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思考_渐进式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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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不同转轨方式的实践比较

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是经济转轨的两种基本方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实行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却归于失败。多年以来这两种转轨方式孰优孰劣之争似乎可以据此定论,笔者却以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让我们先对俄罗斯的改革作一番考察。有一点需要明确:不少人曾以为俄罗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一开始就错误地选择了“休克疗法”,其实这不符合实际。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后,一直到1991年实行的还是渐进式的改革。只是当改革陷入困境后,才于1992年采纳了“休克疗法”。而当时俄罗斯的国情与其他转轨国家有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体制的集权性、垄断性和计划性程度最高,它们几乎覆盖整个经济,控制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过程,造成体制转轨的艰巨性;二是国有制经济达到99%,个体和私人经济比重在变革前几乎为零,国有制或国家对经济的垄断过强,造成市场主体和私有经济形成的艰难性;三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比重过高,轻工业极度不发达,造成经济和生产启动的难度性。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轨就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中蕴含的矛盾很深,亟需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在短时期内又缺乏解决上述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从“休克疗法”的核心措施来看,显然有不顾实际地“毕其功于一役”之嫌,分析如下:

(1)价格自由化。“休克疗法”的设计者原来设想, 放开价格会很快刺激有需求的商品的生产,扩大市场的货源和供应量;加之政府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群众购买力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样市场供求就会很快平衡,并形成竞争。这些都会成为遏制价格上涨的因素。现实情况与此刚好相反。首先,俄罗斯不仅是消费品、农产品短缺,由于企业生产的高消耗和低效益,许多生产资料也相当短缺。这样,价格上涨不仅有需求的拉动,还有成本的推动。其次,对于商品涨价,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内部消化能力很低,不相应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就难以生存。第三,广泛存在的生产高度垄断性并不会由于放开价格而消失,放开价格并不会自动形成竞争特别是价格竞争。因此,全部价格轮番上涨已难以避免,并使政府的紧缩政策难于维持。

(2)紧缩银根。实施此措施的目的在于避免恶性通货膨胀, 从而实现国家的财政金融稳定。现在回过头来看,俄罗斯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首先,紧缩政策几乎使所有企业都丧失了周转和支付能力,现金不足成了生产正常运行的严重障碍。此外,高税收成为企业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不仅无利和微利企业不愿扩大再生产,即使有利可图的企业也无力扩大生产。结果是,过度紧缩直接威胁到相当大一部分企业的生存,生产急剧下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控制通货膨胀的计划随之落空。

(3)经济私有化。 俄罗斯实行经济私有化的初衷是希望非国有化成份能尽快为俄罗斯的经济回升和发展作出贡献,但实践的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不但原来的设想达不到,还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安定、两极分化更为加剧,甚至许多关键部门落入外国公司和犯罪集团手中。其实,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是一种肤浅而错误的认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倒退。实践表明,所有制改革根本无法在短时期内完成。象英国,它拥有的私人资本要比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强大得多,而它将其国有经济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减少到5%,还费了10多年的时间。 对于国有经济占绝对大头并且市场机制非常不健全的俄罗斯而言,一步到位的私有化政策实施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就私有化本身而言,它亦并非济世良方。西方的有识之士就敏锐地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同东德和俄国的区别,不仅在于改革的途径‘较温和’,而且主要在于中国的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

由此可见,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是其脱离本国国情的必然结果。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一般地接纳市场经济体制。更没有照搬私有化的模式,而是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国情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可以这样说,其整个改革历程显示了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1)清楚界定改革性质。中国始终坚信,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今天看来,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高度、如一的信仰,是其改革成功的最可靠保证。

(2)先农村后城市。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 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农村作为传统体制下发展程度最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其必然性。中国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选择阻力最小和风险最低的领域作为改革的起步环节,以达到积累改革经验,取得改革成就。

(3)改革依靠传统的制度和组织体系操作运行。 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受既定的制度约束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冲击传统的制度约束边界,为改革开辟道路。中国在这两难境地中作出了较为适宜的选择,表现在:中国经历了不突破原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前提下的政策性调整,尔后逐步引向制度创新的深化过程,最终实现由旧制度向新制度或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

(4)慎重化解改革阻力。改革的实质是个利益重新分配问题。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使得中国一起步就背负着沉重的既得利益包袱,改革方案只能在承认与照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如:对农产品提价,就得给城市居民增加副食品补贴,就得允许与农产品相关的工业品相应提价。这种“帕雷托改进”式的利益补偿改革策略,虽可较好地化解改革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僵持”,使得人人都想按自己的利益要求来理解改革而不愿承受改革的代价。为解决这个在旧体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利益替代”策略成了可行的选择,即通过在旧体制外培育一种效率较高的新体制(非国有经济),使得旧体制内的人能在体制外找到满足自身心理及物质利益需求的归宿(如从事第二职业等)。

(5)双轨制成为体制转换过程中普遍采取的形式。 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最具争议性。它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包括价格改革、外贸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劳动就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等。其基本思路是: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量部分首先实行新体制,然后随着体制“增量”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逐步改革旧体制部分,最后完成向新体制的全面过渡。

(6)选择正确的改革时序。 中国在改革中较好处理了以下关系: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时期的产物,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先天不足,改革的实践超前于改革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主义”成了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原则。二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三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始终把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努力实现三者的相对平衡。

以上分析的目的在于说明:我们肯定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及其实施战略,并不是说它一定最优,而是认为它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个历史存在,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因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否则,我们就会难以理解:激进式的改革为何会在波兰取得相对成功?如此看来,俄罗斯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激进式改革本身(波兰不是成功了吗?),而在于俄罗斯的国情并不具备实行激进式改革的条件。

二、两种不同转轨方式的价值判断

仅依据当前时间不长的实践过程(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和暂时的实践成果来评价这两种转轨方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它们进行理论上的价值判断。而说到对改革方式的价值判断问题,不能不提到樊纲教授。正是他率先较系统地提出“改革成本”这一概念后,使得人们对改革方式的价值判断赋予了经济学的逻辑意义。樊纲教授在1993年年初就提出将改革成本分为实施成本和磨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在实施改革中,人们要重新签约,要学习新知识,要进行新体制的设计,要搜索制度的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要消除人们对变革的防卫心理等方面花费的代价。实施成本可看作是改革激进程度的递减函数。改革速度越快,时间越短,人们对新制度很快就要建立的预期越强,改革过程的信号扭曲就越小,从而越有利于降低成本。从这一角度看,激进式改革有明显的优点。但从磨擦成本角度看,问题却表现为另一种情形。磨擦成本是指为克服阻力所付出的代价,它是改革激进程度的递增函数。改革越激进,招致反对的人越多,改革的阻力就越大,从而耗费的成本就越大。显然,渐进式的改革可能最优,成本最小。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其过程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重新分配的主线。有些人之所以拥护改革,是因为能从改革中得益,有些人之所以反对改革,是因为改革会使其利益受损。我们可以把改革带来的好处看作是“改革收益”,把改革所付出的代价看作是“改革成本”,这样,改革能否进行就取决于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的比较,最佳的改革道路选择问题可归结为改革成本最小化问题。显然,简单地说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或是激进式改革优于渐进式改革都是不科学的。任何理论的形成及对其实践效果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其特定背景,而且对于某种经济理论的理解,也必须全面把握。把目前的成功看作是最后的胜利尚为时过早,这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象俄罗斯等实行激进式改革的国家,虽然为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回避重大利益的调整,最痛苦的阶段已过去,接下来该是一个平和的增长过程(尽管目前他们都面临着不少困难)。而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最关键的一些问题上并未取得决定性成功,留下了一系列严重的体制硬核问题。我们必须对曾引以为荣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中国渐进式转轨过程中的矛盾

众所周知,体制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诸多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改革链条和环节。渐进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持这些链条和环节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良性链锁作用。在改革初期,要做到这点可能不很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事情的发展就会违背渐进式改革者的初衷。因为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会给改革带来各种矛盾和阻力,一些环节出现改革滞后必然难以避免。就中国而言,尽管核心体制部分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虽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但经营机制未能得到根本转轨。虽然企业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力,但微观活动尚未真正摆脱政府的干预;企业引入了激励机制的同时,自我约束机制却弱化;企业已被迫面对市场,但对“市长”仍有较强的依赖心理。总的说来,企业仍处在体制转换的中途。当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牵动到整个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要涉及到金融、财政、劳动、社会保障等各环节的配套改革,所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困难也相对大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如此迟缓和滞后,必定带来改革成本累进性的增长,而且也会增大整个经济转轨的风险。

其次说说政企分开问题。国有企业要成为独立营运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必须做到政企分开,这是基本常识。可在中国政企为何如此难以分开?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亦存在自身的既得利益,中国划分为“条条”和“块块”的行政体系已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当政府职能的转换触及到敏感的利益调整问题时,改革的阻力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企业角度看,正因为如前所述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得企业行为出现畸化,容易“一放就乱”,令政府管也难,不管也难。

另外还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应是渐进式改革者们往往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倾向于回避重大的利益调整。正如前文所述,渐进或改革的要点在于利益格局的“稳健”调整。过于求稳往往会使改革拖延持久,贻误战机。另外,渐进式改革措施多是为解决眼前的困难与矛盾而采取,往往带有过渡性质,容易造成政策的多变、不稳定性,给改革增添难度,并且这种过渡性的措施实施后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亦因具惯性而难于打破,使必要的新的政策调整难以实行。再有,全面的协调、多方的兼顾,在改革实践中确实难于操作,会导致改革出现僵持、胶着的徘徊局面。还有,新旧体制的共存时间过长,易使主体行为扭曲,市场正常秩序难以形成和维持,一些不良的经济行为不但能顺利滋生,而且还能拥有一个宽松、舒适的成长环境。总之,渐进式改革易于把问题与矛盾掩盖起来,积重难返,使改革难于取得实质进展。

四、启示:两种不同转轨方式的殊途同归

以上所分析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只是经济体制转轨方式的一种相对的区分,并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或者说它们只不过是两种极端形式。实际上任何一国改革的速度有快有慢,有渐进式和激进式的交叉。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属于“渐进式”改革,但也并不总是小步推进。如1994年,我国在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重大的改革,具备了范围广、力度大的特点。同样,实行“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在国有制改革和法律改革等诸多方面仍需颇费时日,很难做到立竿见影。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体制转轨并非始终只能采取一种方式。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选择何种经济体制转轨方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取决于转轨成本与转轨收益的比较,并没有统一固定不变的模式。对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中国来说,“渐进式”改革是较为适宜的转轨方式,这一点已成共识。但正如前面所分析到的,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内在的不合理性,集中表现在它因回避重大利益的调整而必然使其改革的后期效果递减,这一点已为事实所证明。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勇于摆脱渐进式改革框框的束缚,在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当然,突破旧的改革模式的框框决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激进式改革模式在中国根本走不通,正如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一样。我们现在可以并且应当做的,就是寻求“渐进式”与“激进式”经济转轨方式的合理边际,正确估计中国社会稳定的承受能力,发挥我们建立新体制的能力,在两者之间谋求一个最佳切合点,这也是理论界和决策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改革过去更多的是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由点到面,有目的、分阶段地推进,那么,在新的形势、新的国情下,改革总体上的逐步推进一定要与局部环节的快速变革结合起来,把面上的演进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把一定时期具体条件限制下的“求稳”和在新条件下不失时机地加大力度结合起来。用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事业才有可能走向最后胜利。可喜的是,党的十五大已为真正组织起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朱镕基新政府一上台就展开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其务实作风和创新精神给国人乃至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聪明的中国人在改革模式上如能注入更多的“中国特色”,谁不相信中国又会给世界一个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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