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和发展(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已由强调“国际性” 和“国际联合”，转变到强调“民族特色”和“独立自主”。这标志着在“和平与发展 ”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已 转变成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战略。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这一 转变，既是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新形势“逼迫”的历史必然，它是马克 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客观需要。现在的 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为什么说现行的社会主义发展战 略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新发展?这条新战略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又在哪里?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此文所陈管见，仅为抛砖引玉。
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已发生历史性转变
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有一条明确的发展战略。《共产党宣言》虽明确指出，无产阶 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但当时突出强调的还是其“国际性”。恩格斯 1893年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 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9卷第87页)他曾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 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 第1卷第241页)所以国际共运一百多年来的传统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长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传统的发展战略，就是从社会主义的这种“国际性”出发的 。它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和“国际联合”的必要性，主张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从国际共运的实践看，传统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 略的基本特征，不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而实际上是实行一条以“一条 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为特征的发展战略。所谓“一条道路”就是暴 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所谓“一种模式”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 模式；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似乎总要有个“头”，或至少在思想上和政 治上要有条共同的“国际总路线”；所谓“一个阶段”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发 展的不同的阶段性，似乎各国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都要实行大体相同的政策和措施 ，采取大体一致的搞法。这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但在长期实践中，各国共产 党人大体上都是这么理解和这么做的。
这条传统的发展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 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不进行调整，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 送。邓小平就是在这种严峻形势的“逼迫”下，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对我们党的对外战略的一系列调整，顺应并推 动了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从而使传统的强调“统一性”和“国际联合 ”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总结国际共运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了原来 支援“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1981年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强调要澄清一个观点，这就 是“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地指出：“ 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 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邓小平的这番话，说明中国观察世界的角 度和以此为根据所采取的对外战略，在60年代以前、70年代、80年代是不同的，新时期 中国已改变了过去“支援世界革命”的战略。此外，我们党的党章直到十二大时还有这 样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事务的基本立场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同全 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以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组织和人士 的团结……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但是党的十四大对此已做了修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发展与外国党的关系上，删 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提法，而强调在独立自主、完 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 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调整后的新战略已不再强调原来那种“国际性”，也不再搞原来那种“国际联合”， 并且不再以推动“世界革命”作为对外战略目标，而是从社会主义本来就具有的“民族 性”出发，强调要“独立自主”地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道 路，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 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新战略不再强调原来那种“国际性”，也不搞原来那种“国际联合”，并不等于完全 否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性”。恰好相反，因为它强调要实行对外开放，认为社会 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 ，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更大的国际舞台，具有更深远的国际意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 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调整和转变，是国际共运在新形势下实行战略转变的缩影，世 界其他国家共产党也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于是，“转变战略”就成了国际共运 中的普遍潮流。转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新战略虽然明显地不同于传统战略，但总体上说 来都是民族性和国际性相统一的战略。新战略是传统战略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是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
二、传统战略在历史上的调整和发展
从马克思经过列宁到毛泽东的一百多年间，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没有超出“战争 与革命”年代的传统战略的基本特点。但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经过了多次的调整 和发展，才使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出发 ，不仅为当时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纲领，并在1864年组织了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而且利用危机和战争造成的形势，竭力推动革命的发展。 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与或领导了两次大行动。一次是欧洲1848—18 49年革命，另一次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前一次革命是因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而触发 的，但工人并未夺得政权就失败了。后一次革命是利用1870年普法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 而爆发的，但革命政权只坚持了72天就失败了。恩格斯在其所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导 言》中回顾了1848年革命以及其后的欧洲历史，带有自我批评地说：“历史表明，我们 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 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新版第4卷第512页)。列宁在1911年发表的《巴黎公社》一文中指出：“胜利的社会革 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这 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列宁全集》新版第20卷第222页)可以说，由于19世纪欧洲实 现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当时制定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大部分未能 实现，然而它毕竟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并没有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上述战略当作教条， 而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调整和发展了他们的战略，并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 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基本点，但依据帝 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颠倒了革命的“时刻表”。他不是在先进国家而是 在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发起革命，不是期待几个国家“同时发生”革命，而是在帝国主 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一国革命胜利”，然后将这个先胜利的国家作为世界革 命的“根据地”，去支持和推进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一战略在1917年的俄国取 得了突破性的胜利。
列宁虽然改变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的论断，但仍然坚持社会 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和“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世界各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俄国人开始了，德国 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列宁全集》新版第33卷第279页 )，并认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列宁全集》新版第35卷第50 3页)。于是他在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将其作为实现“国际苏维埃”的“前阶 ”。共产国际与19世纪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有很大不同，它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 共产党”，参加该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要接受其领导和指挥。这种性质的 国际组织，在其成立初期对推动国际共运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后来各国党成长和 成熟了，统一的领导中心不利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从本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因而不利于国际共运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只存在了24年 ，结果于1943年宣布解散了，毛泽东将这看成是一次“解放”。我们党认为“共产国际 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页)。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世界社会主义战略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新概念，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危机必然导致战争，战 争必然引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世界社会主义各国要以苏联为中心，联合各国人民组成 反帝国主义国际阵线，同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阵营对峙斗争，并支持资本主义各国 共产党和其他革命斗争，伺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斯大林的世界社会主义战略在30年代 至50年代初对于巩固苏联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借二次大战后的形势使世界社会主义取 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毛泽东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从世界革命的阵 线上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但他没有照搬俄 国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道路，也不仰仗国际援助，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 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广泛发动本国民众特别是农民 群众，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从社 会主义事业的“国际性”出发，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和支持被压迫国家 和民族的革命事业和正义斗争。
总之，从马克思经过列宁到毛泽东，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是不断调整和发展的 战略。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和战略思想上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在 20世纪的空前大发展。这条战略能取得重大胜利，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战争与革命” 年代的客观形势。但是这一战略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并遇到了新的情况，客观上 要求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更迫切需要进行 “转折”，否则就不能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三、传统战略在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社会主义的传统战略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长期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新的情况 和问题，需要继续调整和发展。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联合”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事业，应奉 行国际联合的方针，然而搞什么样的联合、如何联合、联合到什么程度并不是凝固不变 的。
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共产党人夸大了“国际联合”的作用，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强调“国际联合”，但并不否定 各国党的“独立自主”。他们认为这种联合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国际 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8页)，“自主和独 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4页)，但 共产党人长期来将“国际联合”过于神圣化了。国际共运的实际情况表明，十月革命、 中国革命都不是在国际组织的指导下而是在原有的国际组织已瓦解或解散的情况下取得 胜利的。国际共运历史经验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革命斗争虽然都离不开国 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它首先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运动，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胜 利后能保住成果，自身的艰苦斗争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国 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 得成功。”(《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5页)
过去的另一经验教训，就是将“国际联合”绝对化、凝固化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国际联合的程度、范围和形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取决于形势的变化和客观 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国际联合怎么搞，必须考虑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有利。马 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国际联合，曾参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 并在1864年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特别是世界 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恩格斯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太大、太广了”(《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统一的国际组织“难以应付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旧的组织形式“成为一种桎梏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1页)。因此他反 对恢复旧国际，也不主张成立新国际。他说“这是愚蠢而徒劳的”(《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413页)，“在目前(1889年——引者注)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 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需要国际联合，但 不能将国际联合绝对化，国际联合的程度和方式，要看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可能，以及对 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是否有利。
20世纪的共运在“国际联合”方面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共产国际”只存在了2 4年。共产国际解散4年后，即1947年，苏共又与南、保、罗、匈、波、捷、法、意9个 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九国情报局成立时虽然宣称已不再是 共产国际那样的高度集权的各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而只是旨在交流经验，交换情报和 配合行动；但是因苏共的大党主义影响仍严重存在，它依然把情报局作为贯彻苏共旨意 、干涉别国党内部事务的工具。情报局开除南共联盟，同时在其他党内清洗大大小小的 “铁托分子”，造成极严重的后果，后来也被迫于1956年解散了。
情报局解散后，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开始，又进入了一个通过“国际会议”来协调行 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从组织上讲，各党名义上是独立平等的，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影 响没有肃清，苏共利用其大党大国地位，事实上仍起着领导和支配作用。于是在国际共 运中形成了“老子党”、“指挥棒”与反对老子党、指挥棒的斗争。此外，由于国际形 势的发展变化，各党对这种变化存在不同看法和认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变得越来越 困难。认识上的差异和路线上的分歧，后来造成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大论战”。在 论战中，我们说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而苏共与其站在同一立场的共产党骂我们是 “教条主义”，导致国际共运的最后分裂。
造成国际共运分裂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与共产 国际时期的消极影响未能清除，苏共推行“老子党”、“指挥棒”有直接关系。斯大林 在共产国际时期曾强调一个“标准”和一个“权利”。一个“标准”就是：“谁决心绝 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全集》第10卷 第47页)，一个“权利”就是：“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利，因而也否定它的干预权利 ，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58页)。这个国际主义的标 准和干预别党事务的权利，在不存在国际组织的条件下，还经常成为苏共的行为准则。 苏共利用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沿袭了共产国际时期的某些做法，干涉其他国家党 的内部事务，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损害。其次，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出现 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譬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核武器对战争和世界形势的影响问题， 发达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国的战略策略问题，国内革命和建设 中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丢掉“老祖宗”当然不行，但 照搬“老祖宗”也解决不了问题。而各国党处境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不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不同，必然会在认识上出现分歧，在这种情况 下要强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就很困难，国际共运要有一条统一的“国际共运 总路线”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历史经验说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这一阶段，“国际联合”碰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 。其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调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而应强调各 党“独立自主”，各自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情 况相结合。因此，强调“国际联合”的社会主义传统战略，发展到这个时候就必须进行 调整和转变。
第二，在“国际主义”和国际援助的问题上。国际主义是国际共运的传统口号，它在 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实践中由于存在将“国际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甚至加以 曲解的经验教训，加上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也要求对其进行调整和 转变。
列宁对“国际主义”做过重要的论述，但对此要进行具体分析。十月革命胜利后，资 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一度十分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列 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做过这样的解释：一是1917年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中讲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 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 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列宁选集》新版第3卷第54页 )。二是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一 ，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 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219—220页)。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 下，是否还要实行这样的“国际主义”?很显然，实行这样的“国际主义”不仅不能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决不能将列宁的这些论述绝对化、 凝固化和简单化。
实际情况是，早在列宁还健在时，由于世界革命高潮没有如期到来，他就及时调整了 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和策略。当时俄共党内有人主张“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本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将其斥之为“奇谈 怪论”。列宁说，这些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这种‘理论 ’那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 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列宁选集》新版第3卷第423 页)。“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 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造成困难”(《列宁选集》新版第3卷第424页)。列宁后来主张“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 可能地机动灵活”(《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119页)，他还“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 ，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列宁全集》新版第37卷第354页)，并认为 对外援助应“量力而定”(《列宁选集》新版第3卷第423页)。总之，列宁的基本思想是 ，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看客观条件、需要和可能，否则会帮助反动派，损 害革命运动的整体利益。因此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援助，决不能采取简单化、绝 对化、凝固化的态度。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复杂情况。斯大林将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与捍卫苏联等同起来，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下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 务，严重妨碍国际共运团结，影响了国际共运的发展。后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 “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成了“霸权主义”、“大国 沙文主义”和“干涉别国内政”的代名词，更进一步败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声誉。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一些共产党针对苏共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搞大党沙文主 义，干涉别党事务和别国内政，就提出要用“新国际主义”概念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各党独立自主 倾向进一步增强，现在强调“国际主义”的党更少了。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出现的这些复杂情况，使传统战略中强调实行国际 主义原则的这一特点，不能不发生变化，不能不进行调整和转变。
第三，在“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及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离不开对形势的估计。社会主义传统战略基于这样的估计：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危机和战争，而危机和战争必然会引起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应利用这一形势发动革命夺 取政权。
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利用危机和战争造成的形势，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参与或领导了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这两次大行动。在1848年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总结那场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 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 ，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 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 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470—471页)恩 格斯临终那一年，在其所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谈到1848年革命时带有自我 批评地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513页)
经过实践检验，马克思恩格斯改变了原来“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 的幻想，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曲折的过程。但他们坚信“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 机一样肯定会来临”，仍坚持“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尽管当时欧洲资本主义 处在和平发展时期，恩格斯仍作出这样的预言：“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毋庸 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 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 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至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 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8页)
不出恩格斯的预料，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俄罗斯在战争中所形成的革命危 机，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它们后来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一再 证明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在50至70年代前后提出“不是 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由于毛泽东始终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 免的，所以他认定资本主义会迅速崩溃，而社会主义将有大的发展。1957年他在《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 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 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 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 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 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 义制度全部崩溃。”(《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8—239页)60年代他进而提出：“从现 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 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人民日报》1968年3月4日 社论)
总之，从马克思经过列宁到毛泽东，社会主义传统战略是坚持“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 ”的论断的，这一战略思想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世界仍然 是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年代那样的形势，毛泽东所预见的那种革命形势不是不可能 出现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后来的世界形势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 已不是过去那种情况了。由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行世界社会主义的传统战略，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 原来的战略不进行调整并提出新的战略，不仅不能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而且连已经取得 的成果也会被葬送。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 题，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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