM模型讨论了中国大米价格与国际大米价格的关系,发现中国大米价格与国际大米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际大米价格波动通过外贸和期货两条渠道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产生影响。高帆、龚芳(2012)也发现,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同向波动关系,国际粮食价格通过贸易传导与信息诱发影响国内粮食价格。王孝松、谢申祥(2012)的研究得出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但各种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对相同产品国际价格的反应程度则存在较大差异,国际贸易在中国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农产品市场间的“高度整合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者在讨论中国粮食价格波动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相互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协整分析法、方差分析法、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等,但这些方法无法分离出不同市场之间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本文拟在考虑中国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市场开放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讨论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关系,并进一步采用BEKK模型分析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BEKK模型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单一市场的价格波动,也可以用来分析某一市场对其他市场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所以,所得出结论会更加全面。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分析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若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动态行为;若不存在协整关系,则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析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动态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Engle and Kroner(1995)提出的BEKK模型(Baba-Engle-Kraft-Kroner GARCH Model,简称“BEKK模型”)②分析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③。BEKK模型的形式如下: (2)式和(3)式中,表示第t期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用中国粮食价格方差表示;表示第t期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用国际粮食价格方差表示;为第t期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协方差。为VECM或VAR模型中的滞后一阶残差矩阵变量,为VECM或VAR模型中的滞后二阶残差矩阵变量。如果协方差的滞后项对价格方差影响显著,则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价格波动存在溢出效应。 (二)数据说明 中国不同粮食品种市场的开放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大豆市场最先开放,大米、小麦和玉米市场随后逐渐开放,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用于比较分析的样本。本文研究对象为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4个粮食品种④,所使用的数据是4个粮食品种的国内和国际月度价格,时间范围是2002年1月~2012年12月。其中,国际粮食价格数据分别是泰国100%B级大米价格、美国二号硬红冬小麦价格、阿根廷玉米价格和美国一号黄大豆价格⑤。中国粮食价格数据则分别选取晚籼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市场价格数据⑥。国际粮食价格数据来源于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⑦,中国粮食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汇易饲料咨询网⑧。在后文的分析中,本文分别对中国粮食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的介绍详见表1。 中国粮食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在所选样本期内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各个粮食品种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峰度均小于3,说明它们不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基本符合正态分布。JB正态性检验结果也证实了粮食价格接近正态分布,满足BEKK模型的假设条件。 四、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RATS7.1软件对所选变量进行平稳性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中国粮食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据此可以认为,各个粮食价格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即I(1)。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判断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4个检验在5%的水平上均不能拒绝协整秩为0的原假设,说明中国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从检验值来看,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的迹统计量存在明显递增的趋势,而且大豆价格的迹统计量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 上述迹统计量在4个粮食品种间的差异与不同粮食品种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相吻合。从不同粮食品种的市场开放进程来看,中国大豆市场开放最早且开放程度最高。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就首先开放了大豆市场,在主要粮食品种的进口中,大豆进口规模最大;中华粮网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大豆进口量占中国大豆消费总量的比例已经达到80%以上。中国玉米进口近年来也快速增长,从2010年起,玉米进口规模出现了快速增长,中国从玉米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这使得国内外玉米市场的联动性日益增强。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以大米和小麦为代表的口粮安全,特别注重加强对大米和小麦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大豆市场相比,中国大米和小麦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对于开放程度较高的大豆市场来说,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协整程度较强。而对于开放程度较低的其他粮食品种市场来说,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管制效率可能较高,从而可能使得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弱。这一结论与现有研究(例如仰炬等,2008)的结论基本吻合。 (二)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相互影响的VAR模型检验 由于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的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且考虑到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为I(1)过程,故本文采用VAR模型分析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VAR模型设定如下: (5)式中,分别代表第t期中国粮食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对数的一阶差分⑩,q代表滞后阶数,表示常数项,表示中国粮食价格波动滞后项对本期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表示国际粮食价格波动滞后项对本期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表示中国粮食价格波动滞后项对本期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表示国际粮食价格波动滞后项对本期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ε为随机扰动变量。根据(5)式估计VAR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中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大米价格波动与国际大米价格波动相互影响不显著,中国大米价格波动和国际大米价格波动的滞后项均不会给对方当期价格产生显著影响。中国小麦价格波动与国际小麦价格波动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是,其影响效果均存在较强的滞后性。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对国内玉米价格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水平显著,而中国玉米价格波动对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影响不显著。国际大豆价格波动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变量对中国大豆价格波动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国大豆价格波动对国际大豆价格波动影响不显著。 中国粮食价格波动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相互影响在上述4个品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对不同粮食品种市场调控的程度存在差异。在粮食市场化进程中,中国逐渐加大了对大米和小麦等主粮品种市场的调控力度,各级政府实施了多种政策来稳定国内生产,制定了系统的粮食市场波动调节政策。这使政府对大米和小麦市场具有较强的调控能力,极大地稳定了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从而使得中国大米、小麦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对较弱。而对大豆和玉米来说,虽然政府也不断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其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但是,由于中国缺乏国际市场上大豆和玉米的定价权,在中国大豆和玉米进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国际大豆和玉米价格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较强,而中国大豆和玉米价格对国际粮食价格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表6进一步报告了4个粮食品种国内价格波动与国际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中国大米价格波动与国际大米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均不显著,即它们互不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国小麦价格波动与国际小麦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0%的水平上显著,互为格兰杰原因。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对中国玉米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中国玉米价格波动对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并不显著。国际大豆价格波动对中国大豆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1%水平显著,而中国大豆价格波动对国际大豆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不显著。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与VAR模型估计结果基本吻合,进一步说明粮食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强化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关联性。 (三)国际粮食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BEKK模型分析 根据以上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BEKK模型进一步分解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根据(1)式分别对4个粮食品种估计BEKK模型,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估计过程中,本文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和迭代法获得收敛次数。其中,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BEKK模型分别收敛于第37次、第45次、第61次和第70次迭代。BEKK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时变性(矩阵A)和持久性(矩阵B),但是,中国与国际不同粮食品种价格波动的时变性和持久性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体现为协方差项对方差项的影响。根据(2)式和(3)式得到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方程,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除大米外,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溢出效应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与国际大米价格波动影响来看,协方差项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影响不显著,协方差项对国际大米价格波动也影响显著,说明国际大米价格波动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不存在溢出效应,中国大米价格波动对国际大米价格波动具有溢出效应。中国与国际小麦价格波动影响来看,协方差项对中国小麦价格波动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国际小麦价格波动则表现为正向影响,这说明中国小麦价格波动与国际小麦价格波动存在方向相反的双向溢出效应。相比之下,对玉米和大豆而言,协方差项对国内玉米和大豆价格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际价格波动则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中国玉米和大豆价格波动与国际价格波动存在与小麦情形相反的双向溢出效应。 4个粮食品种国内与国际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这需要从中国粮食市场调控能力、粮食贸易格局与国际粮食定价权等方面来理解。正如许多学者所论证的,国际贸易是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相互影响的重要渠道(苗珊珊、陆迁,2012;高帆、龚芳,2012;王孝松、谢申祥,2012)。近十多年来,中国粮食进口规模快速增长,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也随之逐渐增强。对于大米市场来说,虽然中国大米进口占国内消费总量比重较低,但中国是东南亚国家大米出口的重要对象,由此中国大米价格波动对国际大米价格波动产生了较强的正向影响。对于其他品种粮食进口来说,中国粮食进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缺乏粮食定价权,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被少数跨国粮商所掌控,尤其是小麦、玉米和大豆,其主要出口国是美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在定价权和贸易渠道的双重作用下,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影响较强,从而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从中国粮食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对于大米和小麦市场,中国建立了系统高效的价格“托低平高”调控体系,当国际粮食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时,中国政府会及时启动粮食市场调控预案,减缓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起到了信息传递作用,使得中国粮食价格出现逆向波动。 五、研究结论 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增强,粮食进口规模快速增长,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和国际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月度价格数据,分析了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的联动关系,并重点讨论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未表现出显著的协整关系,但是,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开放程度提高,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协整程度逐渐增强。对于开放程度较高的大豆来说,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协整程度明显高于大米、小麦和玉米。 第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国际大米价格波动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影响不显著,国际小麦价格波动对中国小麦价格波动影响显著,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和大豆价格波动对中国玉米价格波动和大豆价格波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除小麦以外,中国大米、玉米与大豆价格波动对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影响均不显著。此外,中国大米价格波动与国际大米价格波动互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国小麦价格波动与国际小麦价格波动互为格兰杰原因,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和大豆价格波动是中国玉米价格波动和大豆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伴随粮食市场开放程度提高,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关联性会逐渐增强,对于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大豆市场,国际价格波动均对国内大豆价格波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国内价格波动对国际市场影响却不显著,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对国际粮价定价权的缺失。 第三,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粮食市场开放会强化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除大米外的其他粮食品种,其国际价格波动均对国内价格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存在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在不同品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波动与国际价格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这说明,粮食市场开放会强化中国粮食价格波动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 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明显增强。对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大豆和玉米来说,在进口规模难以降低情况下,获取其国际定价权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政府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粮食市场的价格调控体系及风险防控体系,规避国际粮食市场剧烈波动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2014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Engle and Kroner(1995)。 ③首先,估计VECM或VAR模型,获得残差项、方差和协方差等数据;然后,根据残差项、方差和协方差等数据估计BEKK模型,从而获得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 ④国际上,“粮食”主要指谷物,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在中国,“粮食”则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其中,关注度最高的4个品种分别是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 ⑤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国际粮食贸易格局,选取国际粮食价格数据。考虑到南美国家是国际粮食贸易中的重要出口国,也逐渐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进口来源国,本文选取阿根廷玉米价格数据作为国际玉米价格进行分析。 ⑥国内大豆和美国一号黄大豆存在品种差异,这可能是本文分析的一个局限所在。 ⑦布瑞克农业数据库:http://www.chinabric.com。 ⑧中国汇易饲料咨询网:http://www.chinajci.com。 ⑨中华粮网:http://www.cngrain.com。 ⑩粮食价格对数的差分可以近似等于粮食价格变化率。中国粮食市场开放与国际粮价波动&基于粮价波动溢出效应的分析_玉米期货论文
中国粮食市场开放与国际粮价波动&基于粮价波动溢出效应的分析_玉米期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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