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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世界闻名的女政论家沃德(B·Word)以国族主义分析当时的中苏两大共产巨人时，曾大体预测苏联将因国内的民族问题而瓦解，而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之间的文化相互渗透，加上广土众民，所以她不无惊讶地说：“中国本质上毕竟是一个辽阔而统一的国家。”
中华民族这通称的来历
30多年，1959年，正当苏联鼎盛时期，一位外国评论家预测苏联这个大国将因民族问题而瓦解，而中国的统一则是不可破坏的。现在看来，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惊人的正确预言！
我想，这位评论家对于苏联这个大国必然瓦解是根据世界历史上有过的一种经验分析。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个大帝国。首先是公元前30年建立的罗马奴隶制帝国，它囊括地中海沿岸各国，文化也比较发达，但是这个大帝国到公元4世纪后（基督教开始形成之际）即告瓦解，为时500年。其后是土耳其人于13世纪末开始建立的奥斯曼军事封建大帝国，它灭东罗马帝国，先后占领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16世纪时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这个大帝国到17世纪后逐渐衰落，19世纪初这个帝国完全消失，土耳其本身成为共和国。这个帝国前后也不过500年。然后是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形成的俄罗斯帝国，它包括50多个民族，俄罗斯人占4/5，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十月革命后并入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这就是苏联。苏联这个大国到20世纪90年代初也瓦解了。从18世纪初沙皇建立帝国，到20世纪末苏联瓦解，这个大国存在于世的时间也不过300年。此外，还出现过一个奥匈帝国，它建立于1867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不过半个世纪，其后分裂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
以上诸帝国的瓦解，各民族、国家的分立，大抵皆由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所导致（罗马帝国也因异族入侵），也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15、6世纪后更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资本主义时代是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并强调国家主权的时代，有的民族即使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也分立为不同的国家。而最近苏联的瓦解，像大家看到的，归根到底是由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压迫和强制同化政策所造成的。
同以上几个立国最长不过500年的帝国比较起来，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自公元前秦朝统一中国（比罗马帝国的成立要早两个世纪）起立国长达2200多年，而这个国家又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合多元化为一体，通称中华民族。为什么中华民族会有如此强大的统一和凝聚力，那位女评论家除了表示惊讶以外，似乎觉得有些不可理解，这也难怪，因为她毕竟不是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中国的历史，她能作出上述的预言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为何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它究竟有没有瓦解的可能性？这个令人充满疑惑的问题尚有待于我们自己来探索和回答。
华族历数千年方成一体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大阶段来考察：一个是古代的中华民族，一个是近现代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发展可说是得天独厚。它是世界上最早跨入农业文明时代的。从公元前数世纪直到16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而公元前西方除希腊、巴比伦、罗马等少数地区以外其它尚属未开化地区，俄国更是迟至18世纪才形成帝国。所以中国的广土众民，在整个古代，可说是外无强敌，封锁式的大陆版图的自成“天下”。在这个版图之内，从远古时期起，无数散处辽阔土地上的不同氏族、部落、族群，像大自然中无数沙石一样经风雨冲击洗刷，彼此互相冲撞、争夺、离散、聚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数千年才形成以汉族为中心的几十个民族的共同体。其中，汉族（汉朝以后的称呼）即古之所谓炎黄族或华夏族，其所以能够成为最大的居中心地位的民族，是因为他们生息在中原大河大江流域，得天时地利之助，容易生长繁殖，因此率先进入农耕社会，有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有较先进的文化。而汉族本身也是在不断吸收其他不同族群逐渐融合而成的，尤其是在殷商向东南扩展、姬周由西向东（直达于海）的迁徙过程中，历时至少有三、四千年之久。其他周围族群因中原富饶，物产丰富，也不断进入中原地带进行掠夺，或占领土地杂居，或企图入主中原。这样，就演出了世界历史上仅有的、历史最悠久也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民族交融的悲壮剧。
总的来看，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交融舆凝聚，最初自然由于地处中原的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其礼仪文化的吸引力。汉文化，包括它很早形成的宗法礼教制度，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它吸引着其他族群的生活和文化，彼此互相交融渗透。稍为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友人也都知道中国人是“尚文”的，即着重以文明舆文化使邻国异族臣服，虽也使用武力，但与其他帝国相比，露骨的黩武主义要薄弱得多。所以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是文明、文化的概念，而不是血统、种族或政治的概念。所谓“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之；中国而无德，则夷狄之。（康有为注《论语·子罕》）中国与上述曾存在过的诸帝国相比，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
华族大融合主要有三次
中国境内的民族大融合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至秦。如《左传》所说的“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齐桓并国三十，启地千里”。这些大概是属于征服性的。至秦统一中国，西到甘肃、四川、南至云南、广西，北抵阴山，东北延至辽东，已成泱泱大国，是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因此，祖龙虽暴，其功不减。继秦而起的汉，不仅疆土更为扩大，西通西域，南达岭南，北征匈奴（至此匈奴一部分降于汉，一部分西达欧洲直至罗马），特别在文化上，此时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已集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晋文化、巴蜀文化、乃至岭南文化的精华而统一之，其对其他族群的影响力更为增强。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大乱，晋室南渡，“五胡乱华”。所谓“五胡乱华”，就是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鲜卑人，入主中原，自立政权。其鼎盛时期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这时，也有不少汉族的世家大族为避中原战乱而进入河西走廊，抵达少数民族地区，这也是一种胡汉交融。接着隋唐统一。唐宗室多是汉化了的“胡人”，属鲜卑血统的居多。唐太宗的母新长孙皇后及其兄长长孙无忌（唐宰相）都是鲜卑人。据统计，唐朝的宰相有二十多位是“胡人”。手提兵权的“胡人”就更多了，安禄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其本身又是民族融合的继续。特别唐时期是中国各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因而使中国文化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包括出现了汉化的佛教），不但影响国内各民族，唐文化并远播日本与朝鲜等地，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首先是北方蒙古族崛起，灭契丹（辽）、西夏等而后亡宋。蒙古族因与汉文化格格不入，所以统治中国时间不长（不满百年）另一少数民族满族就不同了，这个民族在入关前就热衷于汉的礼教文化及统治秩序，提倡忠孝仁义，入主中国后更迅速认同汉文化，所以其统治时间长达200多年，最后满汉两族基本上融为一体。这两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无疑是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的重要的时期。
这里要提一下藏族即吐蕃族。西藏虽远处西陲，交通阻隔，但这个民族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进入中原一部分地区——川北、甘南及青海，长期建立地方政权。唐采取和蕃政策（至今四川的松潘仍称为和亲城），汉文化也随之远播西藏。元朝进入西藏，正式划西藏为中国一行省，属中央政府管辖，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了。（南北朝以来藏族进入中原四川、甘肃、青海之一部建立地方政权现仍是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如今皆为藏族自治州。四川著名的风景区——九寨沟、黄庵寺等就在藏族自治州内。）
中国版图基本上属大陆，但拥有广大的领海，西沙、南沙群岛在内。临大陆东南部则有若干岛屿，较大者为台湾、海南两宝岛，这是中国的两个宾岛。这两岛就其居民成份说，不过是福建、广东两省的延伸，既同种又同文。但台湾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清廷割让给日本，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回归中国，日本统治台湾达半个世纪之久。日本统治期间，台湾人民掀起绵延不绝的反日民族斗争，前仆后继。台湾光复一周年时，台湾各界组织致敬团回祖国祭黄陵，祭文中有“特从万里海外，飞归我中国华民族发祥地故土秦陇之郊”句，感人甚深。这是代表台湾全体人民欲尽快飞归祖国怀抱、溶化于中国华民族长河之中的拳拳之心。不管经过多少曲折魔难（其中不少曲折由来自日本统治时期所灌输的分离意识所引起），台湾人民（包括占台湾人口2%的“山胞”即高山族人）的这种强烈心愿是绝不会泯灭的。
近现代华族凝聚力泉源
中华民族经三、四千年的交融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其间个别朝代虽有短暂分裂，但最终归于一统，好像鬼使神差，牢不可破。外国友人对此感到惊讶，中国人自己也要加以珍视并予以细心的研究与分析，不能仅以“文化一元”一句话了事。
中国在16世纪以前无论经济、文化、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16世纪以后却落后了，而且经历了种种严重的危机，包括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乃至面临被瓜分的危机。中国弱而且穷，许多人为了谋生，离家别乡跑到外国去了。中华民族的前途究竟如何？出路安在？这是19世纪中叶起（也就是鸦片战争后）提到中国人面前来的最大最紧迫的问题。
危机使全民族充满忧患意识，危机也使全民族团结奋起，革命图强。后者是主要的。中国人败于西洋人之手，因为一时弄不清西洋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圣”，所以难免有些茫惑心情；待到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人之手，而日本一向被中国人视为区区弹丸岛国和只会在沿海打家劫舍的“倭寇”，如今居然打败中国，并且要中国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为此，中国人无不羞愧，无地自容，民族自尊心大受打击。凡是中国人，都痛心于清廷内政腐败和中国人“一盘散沙”，因此认识到非团结奋斗无以图存，于是改良之议息，革命之火起。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囊，被轻于异族”，“中国之革命乃发韧于甲午之役，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见《檀香山与中会章程》）中国人使用“民族主义”一词也就从这个时候多起来了。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对于一切被压迫被欺凌的民族，民族主义精神无疑是绝对需要的，它是一付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剂。孙中山先生在组织兴中会时提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这两句话原是朱元璋讨元檄文中的。至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先生立即提出“五族共和”，号召满人共同建设民国；民初的五色国旗也象征着包括满族在内的“五族共和”国策。这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处，也是中华民族一体这一传统的表现。当时尚未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然而不反帝根本无从建设真正的民国。当孙中山先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并于1924年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我之侵略，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的口号时，民族主义终于获得了它自身的真实内容，并从而成为全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
华族兴衰决于能否反帝
综观中国近现代史，特别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历史，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中华民族是保持统一还是走向分裂，主要取决于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采取不抵抗主义、妥协退让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呢，还是采取坚决的抵抗主义、寸土不让主义？是拱让出卖国家主权，还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如果是前者，则中华民族必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东方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将不复存在。
中国各政党、各种政治力量的成功或失败，也主要取决地这一点。一般人认为，中国国共两党斗争，国民党最后败于共产党。但是，原来力量远大于共产党的国民党为什么最后败于力量远不如自己的共产党之手，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看似乎复杂，其实并不难弄清楚。问题在于双方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国内的民族政策不同。笔者认为，以往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失：一是不遵守孙中山先生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遗教，相反，对帝国主义采取依赖、纵容的政策，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这样不但使建国失掉自力更生的基础，而且使国内的地方势力有可能依靠某种帝国主义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而得以割据一方，阻挠国家的统一；与此相反，其对手共产党则高举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二是，国民党不遵守孙中山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遗教，对少数民族采取强制同化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其提出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各少数民族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我们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亦为一个系之一个种族。”（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这就是把汉族看作是同一宗族内的大宗主，而各少数民族则是这个宗族内的分支——小宗主。这样不但无法将各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而且也使汉族本身陷于分裂，无法统一对敌。与此相反，其对手共产党则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各少数民族，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之所以避免重蹈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覆辙，顺利北上抗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帮助。也就是从长征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纠正了自己过去依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立场，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因此赢得了中国人的心，保持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如此两相比较，双方的得失胜负自见。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两党力量对比迅速变化，国共两党优劣胜负形势实际上早在抗日结束时已见分晓了。
现在中国虽然已经独立，但外国列强以各种方式阻挠中国统一和发展的图谋并未完全放弃。中国个别地区的分裂状态尚未结束（一、二个外国列强及欲利用这种形势而分裂中国领土）。因此，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任务尚未最终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保持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民族主义精神仍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不说自明的。
如今应以富强保证独立
然而，时至今日，振兴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毕竟已经转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上面去了。我们的国家伟大而又贫穷，100多年来受尽欺侮凌辱（包括海外游子在内）。国家不富强就无以保证国家的真正独立，也谈不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而今天致国家于富强发达境地的责任主要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过去几十年，当政者不爱经济爱“运动”，在建国方面专断擅行，耽于空想，因此屡屡失策，坐失发展良机，令国人痛心，也令人对社会主义颇感失望。如今总结经验教训，深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改弦更张，重定国策，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主义寻找发展新路向，十数年来成效初见。对此，国人寄于厚望。但中国这个大国，要建设起来、振兴起来确不容易。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诸多新问题接踵而来，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还有海峡两岸的关系。必须在发展中善于调整各种关系，不断检查和调整自己的政策步骤，居安思危，多方照顾。以此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才是真诚的努力而不是空谈。国人皆当以此共勉。
（港《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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