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南北民族文化融合中的“文化特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使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文化论文,庾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放眼中国历史长河，古来许多历史人物身后所受到的评价，往往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真可谓“盖棺”亦难“定论”。处于南北对峙，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纷乱的南北朝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而又身历南北二朝的庾信，其身后命运就更是如此。一般论者将庾信或者评作一个悲悲切切的“望乡诗人”，或者看成一介含诟忍辱的“北地羁臣”，有人甚至把他贬为变节仕敌的无耻小人。面对如此众说，笔者颇不以为然。鲁迅曾经说过，倘要评论一个人，要顾及全人，以及他所处的整个时代。此亦即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我认为，对于庾信，亦当做如是观。
如果我们从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大背景着眼，全面、深入地考察在这一文化融合历程中的庾信，将不难看出，庾信是一个悲悲切切的“望乡诗人”，也是一个为人敬重的“教化先生”。是一个被迫屈仕北朝的南梁使臣，更是一个促使胡族汉化，为南北民族文化融合做出了极大贡献的“文化特使。”
北周汉化，尊崇南士
确实，庾信作为梁朝使臣出使北国，正值江陵失陷，梁运衰亡，而被羁留北地。一开始，庾信在鲜卑族统治的北朝，其遭遇几乎无异于当时被掳掠为奴的成百上千的南梁百姓，而且庾信的家眷也在这些亡国难民之中。不过，若比较全面地考察庾信在北国的际遇，将会看到，这只是他在北国比较短暂的一段生活。在此之后，宇文氏不但把俘虏来的家眷还给庾信，而且“改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戎号光隆，比仪台铉；高官美宦，有逾旧国。”①真可谓“特蒙恩礼”、“位望通显”②，不能不说是颇受敬重的。
对此，很多论者都以之为宇文氏集团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只不过借此来诱迫、拉拢象庾信这样的入北之南朝士人，以掩人耳目而已。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也不无道理，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环境，庾信的颇受重视，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南北朝时期，北朝主要为鲜卑族统治。文化上亦颇染“胡风”。而鲜卑族虽经一定程度的汉化，但其文化基本上还是属于奴隶制文化，与汉族封建制文化有着社会历史阶段性的差距。本来，自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后，各族军事首领纷纷入据中原，使黄河流域成了各族军阀混战的战场。原来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士族文人纷纷随着西晋政权的南迁而逃亡到江左，汉人正统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这种情况正如《北史·文苑传》所言：“中州叛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故此，在相当于南方东晋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原来作为汉族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北方文化，远远落后于南方的文化。而北周政治中心关中一带尤为严重：“中原则兵乱积年，文意道尽。……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③北周当时除了成长于南方后来入北的梁代文人外，几乎没有什么重要作家。谓之为文化沙漠，并不为过。
北朝鲜卑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与汉族及其他各族的不断接触中逐步认识到，足以安身立命者，根本上还是先进的文化。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上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④作为中原北国统治族的鲜卑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繁荣强盛，大都极力提倡“汉化”，尊重、优待乃至于重用汉族士人，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并从他们那里学习、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就颇为突出。其迁都洛阳，以及在衣冠、籍贯及丧葬地点等方面的改革都颇见成效。特别是“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即汉音，引者注）”⑤，变鲜卑复合语为单音汉语，变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更是为了求得与汉人文化士族相接近、相一致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北周宇文氏继承并发扬了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北周政权的核心，是包括了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关陇集团。宇文泰、宇文邕父子推行汉化政策比较自觉、积极。《周书·儒林传》载：“及太祖（文皇帝宇文泰）受命，雅好经术。……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世宗（明皇帝宇文毓）纂历，敦尚学艺。……泊高祖（武皇帝宇文邕）保定三年(563)，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帝于是服衮冕，……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
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待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
宇文氏集团既然对汉化如此积极，而又苦于关中一带文化的凋蔽、落后（即使有些留居此地的汉族士人也难以对此有多大改观），自然就要对自南入北的梁朝文士颇相礼遇了：“褒与王克、刘毂、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周文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定楚之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
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羁旅焉。周孝闵帝践阼，封石泉县子。明帝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赋诗谈论，恒在左右。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大夫。武帝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该洽，甚见称赏。”⑥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由南入北的梁朝名士在北周倍受敬重，颇为重用的历史情状。
子山高才，堪当重任
庾信作为“江南才子”，自然会特受宇文氏集团礼遇。早年在江南，庾信便誉满京师、成就斐然，与徐陵并为文坛双星，“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⑦三十三岁时，出使东魏，应对得体，不辱使命。在与东魏首席代表祖孝隐诗酒唱和之篇中，盛赞梁武文治武功之盛，礼乐昌盛，社会安康，以此影响视听，广为宣传，同时又不忘答谢对方的盛情厚谊。举止谈吐，不卑不亢，既有大国使臣的气魄，又有高雅文士的风度，“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⑧。可以说，此次出使东魏已初步显示出庾信作为梁朝使臣的威仪、才华，被人们特别是北人慕为南朝汉族先进文化的代表，而播誉北国，声名大振。同时，也更加提高了南朝汉族先进文化在北国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增强了对北朝的吸引力。
作为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声名远播的南朝汉族先进文化杰出代表，庾信来到近乎文化沙漠的北周关中之地，更是鹤立鸡群，自然会受到对南朝汉族先进文化渴慕备至的宇文氏集团的热烈欢迎，倍加推崇了：“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⑨于此可以看出北周宇文氏集团对南朝文化士族的杰出代表的重视程度——他们几乎是把庾信等看成学习、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实现汉化、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由之途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当北周与南陈的关系渐趋缓和，为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宇文氏迫于陈国恳请，放还入北的南朝士人，唯独舍不得庾信、王褒二人：“时陈氏与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而不遣。”⑩“惜而不遣”四字道出了才高名显的庾、王二人被北周统治者视为“教化先生”、“文化特使”，在他们心目中占有极高地位，犹如沙漠中的一方绿洲，宇文氏有赖于此才能加速汉化，提高文化水平，求得发展昌盛。果然，此后庾信“寻征为司宗中大夫”，专司一国礼仪教化事宜，宇文氏俨然将庾信尊为教化先生了。观之于庾信在北朝的作为，实事求是地说，他确实很好地发挥了文化特使的教化作用。
当然，庾信对北朝包括鲜卑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前后有很大变化。庾信自幼熟读经书，“尤善《春秋左氏传》”(11)自然不能不受到儒家经典《春秋》中“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所以，在南朝时，他无疑把被鲜卑族统治的北朝视为异族之邦，极为蔑视后来身陷北周初始，与“非我族类”的宇文氏鲜卑族贵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心理冲突是颇为强烈的，感到自己作为梁国使臣，被羁北地，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后来随着宇文氏对他的礼遇特别是宇文氏集团比较自觉地推行汉化政策，庾信逐渐朦胧地意识到北周同样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与之心理冲突也逐渐减弱。此时，在庾信的头脑中，儒家的“华夷之辨”的观念逐渐为孔门的“欲居九夷”(12)、“四海之内皆兄弟”(13)、“有教无类”(14)的思想所代替。如庾信在《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中就确认北周之兴上承尧舜禹周之正统，他给鲜卑贵族撰写碑志，论其先祖所出，皆系炎黄子孙。基于这种认识变化，庾信便比较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以汉族先进文化教化北周鲜卑族的历史使命了。
文坛泰斗，“牢笼一代”
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庾信在入北周之前即名播河朔，入北周之后，越发“文章老更成”(15)，“暮年诗赋动江关”(16)。据《周书·庾信传论》：“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其艺术天才、文学成就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赏，成为当时众所公认的文坛泰斗、一世楷模，其声誉之高、影响之大，在北周举朝无与伦比。由庾信等带来和弘扬的南方绮丽文风，几乎笼罩了整个北周文坛。滕王宇文逌曾为庾信的集子作序曰：“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17)不难看出，宇文氏之欣赏于庾信者，主要着眼于其缘情、体物之绮靡，浏亮的南国气息。宇文逌此序就极力摹仿庾信文笔，成为一篇比较规范的骈文。赵王招亦“学庾信体，辞多轻艳。”(18)庾信晚年，“齿虽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贵族，尽为虚襟。”(19)由于庾信等人的熏陶，南朝轻绮之文、骈俪之风颇为北人所崇尚，风靡朝野。大批崇拜者趋之若骛，文人墨客，竞相仿效。正如李延寿所指出的，由于西魏吞并梁荆，南士入北，使江左文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荡忘反。”(20)以庾信为代表的南朝文学技巧、审美趣味、诗文风格对于北周文士的影响，令狐德棻称之为“牢笼于一代”(21)，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今人萧涤非曾说：“在政治上，北朝统一南朝，在文学上则南朝统一北朝，庾信之入周，即为此种使命之完成。”(22)考之于当时的历史情状，应该说，这话是颇为精当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促进了北朝接受南朝先进汉文化的历史进程，在北朝当日的汉化进程中起了积极作用，是其时民族文化融合历程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
身为文坛巨擘的庾信，不但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通过高水平的诗文作品为北朝文士树立楷模，对他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利用他在北人中的极高威望，劝告北周统治者重视文艺事业，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作用。庾信在诗文中引古喻今，反复告诫统治集团要关心、尊重作家“临淄迎子礼，中散就安丰”（《和乐仪同苦热》）、“鸣笳河曲还，犹忆南皮返”（《冬狩行四韵连句应诏》），用陈思王曹植礼遇邯郸淳、安丰侯王戎亲善嵇康和文帝曹丕团结建安诸子等历史事例，启迪北周统治者要注意调动文学家的积极性，以利于他们的创作，繁荣文艺事业。庾信的希望确实也没有落空。宇文氏对于文艺事业是颇为重视的。如周明帝本人说“善属文，词采艳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23)，为作家们提供有利的创作条件。庾信极力向北周统治者阐明文学艺术独特的审美功能，强调要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和认识作用：“移风广轩历，崇德盛唐年。成文兴大雅，出豫奏钧天。”（《燕射歌辞·变宫调》）指出自皇帝轩辕以来，移风易俗，都离不开诗歌、音乐的教化作用，有道之君无不充分地认识到这点。在此诗中，庾信又言：“舞林鸾更下，歌山凤欲前。闻音能辨俗，听曲乃思贤。感物观治乱，心恒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极言艺术神化之功，致使鸾凤亦见舞而下、闻歌欲前，勉励统治者注意通过文艺考察政治的得失和社会的治乱，以防患于未然，维护和巩固政治清明与社会安定。这种文艺观在当时颇为流行，深入人心。滕王宇文逌之所以热心为庾信作品偏集作序，正是由于他比较深刻地理解文学的社会功用，他在此序中盛赞庾信诗文如《诗经》中的“风”、“雅”诸篇一样，“能弘孝敬、叙人伦、移风俗，化天下。”(24)在此，宇文逌很显然是采纳了汉代诗教之说。随着儒家文艺观的影响日大，鲜卑贵族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多利用文艺作品，引古证今，为现实政治服务。庾信曾为宇文招诗文集写过《赵国公集序》，其中盛赞作者道德、文章兼美，认为其创作上能“斟酌《雅》、《颂》”。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颇大的有益作用。
教化先生，泽被一世
庾信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化先生”，一位向北周传播南朝先进汉文化、力促鲜卑汉化的“文化特使”，不仅在文艺领域为北周鲜卑族汉化，为南北民族文化融合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在其它诸方面发挥了他的“文化特使”的教化作用，不失时机地向北周君臣百姓大力传播汉族先进文化，尽其教育胡族而汉化之历史使命。
庾信借为北周朝廷撰写郊庙歌辞和在其他诗文中，极力主张加强教化，倡导仁义忠信：“冲深其智则厚，昭明其道乃尊。仁义之财不匮，忠信之礼无繁。”（《燕射歌辞·羽调曲》）逐步实现儒家社会政治理想——尧舜之治：“虽存克让，于见文思”（《尧登坛受图赞》）、“先齐七政，更服三危”（《舜舞干戚赞》），施仁政而得天下，则国家统一有望。庾信所反复申述之目的，在于以此启迪北周统治者采儒家先王之道，实行礼乐仁政。制礼作乐，历来为中国封建王朝极为重视的大事，受庾信等所宣传的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周武帝亦注重于此道。从566年开始造作《山云舞》，以备六代之乐，历时八年，方告完成，所附歌辞，皆出于庾信之手。573年10月，北周新制六代乐成，召集群臣在崇信殿观摩，庾信为此曾上表致贺：“臣等并预钧天，同观张乐，……醴泉与甘露同飞，赤雁与斑麟俱下。聘鲁请观，理当见其盛德；适齐忘味，定是知其尽美。”（《贺新乐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新的王朝初建，无不重视礼乐的更张，庾信在这里充分肯定新乐的教化作用和艺术魅力，实际上是对北周王朝的礼赞，实质上也就是对北周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加速汉化进程的礼赞。
重视典籍整理，珍爱文化遗产，这是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基础。庾信就此竭力劝告北周统治者。在他所作的《汉武帝聚书赞》中写道：“献书路广，藏书柱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庾信在此充分肯定汉武帝所施行的明智的文化政策，同时更是启发宇文氏整理文化遗产，提高文化水平。观之于史实，庾信的苦心并未枉费。周明帝曾“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25)庾信在其中大显身手，同王褒等补麟学士，任务繁重，十分辛苦：“月落将军树，风惊御史乌。子云犹汗简，温舒正削蒲。”（《预麟趾阁校书和刘仪同》）朝来暮往，披星戴月，校订滕录，忙得不可开交。庾信在《和刘仪同》一诗中还对当时的校书盛况做了颇为详尽的描述：“止戈兴礼乐，修文盛典谟。壁开金石篆，河浮云雾图。芸香上延阁，碑石向鸿都。诵书称博士，明经拜大夫。”诗中颂扬北周广聚人才，息武修文，既收牢笼群英、巩固统治之效，又可使珍贵的古籍免于散失，可谓两全其美。学人云集，热烈争呜，认真校雠，辛勤滕抄，颇有一番文化复兴的景象。
庾信晚年从洛州回长安后，出任“司宗中大夫，总辖礼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仪，教六《诗》之义。”(26)北周司宗相当于后代的礼部，系掌礼官之职，主管朝廷祭祀和教化事宜。北周宇文氏谨授司宗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官职给庾信，应该说是对庾信这位向北周广为传播汉族先进文化，发挥了巨大教化作用的“文化特使”的嘉许与尊崇，实质上也是北周鲜卑族在庾信等人的推动下，汉化进程已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个表现。
文化融合，功德无量
纵观人类文明史，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中，主动与被动的地位往往并不能决定文化流向。即是说，并不是主动者的文化就必然大规模地涌入被动者的文化中并成为主流。文化流向主要是由接触双方的文化水准决定的。文化水准高，即使处于被动者的地位也会日渐在文化流向上占据高位。所以常常会出现汤因比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一个在侵略中取得胜利的文明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乃是在它自己的生命泉流中被渗入了外族的牺牲者的文化。”(27)范文澜在谈到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曾言：东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实质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许多落后族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个历史底永恒规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融化各族的炭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28)不难看出，中西两位历史学家在谈到民族冲突与融合时，都特别强调先进民族高水平文化的重要作用，南北朝末年，北周鲜卑族得力于以庾信为代表的入北之南朝士人所传播、倡导的南朝先进的汉族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语言上都日益与汉族合而为一，与汉族特别是南朝汉族的关系已由原来的激烈对抗逐渐转向民族融合，宇文氏部族已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庾信对此曾赞赏道：北周“碑枕金龟，松横石马、永矣身世，留名华夏。”（《贺晏公神道碑》）庾信认为北周所建立的业绩，当永载中华民族史册，传之后世。在此，庾信对北周虽不无溢美之词，但观之于汉化了的北周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应该说庾信所言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本来，北周远不如北齐强盛，但在汉化进程日趋深入的同时，国势日渐强大。后来，周武帝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王朝的力量来源正在于不断学习、吸收汉民族先进文化，日益同化于汉民族先进文明。后来，隋文帝又凭借北周王朝的基础统一了全国。而此后之繁荣昌盛的盛唐文化又正是以隋为桥梁的。隋唐以来，北周宇文氏部族作为政治和民族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汉化后的文化后功能却不断释放出来。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曾云：“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隋唐时许多在各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风云人物，从其文化水准看，确已是卓越的汉族士人了，但考其姓氏来源，却多为鲜卑人。可以说，没有汉化了的北周，光照千古的盛唐文化也是很难想象的。而北周之汉化成功，正得益于庾信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其他杰出的入北之南朝士人。
对庾信这一独特的文化存在，只有在南北朝民族文化融合及其对隋唐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观照，才能对此做出较为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庾信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任南梁使臣，更不在于他是一介“北地羁臣”，也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望乡诗人”，而更在于他是一位“文化特使”，一位向北朝传播南朝汉族先进文化的“文化特使”，一位在北周胡族不断汉化，最终同化于汉民族先进文明，促进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教化作用的“文化特使。”
注释：
①⑦⑧⑩(11)《北史》本传。
②⑨(19)(20)《周书》本传。
③《隋书·经籍志》。
④《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30页。
⑤《魏书·咸阳王禧传》。
⑥《北史·王褒传》。
(12)(13)分别见《论语》之《子罕》、《颜渊》篇。
(14)孔子的“有教无类”，一般都理解为不分社会上尊卑贵贱各阶层。实际上，此处也含有不分族类的意思，在孔门弟子中就包括了出身夷狄的子弟。
(15)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
(16)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17)(24)《庾开府集序》。
(18)《周书·宇文招传》。
(26)《北史·文苑传序》。
(21)《周书·王褒庾信传》。
(22)《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23)(25)《周书·明帝纪》。
(27)《历史研究》统编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8)《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6页、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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