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国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把新文学的源头上溯到哪一年，也无论对新文学发生的动因做出怎样的发掘，都无法否认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已经萌芽的新文学才得以迅速成长，并由此获得“五四文学”的命名。但是，五四爱国运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怎样的投影，五四时期多种形态的文学之中，国家话语是如何言说的，在诸多文学史著述中却少有涉及。考察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五四文学乃至五四运动，而且也使得我们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国家话语的演进脉络。
一、国家话语的传统渊源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随着国家形态的嬗变而传承演进。
夏、商、周，属于原始国家。虽然自夏开始即有“九州”的行政区划，设“九牧”以行管辖之职，有刑律、军队与赋税制度，但“万邦之君”的统治比较松散。到了周朝，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国敢于分庭抗礼。“《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①，其时，虽然文学中也有维系天下一统的希冀，但是，爱国文学的主题主要表现为述祖、颂君和对于诸侯国的忧患意识。
秦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君主帝国的时代，由秦至清，虽然政权屡经更迭，国家版图有所变化，但分久必合是一个总的趋势，多民族国家的形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两千余年的君主帝国时代，爱国主义文学主要表现为报国志向与对山河破碎的忧患意识②。君主帝国时代后期，在未曾见识过的“远夷”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的天下意识逐渐让位于主权意识。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中，“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术语见之于拉丁文、满文、俄文等三种文本。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主权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有了明确的中文表述。自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权意识愈加自觉。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每次重大的国难国耻都会激起社会舆论和文学创作中“国家”话语的活跃，诗词、歌谣、传说、戏曲、说唱、战记、演义、笔记、小品、英雄传记、烈士墓志铭等，呈现出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带给中华古国的巨大创痛。陈玉树《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作于《马关条约》签订之时，其第六首为台湾的割让与北国门户洞开而深感忧虑：“鸡笼浪峤图谁献，鸭绿松花户不扃。漆室更怜忧国本，后宫久未曜前星。”诗人所忧之“国本”，已非古代之君权，而是指国家的主权；诗中的“前星”也已超出了古典的“太子”之义，而是代指国家主权的传承。郑文焯《谒金门》第一首表达出“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的无限感慨。丘逢甲的《九龙有感》也传达出同样的意绪：“忽忆去年春色里，九龙还是汉家山。”李伯元长篇小说《文明小史》中，一位候补道愤愤地说：“各式事情，一齐惟顾问官之言是听，恐怕大权旁落，大帅自己一点主权没有，亦非国家之福。”惧外的安徽黄抚台无奈地感叹道；“我们中国如今还有什么主权好讲？现在哪个地方不是他们外国人的。”③作品藉此反映出当时中国主权惨遭侵夺的现状。“鸡林冷血生”的《英雄泪》、《国事悲》，分别借韩国被日本吞并、波兰遭俄国吞灭之事，表达忧国之心，以启发民众。
清末流行的“时调”，也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如“痛国遗民”编《最新醒世歌谣》（光绪三十年群益书局初版），所收三十一种时调中，有的从标题上即可看出国家情思，如：爱国乡歌、爱国歌、警世歌、叹中华、破国谣、国民歌等；有的从题目上虽然看不出来，但内容仍然有浓郁的国家意味，如《童子调》：
正月瑞香花儿开，想起中国眼泪来。埃及印度并越南，个个做奴才。嗳兄弟吓，前船榜样后船看。
二月杏花映日红，外人手段是真凶。灭国灭教又灭种，说说要心痛。嗳兄弟吓，大家都在劫数中。
三月桃花笑压担，我们百姓实可怜，大唐国号数千年，今日命难延。嗳兄弟吓，瓜分只怕在眼前。
接下来按月吟唱的歌谣，斥责满朝文武要把“中国地皮送干净”，哀感“俄人占我东三省”，慨叹赔款之屈辱与山海关之危急。《近体水调》先叹俄人“铁路功成”，“占了满洲”，我“奉天失守将军囚，甚来由？丧国权，实在出丑”。日俄战争在中国进行，“苦了百姓”，法德英意，都来瓜分。第五月里，提出了“夺还地皮”的号召。《近体紫竹调》拿亡了的七个国家做殷鉴，来警示国人。《近体四季相思》最为激越沉雄：
春季里相思困人天，江山呀已被势力圈，警烽烟。我民呀，国事日已非。人人皆婢膝，个个尽奴颜。可怜吾独立国旗何日建？莫不是奴隶根性已天然？忘却当初呀，我祖羲与轩，吾的民呀，你是中国的人，怎么把心肠变。你是中国的人，怎么把丑态献？
夏季里相思草阁凉，欧洲呀势力盖东洋，日膨胀。我国呀，总是没收场。什么袁与盛，什么吕与张，可怜吾一般男子尽姑娘。莫不是红羊浩劫由天降？报还了当年呀，专制狠心肠？吾的国呀，你是个好文明，怎做成这般样？你是个好江山，怎做成这般样？
秋季里相思天气清，西洋呀来了大兵轮，要瓜分。我天呀，酣睡几时醒？今朝割旅顺，明日送台澎。可怜吾房捐酒捐，莫不是支那种教都该尽？一任他列强呀虎噬与鲸吞？吾的天呀，你是个当国人，怎好冤了百姓。你是个当国人，怎好害了百姓？
冬季里相思雨雪飞，二十呀世纪风会移，尽披靡。我友呀，大局共支持，出洋到日本，留学往太西，可怜吾千钧一发相维系。吾不见少年做成意大利，到如今，五洲呀，处处扬国旗？吾的友呀，你是黄帝的孙，还须争点黄帝气，你是中国的人，还须做点中国的事。②
作品中，国民性反省与国家主权意识交织在一起，彰显出在列强逼迫下救亡图存意识得到强化的现代特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君主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政体虽易，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态则没有改变，反而得到更为坚定的确认。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设定为五色旗，即象征着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的统一共和。从辛亥到“五四”，也发生了一系列涉及国权的重要事件。诸如：1911年12月16日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划与支持下宣告独立，经过艰苦谈判，虽然1915年6月7日签订的《中俄蒙协约》保留了中国的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中国丧失了实际控制⑤。1913年3月，中央政府所有驻藏官员及其军队被英国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势力逐出西藏，藏军先后攻陷里塘、河口、盐井等地，包围巴塘、昌都，袁世凯命令四川都督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率川军出打箭炉（康定）平乱，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川助剿，川滇两军打败藏兵，收复失地，解昌都、巴塘之围⑥。英国横加干涉，企图以“内藏”与“外藏”之分来分裂中国。日本也一再蠢蠢欲动，企图与俄国联手侵夺我满蒙地区。
在这种情势下，近代文学的国家话语得到继承与发展。新兴的学堂乐歌中出现了一批表达国家意识的作品，如1907年前后即已流行的歌曲《从军新乐府》，辛亥革命之后改为《从军乐》，国家意念更为明确。其第一首为：“汉旗五色飘飘扬，十万横磨剑吐光，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震学堂。”第十首为：“军乐悠扬列鹳鹅，天风齐荡感情多，男儿概晓从军乐，好唱中华爱国歌。”再如《中华国体》：“中华民国震亚东，创造共和气象雄，永远民主一统国，追踪欧美表雄风。”《中华国土》：“大地混如球，劈分五大洲，中华民国震亚洲。满蒙处北垂，回藏介西隅，东西环海形势优。南北七千里，东西八千余，物产饶富人烟稠。哪怕欧非美，哪怕海洋洲，中华国土冠全球。”⑦
诗词、笔记、小说等体裁中亦多见国家话语，如叶小凤小说《蒙边鸣筑记》（1915年，浅近文言），描写江南生与侠女李朝阳在“胡子”首领铁鹞王的帮助下擒获日本奸细，挫败敌国觊觎满蒙的阴谋，作品洞察到日本急欲攫夺中华国土的野心，为当时乃至后来敲响了警钟。李劼人的文言小说《“夹坝”》活画出一个英国人挑在鼻子尖上的骄傲与藏在内心深处的怯懦。英人巴白兰骑马在西藏雪山行进时，目空一切，扬言“以吾英人皮鞭之利，任何狡人，亦可使其驯服若狗，初不仅藏奴为然也”。连身下的坐骑也不放过，斥之为遍游各地所未见之“劣马”。他自吹自擂旅行西班牙、埃及、印度等地时，遇盗如何处乱不惊，且“殊有法诏之，勿俾其再为盗”。然而，就是这个声称对弱者稚者“诏以鞭”、对强而悍者“诏以枪”的巴白兰，真正遇盗时却现出了胆小如鼠的原形，本来身无分毫之损，却哭诉被“夹坝”（强盗）砍中胸部，心房破裂。其“勇名”的面具揭去之后，先前被他痛斥的“劣马”转而得到“甚佳”的称许。作品的结尾写道：“此马遂食‘夹坝’之赐，心感无际。”以马的感受来反讽巴白兰，作者的俏皮可见一斑。这篇小说没有直接表现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干涉，但以嘲讽宣泄了一种民族情绪。
二、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表现
五四时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个性高张、人性解放的黄金季节。此前，专制与礼教禁锢着生命的活力，此后，形形色色的社会潮流汹涌澎湃，很难充分放开个性的清纯歌喉。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个性的觉醒、人性的解放与新文学的勃兴。“人的文学”仿佛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惊异于自己身体和心境的奇妙变化，敏感地捕捉那些让自己陶醉的生命信息，强烈地反抗社会文化对个性和人性的压抑，大胆地抒发切身的生命感受与个性追求。但五四文学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交响曲的辉煌第一章，成为一个永远言说不尽的话题，正是因为它并非“人的文学”的独奏，而是由多重旋律交织而成的雄浑乐章。30年代变得突出起来的社会话语和国家话语，此时都有或隐或显的表现。以国家话语而论，大致可以看到如下四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直接描写历史事件。
郭沫若到日本留学第一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对德国宣战为名，出兵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了妄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发出限期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日本的蛮横无理，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反对。郭沫若也参加了抗议活动，一度愤而归国，并写有七律表达爱国之心：“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1919年10月，他在《黑潮》月刊第1卷第2期上以夏社名义发表《抵制日货之究竟》，痛感“日人蹂躏我国权”，而“我国兵力只足以自残同胞，无抵御外侮之胆量”。文中认为，“以抵制日货为抵制日人唯一无二之武器，且于无形中消灭国人奢侈苟且之习惯，实亦救国之要图。”在提出抵制日货的具体办法之后呼吁道：“读者诸君！谁为中华民国之主人翁？乃各放弃其责任，一任少数人之专制压迫，颠倒是非，动摇我国本，侮辱我群众。我学界同胞，既奔走呼号于前，我工商同志，速协力赞助于后。楚歌四面，家国飘摇。诸君！谁无人心，速起奋斗！日将暮！途尚遥！此抵制日货，不过千端万绪中之一节。同胞！同胞！勿再彷徨中路，苟且须臾也。”文末赋诗：“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自我与国家融为一体，国家获得青年学子的高度认同。
对国权问题敏感的不止于年轻人。曾经以描写青楼生活的《九尾龟》而成名的张春帆，在晚清时也写过表现官场龌龊的《宦海》与揭露社会黑暗的《黑狱》（又名《黑暗世界》），进入民国以后，新作的社会意识更见浓烈。1923年12月至1924年在《半月》杂志上连载的通俗小说《政海》，虽然在反映直皖战争、借以揭露军阀嘴脸上面用了大量笔墨，但也真切地表现了巴黎和会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事实。作品里描述道，掌控实权的覃志安及其福民俱乐部（影射段祺瑞及安福系）要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屈服日本的压力，在放弃中国对青岛主权的条约上签字，爱国学生闻讯异常激愤，组织救国会到统领府请愿，“在新华门外等了一天一夜，无故的给警察厅逮捕了几个人去，又打伤了好几个学生。这一下子的风潮可闹得大了。始而是京城里各学堂罢课，各苦力罢工，渐渐的这罢课罢工的风潮，推广到南方来”。中国代表“陆威林在巴黎，因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完全失败，却又完全是本国政府弄糟的，正在一万分的不高兴，怎禁得全国学生同团体的电报，就如雪片的一般，来得络绎不绝，都是叫他不要签字的。这个当儿，政府的电报也同雪片一般的飞来，叫他签字。陆代表着实踌躇了一回，又和胡代表密密的商量了一天，竟毅然决然地拒绝签字，立时回国。只把个覃督办同一班福民俱乐部的人都气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按新文学阵营激进一翼的观点，律诗与绝句已成僵死的文体，张春帆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其《政海》亦为旧体通俗小说，但如上所见，在表现国家话语的功能上，传统文体并不比新文学逊色，甚至更为直截、切近。这一方面说明，所谓旧文体无法表现新时代的说法多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人对国权问题的关注是多么急切，近代以来国家话语传统的底蕴是何等丰厚。
第二种形态：国家问题的背景化。
比较而言，刚刚崛起的新文学，由于最初把主要目光投射到个性解放与人性解放上面，一时间较少直接表现国家问题，而是以其作为创作背景，予以侧面表现。郭沫若等留日学生，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华言论，“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向国内的学校和报刊投寄，以期激起国人的反帝爱国热情”⑧。1919年二三月间，因“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山东问题’也闹得甚嚣尘上”，郭沫若有感而作小说《牧羊哀话》⑨，以韩国爱国志士闽崇华反对日本吞并韩国的侧写，曲折地表达对祖国命运的关注。郁达夫的《沉沦》里，主人公作为弱国子民，在近代崛起的强国日本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处处备感压抑，他在蹈海自杀前悲愤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种天鹅之死一般的绝唱，分明缘自于对国家命运的感应。冰心《斯人独憔悴》里的学生兄弟颖铭、颖石，因在南京参加爱国运动，被身为社会要人的父亲强行留在家里。作品反映了学生爱国运动蓬蓬勃勃的声势，但只是以此为背景，主旨在于表现家庭专制对年轻一代个性的压抑问题。这里，“国家”话语被巧妙地转化成个性话语。这种转换的动力，显然来自于新文化启蒙运动。
第三种形态：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国体的认同。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22年赴美留学的闻一多。如果说《太阳吟》、《忆菊》还只是海外游子爱国情怀的抒发的话，那么，《醒呀！》则已形象地表现出对五族共和国体的准确认识。闻一多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1925年6月27日）发表此诗时，加上了一段说明：
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本已交给留美同人所办一种鼓吹国家主义的杂志名叫《大江》的了。但目下正值帝国主义在沪汉演成这种惨剧，而《大江》出版又还有些日子，我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了，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我想《大江》的编辑必能谅解这番苦衷。
近代以来，列强的步步进逼激发了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权益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反而面临列强重新瓜分的厄运，这无疑为国人增强国家意识提供了催化剂。身在海外备受歧视的留学生，其民族自尊心、国家命运危机感与国家主权意识尤其强烈。闻一多、罗隆基等清华留美学生，对在19世纪以来欧洲民族解放运动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国家主义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于1923年春形成通信小组，同年9月组织大江学会，1924年9月，成立大江会。大江会成员在五色旗下共同宣誓，提倡国家主义，对外捍卫国家主权，对内主张自由民主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闻一多创作了一批国家意识与爱国情愫水乳交融的作品。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30期（1925年7月4日）上，他又发表了《七子之歌》。《七子之歌》“小序”言：“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近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组诗分别以“七地”为题，以母子来喻指七个被割让给列强的地区与祖国的血脉关系。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与大连托于七子，诉说离开母亲的痛苦与“母亲！我要回来，母亲！”的执著信念和“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的迫切心情。诗歌充分表现出“七子”与祖国母体血脉一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真实和灵魂相依、亲情眷恋的同胞心态，诗人的国家意识与爱国情怀萦绕其中。
五卅惨案前后，闻一多诗歌达到了其个人创作、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的国家意识的第一个高峰(11)。他在追溯中国历史时，既为中华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传统而自豪、自信，又为国民性的种种弊端而痛心疾首；既勇于直面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又能够超越晚清以来的种族革命观念，清晰地分辨出中国古代的民族矛盾与近代以来中国同列强矛盾的根本性差异。如1925年7月15日刊载于《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的《长城下之哀歌》：
唉！何须追忆得昨日的辛酸！
昨日的辛酸怎比今朝的劫数？
昨日的敌人是可汗，是单于，
都幸而闯入了我们的门庭，
洗尽腥羶攀上了文明底坛府，——
昨日的敌人还是我们的同族。
但是今日的敌人，今日的敌人，
是天灾？是人祸？是魔术？是妖氛？
哦，铜筋铁骨，嚼火漱雾的怪物，
运输着罪孽，散播着战争，……
哦，怕不要扑熄了我们的日月，
怕不要捣毁了我们的乾坤！
诗歌形象地写出了昔日民族之间的侵扰与今日国家危机的区别：往昔，即便是黄帝的子孙“披发左衽”，也还是兄弟相残的“酸辛”，到头来统一于中华文明；而当历史从帝国时代逐渐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中华面临的却是“今日的敌人”要“扑熄了我们的日月”、“捣毁了我们的乾坤”的“劫数”。现代文学第一代作家中，有些人曾经投身于带有种族革命色彩的反清革命，进入民国以后，尽管种族革命意识逐渐被现代国家意识所取代，但是，他们的言论里，还不时流露出种族革命观念的余绪，鲁迅便有这种情形。第二代作家，接受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则要直接顺畅一些，就国家意识而言，更富现代色彩，闻一多即具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是“文化爱国主义”，即热爱中国文化传统，而否定中国的现实政治。其实，闻一多固然热爱中国文化传统——否定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承载的伟大传统，就意味着对中国的否定；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热爱中国这个现实的国家，对政治污浊与社会黑暗的否定，正是为了使国家摆脱污浊与黑暗，走向清澄与光明。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是文化与政治、精神与物质融为一体的爱国，他的心中始终珍藏着作为国家实体的中国。同时发表在《大江季刊》第l卷第1期的《爱国的心》(12)，就以五色的心旌再次鲜明地表明了诗人的心迹：
我心头有一幅旌旆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这心腹里海棠叶形
是中华版图底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第四种形态：同阶级话语、社会话语的交织。
十月革命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前后传入并影响中国的，有创始期马克思主义，也有列宁思想。列宁曾经有过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即告解体的设想，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对于国家的体认偏重于政权的阶级属性。对于五四新文化阵营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激进者来说，阶级斗争理论与列宁的国家观念较之剩余价值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更容易理解与接受。陈独秀早年曾经办报启迪民众的爱国心，抵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魔掌，也参加过反清革命的暗杀团，组织旨在从事军事异变行动的“岳王会”，辛亥革命后，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秘书长，后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当时，陈独秀一度情绪低迷，在给好友章士钊的信中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13)这显然是愤激之语，但除了见得出陈独秀性格的偏激一面之外，也透露出其思想上的矛盾：当国家政治问题严重之时，如何处理国家救亡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这种困惑在五四时期乃至后来仍不时表现出来。
五四爱国运动高涨之际，陈独秀撰文说：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 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4)
本来，20世纪初，陈独秀从事爱国启蒙时，分得清国家与朝廷的差异(15)，可是到了五四时期，革命思想进步了，国家观念却变得模糊起来。在1927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187期“寸铁”专栏发表的一组杂文中，他强调的仍然是国家的阶级属性，正因为如此，他才斥责国家主义者“赞成军阀政府侵略蒙古民族”。显然，在陈独秀这里，政权的阶级属性比国家的主权性更为重要。这种情形并非陈独秀所独有，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左翼阵营多数创作有意无意地回避国家话语，对大力表现国家话语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则施以猛烈的抨击。
辛亥革命虽然以民国取代了清朝，也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是，胜利成果一度被袁世凯窃取，袁氏死后，各派政治力量逐鹿中原，北京政府的权柄像走马灯一样在各派军阀手里轮换，而南方革命政权在北伐战争之前影响有限。“五四”前后，中国处于错综复杂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之中，同时，危机也酝酿着凤凰涅槃的生机，新文化运动便是这种生机的重要表征。新文化运动高潮期，阶级话语尚未见出足够的力度，个性话语则异常活跃，常常与国家话语交织在一起，甚至有时冲淡国家话语。而五卅惨案与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文坛上国家话语的声势，但其中显而易见地汇入了社会话语。譬如，三一八惨案本来是由北京市民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引发，但鲁迅先后发表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杂文，矛头所向主要是虐杀爱国青年的执政府当局，其次是“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几个论客”(16)。在这里，国家话语被激愤的社会话语所淹没。
然而，也有不少作家表现出对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双重关注。闻一多在1926年4月1日出刊的《晨报》副刊《诗镌》第l号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文中说：“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刊》就诞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谁能说《诗刊》与流血——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轫的？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在表现上两种运动一向是分道扬镳的。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携手，所以爱国运动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就有限了。”“《诗刊》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却希望大家要当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同是一种热烈的情怀，犀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上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通人情？我并不要诗人替人道主义同一切的什么主义捧场。因为讲到主义便是成见了。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换句话说，这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并且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反动也来得强，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因此我们就将《诗刊》开幕的一日最虔诚的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了！”《诗镌》第1号上，除了徐志摩的《诗刊弁言》之外，刊有十篇作品，直接或间接表现三一八惨案的有八篇之多。如闻一多的《欺负着了》以一位母亲的口吻述说自己的愤懑与困惑：“老大为他们死给外国人，／老二帮他们和洋人拼命——／帮他们又给他们活杀死，／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儿还帮不帮你们闹了？——／我总算给你们欺负着了！”又如刘梦苇的《写给玛丽雅》：“中华底政府前血翻红浪，／成了爱国志士底屠戮场——”，“如我们对祖国犹存希望，／试想把它放在谁人身上？”于赓虞的《不要闪开你明媚的双眼》，则在反语里交织着对中华的挚爱与对杀戮者的义愤：“静静的睡去罢，不要，不要在此阴暗的黄昏／再向，再向你心爱的中华闪开明媚的双眼。”
综上所述，现代文学的国家话语并非起源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是上承近代文学的国家话语乃至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五四时期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并没有因为个性高张而中止，而是随着五四爱国运动以及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发生有了新的发展。五四文学不是个性解放话语的一枝独秀，而是个性话语、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等多重线索交织并进、交相辉映的姹紫嫣红。
注释：
①《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②《中华爱国文学史·导言》中有“报国之志”与“忧患意识”的归纳，参见徐培均主编《中华爱国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10页。
③李伯元：《文明小史》，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287页。
④参见《阿英全集》附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6页。
⑤1946年1月，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⑥参见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⑦华航琛编：《新教育唱歌集》，上海教育实进会1914年版。
⑧孙党伯：《郭沫若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⑨郭沫若：《牧羊哀话》，《新中国》杂志1919年11月15日。
⑩参见闻黎明《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1)现代文学史上国家意识的第二个高峰在“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前后，第三个高峰在全面抗战期间。
(12)此诗又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1期，1925年7月11日。
(13)转引自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14)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每周评论》1919年第25号。
(15)陈独秀1903年5月17日在安庆拒俄大会上发表演说，以《安徽爱国会演说》为题刊于同年5月26日《苏报》。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瓜分中国》、《说国家》、《亡国篇》等文。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鲁迅：《“死地”》，初刊《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