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与群体间收入差距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差距论文,群体论文,权力论文,关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4)06-0038-1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群体结构从原来所谓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①的简单结构演变为由劳动、资本、知识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组成的多元结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的确立，生产要素主体得到有效激励，社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3。 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以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但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来看，1994年至2011年人均实际GDP从1384元增长到6099.5元的同时，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却从0.5721下降到0.4412，资本要素收入份额从0.24上升到0.4②。显然，不同要素所有者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正不断扩大且超出了合理的区间，这一现象不能简单以禀赋差异以及市场化因素进行解释。 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非均衡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化与利益关系及政府权力因素相互交织渗透，致使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难以避免地黏附着政府权力因素的制约，从而限制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自由发挥，破坏了各要素所有者群体按照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最终导致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对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间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分配过程中的运行模式及其产生的结果，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群体间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本文将根据CHNS成人调查表中的职业与职位类型信息作为划分生产要素群体的依据③，并将个人对应的年收入进行统计核算，其中个人年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其他收入，由于该数据库不包含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因此本文将不对财产性收入进行研究。 (二)群体间收入差距变动分析
图1 各群体平均年收入变动 从表1中的各年平均收入来看，1989年四个群体间差距较小，最高的资本群体是最低的劳动群体的1.68倍，但之后差距开始不断扩大，到2009年扩大到了3.6倍。资本群体几乎在所有年份的收入均高于其他群体。从增长率来看，劳动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在多数年限都低于其他群体，同时，管理群体和知识群体近几年收入增长率显著提高，某些年份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资本群体，与资本群体的收入差距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与劳动群体的收入差距正不断扩大，劳动群体成为了弱势群体落入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最底层。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上看，资本群体收入增长都是最快的，2011年平均收入是1989年平均收入的27.6倍，管理群体与知识群体收入增长同样较快，2011年平均收入分别是1989年平均收入的26.2倍与24.7倍，而劳动群体增长最慢，2011年平均收入仅为1989年平均收入的14.5倍。 在收入差距的量化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居民、城乡、行业与地区之间，方法上主要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计算最高最低收入比的相对收入差距法，但对于不同生产要素群体却分析较少。本文借鉴黄泰岩和王检贵(2000)的计算方法，运用泰尔指数来测算1989年至2011年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计算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公式如下：
其中，N是群体的个数，
是第i个群体的人均收入，
是
的平均值，这样本文将对历年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进行核算。
图2 全国基尼系数与群体间泰尔指数变动情况 表2是本文根据CHNS各调查年份数据整理并计算出的群体间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以及Chen、Dai等(2010)和国家统计局计算公布的我国从1989年至2011年的基尼系数。 从图2可以看出，反映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在不同年份有所起伏，但总体上来看是呈上升趋势，并且到2009年达到最大，说明了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正不断地扩大，虽然在2011年有一定的回落，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对比全国基尼系数可以发现，群体间收入差距与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除了总体上保持上升的趋势外，在1993年到1997年以及2009年到2011年都有小幅的下降，这说明了群体间收入差距与全国整体上的收入差距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本文对反映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与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从结果来看，全国基尼系数与群体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相关性达到0.8454，说明两者相关程度很高，群体间收入差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收入差距的情况。因此，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变为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群体收入差距总体上保持上升的趋势，收入分配格局表现为劳动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收入较低；资本群体收入最高，不断扩大与劳动群体间的差距；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管理群体与知识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并逐渐与劳动群体拉开差距。可以说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劳动群体收入较低以及增长速度缓慢，而资本群体收入大大高于劳动群体。因此，提高劳动群体收入，有利于降低要素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相关研究也表明，提高劳动群体收入可以降低基尼系数(Daudey and Penalosa，2007)。 三、政府权力、市场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分析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研究始终是经济学的重要议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是实现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最佳方式，因此，他们主张完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反对政府干预。有些则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无法自动实现不同群体收入的公平分配，因此提倡以完善市场经济和纠正市场失灵为核心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对市场分配原则作适当的修正。 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说明了市场交易能够自动促使所有个人获得合理的收入。市场交易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个人在追求私利最大化时不自觉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个过程并不需要政府权力的参与。 马歇尔基于均衡价格理论建立了生产要素按市场供求定价的分配理论。他将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统一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供求关系理论分析框架中，从而以生产要素定价的形式解决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并且将收入分配的核心确定为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份额。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各要素供给者才能在供求均衡的价格中实现收入的调节。 米塞斯(1994)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基于劳动分工与互利的商品交换是人类幸福繁荣的基础，保护私有产权以及实行市场经济是政府的唯一职能，政府权力不能干预市场上人与人之间自然形成的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关系。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是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产权明晰”与“交易费用”的理论工具，揭示了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作用，反对政府权力干预，并提出了在私有产权明晰的条件下，自由的市场竞争能够引导经济行为人通过协商、谈判等手段达成契约以解决问题，其实质上隐含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的基本假定。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内在缺陷容易导致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出现失衡，因此庇古(1963)提出政府权力干预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福利必不可少的手段。他认为政府必须以收入分配均等化为目标调节自由市场中自发形成的收入分配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向穷人转移收入等措施。 萨缪尔森(2004)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能体现劳动者的工作努力、智力和技术等因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非对称分布，收入在各要素所有者群体之间的分配必然是不公平的。并且，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将会不断扩大。因此，他主张政府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来缩小群体间收入差距，并且他认为政府权力能够实现在减少不公平的同时又不损害效率。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不同要素所有者能够按贡献获取相应报酬，从而实现社会产出在不同要素群体间的合理分配。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容易造成具有禀赋差异的要素所有者间的收入差距，并且市场失灵问题也难以依靠市场自身解决，因此政府必须在制度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纠正市场失灵，并在再分配与公共资源领域实现群体收入差距的缩小。然而现实中政府的权力干预并非完全在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实际上，更多存在的是一种不规范的权力干预，而正是这种不规范的权力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协调收入分配的机制，扩大了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将对政府权力干预的两种状态分别进行分析，探讨政府权力如何影响群体间收入差距的问题。 四、规范的权力干预促进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公平 要素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公平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前提：完善的市场经济与规范的权力干预，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条件与必要补充。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权力与市场边界清晰的自由竞争经济，它遵循价值规律原则，是“市场型”的要素收入分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四种要素所有者群体凭要素所有权参与分配，是要素所有权的收入实现形式，同时也是依据生产过程中要素的质量、数量和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方式。规范的政府权力干预是排除于市场经济初次分配外的权力运行模式，权力作为市场经济“守护者”保证经济的效率与机会的平等，并在再分配与公共资源分配领域实现公平的分配结果。 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要素收入应该由市场决定，并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市场型”要素收入分配模式所具有的公正、客观、合理的分配功能是基于以下条件：(1)各要素所有者地位平等。(2)各要素的产权是明晰的。(3)完全竞争以及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4)政府权力与市场关系界定明确，即市场以价格机制确定每个要素主体的贡献和分配所得，政府权力不介入这一环节，并限于再分配以及纠正“市场失灵”。政府权力退出市场分配领域，是市场客观地对其参与者进行收入分配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样，在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拥有平等的机会，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效率，市场按要素的供求关系和边际产出决定要素的价格，从而决定了该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在“市场型”要素收入分配模式中，由于不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禀赋差异使管理、资本、技术要素的边际产出高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因而导致其收益高于劳动收益。并且，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具有较为显著的递增趋势，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生产要素所有者自然应获取高人力资本报酬，高素质要素所有者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干中学”中不断进步，提升了自身价值，依据市场要素定价决定收入分配的原则，群体间会产生难以避免的收入差距。同时，由于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容易产生大量的交易成本，造成市场竞争的非充分，导致市场经济低效运行从而导致了不同要素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存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功能性缺陷。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收入分配是生产要素所有者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按贡献取得报酬的结果，那么，这种收入差距属于合理的范畴，也是效率与相对公平的统一。这种情况下，政府规范化的权力干预能够实现效率与进一步公平的统一，缩小市场机制带来的群体收入差距。政府权力作用于完善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等制度来协调自由市场所引发的利益冲突，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权力需要介入并充当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守护者”的角色，在信息公开、消除垄断、维护产权、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挥作用。此时，政府权力的本质作用应该是社会契约规则的监护人，是不完全的社会契约的裁定人和边际调整人(张屹山，金成晓，2004)。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市场型”的要素分配模式要求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规范的，两者关系表现为：初次分配中，生产要素所有者收入由市场竞争机制决定，并按照贡献大小平等地参与市场分配，政府权力对此不进行干预并严格限制于对分配结果进行再调节的范围，以及作为市场经济的“守护者”防止“市场失灵”的出现。这是对市场经济收入分配机制“失灵”的纠正与补偿，保证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运行，也是利用权力对弱势群体的必要保障和对社会公平的维护。这种规范的权力干预下的群体收入差距将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减少不公平的同时又不损害效率的目标(萨缪尔森，2004)。 五、不规范的权力干预扩大群体间收入差距 在“市场型”要素分配模式中，具有禀赋差异的要素群体间收入会出现差距，规范的权力干预有助于缩小要素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但是，当政府权力的规范化干预异化为不规范的干预则会进一步扩大群体间收入差距。就我国的实际来看，政府主导下的非均衡体制改革所催生的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是一种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与政府权力结构相互渗透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权力干预致使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受到权力因素的干扰，从而限制市场调节机制的发挥，且会人为地放大收入分配中的“市场失灵”效应，从而引发要素群体间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因此不规范的权力干预是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其对群体收入差距的放大效应甚至超过了市场竞争机制的缺陷，并扭曲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赵秀丽，2008)。下面，本文将列举不规范的权力干预的表现及其对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政府权力对初次分配领域的过度干预 初次分配正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获得报酬的最基础分配，初次分配的结果决定了要素群体收入差距的程度。因此，政府权力应通过制定法律和相关政策保护初次分配中要素所有者各种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干预合法平等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但现实中，由于受政府自身利益目标驱使，以及缺乏法制与民主制度的约束与监督，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无限权力的“全能政府”，导致政府对初次分配的过度干预。初次分配中的政府权力不但会影响生产要素价格高低，甚至代替市场，决定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资源配置的方向。 政府权力过多干预初次分配而导致群体收入差距的问题可以从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反映出来。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速，在招商引资中展开激烈竞争，除了给予资本群体在税收等方面优惠外，还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低劳动保护作为吸引资本的必要手段，剥夺劳动者获得合理收入的机会成为了常用的竞争手段。资本群体可以在不同省份间转移，而劳动群体却因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自由流动，这就造成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破坏了劳动者的收益权。这样，政府权力对初次分配的直接干预导致了劳动群体收入的降低以及资本群体收入的增加，扩大了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二)权力资本化对市场机制的破坏 由于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模糊，并且缺乏法制与民主制度的约束与监督，政府权力进入初次分配领域成为具有强大控制和支配作用的稀缺“生产要素”，在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下产生了“价格”的意义并“参与”要素的分配(赵秀丽，2008)。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2004)，权力与资本结合产生的权力资本集团扰乱市场秩序从而扩大了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租金总额已占GDP的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至5万亿之巨。胡振华和朱菀琴(2003)发现在市场化最快的阶段，基尼系数与官员腐败总额占GDP比重间的相关系数为0.5749，说明其相关性较强。杨帆(2010)提出改革开放后的20年时间里“权力变资本”的数额大约是20万亿。权力资本的干扰不但加剧了市场外部性、垄断与交易信息的不对称，而且从市场制度上扩大了群体间收入差距。 (三)政府权力催生的行业垄断 我国大部分垄断行业是由于政府权力限制市场准入而造成市场上仅有一家或少数企业垄断经营。政府权力对垄断行业的过度保护，限制了竞争性生产要素的自由进出，使这些垄断行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或收入。垄断性行业为了维持高利润水平，人为设置行业进入壁垒，从而造成了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之间劳动力市场严重的分割。在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非常容易被转化成部门职工的收入与福利(Knight and Li，2005)，其结果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一般竞争部门，虽然在垄断行业内部的劳动者可以取得较高的收入，但由于垄断所带来的低效以及阻碍了更多竞争性劳动要素的流动，造成劳动群体整体上收入的降低。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张原(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垄断力量的增强会导致劳动群体收入的降低以及资本群体收入的增加，从而扩大了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在权力垄断行业中高管薪酬偏高，其要素价格甚至偏离了市场规律，扩大了与劳动群体的收入差距。例如，2013年4月公布的208家上市央企2012年高管薪酬数据显示，薪酬最高的中集集团总经理麦伯良年薪达998万元，年薪超过200万的高管有8名，部分亏损央企管理层的年薪甚至不降反增，如中船股份、航天机电管理层年薪都在增长④。政府权力垄断造成“职务优先”或者说“政府权力优先”在分配中取代了“效率优先”。 (四)政府权力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政府权力对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我国群体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破坏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强制性地将城乡劳动力市场人为分割，造成劳动要素无法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极大阻碍了资源有效配置，破坏了劳动要素所有者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虽然现行的户籍制度并未禁止农民工进城打工，但户籍制度所附加的各种福利保障使得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农村劳动者的就业领域通常被局限在一些低收入行业部门，即使工资相同也会因福利的差异造成实际收入低于城市职工。由于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容易扭曲劳动力要素价格，扩大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图3 城乡二元结构与群体收入差距 图3描述了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横轴代表城乡劳动要素数量，纵轴代表劳动要素的价格或边际收益。
表示城市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曲线，
表示农村劳动要素边际收益曲线。初始状态下
交于均衡点为
，城市部门劳动要素总量为
，农村部门劳动要素总量为
，此时，初始状态下的均衡工资为
。假设不存在二元结构对劳动要素流动的限制，城市部门的发展将使其边际收益曲线从
，新的状态下均衡点为
，流入城市与农村部门的劳动要素量分别变为
，城市中增加的劳动要素量是图中的
，此时均衡状态下的工资为
。但在实际中，二元结构限制了劳动要素流动，农村劳动要素无法进入城市劳动要素市场，城市与农村部门的劳动要素量仍为
。这样，城市部门的工资变为
而农村仍然在
的水平。虽然部分劳动群体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大部分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处于较低的
，从整体上降低了劳动群体的总收入，从而扩大了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 (五)政府权力对劳动要素价格的扭曲 1.政府权力与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的关系 劳动要素价格是劳动者取得收入的主要形式，是要素贡献与财富分配的“测量器”(熬华，2005)。劳动要素均衡价格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完全自由下的均衡状态，但在现实中，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以及劳动力价格，不仅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政府权力的制约，劳动要素价格通常是被扭曲的，并且随着权力对劳动力市场非规范化干预的不断加强，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也会越来越严重，而劳动要素价格这一“测量器”的失灵直接导致劳动群体收入的降低，造成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现实中，当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转变为由权力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所应有的机会平等、竞争公平原则转变为权力渗透下的非市场原则，理论意义上的劳动要素均衡价格就被劳动要素扭曲价格所取代了。权力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直接定价，并在缺乏法治监督的情况下与资本结合榨取租金的情况严重破坏了不同要素主体公平竞争与机会平等的市场原则，造成了对劳动要素价格的直接扭曲。政府权力对行业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与城乡间劳动要素市场的分割导致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固化了更多的竞争性劳动要素低收入的现状，进而间接地扭曲了劳动要素价格。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导致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图4表示。
图4 不规范的权力干预、劳动要素价格扭曲与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关系 为了说明现实中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政府权力干预程度的关系，我们需要对近年来市场化改革进行简单回顾。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目标，中国市场化进程快速推进，形成了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存的结构，国有经济不再一家独大，经济效率大大提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也是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个阶段呈现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如表4)。但进入新世纪后，当改革触及电力、能源等领域的垄断国企时，市场化改革进程开始放缓，劳动要素市场并未进行较大改革，依然处于分割状态。吴敬琏(2009)在《中国经济60年》中指出，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部分企业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的现象，并被一些学者称为“国进民退”⑤现象。同时，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政府权力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宏观调控要以政府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权力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政府权力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被人为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政府权力干预更是达到了顶峰，政府权力操纵着比市场更大比重的资源配置。正是由于政府权力对微观领域干预作用的加强，进一步限制了劳动要素的流动，导致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 从表4中可以看出1994年至1998年，劳动收入份额与人均GDP呈同方向上升的变动趋势；但1999年到2011年，人均实际GDP却与劳动收入份额呈反方向变动的趋势，人均实际GDP不断上升，而劳动收入份额却持续下降，2004年下降程度较大，由0.548降至0.4835，2011年更是降至0.4665。
从表4可以看出劳动收入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对数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揭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群体所分享的部分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渐减少，相应地，资本群体所获得的部分则不断增加⑥，这说明劳动要素价格存在较大程度的扭曲。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对近年来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行测算，以更好地说明政府权力与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的关系。 2.对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度的测算。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直接表现在劳动要素市场价格与边际产出偏离，现实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下降是其价格扭曲的反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工资可以根据边际产出充分地调整⑦，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自发地调整不同要素群体间的收入分配，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不仅是无效的，甚至造成劳动群体工资无法随边际产出的变化而调整，从而产生劳动要素价格的扭曲。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无政府权力干预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的要素使用原则是VMP=W，即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价格，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劳动要素均衡价格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现实中由于存在不规范的权力干预问题，不仅放大了市场经济中的缺陷，并且制约了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与机会平等，从而造成劳动要素的市场价格偏离其边际产出，劳动要素价格出现扭曲。因此，本文假设商品价格P=1，通过比较完全竞争市场中劳动边际产出与实际中的劳动要素价格即可测算出政府权力对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的程度，具体做法如下： (1)建立模型。生产函数法常常用于边际产出的测算⑧，本文也将用此方法，并且选择C-D生产函数作为模型，其函数形式为：
其中Y代表产出，L代表劳动投入，K代表资本投入，A代表技术水平，α代表劳动产出弹性，β代表资本产出弹性，且α与β应满足关系式： 0≤α≤1，0≤β≤1 将公式(1)进行对数变换可得到： lnY=lnA+αlnL+βlnK+μ (2) 本文假设只有劳动与资本要素，通过对公式(2)进行回归即可得到估计值，并可计算出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
若
=1，则说明劳动要素价格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出，是充分竞争下的合理价格，否则说明劳动要素价格存在扭曲，
偏离1越大，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就越高。本节以C-D生产函数为回归模型，运用2004～2011年工业分行业数据进行参数估计，然后根据公式(3)计算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最后根据公式(4)测算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2)数据与变量说明。考虑到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问题，本节数据选择中国统计年鉴和工业统计年鉴中的工业分行业数据。总产出Y选择行业的工业总产值，资本投入量K选择固定资产原价，劳动投入量L为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劳动要素价格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测算结果。本文估计出生产函数的常数项与系数，结果如表5。
两个系数估计结果为正，且都在0与1之间，常数项的估计值也为正，说明其经济学含义合理。常数项及两个系数均在95％置信水平显著。这样，本文根据α的估计结果对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行测算，结果如表6所示。
图5 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变动 图5是本文测算的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变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劳动群体收入有所增加，然而其边际产出也保持快速的增长，从而测算出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λL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说明劳动要素价格估值偏低。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上升说明，由于市场中政府权力的不规范干预，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群体收入增长却较为缓慢，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从而扩大了与其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六、政策建议 中国目前正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仍然存在许多制度和体制层面上的二元性和多维性，新旧制度并存从而大量的新旧制度“空隙”模糊了政府权力与自由市场的边界并为权力寻租等各种不规范权力干预行为提供了可能和机会，破坏了市场竞争机会的平等性；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政府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行为造成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收入流动的机会不公；行政权力垄断以及权力资本化进一步导致了收入流动的方向性偏差，尤其是大量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不仅无法有效促进要素所有者群体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且还成为影响收入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这些都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加以革除，依据市场化改革所指向的理想目标，本文提出协调群体间收入差距的现实路径。 (一)构建有效政府 现实经济中，市场和政府都是不完美的制度体系，每一个体系的运转均要受到另一个体系的影响。发现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占据的核心地位，是理解群体间收入差距的起点。从政府作为行政权力的垄断者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协调群体间收入分配问题转换为政府治理问题，即如何构建有效政府问题。 与有效市场概念相对应，有效政府是指一种能够充分并合理地纠正市场失灵，同时又能避免自身失灵与非效率的政府形式。有效政府至少包含着三层含义：(1)能够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为其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2)能够在弥补市场缺陷的同时，尽其可能地避免出现政府失灵；(3)能够像理性经济人那样进行最优公共选择，尽可能以最小成本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的运行能够提高要素群体间分配的公平性与市场化程度。但在理性经济人约束下，有效政府并不能自动实现，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制度约束才能保证分配的天平不会倾向强势群体。 1.明确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的职能，就是要划分行政权力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收缩行政审批事项⑨，缩小行政权力干预范围，使权力回归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社会公平提供制度性保障，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纠正“市场失灵”的核心职能，既要避免出现政府权力对初次分配进行干预的“越位”现象，又要避免出现权力对再分配、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缺位”现象，使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有限责任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要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形成权力制衡机制，对公共权力施加有效约束，根除权力寻租土壤。 同时，明确政府职能还要求政府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权力必须得到强化。在再分配领域缩小群体间收入差距，提高对劳动群体再分配的比重，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必须靠政府权力的积极作为，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不断提升社会保障的范围和程度，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和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缩小劳动群体与其他强势群体的差距。 2.加强法治建设 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权力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对资源任意操控。因此，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有一个权力在制约下得到适当运用的经济体制作为保障，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法治，只有在法治的守护下，市场经济才能发挥其效率，并给予每一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实现按要素贡献获得收入，使分配结果趋于公平。通过法治建设，一方面要约束政府运用权力的各种不规范行为，打击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腐败的行为，增加寻租成本；另一方面防止资本等强势群体对劳动群体的非法侵害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3.推进政治民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性与市场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法治建设，而且也强烈需要政治上的民主。法治是建设有效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而民主则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约束公共权力，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民主意味着公共政策过程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和程序，使得各个群体对社会资源的需求得以充分表达，通过权力竞争实现权力制衡⑩。作为公共决策程序，民主对于确保市场竞争公平从而保护弱势的劳动群体协调收入分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抑制垄断与统一要素市场 垄断不仅造成竞争性要素与非竞争性要素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而且由于垄断造成的行业进入壁垒，导致竞争性的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部门间与行业间的市场被严重分割。同时由于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国有企业内管理要素市场与高级技术市场的分割严重阻碍了要素在城乡、区域、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这样必然造成劳动要素价格过低而管理要素价格过高的情况，降低了劳动群体的收入流动性。 1.放松管制以促进要素在行业间自由流动 目前我国尚不可能完全打破行政垄断，但是可以对部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行业适度引入竞争、放松管制。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也应通过培育潜在进入者，比如通讯、电力、烟草、能源等行业可以引入民营资本，取消行业壁垒、放松管制，为劳动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使劳动要素能够在行业间自由流动，给予劳动群体更多平等就业与获取收益的机会，提高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流动性。同时，对国有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实行政府管制、建立科学的企业工资总量决定机制、完善企业内部的绩效工资机制。 2.建立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 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造成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制度障碍，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影响，建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其中关键是实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公平的就业机会，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目前，已有多个省市废除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登记制度，接下来要逐步取消户口附加条件，割断户口与社会福利待遇、就业机会的联系并逐步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条件，例如可以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先从中小城市开始，然后依次扩展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同时，各地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经济实力、经济发展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科学制定城市和人口发展规划。 注释： ①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具体参见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20卷第7期，第1-5页。 ②劳动报酬占比与人均实际GDP是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其中人均实际GDP是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而得。资本收入份额数据来源于陈雄飞、林毅：《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劳资所得关系的实证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③本文不考虑18岁以下儿童的收入情况。本章定义的劳动群体在CHNS中对应的职业为：05 农民、渔民、猎人；07 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普通工人、伐木工等)；11 服务行业人员。资本群体在CHNS中对应B5中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管理群体在CHNS中对应的职业为：03 管理者/政府官员/经理；知识群体在CHNS中对应的职业为：01 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02 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06 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 ④亏损央企高管薪酬不降反升，被指只看职位不看业绩，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424/023315255271.shtml。 ⑤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概念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狭义的解释，即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经济相关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产业。另一种是广义的解释，除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虽然对是否存在“国进民退”问题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也客观上反映了政府权力干预程度在某些领域有所加强。 ⑥根据陈雄飞、林毅(2012)的研究，1992～2006年我国资本要素收入占GDP比重从24％升至40％，见《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劳资所得关系的实证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⑦本文假设商品价格P=1。 ⑧施炳展：《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 ⑨2013年3月，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有1700多项，从2013年3月至2014年2月，国务院分5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已达362项，也就是说，目前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000多项，数量仍然较大。 ⑩高珂：《对构建有限政府的宏观透视》，http：//news.sina.com.cn/o/2011-05-25/0906225264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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