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诞辰论文,当代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4)01-0007-04
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宏扬其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对于今天的学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的历史演进
学风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坚持科学真理，尊重群众实践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问题。毛泽东学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理论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也从中折射出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是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的初创期
20世纪20年代初，当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时，就遇到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瞿秋白等人，都在试图解读这个问题。
还在“五·四”时期，当李大钊宣告：“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时，就号召一切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不要空谈理论，要把主义“拿来作工具”，“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并且，李大钊认为，“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注：《李大钊选集》第230-231页.）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提出了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而且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发展性的本质特征。
192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将理论活用到实践中去”的号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如何进行革命，“任何马克思列宁的书中，都未曾为我们具体的预备，是须我们亲身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这反映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的同时，已初步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这一认识并未形成全党的共识，甚至在党的领导人头脑中也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地危害着党的事业。
而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在经历了大革命胜利与失败的考验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盲动主义的危害后，逐渐形成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认识，在实践中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重要论著，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党内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这表明，毛泽东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注重调查研究的学风已开始形成。
（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毛泽东学风理论的形成期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严重危害党的建设并危及中国革命前途的教条主义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并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党的思想路线相联系。标志着毛泽东的学风理论已经形成。
毛泽东把党内存在的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的倾向称之为“本本主义”，尖锐地指出：以为凡是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方法，是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为凡是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是正确的，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112页.）毛泽东对那些唯书、唯上、不唯实，而又善于发号施令的人大声喝道：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些论述，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倾向盛行的当时，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但是，在当时要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1931年至1934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几乎陷于绝境。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紧紧抓住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这一时期，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学风”一词，但实际上已经初步而又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本内容：一是明确阐述了学风问题所包含的实质性涵义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问题；二是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方法；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确立“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5-116页.）
（三）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系统形成并发展成熟期
这个时期是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与实践最丰富、最活跃、发展最好的时期。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和讲话中，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学风建设理论，并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教育运动，在全党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从哲学的角度对自由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自由主义者用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在这里，毛泽东用“教条”一词取代了此前使用的“本本”一词，并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表明毛泽东的学风理论又前进了一步。
为了教育全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讲了“学习”问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把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作为“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提出来。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奏响了全党整风的序曲。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又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标志着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系统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学风建设的论述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首先，集中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把学风与党性联系起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针对一些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问题而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学习而学习理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告诫全党：“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并指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把学风提到党性的高度来加以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成熟。
其次，对学风的内涵作了阐述。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中，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风”这个概念，并对学风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因此，“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还具体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途径及要求，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历史和革命实际，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第三，把学风理论与整风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学风理论。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的学风建设理论，而且领导了延安整风这一全党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的伟大实践。延安整风以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为先机，以革新学风为切入点，牢固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提倡“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为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毛泽东学风理论与实践的曲折发展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础上，从建国初的具体实际出发，依照客观规律办事，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工作，用短短三年时间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使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举战略的制定，是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为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全新课题。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深入反思。一方面，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8.）另一方面又提醒全党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毛泽东坚决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反复强调指出：“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因此“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注：《毛泽东文选》第5卷，第297页.）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742.）并主张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一思想方法的指导下，毛泽东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用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从1957年夏开始，尽管毛泽东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一直坚持反对主观主义，但在行动中却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和观点误解和教条化，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情况，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毛泽东是一个善于从挫折和失误中学习的人。1958年底，当“大跃进”失误后，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入手，纠正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3页.）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注：1961年6月15日，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毛泽东在主观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左”倾错误，不仅在经济领域未能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还有新发展，以至发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学风遭到空前破坏，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极左思想严重泛滥，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和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实践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
纵观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演进，可以清楚地看到：学风问题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前途，它反映的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它是党性的集中体现。什么时候党的学风正了，党的事业就能蓬勃发展，反之亦然。从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可以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的理论成熟程度，折射出不同时期的时代内涵。
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认真关注和研究学风问题的第一人，他关于学风建设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把学风问题定位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具有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毛泽东把学风问题称为“第一个重要的问题”，邓小平也大声疾呼，没有正确的学风，“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江泽民也再三强调，学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表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的学风问题，学风问题关系重大而长远，
当今，学风问题至关重要，是因为学风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目的就在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学风问题至关重要，是因为学风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江泽民在分析党的干部队伍状况时曾指出：从我们的事业发展来看，我们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学风不正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因此，很有必要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不良学风。学风问题至关重要，还因为学风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同实际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于它能够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开辟道路。”（注：《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0日.）只有坚持科学的学风，深刻了解新时代、新实践，总结新经验，并汲取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和活力。
第二，毛泽东关于“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奠定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
与时俱进和坚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8页.）因此，马克思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16页.）
毛泽东关于“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论述，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要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严峻的考验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老祖宗不能丢，但必须讲新话，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进一步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求全党自觉地做到三个解放，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是新时期学风建设的根本方法。
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一贯倡导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读马克思主义，纵令你把马克思主义读一万遍一千遍，也还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关于“读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论述，也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学风。江泽民反复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读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把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践问题，作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对党的学风给予了高度概括，作出新的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观，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的新概括，也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学风观的新发展。
第四，“学风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学风建设必须坚持的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所涉及的工作态度问题，是指党员、干部对待党的事业、对待党的工作，对待服务对象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它是检验学风建设是否有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此，毛泽东曾告诫我们：“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们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总之，共产党人的工作态度是求实的态度，积极的态度，高效的态度和创新的态度。无论时代内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人民利益无小事”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都将永存。
研究毛泽东学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既是对当代实践呼唤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毛泽东的深切缅怀，旨在宏扬毛泽东学风建设理论中具有时代精神的内涵，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创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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