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铁路通行与华北地区的农村移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地区论文,近代论文,移民论文,铁路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6)02-112-05 近代铁路在华北地区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及新兴产业的合理布局，同时也有益于完善当地城镇空间格局和保障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20世纪前半期，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华北各地农村的社会经济渐趋向近代转型，在改变了该地传统的技术和资金主要流向的同时，也改变了原先以分散生产与集市交换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受此影响，交通便捷之地乡村农民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均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虽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社会经济领域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近代铁路在华北地区的通行却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近代铁路通行与华北农村经济变迁的关系问题，已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论证。然而将新式交通与华北区域移民结合进行专门研究的，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却寥若晨星，故仍留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和考察余地。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近代铁路通行为透视华北农村移民的视角，重点探讨近代铁路通行在华北地区农村移民中的作用，进而揭示近代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间关系的一般规律和主要特征。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移民”一词是指“人口从原居住地迁移至其他的地方居住”或“进行这种迁移的人”[1](P5)。即不管迁移人口在迁入地居留时间长短，只要对迁出地和迁入地产生一定影响的，在此都被视为“移民”。所以，本文中所说的华北地区农村“移民”，是指暂时或永久性改变定居地的迁移人口，不仅包括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无序流民，同时也涵盖国家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进行的有计划人口迁移。 一、近代华北地区农村移民主要原因考察 近代之前，华北各地农村的社会经济都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当地农民历经千百年传统文化与惯性生活的熏陶，已养成了“安土重迁”的乡村文化与生活习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受此影响，华北地区各省农民“虽凶荒亦少去其乡者”[2](P21)。但是毋庸讳言，所谓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生活习俗，在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心理状态。毕竟，在时常遭受严重的自然灾祸或社会动乱的近代中国乡村，受灾严重或经济破产的贫苦农民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们也不得不做出背井离乡的选择”[3](P109)。近代之前华北地区的农村移民，由于受当时交通运输条件、人口迁移习惯、自然地理环境等的影响或制约，一般都是选择在本地区之内或向江南一带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迁移。 自古以来，移民都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救灾时通常采取的应急措施，在救灾活动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并未得到多大减轻，相反，当时国内“生齿日众，民食维艰”，“移民垦荒”就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4]。民国初期，东北地区因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秩序安定而格外引人注目。据资料统计，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人，而同期山东为242人、河北为203人、河南为192人[5]。因此民国政府便采取了开荒免税补助政策，鼓励关内各省农村移民北上垦荒，以解决相关地区农民的生计问题；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与新兴地主阶层，可以通过关内移民解决廉价劳动力的来源问题，遂积极配合政府承办移民垦殖事宜。 清末民初，中国士林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移民实边的重要意义，积极呼吁中央政府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他们认为在灾荒之年，“盖民如能移，则听其移，或令其移于谷丰之地以就食”[6](P312)；“移内地人民到边区去屯垦，既可以免内地人满之患，又可以使边地充实发展，实是一件有益而无害的事情”[7](P7)；“移关内待赈垂毙之灾民于关外，正为捍卫国土，巩固国防之至计”[8]。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之后，当时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农民在移民东北时仍多“为逃荒之举”，“徒以故乡生路已绝”[9](P19)。由相关文献或档案资料的记载可知，华北地区农村此前在灾荒之年也曾有过大量移民的现象发生，但与之前的历次移民活动相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地区农村移民的速度要快得多、规模也大得多。 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农民在遭受巨大灾难后多会选择移民，但在移民流向与谋生途径方面较前有了更多选项。据有关地方文献与报刊资料的记载，1928年8月，河南省的“新乡、修武、武陟、孟津、陈留等县急电报称，沁河漫溢淹没朽荒，黄河暴涨水势甚烈，为近二十年所未有，能否避免危险，尚难逆料，现在横流泛滥，平地水深丈余，田舍卓腹悉成泽国”[10](P111)，“衣食牲畜漂流殆尽，田路村庄荡涤一空”[11]。1930年，仅河南省黄河以北各县就先后向东北地区移民三批共1.7万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选择在东北地区安家落户[12](P93)。1932年春，河南省“因去岁水灾过重，外县灾民，值此青黄不接时期，难以维生，其逃来省垣，向省赈会要求加入粥厂就食者，不知凡几”[13]。1936年，河南省开封城内的人力车夫陡增，则是“近年来灾患频仍，农村破产，一般农民，感于谋生之不易，咸向都市寻觅出路。开封省会人力车夫，逐有增加，实为上述原因所致”[14](P177)。 关于华北地区各省农村移民的真实原因，可从当时国人的社会调查与统计资料中窥见一斑。1933年，张锡昌在参与河南省农村经济调查时曾经感慨：“近年来河南农村中，贫困的农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者一天天增加……滑县、封邱、阳武、原武、延津诸县，每年总有大批农民，成群结队往山西去。”[15](P62)无独有偶，李景汉在对北平的乡村家庭进行调查时也指出：“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在本乡住的，凡携家眷离别本土而移居他处者，一定有很不得已的原因。”[16](P12)细究华北地区各省农民离村的具体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灾患，如水、旱、匪及其他；二是经济困敝，如农村经济破产、农村金融困敝、贫穷而生计困难者、捐税过重、歉收农产、农产物价格低廉及副业衰落等；三是地狭人稠，如耕地面积过小、乡村人口过密、佃租率过高等。由此可知，造成近代华北地区各省农民选择背井离乡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当地乡村的灾荒频仍、耕地不足及生计困难等因素，而这些问题在当时华北各地的农村是经常面临的。 二、近代铁路通行与华北各省农村移民的增多 近代铁路通行之后，华北地区各省农民向东北地区移民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京奉铁路(北京-奉天)抵达奉天(今辽宁省会沈阳)等地后，再经南满铁路(旅顺-长春)前往东北各地；另一条是由胶济铁路(青岛-济南)经青岛港口乘船抵达大连等地后，再经南满铁路分散到东北各地。当时华北各省农民之所以选择移民东北地区，一方面是因为华北地区农村的人地关系紧张，天灾人祸频仍常常造成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由于铁路通行带来的交通运输便捷之利，使华北地区农民在移民路途上耗费的时间大为缩减，且许多人可以在迁入地和居住地之间当年往返，从而使华北地区各地农民对迁移外地的恐惧感减弱。 近代铁路在华北地区的建成通行，使华北各省农村向东北地区移民的规模、数量、范围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河北省以冀东的滦县、乐亭、昌黎、抚宁、宁河、临榆等地人居多。冀东距离东北地区最近，又有北宁铁路横贯全区[17](P101)，对外交通运输十分便捷。河南省则以豫北铁路沿线的安阳、滑县、淇县、汲县、新乡等地为多[18](P50)。又如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之时，河南省的旱灾实为40年未有之奇荒[19](P136)，致使当地大量农民被迫到外地谋生。1921年春，豫北的汲县、新乡、滑县、浚县、沁阳等地民众约5000人首批迁往东三省[12](P93)。1929年5至9月，由河南省赈灾会在平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新乡、安阳等灾民招待处，由铁路陆续输送灾民43批，共计35004人前往东北垦殖[20]。1930年5月，“豫民又出关十万”，黑龙江省容纳六万人，吉林、辽宁两省各容纳两万人[21]。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村灾民的输送问题在赈灾事业中至关重要。但毋庸讳言，当时华北各地农村的难民贫困已极，已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承担旅途费用。针对华北赈灾移民中的这一难题，铁路运输部门对各省灾民给予了优惠政策[22](P102)。例如，1920年河南旱灾发生后，“河南省长张凤台，分饬旱灾最重之县，选定灾民二万六七千人，准二月六日由京汉路北上，恳请转电曹张两使，沿途派员照料一切”[23]；1927年4月，山东省灾民辗转至大连、长春等地后，或因廉价车次少，或因旅费告绝，无力再奔赴目的地。因此山东同乡会与铁路当局交涉，争取到了增挂四等车辆、孩童和老人免票、妇女半票等优惠措施[24]。1929年至1930年间，“所有河南难民之由陇海、平汉、北宁等路出关者，皆得免费乘车之待遇”[25](P338)。对华北各地的农村移民而言，近代铁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华北地区的农民并非尽数向东北地区移民[26](P327)，铁路交通便捷的周边邻省或资源禀赋较好的地方，通常会成为华北各地农民迁移时的首选。据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山东峄县中兴煤矿的工人中，除了煤矿附近的本地农民外，也有不少人是来自津浦铁路沿线的河北、安徽和江苏等地[27](P268)。但就华北各地农民的移民流向来说，大都是以各地灾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据1920年10月6日的《大公报》记载，当年河南灾民中“往山西者已数万人”，“入湖南、湖北者亦以万计”，至于东向入南京者也络绎不绝，频频见诸当地报端。1930年代中期，东西贯穿河南省的陇海铁路通行之后，甚至“一向以灾荒著称的陕西”也“变成河南灾民的避难之地”[28](P153)。诚然，交通运输条件仅是华北地区农村移民时的重要考量之一。1934年时人在对河南农村调查时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县(豫北地区的辉县，今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笔者注)及邻县往山西去的人很多，二区约有40-50户，民(国)十五年时本村亦去了两家。到了山西，他们或是当雇农，或是做佃户，做了几年也有买地自种的。山西的地价、粮价都比辉县贱，可是工资都比辉县高，这是好些贫农往那里跑的原因。……本地(辉县)去山西种田的不算多，顶多是在滑县，因滑县人多地少，一个长工只可得十元，所以都往外面跑，长垣、封邱、阳武、延津诸县，为黄河古道所经之地，多沙土，产量微薄，所以往山西去的亦很多。去山西的人，大概为雇农者八成，租地种者二成。近年来河南农村中贫困的农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者一天天增加。”[29](P92-93) 由此可见，在华北地区农民离村的去向选择中，交通便捷、社会秩序稳定、经济条件优越的地方往往会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选择。河南作为华北地区地域文化较为典型的省份，其农村移民的情况对华北农村移民问题而言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20世纪前半期，由于天灾频仍、战乱迭起、社会失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华北农村经济发展带给农户的些许生产性积累随时都有化为泡影的可能。在如此严酷的社会环境之下，华北农村的经济发展经常遭受结构性危机的冲击与破坏。因此，当时华北农民时常面临着是否移民与移向何处的抉择。 三、华北农村移民与铁路沿线城镇化的发展 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新式交通网络初成后，其大规模、全天候、跨地域等独特交通优势得以彰显，不仅很快打破了华北地区一直相对闭塞的状态，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华北地区铁路沿线农村人口流动的进程。在此社会背景下，华北各省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甚至是偏远山区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者也日渐增多。据有关地方史志资料记载，河南北部的林县“旧志云山民生长深谷，气性纯朴，目不观奇技淫巧，匠工颇拙，亦无他端杂艺。近则工界颇见发达，北方各省铁路、汽车路、矿业及其他建筑，到处皆有林(县)工(人)，而木石泥水匠居多，且有以精巧著者，其从事各种制造工厂亦渐有人”[30](P564)。这些现象应该说明，近代铁路通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农民“安土重迁”的习俗。 近代铁路的通行，不仅为华北农村移民提供了更多交通线路的选择，同时也使当地农村进行中长距离或大规模的移民成为可能。由此可见，近代铁路通行对沿线地区农村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使遭受天灾人祸或经济破产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或选择离开原居住地到资源禀赋较好的外地农村谋生，或进入交通便捷的城镇开始自己的新职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离村进城谋生的农民大都无一技之长，往往在城镇从事人力车夫、搬运工、清洁工等底层体力劳动职业，华北农村的大多数移民都是这样融入城镇生活的。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证明，铁路沿线地区农民向交通便捷的城镇迁移与集中，是近代华北城镇化进程中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一般说来，一个区域工业化的高涨时期，往往也是其移民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之时。华北地区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过程[31](P26)。 近代铁路通行后，华北铁路沿线的现代煤矿业得到迅猛发展，这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城镇化进程。清末民初，河南省的城镇数量不多，规模也较小，绝大部分是万人以下的小城镇[32](P65)。但随着现代工业、矿业的发展与兴盛，外地移民到以上工厂或矿区生活、谋生的随之增加。例如，1920年前后，仅豫北地区的焦作煤矿就有工人20200人，其中福公司9000人、中原公司11200人。据有关资料记载，“淮河之南及沁河流域，以地方之殷富，以出外之发达，及焦作、王封等处煤矿招工之多，人民乐业，盗贼绝迹”[2](P48)。另据1933年12月的统计，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简称中福公司)的煤矿工人总数为10283人，此外该煤矿尚有童工800余人[33](P202)。鉴于焦作社会经济和城镇居住人口的迅速增长，清政府遂在1910年正式设置焦作镇。1925年，焦作镇的人口总量已达11962人，同年焦作镇改建制为焦作市[34](P134)。1931年，焦作市的人口总量已达13623人，其中城市人口为11862人，农业人口为1761人[35](P538)。在近代铁路通行的带动之下，地处华北内陆地区的焦作市迅速向资源型城市转型，很快发展成为河南省西北部一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由于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在郑州交会，使郑州(当时名称多次变更，统称郑州)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型城市，郑州的移民数量也随之快速增长。据相关研究对郑州人口的统计，1912年总人口数为153483人，1916年总人口数为212912人(其中市区人口为77339人)，1934年总人口数增至329635人(其中市区人口为124377人)[36](P32)。1907年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全线通车后，石家庄(正太、京汉路的交汇点)由一个532人的小村庄，快速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1925年6月，北京政府公布了《直隶省属各地实行市自治日期及区域令》，石家庄市成为直隶省的一个地区中心城市。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33年石家庄市区的人口已达63000人[37](P99)。 近代铁路的通行，不仅改善了华北地区农村相对落后的交通状况，同时也使当地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一定冲击，并使华北各地农村外出务工者日渐增多。但是，虽说华北农村移民至外地谋生较以往更为容易，但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了当地由血缘、地缘、业缘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且大多数人对家乡以外的生活环境感到陌生，当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与职业时仍会心生恐惧。所以，当时华北地区各省农民在移民过程中对迁入地和从事的职业均有一定规律性的选择。然而，由于人口数量众多和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华北地区农村的永久性移民并未在短期内大量发生。因此，近代华北地区没有出现大规模城镇化的社会现象。 人口迁移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相互关联的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要对人口迁移问题进行考察，必须了解影响人口迁移的各种因素，如为什么会出现人口迁移？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因是什么？西方学者在研究此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1889年，英国学者雷文斯坦提出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成为国内外学界解释人口迁移原因的理论之一。该“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往往存在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存在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即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是原居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晚清以来，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农民开始向东北地区移民谋生，尽管受传统观念或社会习俗的影响，这些移民绝大多数还都是如候鸟般地定期往返，但是最后选择留在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仍然数量可观。久而久之，华北各地农村的第一代移民便在迁入地区落地生根。由于近代华北各地农村举族外迁的情况较为少见，华北地区各省农村的第一代外迁移民在迁入地的成功，不仅为华北农村的后续移民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及可以模仿的示范效应，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后续移民的风险成本，最终形成了一种华北地区农村移民的乘数效应[38](P63)。 近代铁路通行之后，在华北形成了以铁路、轮船和公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尽管新式交通在华北地区的辐射能力还不够理想，远远没有达到辐射至每个村落的程度，但是新式交通运输体系的有效运行，仍使华北各地农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当地铁路沿线城乡间人口迁移的活跃即为显著现象之一。这主要是因为铁路的通行不仅使当地农民的离村逃难或进城谋生过程更简便易行，也让移民在路途上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明显减少。因此，近代铁路在移民或赈灾时的巨大优势渐被国人认识，它除了将其沿途地区的居民便捷地运往外地谋生外，还成为绝大多数移民在外漂泊之后顺利返乡的一条重要通道。 近代铁路的通行，使华北地区铁路沿线的城镇兴起了一批现代型的经济部门，即新式的煤矿业、纺织业、搬运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对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或从业技术的要求却不高。因此，很多华北农民选择向这些城镇移民，遂在交通沿线城镇出现了人口聚集的现象。近代铁路在华北地区的通行，不仅使铁路沿线城镇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同时也使其人口构成发展为以工人、商人、职员、学生等为主的城市人口结构。诚然，近代华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并非由单一因素推动而成，而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近代铁路的通行却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催化作用。 综上所述，近代铁路的通行不仅为华北农村移民提供了更多交通线路的选择，同时也使之进行长距离或大规模的移民成为可能，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便捷之地城镇的人口积聚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代铁路通行对华北地区农村移民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遭受严重天灾人祸或经济破产的一部分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移民路径与谋生之所，其中大规模的省际移民开始带有较强的永久移民的特征。由此可见，近代华北地区农村移民现象的广泛发生，既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的困境所致，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积极响应；而交通方式和管理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则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调整与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或牵引作用。标签：移民论文; 华北地区论文; 河南经济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铁路论文; 中国人口迁移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