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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公开选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种新的有效方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引起了人们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公开选拔与科举制的关系就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常有人疑惑不解地问，现行的公开选拔与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是什么关系，二者究竟有何异同？
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缘由的。因为从直观看，公开选拔同古代科举制一样，都是公开选官，都要通过考试。人们一看到公开选拔，就有“似曾相识”之感。但科举制在我国名声不佳，不仅在上世纪初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废止，而且在此以后的多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常常受到猛烈抨击，被视同四书五经、八股取士，唾骂为腐朽落后的封建糟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民国初期的多数著名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都对科举大加挞伐。显然，公开选拔如果等同于这样一种制度，它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
但是，历史还有其另外真实的一面。就在近代中国批评科举的同时，科举却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推崇与赞赏。国外一些知名学者和政府官员纷纷撰文介绍科举制度，而且针对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英、法、美等国相继建立了近代文官制度。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科举制是反被西方学习的中国制度。最近几十年来，科举制更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认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有学者认为科举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在中国，科举制虽被废除，但其所实行的考试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现代，高考制度仍被看作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制度而继续实行。
科举制度废除近百年来，通过深刻反思，有识之士均认为，撇开它对教育的消极影响，作为选官制度，其本身并无过错，腐朽的只是它不合时宜的考试内容和八股文体（也有人认为八股文作为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有可取之处）。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一批人回顾历史，在对科举制进行全面客观评价时，也认为，科举之弊在于它独尊儒术，忽视科学，畸化教育，牢困人才，但作为官吏选拔制度，它仍有合理内核，特别是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优秀人才很值得今人借鉴。正因为如此，现行公开选拔制度在实施程序上纳入了考试这一关键环节，而且作为对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这既有对西方文官制度有益经验的吸收和借鉴，也有对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合理内核的内化和继承。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开选拔与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确有历史渊源关系。而这种关系，其实质是文化的自觉扬弃和历史性发展，是否定之否定辩证关系的历史演绎。
一、从历史的纵向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公开选拔与科举制的产生，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在科举制产生前的中国社会，其选官制度先后有三种类型。先秦时期盛行的是“世官制”，即职位的世袭制。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实行“察举征辟制”，就是现任官员“察举”人才由皇帝任命，皇帝直接下诏“征召”人才为官和政府行政长官自行“辟除”（聘任）属员制度。这种制度虽然比先秦的“世官制”有了不小的进步，也选拔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治国的人才，但由于缺乏客观的人才衡量标准，加之有荐举权的官吏营私舞弊，所荐非人的情况屡有发生，以至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反常现象。这种现象到两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发展到了极端。在这种制度下，掌握官吏选拔权的“中正”全是世族豪门，他们品评人才多以家世出身为重，只看门第高低，不论德才优劣，吏部选官悉听中正，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局面。这种状况与隋唐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维护封建国家的大一统，急欲扩大统治基础，广泛延揽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的愿望形成尖锐对立。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选官制度，科学制应运而生。
我国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基本上是一种组织考核、集体决定，主要领导个人意见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带有古代“察举制”的明显痕迹。虽然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其中有不少新的进步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党又因时顺势做了不少改进，如扩大民主，提高群众参与程度等，但未从根本上改变“由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甚至“由个别人从少数人中选”的状况。在这种制度下，领导者个人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由于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加上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干扰，很难保证选出合格的优秀人才。建国初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好，掌握用人权的领导干部多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党性坚强、清正廉明的同志，所以选拔任用干部能够出以公心，任人唯贤。经过“文革”劫难，情况就逐渐复杂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党的严格教育，多数领导干部能够按照党的要求，从事业出发，依靠群众选任干部，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视野不宽，也缺乏适当的识人选人标准和办法，用人的随意性较大，一些平庸的干部占据了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则是用人不正之风的干扰。80年代，用人不正之风初起，突出表现是用人唯亲，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尺度用人，千方百计为提拔重用子女、配偶、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走后门”等。进入90年代，出现了用人上的腐败问题，突出表现是跑官、卖官、骗官，以至吏治腐败被看作当前各种腐败现象中“最大的腐败”。尤为骇人听闻的是，近年来竟然出现连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都罕见的谋官害命现象。这种状况，既一定程度上贻误事业，又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尤其是助长了其他腐败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广大干部群众和正直之士无不对此深恶痛绝。为此，不少地方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公开选拔应运而生，而且一经问世，便受到各方认同和重视，得以迅速推开。
二、从制度表征上看，公开选拔和科举制度也颇有些相似之处。科举制所以能延续1300年，并能在世界上、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科举将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原则上人人皆可报名参加考试，且无须地方官举荐，可“怀牒自进”。录取时不问家世阀阅，只看考试成绩，“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二是具有一套完备的考试方法和惩戒舞弊的规定，如锁院制、别头试的回避制度以及弥封、誊录等办法。科举考试由礼都（有时也为吏部）主持，但有检察机构进行监督。考官因徇私舞弊、违犯考试规条，轻则流放、革职，重则斩首。这就使考试成绩能真实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保证考试的公正性。由于这两个特点，使得一般平民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结束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流动，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与之相比较，现代的公开选拔也有类似的两个特点：一是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凡符合职位规定条件的人员均可报考，无须单位推荐，凭个人有关证件即可报名。依据考试成绩逐轮淘汰，任用时考试成绩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指标；二是也有一套严密的命题、考试办法和防止舞弊的制度，如封闭命题、阅卷，及密封试卷等等。公开选拔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主持，但常有纪委监察部门进行监督，还通过向社会公开选拔过程、请选拔单位的干部群众参与面试打分、公示制等实行群众监督及舆论监督，如有舞弊现象则严加查处，以保证考试的公正性，等等。这就使一大批德才条件好、基本功扎实、有发展潜力、素质较高的优秀年轻干部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冲破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陈腐机制的束缚，排除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干扰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这对于正确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促进优秀领导人才的合理配置，调动广大干部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积极性，消除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均有良好的作用。公开选拔承继并发展了科举制的优点和积极意义。
三、但具体说来，两种制度又有很大的区别。除选拔的政治目的不同外，还有以下一些区别：一是选拔的对象范围不同。科举是针对全社会士人知识分子的一种活动，古代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的唯一正途是“读书做官”，他们一生都在读书以应举，通过科举来做官。公开选拔是在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和权利，知识分子就业分途，择业方向非常广阔的背景下，在党政机关的干部晋升职务或企事业单位干部希望到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时才实行的一种选人用人制度。
二是选拔的程序方法不同。科举制下，士人知识分子一般要通过三种考试，即童试（在县城或府治，考中者称为秀才）、乡试（在省城，考中者为举人）和会试（在京城，考中者为进士）。通过前两种考试只是取得了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资格。考中进士者，不是马上即可做官，也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做什么官，到什么地方任职，还要由吏部分发。公开选拔也分级进行，但都是针对某一级别具体职位的。只要属参加同级某一具体职位竞争人员中最优秀者，即可担任该职位的领导职务。此外，科举选官只有考试一个环节，只要考试成绩优异即可做官。公开选拔则是考试与考核相结合，即考试之后还要进行考核，只有考试成绩优异，且考核合格、得到领导和群众认可的人员才能担任选拔职位领导职务。后者更重实际工作能力和业绩。
三是考试的种类、形式和内容不同。科举考试（常科、武举及其他制科科目除外）通常只进行笔试，不进行面试。而公开选拔是笔试与面试相结合，而且更重视面试；科举考试一般是三场试，如清代首场考四书文和试贴诗，二场考经文，第三场考时务策，每场考试三天两夜，持续10来天。公开选拔考试一般也考三场，即公共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和面试，全套考试只用一两天时间即可完成，考试科目完成不同，考试时间也短得多。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且数百年陈陈相因，文体最重八股文，考生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自由发挥。这种考试脱离社会实际，束缚考生的思想，所以导致了科举的衰落。公开选拔考试内容是基本理论、知识和能力，符合领导职位的需要，考试题型灵活多样，适合领导干部的特点，便于考出实际水平，因此适应了我国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需要，也受到了考生的欢迎和支持。这是公开选拔与科举制的最大区别所在。
此外，科举考试一般是全国统一，每三年进行一次，每次选进士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不等。而公开选拔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地区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进行，选拔人数因职位空缺多少而定，总量比科举大得多。
从以上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一）科举制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其考试方法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它对我国近现代的选官制度包括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均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有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我们为做好公开选拔工作，积极借鉴科举考试的一些科学合理的经验做法，属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正当举措，应予热情鼓励，而不应受到非议。（二）在弄清公开选拔与科举制之间历史渊源关系的同时，又要充分认识到两者的区别，特别是选拔的政治目的和考试内容的根本不同。公开选拔的产生，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的启迪，但根本上说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广泛吸收借鉴古今中外选拔任用干部的成功经验，在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一种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它与古代科举制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提倡学习借鉴科举制度，也绝不是要回到科举制的老路上去。（三）科举制度与公开选拔是在大体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即是在“察举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在历来重视人情、亲情、关系的中国社会里，单靠个人或少数人选官，很难克服这些因素的干扰，迟早要走到邪路上去。要求得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找到一种相对公平合理，具有竞争激励机制的选官制度。公开选拔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举制在中国存在了13个世纪，公开选拔作为刚刚诞生的新的选官制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坚定信心，坚持不懈地大力推进公开选拔工作。（四）科举制所体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超越了封建时代，具有恒久的价值。经过长达千余年的探索总结，科举制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考试办法，这也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这是创立仅10余年的公开选拔制度远不能比的。今天我们推进公开选拔，要在坚持科举制的基本精神的同时，着重学习借鉴科举考试的具体方式方法，使我们的考试方法逐步严密完备起来。（五）科举制终因考试内容陈旧且一成不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被废止的教训给我们深刻启迪。任何一项好的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终难逃脱被淘汰的命运。公开选拔虽创立时间不长，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我们也要牢记历史教训，未雨绸缪，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深入研究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情况和世界变化的趋势，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特别是对考试内容和方法不断进行调整改进，使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为建设一支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