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模型的发展与应用：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文献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发展中国家，农户是最为主要的经济组织，其生产处于半自给与半商业化阶段。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除受农户自身食物需求约束，受农户本身的资源限制（劳动力和资本）外，还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干预。反过来，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决策又可对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宏观目标的实现产生很大的影响（张林秀，1996b）。
因此，对于农户来说，它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这种决策间的相关联性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传统经济学理论例如消费理论只能对随价格变化的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供给作单项评价分析，用其对农户问题进行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得利用农户模型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农户的一系列复杂行为得到发展与应用。
农户模型是用来描述农户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种与一般均衡经济理论原理相一致的经济模型。从传统意义上说，农户模型是用来分析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行为（即农户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和劳动力供给函数等）的模型，它是将农户行为的相关变量数量化。一般来说，农户模型能够用来描述和分析以下三大方面的政策问题：（1）政府的政策对农户本身利益的影响；（2）政府政策对农户以外农村其他行业（部门）的“溢出效益”作用；（3）分析农业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如价格政策对政府预算、就业以及外汇平衡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张林秀，1996a）。
二、农户模型的起源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Chayanov建立的用于分析苏联小农的模型可以说是将农户行为模型化的最早先例。他的研究主要分析俄罗斯农民对劳动力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时间分配行为。Chayanov的“有条件的均衡”理论认为：农户生产和消费等“有条件的均衡”的条件是：农户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休闲的边际效用。换句话说，农民对某项活动的劳动时间投入直到农户评价的边际非效用等于所获得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才停止。虽然Chayanov的模型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有许多不足，不能广泛用来研究现时的许多问题，但这一模型仍然是具有开创性的。此后，农户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从农户模型的发展历程看，按照对农户效用函数的假设逐渐放松过程和对农户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经济行为研究的逐步深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假定农户家庭成员具有共同效用函数的单一模型（Unitary Model）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假定农户家庭成员各自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的集体模型（Collective Model）的发展阶段（都阳，2001）。
（一）单一模型（Unitary Model） Gary Bacher（1965）在Chayanov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新农户经济学模型。他认为农户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体，在受收入、生产函数和时间的约束下，追求其效用最大化，并通过数学方法分析认为，农户实际上可把生产决策同消费决策分开，先决定最优生产问题，然后在收入极大化的前提下再决定最优消费，即所谓的可分性（separability）或迭代性（recursiveness）。
日本经济学家Nakajima（1969，1986）从技术上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且将其用于分析更大范围的问题。他的主观均衡理论认为，农户是一个农业企业、劳动力户和消费户的结合体，其行为准则是效用最大化。同时，他将传统的Hichsian和Marshalian的原理都引入到农户分析中来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均衡条件、稳定条件以及各种参数变化对农户行为影响做了系统分析。Yutopoulos & Lau（1974）将农户模型进一步拓展，用来分析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间的宏观联系。
Barnum & Squire（1979）提出了一个既包括生产者又包括消费者的完整的农户模型，他们将新家政学中的某些概念引入到农户模型中，即在农户模型中加入Z-商品（农户生产的消费品），并修改了Chayanov的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假定。Singh，Squire和Strauss（1986）进一步发展了此模型。
Pitt & Rosenzweig（1985）将农户模型进一步扩展，引入价格、健康和农户利润关系函数—健康生产函数。Iqbal（1986）在农户决策系统中引进了借贷、储蓄和投资等变量后，将农户模型扩展成包含两个生产周期的系统。也就是将农户模型由静态变为动态进行实证分析，其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将农户决策行为和效益与政府宏观政策，如贷款或利率政策等联系起来。
此外，Lopez（1986）、Taylor（1987）、Fafchamps and Sadoulet（1991）等都对单一模型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虽然单一模型依然是分析农户决策的基本理论框架，Samuelson（1956）的“一致同意”模型（consensus model）和Becker（1974，1981）的“利他主义”模型（altruist model）都为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持，这一模型也解释了大部分的农户经济行为，并且用来作大量的政策分析。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于共同效用函数的假定不断受到来自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挑战。经济学家们将博弈理论引入农户家庭内部决策，因此出现了农户家庭成员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集体模型。
（二）集体模型（Collective Model）集体模型可以分为合作博弈模型（cooperativemodel）和非合作博弈模型（noncooperative models）。而合作博弈模型又可分为两类：“离婚威胁”模型（divorce-threat model）和“分离半球”模型（separate-spheres models），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运用纳什议价理论（Nash Bargaining Theory）得到对应于各自威胁点（threatpoint）的纳什公理解，区别在于两者的威胁点含义和性质不同。非合作博弈模型（noncooperative models）继承了鲁宾斯坦运用战略性（strategic）方法建立起来的非合作议价理论，并讨论双方的保留效用在决定重复博弈解中的作用。
Marrlyn Manser & Murray Brown（1980）和Marjorie B.McElroy & Mary J.Horney（1981）最先用合作博弈模型中的纳什议价理论（Nash Bar-gaining Theory）来模拟夫妻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决定各自的效用分配：与单个居民户相比，男女双方组成家庭并进行联合生产和分工会产生较多的剩余；为了实现这些潜在的收益，形成了“婚姻”这一有约束力的合同（binding agreements）。由合同产生的剩余分配必须建立在每一个成员的利益之上，并且反映了内部协商的结果。如果双方都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那么只要某一方在分配中的效用低于他在不合作情况下的效用，一致赞同的结果就无法达成，双方均只能获得婚姻以外的效用。
Chiappori（1988，1992）将农户家庭视作一群有着不同效用函数的人，而每个人的消费和劳动供给，在面对给定的市场工资率下将达到帕雷托有效配置。他指出，尽管个人处于家庭决策可分的预算约束下，个人在分享他们联合的非工资收入以后，家庭决策仍然可以在此基础上被模型化。但是Chiappori早期的研究（1988，1992）没有重视农户家庭生产的作用，因而可能导致对有关福利结论的严重曲解。后来Apps & Rees（1993，1997）、Fortin & Lacroix（1993）、Chiappori（1995，1997）等又发展了他的工作，将农户家庭生产考虑进去，并对模型的一些具体问题给予讨论，从而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
Notburga Ott（1992）给出了一个两阶段的“离婚威胁”模型。他假定农户家庭进行两次效用分配讨价还价，由于将时间配置到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对人力资本积累将产生上述影响，这个模型的威胁点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第一个阶段劳动供给决策内生决定的。也就是说第一阶段被市场雇佣不仅带来直接的收入，而且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可交易性提高了第二阶段的威胁点，从而提高他（她）在家庭谈判中的地位，实现更高的效用分配。所以劳动供给决策在这个模型中就是一个战略变量，这意味着家庭最优时间配置不仅要最大化家庭总产出，而且要考虑个人未来的谈判能力。Miriam Beblo（2000）将这一博弈模型扩展到三个阶段，即男女双方在相遇之前的第一阶段独立地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决策。模型的结论为，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性作用，人们在第一阶段进行过度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理性的行为，这为日益上涨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现象提供了额外的一种解释。
Ravi & Lawrence（1994）运用鲁宾斯坦轮流出价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内部的决策，从而将非合作博弈战略性议价理论引入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分析。
Lundberg & Pollak（1994）提出了家庭公共品自愿供给的无限重复博弈。其基本模型为丈夫和妻子在各自的收入预算约锁下分别最大化各自贴现效用流的总和。决定他们效用水平的是独立的私人物品消费和家庭公共品消费，而后者是婚姻提供“相互依赖”的唯一体现。如果婚姻可以持续，那么这是一个无限重复非合作博弈，两人在每一期都要作出公共品贡献的数量决策，不能进行借贷或储蓄，由此产生每一个子博弈Cournot-Nash均衡。
此外，对集体模型作出贡献的还有Fong & Zhang（2001）、Blundell et al.（2001）、Donni（2001，2002，2003）、Chiappori et al.（2002）等等。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学家在农户行为研究上的日益深入，农户模型在国外许多国家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农户行为在社会、经济、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化下的不同反应，其应用范围不断由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拓宽（张林秀，1996b）。
三、农户模型的应用
（一）单一模型框架下的农户模型应用
1.可分性模型（The Separable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是指同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农户）把它的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作为两个独立的问题分开解决，即使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是同时进行的。
第一次对农户模型进行估计的经验研究是由斯坦福大学的Lau，Yotopoulos和他们的合作者（Lau，Lin & Yotopoulos，1978；Kuroda & Yotopoulos，1980；Adulavidhaya，Kuroda，Lau & Yotopoulos，1984）以及世界银行的Barnum & Squire（1979，1980）完成的。Lau，Lin & Yotopoulos（1978）利用台湾的时序数据率先对农户模型作出了开拓性研究，在农户需求方面，他们用线性支出系统（LES）或对数线性支出系统（LLES）来估计各种弹性变化和政策变量对需求的影响。在生产方面，Kurida & Yotopoulos（1978）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通过估计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推导出利润函数。Barnum & Squire（1979）构建了一个既包括生产又包括消费的完整的农户模型，并运用207户农户横截面数据对马来西亚的Muda River进行研究，发现政策变化对农户的农业产出价格、劳动工资率、家庭劳动力规模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接下来，Singh & Janakiram（1986）将农户模型应用于种植多种作物的经济环境，并在两个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农业国家（韩国、尼日利亚北部）进行对比，通过在生产决策方面采用线性规划模型方法进行估计，认为尼日利亚的农户与韩国的农户相比，对与消费有关的收入反应较敏感，而对与产出和市场供给有关的价格和土地反应则较弱。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韩国农户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较高，而尼日利亚农户的生产主要以自给为主。
Strauss（1986）在包含多个生产活动的农户模型的基础上引进了农户家庭成员对各种食物能量的摄取函数，并利用农户横截面数据对塞拉利昂农户的食物消费和热量吸收进行实证，发现价格政策对低收入、半自给农户的热量吸收特别显著。他采用二次支出系统（QES），在模型的产出供给方面采用不变转换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在投入需求方面应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对农户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在价格方面采用地区价格数据（regional price data），从而避免模型右边变量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Singh，Squire & Strauss（1986）采用完整的农户模型来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即在农户模型中包含了利润（禀赋）效应（Profit effects）。他们比较了不考虑利润效应与考虑利润效应条件下估计得出的农产品、非农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自价格弹性和对工资率的弹性，发现日本、泰国和塞拉利昂这三个国家农产品的需求自价格弹性有显著的不同，在考虑利润效应条件下，农产品的需求自价格弹性在日本由－0.87变为－0.35，泰国由－0.82变为－0.37，塞拉里昂由－0.74变为－0.66，而对于台湾、马来西亚、韩国和尼日利亚（北部）等国家或地区，不但弹性的数值发生改变，而且符号也发生改变，如台湾由－0.72变为0.22，马来西亚由－0.04变为0.38，韩国由－0.18变为0.01，尼日利亚由－0.05变为0.19。非农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自价格弹性也是如此。而它们对工资率的弹性虽然数量变化比较显著，但符号几乎都没有改变。
另外，Gronau（1973，1976，1977）、Becker & Tomes（1976）、Rosenzweig & Schultz（1982）、King & Evenson（1983）、Hardaker et al.（1985）、Pitt & Rosenzweig（1985）、Horton（1986）、Thi jssen（1988）、Deaton（1988）、Becker（1990）、Behrman et al.（1994）、Sawit & O’Brien（1995）等等均利用农户模型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进行了经验性研究。
但是以上这些应用研究基本上都是假定农户模型是可分的，这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可以分开考虑，因此在农户消费需求方面和生产供给方面可以分别采用相应的计量方法来进行估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2.可分性检验（Testsof Separation）。Benjamin（1992）的研究结果表明，印度尼西亚农户家庭结构的变化不会影响农场的劳动力需求，因此不能拒绝可分性理论。同样地，Pitt and Rosen-zweig（1986）利用同一数据，发现户主或其妻子的疾病对农场利润没有影响，同样不能拒绝可分性。
然而，经验证据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农户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是不可分的（Hans L
fgren & Sherman Robinson，1999）。Lopez（1984）利用加拿大的横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认为农户对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具有不同的偏好，因此拒绝了可分性假设。deJanvry，Fafchamps & Sadoulet（1991）对不存在市场的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如果没有市场的存在，农户不能够参与到市场中，农户的消费与生产决策是不可分的，生产依赖于消费品的价格和农户的偏好。Benjamin（1992）分析了在有限的非农就业时间的约束下，农业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可能受到阻碍，由此而产生不可分性。Deolalikar & Vijerberg（1987）、Jacoby（1992）以及Skoufias（1994）则指出了不可分性源于农户家庭劳动力不完全替代性的情形。同样，Sadoulet et al.（1996）用墨西哥农户数据进行分析，拒绝了劳动力自给自足的农户的可分性假说，并且认为农户不可分模型与劳动力进出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关。
不过，目前学术界对农户模型究竟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还存在一些争论。一般认为，农户模型可分的充分条件是各种商品的市场都存在并且是完善竞争的市场，所有商品都是同质的，农户是价格的接受者；不可分的条件是只要有一种商品的市场不存在。
3.不可分性模型（The Non-separable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即农户模型中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不能分割，必须同时考虑。
lqbal（1986）在农户决策系统中引进了借贷、储蓄和投资等变量后，将农户模型扩展成包含两个生产周期的系统，也就是说将农户模型由静态变为动态。同时，他将消费和生产综合起来考虑，一方面生产决策影响消费决策，反过来消费决策也将影响生产决策，因此他发展的农户模型是不可分的。并利用1968—1971年印度的面板数据对印度农户的借款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利率对农户的借款数量有重要影响，且影响随农户家庭规模大小而变化。
Bekele Shiferaw & Stein T.Holden（1997）建立了一个不可分的线性规划农户模型来分析农户技术水平、购买化肥的资金限制等情况的变化对埃塞俄比亚高地的小农的消费、生产和资源利用与保护决策等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Hans Lfgren & Sherman Robinson（1999）发展了一个包含交易成本和内生的market regime选择（即农户出售劳动、自给自足或雇佣劳动）的不可分的农户模型，并将其用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进行分析。同时利用非洲Sub-Saharan国家的数据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在价格增加的范围，小农对生产没有反应，其收益增加仅仅是由于工资增加使其出售的劳动价值增加；在价格低到一定幅度（At a price thresh-old），小农不再出售劳动，转而生产高价格的作物，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结果也表明了交易成本的重要性，降低交易成本将使购买价格与出售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增加农户的市场参与程度以及由于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Rozelle，Taylor & deBrauw（1999）和de-Brauw，Taylor & Rozelle（2002）建立了一个不可分的农户模型，并用中国的农户数据对其进行估计，检验了农村劳动力汇款（migrant remit-tances）将使得农户面临的市场限制变宽松的假说。同时他们发现农户劳动力流动对于农场生产、收入和作物产量有显著的负效用，而汇款对这些变量的效用则为正。
此外，农户模型也开始应用于分析一些重要的环境问题（Brush，Taylor & Bellon，1992；Bellon and Taylor，1993；George Dyer，2001；Eric M.Vandusen，2000；Meng，Brush and Taylor，1998）；信贷限制对生产的影响（Carter，1989；Gershon Feder，Lau，Lin & Xiao-Peng Luo，1990；Maqbool Sial & Carter，1996）；农户克服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信贷约束（Strauss，1986；de Janvry，Fafchamps & adoulet，1991）和风险（Finkelshtain and Chalfant，1991）的策略。
（二）单一模型与集体模型的检验 单一模型认为农户家庭的效用是共同的，这一假定后来受到理论与经验两方面的反对。Haddad & Kanbur（1990，1992）认为，单一模型与新古典理论中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偏好的观点相矛盾，而且单一模型仅仅考虑农户之间的分配而忽视了有关农户内部不平等的问题，这可能导致对福利含义的解释出现错误。
Bloch（1973）& Gronau（1976）的实证研究表明，很多社会经济变量对家庭工作和闲暇的影响是不同的，工资率、收入、教育以及孩子的多少对这两者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对丈夫和妻子的时间配置模式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因此单一模型可能是行不通的。
Thomas（1990）& Browning et al.（1994）的经验证据表明，农户家庭内部总收入的分配对产量（outcome）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拒绝了标准的“收入共同”（income pooling）假设；Thomas & Chen（1994）利用台湾数据进行检验也拒绝了单一模型，但是不能拒绝农户内部资源分配的帕雷托效率；Thomas et al.（1997）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农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这些地区财富仍然是由个人自己控制，因此婚后夫妻财富的分配对这些地区儿童健康有显著的影响，从而拒绝了单一模型。
Fortin & Lacroix（1997，1998）在Chiappori框架的基础上将效用视为个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uneared income）加权的函数，并将单一模型和集体模型嵌入同一函数形式作为一个特别的例子进行检验，发现在多种情况下可以拒绝单一模型的框架，但是不能否定集体模型。
Blundell et al.（2001）建立了一个基于集体模型框架下的家庭劳动力供给模型，并利用英国1978—1993年的农户家庭支出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结果与集体模型相一致，而拒绝了单一模型。
而Fortin & Lacroix（1997）对单一模型和集体模型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述与比较，并给出了有较理想特性的劳动供给函数使两者统一起来。他们认为对单一模型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从理论上看，单一模型缺乏更为细致的微观基础。现代微观经济学认为基本的决策单位应该是个人，而单一模型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ad hoc）加总个人偏好。其二，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Pooling Restriction和斯拉斯基限制被很多实证结果所拒绝。因此，集体模型应用范围可能更加宽广。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也作了研究，诸如在有关男女劳动力供给（Schultz，1990）、在农户中小孩生活的资源分配（Thomas，1990）、儿童健康（Bolin et al.，2001），消费的家庭内部分配（Bourguignon et al.，1993）。这些经验证据拒绝了新古典收入共同假设，即否定了单一模型。
（三）集体模型框架下的农户模型应用 对集体模型进行经验研究较早的是Jones & Thomas。Jones（1983）利用集体模型分析了喀麦隆北部马萨的妇女在经济作物生产中的劳动投入（mobilisation）；而Thomas（1989）利用集体模型分析了巴西农户家庭成员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发现收入由父亲控制还是由母亲控制对此有不同的影响，母亲控制收入比父亲控制收入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影响程度更大。同时他也发现了性别存在偏好差异的证据，即母亲更喜欢在改善女儿的身高和体重上多支出一些，而父亲却在男孩身上支出更多。
Duraisamy（1995，1996）利用Tamil Nadu的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夫妻在健康预防和在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健康投资中的特定的性别差异以及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的选择（self-employed，wage-work，housewife）。
Lundberg & Pollak（1996）通过分析英国政府转移支付政策的变化（改革前英国政府给予每一对父母的子女津贴以减免个人工资所得税的形式加入父亲的银行帐户，改革以后则以现金的形式直接支付给母亲）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发现，由于妻子的保留效用提高而丈夫的下降，尽管总的家庭收入没有变化但可以推测妻子的效用将得以提高。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这项改革的实施后果是家庭总支出中更多的部分被用于外出餐饮、子女保健和女士服装，同时酒精和烟草的消费下降。
Kaushik Basu（2001）建立和发展了一个允许男女权力不对称的集体模型，结果表明，不仅权力不对称的程度和威胁点（threat point）对农户的决策有影响，而且他们各自能够获得的收入多少也将影响农户的决策。
另外，Lundberg & Pollak（1993）、Browning et al.（1994）、Browning & Chiappori（1998）、Kaushik Basu & Ranan Ray（2001）、Chiappori & Ekeland（2002）等等也利用集体模型对农户行为进行了各种经验性分析。
四、农户模型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农户模型已经开始在中国得到应用。张林秀（1996）、文贯中（1989）对农户模型的基本经济含义和应用价值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张广胜（1999）也给出了利用农户模型分析农户行为的框架。张林秀（1996）在农户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运用规划模型方法，分析了中国张家港和兴化两地农民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生产行为以及农户行为对国家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Albert Park和任常青（1995）建立了一个在面临价格风险和生产风险的条件下，既生产又消费粮食的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并且利用陕西省县级数据（1984—1991年），运用多重不相关回归法估计了风险条件下的玉米和小麦的生产决策模型，第一次将消费因素引入生产决策模型。但他们在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劳动力的作用，也没有对不同类型的农户进行划分。都阳（1999，2001）从家庭时间配置模型入手，利用1997年对中西部六省的农户抽样调查资料，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供给模式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探讨了家庭时间配置原则及其与农户劳动供给的关系，使用C—D生产函数对农户农业生产供给，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决定以及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述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配置模式的影响。曹轶英（2001）利用农户模型对农户的微观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农户粮食净销售的测定，确定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农户微观行为方程，推断了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以上这些都是把农户作为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综合体来分析中国农户各种行为反应的开拓性研究，是农户模型在中国的初步应用。
五、结论性评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农户模型目前在国外已被大量运用于分析小农行为在社会、经济、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化下的不同反应。而在中国，系统运用农户模型来分析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行为的实例尚不多。因此，随着农户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农户模型也由传统的只分析农户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方面的行为而扩展为政策分析及溢出效益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应用范围不断由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拓宽（张林秀，1996）。
一方面，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小农一样，中国的农户也具有其他国家小农的特征，即农户的生产是处于半自给与半商业化阶段，农户模型可以应用于分析中国的农户问题（张林秀，1996）。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广泛推行，使千家万户的小农成为了农村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加快农产品贸易开放，农户的行为反应对农产品的总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农户已经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焦点所在。因此，将农户模型的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是今后关于我国农户问题研究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