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4)-02-0044-07
反对高饶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有一个结论：“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页。）这就充分肯定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斗争的性质以及对高、饶本人的定性。本文根据所能看到的一些新材料，对“高饶事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
1954年2月，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注：《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25日）。）也就是说，“高饶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一，从根本上说，是高、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恶果。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面铺开，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区域性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党的过程中（注：李君如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才成为执政党的，由于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这样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进程。参见《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页。），高岗等人忘记了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动起当独霸一方的‘东北王’、相机攫取更高权位的邪念”，他极力散布“东北特殊论”、“东北先进论”、“东北一贯正确”等论调，“在政策执行上也强调‘情况特殊’而自作主张，有的明显同中央政策不一致”（注：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5页。）。对中央报喜不报忧，夸大个人的作用。对于中央各机关对东北地区工作的检查和批评，一贯采取仇视和对抗的态度，并禁止东北的党员向中央揭露东北工作中的缺点。东北全境解放后，作为东北党政军主要领导的高岗，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土改后农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的政策上，存在‘左’的倾向。1949年5月，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指出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注：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30页。）。1950年初，刘少奇在同安子文的谈话中，对东北局部分领导把农村中新发展起来的、拥有三马一犁的中农当做新富农加以限制的做法，也作了批评。高岗对刘少奇的这些批评十分不满，阳奉阴违，背后搞了不少小动作，并伺机对刘进行报复和攻击（注：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73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对薄一波转呈“东北一党员”来信，以及中监委和中财委在1952年8月派检查组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爆炸事故也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专挑东北的毛病。“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注：《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25日）。）。当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权利欲遇着更合适的机会和条件时，必然会孕育出罪恶的果实。
对此，毛泽东总结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方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注：转引自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4～15页。这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时加上的一段话。）
第二，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及人事安排，要进行大的调整和变动，高、饶视其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可乘之机。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还带有诸多战时色彩和一定的探索性质，新政权远未在常规意义上运转。随着经济恢复工作和民主革命任务的陆续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也应随之转入正轨。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各地方局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样，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于1952年底陆续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的权力和地位明显上升，以国家副主席的身分兼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分管八个工业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计委举足轻重，故有“经济内阁”之称。同其他进京的地方局书记相比，高岗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长。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高岗更加目中无人。据杨尚昆回忆，“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岗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事商量时，他却通知让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去他那里，同其他与会者一道，坐候他出来主持会议。”（注：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8页。）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1953年底，毛泽东向党中央提出，把中央的工作分一线和二线，以减轻自己的繁重事务，并打算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到一线工作，自己处在二线（注：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页。）。这就意味着中央的领导机构和相应的人事安排要有大的变动。处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中的高岗无时不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攫取权力的机会，在他看来，这正是实施其篡权阴谋的绝佳时机，高岗也正是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些“机会”，大肆进行阴谋活动的。
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问题上，党内存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的，但高岗、饶漱石利用这些分歧，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乘机实施其阴谋活动。
建国初期，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诸如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会工作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上述问题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批评。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又对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分歧，便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被中央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
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由此认为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和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中央对政务院各部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仅负责外交工作，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进京的高岗负责。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其工作范围的削弱。
进京之后，高岗就一直把刘少奇和周恩来视为攫取更大权力的主要障碍，暗地里用各种非组织原则的手法和非正常手段试图贬损刘、周的形象和威信（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09～312页。）。当他发现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分歧并对政府某些方面的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便断定刘少奇和周恩来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从政治上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根据一些表面现象，错估了形势，认为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有隙可乘，视为良机。于是，1953年的夏秋之际，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配合默契，‘这边一炮，那边一斗’，演出了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注：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8页。）准备向党索取更多的权力。
二、“东北一党员”的来信与“高饶事件”
在以往“高饶事件”研究中，对1952年1月“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关注得不够。事实上，对来信的内容及其作用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阴谋的发展和暴露过程，以及党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和处理过程。署名为“东北一党员”的来信，第一次向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所存在的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通过此信，毛泽东第一次对东北局工作中的另一面有所了解。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对高岗问题从开始关注到发现直至识破这一全过程的起点。
1952年1月27日，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和东北局党校教务长萧一平联合用“东北一党员”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由当时兼任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负责“三反”、“五反”的薄一波转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一波同志转亲爱的毛主席：
今将我所知东北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点滴情况报告于你。
东北地区如与全国比较起来，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现象可能最为严重。这是因为东北进城最早，东北又是全国最富庶之区；同时领导上又长期未注意解决干部进入东北后享乐思想及资本主义思想之发展。东北干部生活的苦乐不均是从一进入东北即发生而一直存在到如今的。严格而清苦的供给制度仅仅为一部分老老实实的干部所遵守。”
“东北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5年冬至1946年春，我们的许多干部（大至省委委员、小至区级干部），一进入财物丰富惊人的东北城市，便心迷眼花起来。他们大批的抓东西，把没收敌伪（他们敲诈东北人民财富之多真是惊人）财产中的皮衣、毛毯、鹅毛被、毛呢、黄金、伪钞、贵重照相机、珍贵古玩等等窃为己有。有的贪污公物竟多至数箱及一二车之巨……。
第二阶段：是土改时期。这时在干部中发生了廉价收买斗争果实（以微不足道的钱买大批贵重物品）和贪污斗争果实的事情（有不少的集体贪污，如县委、区委大家分一批东西），这在县区干部中是普遍现象……。
第三个阶段：是二次大进城（从1948年至今）。这次进城同样又发生了大抓公家东西的问题……。”
“由于东北地区干部生活过去苦乐不均，许多干部生活作风很不正派，领导上对这些问题未及时处理，有功不赏，有过不罚，或者赏罚不当，在干部使用上存在不少问题（东北有些地区、有些部门、系统，在干部问题上有宗派主义倾向），致使党内干部关系（上、下、左、右）很不正常，党内政治空气淡薄，民主作风极差，党群关系也受到不少影响，东北党、政各级干部上、下、左、右是不够通气的，各级领导多安于高高在上，习惯于书面领导或会议领导，习惯于找熟人。因此，下情不能上达，中央和东北局的方针政策，也就不易贯彻下去。东北有不少漂亮的决议，正确的方案，是停留在书面上的，东北工作往往以点的突破为满足，但不善于面的推广，这与层层的官僚主义是有关的。在东北这样的情况是常常碰到的：谁会写好文章（有时往往是假报告和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谁就是好干部；有不少埋头苦干、不出风头而工作蛮不错的被称为：‘老疙疸’、‘无能力’、‘不开展’的干部而被埋没了。”（注：《“东北一党员”信、薄一波同志转呈主席的信》（1952年1月27日）。）
“东北一党员”来信的目的主要是揭露东北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杨、萧二人在1954年5月3日给中央写的另一封倌中（该信是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转呈的）作了解释：“我们在东北工作数年，看到和听到东北地区，主要是东北局领导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上报喜不报忧、干部政策上的宗派倾向、官僚主义作风和生活上的铺张堕落等。三反期间，我们深感这些情况有让中央知道的必要。”1951年秋冬他们先后由东北来到马列学院学习，便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写了三封倌，向中央反映情况。“两封信是由马列学院党委伍辉文同志转的，另一封信是由沈阳挂号发出的（由薄一波同志转毛主席）。由伍辉文同志转交中央的两封信，一封是杨春茂写的，一封是萧一平写的；由沈阳发出的那封信是我们共同写的”；“我们写信的时候，对东北局的领导，特别对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是深深感到存在一些严重问题的”。但来信只是对东北的情况作了面上的反映，对于个别领导人的情况，“并未写出很多，而只一般的谈到东北地区工作中和干部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及不良倾向……觉得即使这样地反映一些情况也会使中央看出东北局领导上是存在着问题的。”（注：《“东北一党员”信的作者向中央的报告》（献珍转中央）（1954年5月3日）。）
署名为“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引起了薄一波的高度重视，2月7日将信转呈毛泽东，并附了一封短信：“主席：这份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形。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在信中检举出来的人……均值得本人注意反省。末尾几条建议亦正确。”（注：《“东北一党员”信、薄一波同志转呈主席的信》（1952年1月27日）。）
毛泽东看过信后，将其转到东北局。高岗在该信的传阅件上批示：“诸同志：东北未署名的一共产党员，经一波同志转毛主席的信，请你们仔细看一下，有何意见亦请提出。”显然，高岗的批示很狡猾。该信反映的是东北的问题，且矛头针对高岗，对于来信的看法，高岗暂不表态，让东北局的其他干部发表意见。东北局几位领导在批语中对该信内容表示出强烈不满，认为“这封信是乘三反之际来放暗箭”，是别有用心，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并对信中的某些内容作了针对性的反驳。有的领导在批语中指出：“对东北干部政策和对贺的意见根本不符合事实”；“东北只停留在漂亮的决议上，这不符合事实。”同时，对薄一波所附的短信也表示反对，认为这是鲁莽的举动。声称“写信的人当然可以写，也可以写得完全不符合事实，这都不去责备。但是打批的人不加调查就同意建议是正确的，这未免鲁莽”；“一波同志的批语应请中央做出结论来”（注：《东北局几个同志对“东北一党员”信的批语》，见《“东北一党员”信及有关文件》（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翻印，1954年6月）。）。这样，高岗也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即借别人之口来表达自己对该信的反对态度。
从众人的意见中不难看出，当时东北局主要领导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仍未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薄一波的批语尤其不满，这也为后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大肆攻击薄一波埋下了伏笔。同时，东北局的有关领导在恼怒之余，伺机打击写信人。当时的东北局某领导在一次干部会上曾经讲道：“某人给中央写信说东北干部政策有问题，大概是因为没有提拔他吧！”1953年夏，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传达财经会议精神时，某领导说：“给中央写信署名为‘东北一党员’的那个写信者是别有企图的”；薄一波“以此信为资本找寻东北领导的岔子”（注：《“东北一党员”信的作者向中央的报告》（献珍转中央）（1954年5月3日）。）。而东北局领导的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来信的确触及到了他们的要害，折射出东北局领导中所存在的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是多么严重。
“东北一党员”的来信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存在的问题，使毛泽东等人了解到了高岗及东北的另一面，毛泽东对东北局的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禁止其他人向中央反映情况尤为不满，以至于在1953年8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就此事质问高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注：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9页。）可见，“东北一党员”的来信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高岗有了更客观的认识。高、饶反党分裂阴谋被揭露后，毛泽东又让陈毅把此信印发给在京的有关领导，作为揭露高岗问题的材料。从我们党认识和揭露高岗问题的全过程来看，“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引起了我们党对高岗问题的注意，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今天仔细解读这封信，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揭示我们党对高、饶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过程。
对于这封来信的总体评价与意义，陈毅在1954年6月29日有一个较全面的概括：“（一）‘东北一党员’来信的立场是正确的，所揭露的问题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二）薄一波同志的批语也是正确的。（三）东北各同志的批语值得一看，每个人均有自己的看法，但拒绝揭露东北的缺点是一致的意见；林枫同志是只打圈未表示意见。这些均富有意味。（四）高岗利用这封信在去年全国财经会议上大肆宣传说这封信不好，并说薄批得不对，并借此作反党活动。毛主席则因此发现高岗在东北领导工作中的错误极为严重，加以追查，而最后发展到发现高、饶反党联盟。毛主席解决问题追查问题的方法，可作为我们学习的范例。（五）原信作者后来的两封信，证实信是他们写的。这证明看匿名信有好处。在习惯于歌颂的地方，差不多只有匿名信能反映真情，这便是最好的教训。最后还可以提出一点意见，今后凡是人民来信也好，党员来信也好，匿名信也好，有名信也好，不管涉及自己或不涉及自己，均应加以重视。特别是涉及了自己，更应重视。不要发火，不要置之不理，而应虚心研究，找出其积极的方面以帮助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个方法实际是毛主席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我认为凡是过不得‘自我批评关’的人，如不纠正，其发展前途将与高、饶一道，这是可以断言的。另外，入城后的思想混乱，生活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习惯，自由处理公物，违反入城纪律等严重倾向，各地均有，不仅东北为然。这封信实际是一面镜子，每人照照，均有好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注：《陈毅同志关于印发“东北一党员”信及有关文件的说明》（1954年6月29日）。）
三、高饶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是何时被识破和揭露的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注：《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那么，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是何时被揭露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在195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揭露的。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一种认为是在1954年2月的高、饶问题座谈会上揭露的。范守信在《一则重大历史事实的考证——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是何时被揭露的》一文中提出，“党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揭发和批判，是从七届四中全会后的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开始的”（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第60页。）。
范守信在该文中谈到，“弄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时间问题，而是牵扯到如何正确认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的发展和暴露过程，以及党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和处理过程，特别是党在处理这一重大事件中所持的方针及其变化的过程等一系列问题。模糊了这些问题，就把党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的斗争简单化，难以真实反映其全过程，也会阻碍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第56页。）的确如此，在高、饶反党分裂阴谋的揭露时间问题上，人为地提早和推后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笔者认为，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识破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但此时还没有公开揭露。
1952年初，通过“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毛泽东对高岗其人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在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借中央批新税制之机，会上会下相配合，非组织活动和散布流言蜚语双管齐下，“批薄射刘”。到会议后期，毛泽东已察觉到高、饶的活动不正常（注：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他在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一波同志也不能成立。（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19页。）8月12日，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的讲话中，针对高岗的不正常活动，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
会后，高、饶利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可能调整，毛泽东又提出一线、二线设想之际，明显加紧了阴谋活动。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区和中南区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造谣和挑拨，散布他的“军党论”和“二元论”等倒刘“理论”。饶漱石则在中央组织部内向副部长安子文发动蛮横无理的所谓斗争，在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展开了直接反对刘少奇和反对党中央的活动。此间，邓小平、陈云曾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页。）。
综合已知的各种情况和了解到的各种信息，毛泽东逐步察觉到高、饶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对此，毛泽东曾讲道：“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对饶漱石的调查了解（找陈毅、谭震林等人了解饶的情况）、会上不点名地警告并建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也讲到，“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2月上旬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这以前，即在1953年6月到12月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即已逐渐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活动。”（注：《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
高、饶的种种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公开揭露并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寄予了很大期望，为了保证会议能够妥善解决高、饶问题，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他建议会前要找高岗谈话，认为“高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加强教育，“只作正面说明，说话的人不要太多，开两天。”（注：《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40～441页。）
在七届四中全会前，高岗因毛泽东的警告和党中央强调团结问题也预感到自己阴谋已败露。尤其在看到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和赞成《决议（草案）》，说自己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想在会前去杭州见毛泽东，结果被回绝了。为争取高、饶的彻底反省，向党作出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使会议顺利达到预期目的，会前，“少奇、恩来、小平三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五位同志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注：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17页。）。
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正面教育、等待觉悟的既定方针，有分寸地揭批了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刘少奇不点名地说：“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作了重要发言，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分裂党的活动。总的来看，四中全会仍是挽救和教育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打倒，或一棍子打死，也没有作为敌我矛盾对待。
但是，高、饶在四中全会上并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更没有如实交代他们在暗地里进行的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完全没有表示出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态度和决心。因此，中央决定，为了彻底弄清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从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等人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进一步来对证和核实他们的罪行。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在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我们党发现和识破了高、饶的阴谋，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会上并未揭露他们。从发现到揭露经历了一个过程，不能把识破等同于揭露。发现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如何揭露、处理高、饶问题，制定了积极而又稳妥的方针。本着这一方针，根据高、饶本人对待错误的态度和觉悟表现，有步骤地加以解决。首先，找高、饶本人个别谈话，提前打招呼，争取他们的反省和觉悟。接着，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有策略地揭露、批判高、饶问题。最后，召开两个座谈会，直接与高、饶对证。
第二，揭露和批判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是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后。在会前的个别谈话中已“点出了他们的问题”，事实上是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揭露；四中全会上虽未点名批判，但参加会议的同志心里都清楚指的是谁，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在党内已是昭然若揭。大家之所以心照不宣，是因为会前毛泽东一再强调，应“坚持正面批评”，“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大家是循着与人为善、团结同志、等待觉悟这一既定的会议方针，展开对高、饶的批评和挽救的。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后，四中全会一结束就马上举行了两个座谈会，以彻底解决高、饶问题。邓小平在1955年3月七届五中全会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底的击破”（注：《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因此，笔者认为，高、饶问题被揭露是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前述的第一种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第二种观点所主张的时间若稍作提前，似更恰当。
四、几点思考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领导全党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党内斗争，是建国初期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透过“高饶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处理全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对高、饶反党分裂阴谋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党内团结，促进了党的建设，保证了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为党的八大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加强党的纪律，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的现象，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权力这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再次发生。
第二，对高、饶问题组织上的处理比较成功。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毛泽东曾说过，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25页。）。正如邓小平所言，“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第76页。）
第三，在与高、饶的斗争中，中央只侧重了组织处理，而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在这一方面，当时的七届四中全会明显存有偏误。高、饶对刘少奇的攻击，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集中在一点，即认为刘少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犯有右倾路线错误，甚至攻击刘少奇已站在资本家的政治立场上。正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七届四中全会不仅未能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诬蔑，澄清党内政治思想是非，反而要求刘少奇在会上就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1947的老区土改工作问题、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提法以及“天津讲话”四个方面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在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犯有“右倾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少奇晚年悲剧便在此埋下了伏笔。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被后来者又重新搬出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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