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奈格里式激进政治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激进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奈格里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中所形成的基本逻辑，在《帝国》及其之后的著作中并没有超越，而是被不断地重新包装，并由此创设了富有特色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政治哲学解读模式，他的理论建构逻辑可以概括为“经济学语境中的激进政治话语”，而他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诠释最能体现这一点。奈格里强调必须始终依循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他把这种方法论归纳为几个方面，即“规定的抽象法”、“历史趋势法”、“实际上的真实”、“主体性的创构”以及“对抗本体论”。这些方法经过奈格里的解读都蕴含着主体的逻辑，显示出政治的、对抗的、革命的特质。尽管奈格里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他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政治解读模式颇有代表性，不乏新意，值得批判、考究。 马克思方法论的第一个构成部分是“规定的抽象法”，也被奈格里称为“实在的抽象”，实际上来自于马克思明确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大纲》(即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通常称为《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学上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它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然后经过分析找出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完整的表象就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种方法把“直观”和“表象”的具体综合为抽象的规定，似乎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考察，却是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被马克思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抽象的规定出发，然后借助于思维逻辑实现具体的再现，再现的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即是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 奈格里承认，他所指的“规定的抽象”实际上就存在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中，但他又赋予了自己所解读出的方法一种更高的价值。因为在他看来，“规定的抽象法”既是科学地把握现实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又是深刻表明主体逻辑存在的方法论。仅仅把这一方法看作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忽视这一方法隐藏的主体逻辑是有问题的。奈格里所提出的“规定的抽象法”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要把握有着特定主体参与的现实过程，在奈格里看来，只有如此，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才不至于沦为外界事物的拜物教式的思维，即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这很容易忽略了真实的状况，忽略了主体的真实存在。“我们正在现实之中，这些现实的具体和多元规定正是我们通过抽象物尝试、力图、尽力接近的。在这第一个方法的原则里，存在着意志和智力即人们的日常实践。”(Negri，p.47)“意志和智力即日常的人类实践”始终存在，方法总是行动实践的反映。再现历史的是主体，因而是主体决定了规定的抽象，主体的行动决定了历史面貌的再现。“规定的抽象法”强调的正是主体要通过抽象认识的道路，从简单到复杂，以发现、缔造现实。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看到并指明了这一点，然而他意识到却没有清晰表明的一点是：规定的抽象过程，接近具体和抽象地占有具体的过程，是集体的过程，规定的抽象过程完全是在集体的无产阶级的阐释中被赋予的。科学的方法必须有主体的动力，方法论必须变成一套主体的逻辑，强调主体的力量，这是奈格里确立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二个构成部分是“历史趋势法”。这种方法可以从马克思所举的交换价值的例子来理解。马克思把交换价值看作“十分简单的经济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可理解为货币)之前，它虽然早就有独立的历史存在，但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没有表现出充分的力量，只有发展到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复杂的、发达的社会形态下才能充分展示出来。“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页)其中的深意是，要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也要看到范畴发展的趋势，学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分析特定的范畴。奈格里指出：“这意味着简单与复杂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关系，因此是一个动力，被历史的主体性激活的动力，被能动的集体——它作为历史的主体性的表征——激活的动力。这意味着存在不同程度的抽象：一方面是抽象在具体中谋求实在(规定的抽象)，另一面是具体在抽象中谋求它的规定(趋势的过程)。”(Negri，p.48) 奈格里要说明，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具体的范畴与复杂范畴之间的转变，恰恰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社会形态的现实变化，是历史的主体推动的产物，是关系运行的产物，关系就是动力，有关系就会有动力，就会实现范畴在简单、具体、复杂的属性之间的转化。因而，“简单的范畴”、“具体的范畴”在历史主体的关系中实现充分的发展，在历史条件中获得充分的适用性。所谓的“抽象在具体中谋求实在”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规定的抽象)，是再现历史；“具体在抽象中谋求它的规定”就是具体范畴在抽象中实现它的充分性，这就是趋势法，就是比较具体的范畴通过社会形态的变换实现它的充分发展，这是改造历史。因此，这里存在着概念向现实的变换，是现实的主体通过斗争谋求价值实现(可以称之为自由和解放)的隐喻。这种隐喻昭示着：这个革命主体尚未在深度和广度上获得充分发展，革命主体没能获得完全的价值实现，然而它却在“谋求”，依靠生产和斗争的历史运动来“谋求”，谋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趋势真正地显现为趋势，即立足当前，放眼未来。 因而，历史趋势法反映的是主体的斗争、对抗对人类社会更理想形态的谋划。“趋势：它不仅仅是在一些历史事物的基础上进行范畴的消极构造，最重要的是它放眼未来，对现在进行解读以制定阐释未来的规划。去冒险，去斗争。一种科学应该坚持这样。”(Negri，p.49)这种趋势法，绝对不是按照客观规律找到通往未来途径的方法，而只是一种集体对抗的逻辑，一种主体逻辑的表述。这种方法恰恰否定的是把历史过程看作直线型的、必然的、能够被决定的过程，它把主体性纳入到历史之中，坚持的是一种非连续性或者是断裂性的过程，因为是主体的生产与对抗在决定历史，历史的趋势并不能告知未来，只能依靠过程去推动趋势，这种过程就是集体的冒险。奈格里强调的就是，“马克思的方法论是一个集体的冒险”。(ibid)集体才是方法论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变成了主体的冒险，这一理解颇为别具一格。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三个构成部分，被认为是“实际上的真实”或“实践的标准”。这一方法体现在马克思的劳动范畴上。马克思发现，劳动作为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定，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经济学使用的“简单抽象”的劳动，不是自始至终地就是“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只有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马克思用劳动的例子表明了抽象的规定性甚至最抽象的范畴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抽象的范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在构成其理论核心的劳动范畴上，结合“规定的抽象法”与“历史趋势法”阐释了“实际上的真实”的方法。劳动的概念在经济的历史现实中走向更高形式的抽象，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这一过程。沿着这条道路，这一劳动范畴(规定的抽象)慢慢地(趋势的方法)扩展，变成“劳动一般”这个抽象，范畴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因此，‘实际上的真实’正是范畴发展的特定环节，在这里抽象找到了集中点，获得了与历史现实的紧密联系。没有抽象与趋势的连接，没有这一连接面向实践上的真实、面向有血有肉的历史的环节，就不可能科学地前进。‘实际上的真实’就是科学，它成为一个变革的概念，变革的力量的可能性与现实性。”(Negri，pp.49-50)这里又出现力量的概念，范畴要以历史现实、社会关系为标准，就是要与主体的力量为依据。这里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奈格里“另类的”解读：马克思所谈到的“产生简单抽象(劳动一般)的那些关系”是对主体力量一种隐晦的说法，“对构成这个范畴的一般的关系的分析证明，这种统一、这种多元的统一与连接，是主体力量的动力成分，是主体力量的交织与主体力量的结果。”(ibid，p.49)主体的力量决定了关系，决定了历史，关系、历史决定了劳动的范畴，所推导出的结论就是主体的力量是真正的“真实的东西”。 “实际上的真实”是抽象范畴走向社会历史领域的表征，是理论路径与历史路径的融合。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始于劳动，劳动本身就包含一般关系，包含主体的力量与斗争。“实际上的真实”因此是历史主体的标准，理论体系坚持实际上的真实，就是坚持主体的向度。马克思的理论进路正对应着历史主体的实践，历史由主体创造，理论进路也跟随历史领域的扩展而由主体创造，主体在此又一次被插入了。有多少方法，就有多少主体的逻辑。奈格里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坚持这种方法，就能够理解马克思的研究(Forschung)、叙述(Darstellung)与新叙述(neue Darstellung)之间关系的完美呈现。研究环节与表述环节总会不断变换，不存在固定的永恒性，辩证的研究与表述是对所有方面开放的，每一个结论都开启了新的研究与表述的新空间，一个范畴的出现总会随新的运动而被新的范畴替代。正是因为主体的实践运动决定着研究的不断变换。奈格里认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加入主体的逻辑，就能解读出整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将主体的逻辑贯彻到规定的抽象法、历史趋势法、实践标准法这三种方法中，对奈格里来说显然还不能突出主体的力量在经济学理论、在历史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进一步指出，还应该遵循马克思方法论的第四个要素，这就是主体的生产、移置或创构。奈格里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的依据是，“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页)只要有生产，就会有主体，主体性是在生产的物质实践中被生产的，这即是主体的生产。奈格里强调的是，生产领域充满剥削，有剥削就会有对抗，而对抗也生产主体。只要有对抗，就会有主体。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工人的主体性是在剥削经历的对抗中被创造的。奈格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方法完全是主体化的、对未来开放的、创造性的，它没有局限在任何的辩证总体性或逻辑统一体中。正是主体的力量注入研究的总体性中，持续不断地决定着新基础的生成，在此基础上推进历史的和趋势的运动，推进新的主体的生成，新主体的出现又揭示出新的对抗，重新开始了新主体决定的新过程。 主体性的创构决定了一切方法的真实性、实践性。主体介于规定与趋势之间，使抽象、逻辑的中介主体化，给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添置先决条件与历史动力。就是这个主体的创构方法，突出了马克思方法论“运行的”特征，体现出马克思的方法论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逻辑。主体总是创构新的理论结构，创构新的现实秩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被创构的世界，整个经济学方法论也必然是由主体的创构构成的完整的动态方法论。借助于主体性的创构原则，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终于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真正解读了历史的真实进程。“历史的领域运动着：由规定的抽象界定的范畴被调整，趋势得以实现或被移置，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强烈的易变性的支配；在此领域运动的、在实践上决定这一领域的主体自身或情愿或不情愿地参与这个过程。这一领域总是多元的、变化的、移动的：人们拥有的关于它的知识必然带有斗争的生命力和激情。”(Negri，p.56)主体的创构，表明历史发展中的主体运动是真正的方法论的核心。 随着这种诗意的描述，经济学方法论在此完全展示为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述。但这种重新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有“物”，不再有客观性，不再有规律性，而只有主体的运动，多元的、变化的、移动的运动，只有主体的斗争，富有生命力和激情的主体。历史的真实进程就是历史主体的创构与对抗。创构就是对抗，对抗就必然导致危机。对抗在运动中构成自身，消解自身，重建自身。“马克思的方法，由于是捕捉现实的多样性和多元动力的合适的工具，因而构建了科学的现实。马克思的方法是始终创构的方法，因为阶级斗争构成了激烈的对抗。”(ibid，p.13)创构的结果就是危机，创构原则把危机带入马克思主义分析、它的方法论的核心，因为主体持续的创构所导致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然表现或结果，而只是反抗主体创构的产物。只有创构，即只有对抗，才是真正的答案。创构的原则，而不是客观规律因此成为分析变革、过渡的基本标准，完全是主体在推动着理论，推动着历史。 经过奈格里解读的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归根结底就是主体的动力学，或者说主体对抗的本体论。这一根本原则在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中得到完全展现。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页)因此奈格里强调，总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构成的具体的总体，是开放的、外延的、差异的。不存在无主体的总体，只存在有主体活动的总体。主体是总体的动力，是总体的决定者，主体的活动决定了总体不是连续的，而是动态的、非连续的，这才是总体与主体的真正关系。因此，“主体性赋予了物质结构的辩证法一种极其重要的动力，扩展了它的维度……唯物主义在此使辩证法从属于自身，利用其来表征主体的(资本主义的)结构的总体。但这并不充分：辩证法正如朴素的唯物主义确定革命方法一样是无力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已经提供给我们总体和差异，以及从主体角度整合它们的结构化的环节。但这还不完善：只要这个结构、这个总体不是从内部被分开，只要我们没有成功捕捉到辩证地构成结构的主体(斗争的两个阶级)，而只是结构的(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就依然是不足的。”(Negri，p.44)仅仅把总体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是不够的，是没有真正把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表现，应该看到主体，看到主体的动力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看到主体性的存在方式，主体的斗争、对抗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总体、结构的前进。一个循序渐进的深入：没主体不能解读历史的发展，有了主体也不一定能解读历史的发展，只有看到主体的对抗，明确两大阶级的对抗，才能解读历史的发展。 在奈格里的解读中，对抗被植入了，俨然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历史中的本体论。“生产的范畴——在本质上它凸显为，在总体上它表征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现实的链接——只能被建构为一个差异的范畴，一个主体的总体，一个差异的总体，一个对抗的总体。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思路。”(ibid)差异、主体、对抗，这就是生产总体中的辩证法。奈格里也认为，只有遵循这个思路，才能真正克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上“正规的三段论法”，即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才能真正理解其中各要素的具体、特殊和差异。只有把总体理解为由对抗构成的，而不是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才能真正解释现实的关系。这意味着，生产中的主体向度与对抗逻辑构成了一条明晰的线索，生产—消费、生产—分配、生产—流通(交换)的关系都以生产为决定作用，都强调的是主体性和对抗，是对抗关系的表现。奈格里认为在生产概念中体现出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性。唯物主义就是坚持生产的客观现实，而辩证法就是主体的对抗逻辑。正是在生产中出现了主体的逻辑，出现了主体、差异、对抗等范畴，才有了这种统一。辩证法被置于唯物主义中正是为了把结构的总体看作对抗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只有坚持主体的对抗、差异的对抗才能真正把握其旨趣，这就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 奈格里指出，只有在这个对抗的领域，才能开始新范畴，新范畴不再是资本的范畴，而是为了推翻资本的范畴。必须从马克思的方法中解放出革命的内容，这里的前提就是对所有辩证形式的批判，没有什么辩证，只有对抗，这正是奈格里所总结出来的革命的理路前提。“辩证法的终结？是的，因为思维的行动相对于集体力量、集体实践，没有任何自主可言，正是集体力量、集体实践构成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的动力的主体。对手必须被摧毁。只有共产主义实践才能摧毁它，而且必须通过完成它、发展它自身，才能解放出丰富的、独立的共产主义的多元性。”(ibid，p.190)奈格里力求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打造成贯穿主体对抗逻辑的阶级政治学、革命政治学。对于我们来说，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统一，依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标签：主体性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