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政治思索——析杰姆逊后现代式马克思主义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话语论文,政治论文,析杰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1-0008-07
“杰姆逊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 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佩里·安德森如此评价杰姆逊。（注：参阅伊格尔顿：《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事实上 ，有人曾把他视为二战以后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注：参阅王逢振 ：《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载《西学读解集》，河北 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总体上看，从其早期试图导引出一种适应于晚期资本主义“ 情境”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到90年代提出重新发明一种社会改革政治，杰姆逊的理论研 究始终贯穿着一种激进主义的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他基于萨特调和弗莱的文化研究和法 国结构主义方法，最终通过改写卢卡奇而获得一种异常的包容性，在充分揉合包括阿多 尔诺、阿尔都塞等具有内在理论张力的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后现代论者的观点基 础上，杰姆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形成洋洋大观的有逻辑而非体系的个人马克思主义话语 。其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认知测绘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建构直接为后现代的激进 政治言说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一、历史元叙事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叙事
马克思在论及历史时，极为深刻地把人类历史展开所显现出来的主体的和客体的两个 向度作了辩证的理解。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采取了主体路线，因此表现出浓厚 的浪漫主义倾向。杰姆逊试图对这种倾向进行积极的纠正，以非共时性历史主义(即结 构的历史主义)把代表新乌托邦精神的主体性建立在体现客体性的生产方式之上。
20世纪复杂的历史变化之一，即是技术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理解历史 的方式。在60年代之后，以利奥塔为先锋的后现代论者试图以取消“宏大叙事”来获得 当下的主体的流动性和生成性以保证可能未来的开放性。（注：利奥塔：《后现代状 态》，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章。）但是，这却使得对这个主体的当下 位置的测定成为不可能。杰姆逊在为利氏《后现代状态》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肯定这种做 法的理论意义，但他更强调在资讯霸权条件下纯政治行动的意义。（注：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这个政治行动就是可能被 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这种 政治学提出了当代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文学文本阅读和阐释的政治视域问题。 在《政治无意识》中，杰姆逊把它视为一种绝对的视域，而它的实质则不过是历史观问 题(按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提法即叙事问题)。这个问题是在30年代文学理论多元 化背景下提出来的，如卢卡奇在现实主义问题争论中所阐发的那样，它的核心是一种意 识形态的争论。而正是在文学理论中，杰姆逊从元评论之理论要求推进到元叙事问题， 最后落脚在生产方式问题上，这样，他就为文化研究提出一个基础性的历史观背景，也 即是解决风格或方法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
在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与《语言的牢笼》这两本具有某种症候性的著作中 ，杰姆逊就试图发展出“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适合于“后工业化资本主义”或“ 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形式)。应该说，这一目标贯穿于杰姆逊理论 生涯，而文学研究只不过是其独特的形式选择。在这种形式中，他从阿多诺、本杰明、 卢卡奇、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另一方面， 他又在结构主义理论中获得深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这种特征，对其个人而言， 预示杰姆逊的理论发展基点：两个具有张力性质的立场形成其理论构架，这也意味着在 起点上，他的理论是以兼容性为取向的。
我们看到，结构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作为一种共时性分析，在反对历时性分析时 ，由于缺乏基础性的历史性支持往往流于形式，并拒绝对它本身的批评。就文本解释而 言，结构主义忽视了作品和评论家得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但是，这两种环境并非是同质 的，而是脱节的，诚如阿多尔诺在新音乐研究中提示的那样，从贝多芬、勋柏格到斯特 拉文斯基之间音乐形式的变化正是世界体系组织原则的变化；也如卢卡奇所强调的左拉 和巴尔扎克之间“描写”和“叙事”的文学表达方式的差异也是时代特征的差别。作品 与时代之间保持着某种默契的联系。离开这个问题，在诉诸一种同质的形式时，当代阅 读背景对阅读行为所施加的实际影响而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就被遮蔽。所以，杰姆逊在 《元评论》(1971)中强调：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的存在，总是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 种可能的经验。基于这一认识，他试图导引出一种“元评论”，以解决各种文学批评之 间的无意识争论。他强调元评论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元评论 导向的是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也是对评论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是评论之评 论。（注：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3—4页。）在这里，我们将确定地看到，作为一种所有评论得以发生的一种绝对的 历史条件支持了元评论的产生，而元评论本身将可能是一切评论之意识形态问题解决的 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关于政治视角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视域之“政治无意 识”问题也就生长出来。因此，从元评论走入历史元叙事也是一种理论逻辑的必然。
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强调的“批判与他们的自身物质环境” 问题，我们将会自然地疑问：杰姆逊的这种战略是否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一 种曲折的声张。从元评论看，在20世纪的理论史中，它并不必然导向马克思主义。因为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卢卡奇、阿多尔诺等人则在这个问题上 显然溢出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但从元评论出发却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因为 历史唯物主义最后的彰显也是在全部评论或批判的基础性历史依赖问题上诞生的。正是 因为这一点，杰姆逊在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案时，他走入生产方式分析是正确的。事 实上，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对于巴尔扎克、康拉德等人的文本分析也正是基于这个 前提。
这个前提，杰姆逊是从元叙事中分析出来的。他认为元叙事是所有共时性和非历史性 的分析所依赖的历史性的系统规划，一种历史的“哲学”视界。作为一种统一的历史视 角，杰姆逊认为，元叙事在具体的分析中可能包容多元视角，但它却必须是坚持一元论 历史观的。因此，在《文本与意识形态》(1972)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框架正是 一元论的历史观，它用更辩证与更历时性的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取代了结构主义 的自然与文本的对立。（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 店，1997年版，第130页。）这样他就将元评论和元叙事基于历史而统一起来，并在《政治无意识》中明确地落实到生产方式之上。
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第一句话即是意味深长的“永远历史化”，即将当下的共 时性结构历时性化，在历时性过程(踪迹)中把握意义。他强调：历史化操作可能沿着两 条不同的路线运行，而最终只能殊途同归：即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 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注： 杰姆逊：《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这个历史 性最终将二元论的分裂弥合，这种二元论从历史深处来理解即是根本性的主客体二元问 题。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主客体二元的对立问题是在生产方式前提上解决的，并 且马克思最后也不再将主客体二元对立视为自己的理论前提，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 中考察主体性的生成。这样我们看到，杰姆逊在文学研究中绕了几个弯之后又回到了马 克思。不过，这不是简单的回复，因为，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叙事模式，杰姆逊已经在阿 尔都塞基础上改写了它的具体运用形式，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上文强调，这个框架是为解决文本解释而提供的。因此，当他这个框架运用于文本分 析时首先将面临一个问题，即文本分析如何体现历史。杰姆逊强调，历史不是文本，不 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 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事先文本化，即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也就 是说，政治无意识本身只不过是客体内部的一个位置，因此，能够通过对它的重新定位 来获得对当下种种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这个客体即是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点。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个生产方式被强化为经济决定论 。阿尔都塞已经对上述问题提出过批评，他通过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矛盾问题的断裂 和颠倒而提出了多元决定问题，将历史的必然性改写成结构因果观。（注：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杰姆逊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机 械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由此在阿尔都塞基础上导引出一种历史性的共时性分析或结构的 历史主义。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生产方式呈现为如此特征：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杰姆逊不再赋予经济以基础地位，而是将它视为与文化、意识形 态等具有同质重要性的结构因素。在这里，他不仅是对阿尔都塞理论的一个延伸，而是 要求马克思主义能够解释当代的文化自主性问题。这是当代文化研究提出来的最重大的 问题之一，它几乎在全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学理论家、文化研究者那里都有不同的 表述。杰姆逊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深刻性：其一，在文化研究中，在基础的历史性理 解上，他重新回到卢卡奇，将其“总体性——中介”分析策略视为再现客体形式统一的 那些形式框架或遏制策略，从而有机地解决了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他能 够有效地反对当代文化领域种种对资本主义权力神秘化的努力，如其对后现代主义的分 析；其二，基于生产方式这个元叙事，他重新提出了对当代社会形态复杂结构的考察方 式，即以“社会构型”这个概念指证了具体社会形态往往是由几种非共时性质的生产方 式共存的特征，并且强调，“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 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的生活的核心时刻”是以文化革命体现出来的。他引证布洛赫 的“非共时发展”观点，说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复杂性，认为它既包含着作为一种先进 生产方式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矛盾，也存在着性压迫、种族等这些古老生产方式下所产生 的异化。（注：杰姆逊：《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87页。）由此，揭示当前斗争的复杂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这 使得他转向对总体性的认知方法的研究，即认知测绘问题。
二、认知测绘、历史分期中的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
认知测绘是杰姆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见解，它甚至就是一种新的政治美学的表述。杰 姆逊试图通过它谋划出一道能够绕过后马克思主义主题和口令的小道，从而达及(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的和政治的论点。而它的核心是关于社会总体思想。（注：参阅Cary N elson and Lan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ion of Culture,U 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认知测绘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目标乃是其早期 卢卡奇式的叙事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也是贯穿于杰姆逊前后时期著作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或者说，在其总体性理论诉求上，他从卢卡奇(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具体政治的一种尝 试。杰姆逊在几个地方都谈到认知测绘，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其方法的证实。在《认知测 绘》(1988)一文中，他将之视为在当前历史时刻对全球尺度的社会关系的总体进行认识 的有效方法。他强调：认知测绘，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事业整体都需要的一个部分。（注：参阅Cary Nelson and Lan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 tion of Culture,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第353页 。）
我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美学，杰姆逊试图凭借认知测绘继续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事业( 在《认知测绘》一文中，他直接就将这个术语说明为阿尔都塞和卢卡奇的综合体)。因 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其文学——美学理论的那一部 分)的一种重新思考或表达。事实上，杰姆逊一直关心卢卡奇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主 题(“总体——物化——中介”认识论主题和意识形态批判政治主题)延伸出来的文学形 式问题，他自己也在不同的地方对结构主义提出来的叙事问题进行过讨论。而这里，他 只不过试图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中讨论一种辩证认识的可能性。因此，他的问题直 接背景仍然是“再现”问题。所以，他指出，认知测绘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 握再现，在特定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可能呈现的(无法表达)的都 市结构组织的整体性。（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 书店，1997年版，第510页。）而认知测绘问题的提出，它本身只是源于社会主义现实实 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困境，以及后现代美学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杰姆逊试图在更为 复杂的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导引出一种认识理论或认知方法，并把它作为当代政治知识 分子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新社会的基本依赖。这在当代有着马克思主义声称 的西方学者中是极为独特的。
正是这种总体的视角，使得杰姆逊能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深入“历史分期”，并在 此基础上来阐述诸种风格问题，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学形式和文化风格的准确把握。在不 同的地方，杰姆逊强调在生产方式意义上资本主义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 或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三个主阶段，与此一致也产生出现实主 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几种艺术准则或风格。这个分期是其后现代主义研究的 前提。
杰姆逊认为能够用模式来陈述的文化风格都可能并且必然是对生产方式变化的一种“ 再现”，因此，在不同的文化研究者那里，不同的模式(分期)必然地指向那个生产方式 本身。在这一意义上，他将文学(艺术)的形式看作是生产方式的征候。这样，杰姆逊就 能够顺理成章地将马克思、摩尔根、德鲁兹等人的历史模式并列起来考察，并以此作为 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支配下的文化的基础。（注：[美]杰姆逊：《后现代主 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 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中，他详细地考察了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将之视为晚期资本主 义的文化逻辑(后来作了一定的修正，称其为一种风格而不是全部的文化逻辑)，通过对 这种文化生产的机制(方式)的分析而提出以“认知测绘”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美学 。
但是，我们将看到，这种美学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这一点杰姆逊 自己也十分清楚。事实上，仅仅基于总体性而提出测绘要求，它同样面临着其它方面的 问题。例如，当杰姆逊基于这个政治美学来定义一种“第三世界认知美学”时，他就无 法摆脱三个世界对立的困境，他基于生产制度定义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而将第三世 界视为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忽视了第三世界本身的生 产方式的存在性。艾哈迈德对此进行了正确的批评，后者强调，文学文本是以一种高度 差异化的方式写成的，通常受多种相互争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决定，因此任何一 种复杂的文本，在它被总体为一个普遍性的范畴之前，一般都得产生在为它提供能量和 形式的语境群之内。多重因素决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单个的文本只飘浮在空中，或者 说“总体性”不可能成为认识性范畴。但是在总体性的任何一种含义当中，人们都必须 使那些构成某一领域的决定性具体化和历史化，凭着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知识，就可能指 明那些首要的意识形态和叙述方式。（注：艾哈迈德：《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 族寓言”》，载《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354页。）也就是说，杰姆逊在文本研究中，由于过分地强调理论本身而在某种程度脱离 具体的研究对象，也存在着一些理论失误或不彻底的地方。
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杰姆逊在总体性理论声称方式确实具有极大优越性，但 是同样面临总体性抱负与具体化操作之间的某种矛盾。这一点，他本人试图也一直作出 积极的调整，其认真关注第三世界和其他少数话语极为明证。《作为“未竟之志”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1988)一文集中表现了这一点。在这一文本中，他一方面将卢卡奇 物化理论直接与总体性理论绑在一起讨论，以其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实现总体性理论魅 力，另一方面基于总体性试图提倡一种政治的联盟。他强调在战略和战术水平上，除了 联盟政治、多样化的化身、各种大众阵线和同质集团，总体化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因此，需要将总体性概念所表达的哲学问题溶入对历史情境和势态的特别分析中。在具 体的情境中，详细罗列出各种边缘的、受压迫的或被统治的群体——所谓全部的“新社 会运动”差不多也就是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种种“限制”的结构，同时承认每一种苦 难形式都产生出它自己的特殊的“认识论”，它自己的特殊的自下而上的视野，以及它 自己与众不同而有特色的真理主张。（注：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 as an“ Unfinished Project”,Rethinking MARXISM VOL1,No.1(Spring 1988),pp62-71。）这 一点，也正是其提出包容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的基础。
三、新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化
从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1961)，到《布莱希特》(1998)，杰姆逊清晰 地显现出一种独特的技术路径。围绕历史主题，将历史文本化，并通过风格(方法)来重 新激活它。通过这种努力，他试图将个人与其生存的直接环境间离化，从而在一种“市 场环境”中生发出理论来，凭借这种理论，我们得以对未来保持生动的和开放的视域， 也即是对当下保持一种鲜活的替代视域。
杰姆逊强调，资本主义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可能性一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页。）从这里出发，他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部修正。一方面，他要求从总体性理论走向“ 私人话语”，强调：“我不认为人们一定要有意识地在思想上信仰马克思主义方能够获 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页。）另一方面，以《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尔诺，或辩证 法的延续》(1990)通过对阿多尔诺的重新讨论确证了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表述 既是相容的又是冲突的，它要求在哲学家的个人话语与一种集体解放话语之间进行协调 ，完成对环境本身的认识和对解放事业的具体规划。
在这里，我们不再流连于杰姆逊具体的零碎结论，这些结论作为药方，他们是开给自 己所面临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个时代不可挽回的断裂和脱节，这些药方本身也极为深刻 地体现乌托邦的色彩。按照杰姆逊自己的理解，这种断裂和脱节源自晚期资本主义的系 统和分裂，在这种环境中，任何总体性的教义都成为一种物化的力量。他指出：无论在 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人们都无法逃避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因此，卢卡奇定义的阶级 意识——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一 方面已经将人类生活“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注：杰姆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另一方面， 把解放政治的表达(学说和教义)或经典“想象成个我留名青史的形式，而其反面则必将 是个人的彻底消失”。（注：杰姆逊：《布来希特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在这种背景下，重新伸张改变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 发刻不容缓了。如果说那些具体的结论是内容的话，我们看到，杰姆逊本人事实上无意 识地站在形式方面。正是在形式上，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一种辩证的和具 体的乌托邦来操作。
在这种乌托邦操作中，他希望将辩证思维引入具体的环境、历史和现实的考虑中，从 而产生“震惊”、“讶异”和“固有观念的倾覆”。在这里，所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话语都不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由此杰姆逊提供了一种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例 。在这种范例中，马克思主义仅仅承担着方法的功能，作为一种对文本进行政治阅读、 阐释的方法。在这一前提上，作为一种“革命”政治，杰姆逊试图将马克思落实在文化 革命等具体内容上。透过这些具体的内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某种主题在杰姆逊研究 中的连续性和贯通性，基于这些主题，杰姆逊试图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重新激活马克思， 在这一意义上，如谢少波所言，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再次成为“真理”，或按杰姆逊自 己的话说，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获得它的现代化形式。(在解放政治的意义 上，)马克思主义的表达形式，如果说在经典作家那里，是直接基于他们自己面临的阶 级斗争形势，那么在“现在不存在界线分明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也不存在一清二楚的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背景下，谢少波的强调就是正确的：“在传统无产阶级消失的 地方以及他们消失的时候，要使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人们就不得不像杰姆逊 那样，将很多新社会运动，包括美国黑人政治，女性主义和北美土著反殖民斗争，视作 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对抗形式。”（注：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因此，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 充分肯定杰姆逊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后现代主题这一做法的意义，或许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更为准确，即当代马克思主义必然采取包容后现代的表达形式。当然，更为基础地 ，它是服从于对后现代的认识测绘也即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认知测绘这个理论任务的。
90年代，杰姆逊以阿多尔诺为“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个案重新表达这种时代的困 境，他强调“阿多尔诺要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显得更具有马克思主义性，因为他全部 的哲学激活了一种调和延缓、迟延、延期和未来的视野。我们应当承认这种未来导向的 哲学——预灾难、宣扬赎救——与那种作为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 的永恒的当下性完全格格不入。”（注：Jameson.F,Late Marxism:Adorno,or,Pers istence of the Dialectic.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0.pp231.）因此，他强调 在阿多尔诺作品贯穿的直接历史性，是一种对时间性的关注，作为一种把握历史的方式 ，它将存在时间的延伸和保持作为一种工具，以期把握原本只能在“事实”和多种已发 生的事件中获得的集体历史的发展动力。这样，阿多尔诺的哲学——美学赎救只不过是 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将一切都引向历史的努力。因为，阿多尔诺对哲学的贡献在于他证 明了全部抽象的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历史问题，都是参与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但是，这 并非意味着就如吉登斯那样的批判理论，它通过取悦于当代主流政治而获得自身的生长 。因为在总体性的历史中，主流政治仍然是统治政治而非解放政治。另外，在以激进面 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那里，如德鲁兹、利奥塔、墨菲等人，他们声称文化造反又不是建 立在这种历史性之上的。因此，杰姆逊试图回到马克思基础上，重新在总体性下展现当 代可能出现的未来，他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和社会关系的 变化在高生产率和先进技术的王国找到了其可能性发展的条件。
在当代全球新秩序的多维性和不平等性条件下，杰姆逊希望强调作为对未来承诺的动 力并不是源自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阅读，而是来自社会现实的客观经验。正是这一原因 ，他强调必须在相互关联的社会各层面的整个网络所结成的整体中，重新构划一种社会 转型的政治学。在这一意义上，他恰恰是对当前全球化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在这种全球 化背景下“告别马克思主义”论调的一种回应。
凯尔纳直接言称“杰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并将之视为作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 后现代观点的首次尝试。（注：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9页。）在提倡一种以我们自己的历史高度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 识这一点上，他们提出的问题极具警示性。它所带来的认识进步在于，使我们能够真正 突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果而将这种批判引入自己的历史情境，在揭示当代社会 关系的压迫性方面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这样，任何以马克思“过时”为借口而抛弃它 的做法就不再可能，也不会发生以“发展”为口号疏离和推远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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