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丽[1]2002年在《《字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字鉴》一书，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被忽略至被重视的过程。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字鉴》)大旨悉本《说文》以订后来沿袭之谬，与小学深为有裨。至若菜字变为莩，陊字变为堕，(?)字变为(?)之类，则以为承讹既久，难于遽改，而但于本字下剖析其所当然，深得变通之宜，亦非泥古骇俗者所可比也。”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也十分看重《字鉴》，认为其在文字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研究者已注意到了《字鉴》的价值，但并未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对《字鉴》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作者、成书及写作目的。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体例及版本的流传情况。 第叁部分：对《字鉴》中字形分析不同于《说文》的字体进行了考证。在字形分析不同的22例中，其中有5例《字鉴》的字形分析与后代出土的甲骨文不谋而合。这说明了《字鉴》的作者李文仲不拘泥于《说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尤其是不同于《说文》的字形分析，有的完全符合或非常接近汉字的本形本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四部分：对《字鉴》所指误的《增韵》、《监韵》、《佩觿》、《五经文字》、《干禄字书》、《广韵》等字书进行了辨证。有的是正确的，也有的是错误的。 第五部分：对《字鉴》中出现的俗体字进行了分析。《字鉴》中所记录的俗体字有大量的与现代简化字相同。证明现代的简化汉字是渊源有自。整理了《字鉴》所载、《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未收的俗体字，为大型字典的编撰提供资料。 第六部分：对《字鉴》所引《说文》异文进行了考证。有些可证大徐本之谬，但大量异文可认为是保存了异说。 第七部分：阐述了《字鉴》一书的价值和不足。《字鉴》一书的价值，前代论述较多的是他对习非为是的汉字的肯定；纠正了前代字书的一些错误。除此之外，他对汉字形体的准确的天才的分析和把握；对俗体字的肯定所表现出来的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开放的态度；他的“递互研考”的科学态度；对汉字的变化发展过程所作的分析；对字形相近的汉字、偏旁所作的详细的分析；清楚地认识到了汉字隶分隶合的变化；按韵编排的体例等等。当然，《字鉴》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开放性是《字鉴》的成就之一，但他有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
刘中富[2]2009年在《《字鉴》所指唐宋正字书错误考辨》文中指出《字鉴》以《说文》为本规范汉字,在确立汉字规范时也指出了此前字书和韵书的错误,其中指出唐宋正字学着作《干禄字书》错误3处,《五经文字》错误3处,《佩觿》错误2处。通过考辨发现,《字鉴》所指唐宋正字书中的错误,大都与社会用字事实不符,或者未得唐宋正字书的旨趣,需要重新认识。
刘思文[3]2018年在《陈袌殷手抄本《字鉴校注》异文略考》文中研究指明《字鉴校注》是清代瑞安学派代表、考据学家方成圭精心校注的一部小学着作。该书以《泽存堂五种》本为底本,按平上去入206韵之次编列诸字,每字下先出反切注音,次引《说文解字》释形义,并参钱广伯校本和前人注疏,做逐一考证。比较《字鉴校注》通行本陈袌殷手抄本与《字鉴》诸本及大徐本《说文》、宋本《玉篇》和影宋本《类篇》等,发现异文18则计10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方成圭所处时代文字使用特征。
蒋小军[4]2013年在《基于自适应比例积分控制的全数字锁相环的研究与设计》文中研究说明锁相环是一种负反馈控制系统，它能够有效跟踪输入信号相位。在通信、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力系统等领域，锁相环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它已成为各类电子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全数字锁相环（ADPLL）消除了模拟锁相环中压控振荡器（VCO）的非线性，鉴相器（PD）不精确，部件易饱和以及高阶环不稳定等特点，而其本身又具有参数稳定、可靠性高、易于集成的特点，因此，ADPLL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本文在深入研究各种类型的锁相环的相关原理和结构的基础上，首先，对基于比例积分（PI）控制的全数字锁相环的控制规律进行了研究。然后，针对传统全数字锁相环存在着锁频范围较窄、环路控制参数和自由振荡频率不能在线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比例积分控制的全数字锁相环。当输入信号的频率在小范围内变化时，数字锁相环主要根据相位误差大小对环路的参数进行动态调节，实现对输入信号相位的锁定。当输入信号在较大的频率范围内发生变化时，自适应控制器能够根据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自动调节环路的比例积分参数和自由振荡频率，实现环路的快速锁定，既提高了锁相速度，又扩大了环路的锁频范围。最后，在QuartusII软件环境下，使用VHDL语言编程,采用自顶向下的模块化设计思路对整个全数字锁相环系统进行了电路设计，进行了综合编译和仿真，比较分析了该系统在不同控制参数作用下的性能，并将程序代码下载到FPGA中进行硬件测试。系统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比例积分与自适应复合控制方式的锁相环，可随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实时调节环路的控制参数和自由振荡频率。当系统时钟为1.25MHz时，该锁相环锁定时间最长小于8个输入信号周期，锁频范围为1.25-5kHz,且具有电路结构简单和易于集成的特点。
彭琪[5]2013年在《《字鉴》正俗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字鉴》焉李文仲所着,是元代不可忽视的字檬着作。本文通过对《字鉴》所收正俗字情况的简要分析,肯定它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与价值。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字鉴》作者和体例,以及成书背景、文献版本、研究概况和研究勤楼舆目的。第二部分从《字鉴》的收字情况看收字范围和收字原则,从编排体例之溯源考察《字鉴》的编排体例,从正、燮例之别讨论《字鉴》的训释体例。第叁部分以《字鉴》中的正字和俗字为考察封象,从字级、正俗字数量和性质、以及正俗字形髓比较几个方面造行分析封输。其中着重将正俗字字形作比照分析,将正俗字形体关系归为八类,并得出俗字座生的方式和原因的结输。第四部分,一方面,将《字鉴》正、俗字与《干禄字书》所收的正、通、俗字比较,来揭示有关正俗字傅承舆流燮的规律、特徵和原因；另一方面,将《字鉴》正俗字舆《辞源》收字情沉比较,来考察字形字檬演燮,证明了“正字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俗字实为不规范字体”的结输。造檬,就从历时的层面,将唐代、元代、近世的用字情况联接起来,封正俗字的傅承和流燮有着上追源头,下探流燮的意羲。
张天贵[6]1984年在《李秉衡籍贯考》文中研究指明李秉衡,字鉴堂,是清朝光绪时期驰名国内外的高级官员,平生爱国清廉着称于世。《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七,列传二百五十四记载:“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奉天通志》卷四载:“李秉衡,字鉴堂,海城人。”新编《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载:“李秉衡(1830～1900),清末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字鉴堂。”史册记载都一致认定
陈开林[7]2015年在《《全元文》编纂考索》文中指出元代立国不足百年,文化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文学成就颇为突出。然而,囿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总体而言,元代文学研究较为薄弱。其中,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元曲的探讨。相比之下,元代文章、诗歌的研究关注力度不够,研究相对滞后。就文献而言,隋树森编《全元散曲》(1964)、唐圭璋编《全金元词》(1979)、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1990),均早已刊布。而李修生主编《全元文》自1999年出版第一辑,至2005年全部刊行。杨镰主编《全元诗》直至2013年方才出版。从这几部元代总集的编纂,略可窥见一斑。当然,《全元文》、《全元诗》的内容庞大,编纂难度较之其他几部总集更为复杂,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有元一代的文章、诗歌总集,《全元文》(60册)、《全元诗》(68册)的出版,为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对于推动元代诗文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有着巨大的意义。然而,断代总集的编纂要求“巨细兼收,义取全备”,这一目标往往难以达到。就已经发行的《全元文》、《全元诗》而言,爬梳典籍,网罗繁富,在文献整理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是两部元代诗文总集的标志性成果,其价值值得肯定;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二书在编纂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其成就和问题,学界已有相关的评述和补正。本文选取《全元文》作为研究对象,拟对该书存在的问题作一梳理,补充其阙失,订正其讹误。《绪论》指出了元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凸显了《全元文》编纂的必要性,并对其成就予以肯定。同时,总结了《全元文》存在的诸方面的问题,从“文”的范围界定不清、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文本问题、小传不够精审、大量的佚文有待发掘、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六个方面予以阐述。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时有匡正,故略作述评,以呈现学界的研究现状。并揭橥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第一章《<全元文>作家重收误收考》,针对《全元文》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予以考辨。一方面,由于《全元文》分期出版,且成于众手,难免失之照应,以致有作家重收现象。另一方面,元代与宋、金、明代相接,作家朝代归属较为复杂,因而误收其他朝代作家时有发生。经考察,《全元文》重收作家64人、误收作家34人,另有一文分属两人的现象,共计四篇。第二章《<全元文>人物小传补正》,针对《全元文》所写定的作家小传予以补正,共计256人。同时,本文所辑佚文,有部分作家为《全元文》未收之作家。就其生平略作考证,以补《全元文》之阙,共计91人。第叁章《<全元文>作品校证》,针对《全元文》所收文章进行校勘,对文本中的错讹、脱文、倒文、衍文等情况予以纠正,并结合相关典籍,对部分异文进行考实。共校勘《全元文》649篇。其中,有多篇文字,《全元文》所收文本不全,均可据以补全。第四章《<全元文>作品系年》,主要是通过文章内容的信息、《全元文》未采用的其他版本而遗漏的文本信息,以考订相关作品的写作时间,共计197篇。第五章《<全元文>佚文辑校》,针对《全元文》失收之文予以辑录。目前,学界对于《全元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辑佚方面,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剔除与学界的重复之外,另辑录《全元文》佚文508篇。其中,《全元文》已收作家247篇,未收作家261篇。小结部分对文章的不足略作说明。
杨素华[8]2015年在《清代涉台奏折训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奏折,是清朝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由臣工直接上奏给皇帝。清代涉台奏折是清廷官员奏报关于台湾的情况的奏折,其内容丰富,包括剿匪械斗、番界纷争、官员调补、弹劾及农事收成、民生治安、屯垦河工、民族关系等,其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新语义以及与以上各方面有关的辞书未收录的词语,其语料价值颇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因此,全面系统地对奏折中的词语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台湾方言及清代典章制度,同时对我们全面了解汉语词汇有重要的意义。全文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本选题的来源,课题研究的意义,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清代涉台奏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第一章从文字疑误、标点献疑、脱文衍文叁个方面校正了清代涉台奏折的缺漏,从而为阅读古籍进一步扫清障碍。第二章揭示了清代涉台奏折对辞书编纂的价值。在《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皆录,不可避免的会失收某些条目,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并没有得到利用。我们将清代涉台奏折的内容与《汉语大词典》的释词进行比较,主要讨论《汉语大词典》词条的失收、义项的缺失、释义的不当等疏漏。第叁章主要从俗字方面来校正及释读清代涉台奏折。从俗字的演变过程,来纠正清代涉台奏折在文字使用方面的错误。由于书写者字体不同,奏折中的俗字、别字,亦属常见。其中录副奏折更是字迹潦草。兼之奏折中含有方言口语词和历史词语,加之时间较为久远,多有字迹磨损,漫漶不清。整理者因不识俗字,不懂俗语而误录、误校原文的情况时有发生。因而将其作为一重要部分研究,实有必要。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且再次强调了清代涉台奏折词汇研究的重要性。奏折是产生于清代的一种重要的上行文书,清代涉台奏折更是在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语言学价值不可估量,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使学术界认识到清代涉台奏折的重要价值,进而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清代涉台奏折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陆惠敏[9]2017年在《“扬州二马”藏书及刻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雍乾时期,扬州有马曰管、马曰璐兄弟二人,筑小玲珑山馆,中有丛书楼,藏书颇丰。四方名士,闻名造访,适馆授餐,终年无倦色。二人俱有诗名,与乡之诗人,结邗江吟社,时人称之“扬州二马”。乾隆叁十七年,编纂《四库全书》,“二马”后人献书776种,享誉盛名。全文以“二马”藏书、刻书为研究主题,分四章节,另附书目表两张:《两淮商人马裕家叁次呈送书目表》《<四库全书总目>着录两淮商人马裕家藏本辑录表》,以此系统全面地论述“二马”藏书、刻书之概貌。第一章考察“二马”家世及生平。第一节,对“马曰璐生卒年”、“马曰管是否被举荐博学鸿词科”、“马裕为何人”再考辨。重新确认马曰璐生于康熙叁十四年(1695),卒年不早于乾隆丙申年(1776)秋。关于“马曰管是否被举荐博学鸿词科”,认为研究者提供的史料只能证明马曰璐被举荐而不与试,但马曰管的举荐情况未与知,再补充《听雨丛谈》史料一则,更详细地证明马曰管未被举荐的史实。考《四库全书总目》所注“两淮商人马裕家藏本”之“马裕”,得出“马裕”定非人名的结论,并以《两淮盐法志》、《清实录》中两则史料为支撑,推测“马裕”即为马家商号。第二节,以《“二马”主要家庭成员关系图》清晰勾勒自“二马”高祖至孙子辈的载于史籍的家庭成员关系网,并结合相关史料,刻画“二马”及主要家庭成员的品行、性格,揭示马氏家族和睦、家风淳朴的-一面。第叁节,以“二马”两首《百字令·自述》为基础材料,从词作中探寻二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以此丰富“二马”的人物形象。第二章分析“二马”藏书、刻书的社会文化背景,从社会层面探求“二马”热衷藏书、刻书的动因与条件,并依据收集、保存、整理、利用、流散的历程,对“二马”藏书活动进行系统阐述。在以其为核心的社交圈中,“二马”运用人脉收购、借抄古书,与藏书家赵昱、吴焯互通有无,借助友人之力,誊抄稀有古籍,以此不断丰富家藏。“二马”有藏书印“马曰璐印”、“臣璐私印”、“半查”、“丛书楼”、“小玲珑山馆”、“南斋秘笈”等,部分藏书印文中有图片展示。马氏藏书大半进入四库馆中,另外一部分也逐渐散佚,嘉庆四年进士姚文田走访小玲珑山馆,发现马氏藏书已不存片纸。第叁章分析辑录“二马”刻书书目。首先整理完成王桂平、方盛良列“二马”刻书目录表,再综合分析24种刻书书目,逐一考证是否为“二马”所刻。考证发现,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所言“二马”刻《说文》、《玉篇》、《广韵》、《字鉴》既缺乏其它文献记载的佐证,也缺少古籍存本的实证。但是李斗与“二马”的生活时代非常相近,又与袁枚、阮元、金兆燕等人交好,出现记录错误的情况微乎其微,且能从《四库采进书目》中确定马家藏有此四种古籍,即“二马”具备翻刻的基本条件,所以推测“二马”极有可能翻刻过这四种书,但刻本量少,在后世传播中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小。在分析24种刻书书目的基础上,重列“二马”刻书书目表两张,分为确认有“二马”所刻和疑似有“二马”所刻,补充“二马”刻黄宗羲《金石要例》一卷,连同疑似刻本,共辑录“二马”刻书书目26种,确定由马家独立刊刻的有19种81卷。此外,分析“二马”所刻姚世钰《孱守斋遗稿》与《莲花庄集》之间的关系,解释《孱守斋遗稿》为何又名《莲花庄集》。最后,结合前人对“二马”刻本的评价,从形式至内容对刻本给予客观点评。第四章在广泛收罗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努力还原马家献书清廷的史实面貌,并依据《四库全书采进书目》与《四库全书总目》辑录出马家藏书书目773种,另从清人文集及其它目录书中辑录马家藏书9种,合计辑录马家藏书782种,以表格列出。文段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对四库所收马家藏书开展定性、定量研究,以图形、图表反映马家藏书在四部各类着录、存目的数量情况,可知集部别集类收录最多,推断与“二马”爱好诗文有着紧密联系。同时,解析部分藏书之《四库提要》,对“二马”所藏古籍品质做出基本定性的分析。
杨瑞芳[10]2014年在《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解字》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运用传世文献引《说文解字》进行校勘是还许书之原貌的重要方法之一。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此投入了较大的热情。不仅论文迭现,而且时有创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解字》研究论着的平议,总结其特点,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参考文献：
[1]. 《字鉴》研究[D]. 魏晓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2]. 《字鉴》所指唐宋正字书错误考辨[J]. 刘中富. 中国文字研究. 2009
[3]. 陈袌殷手抄本《字鉴校注》异文略考[J]. 刘思文. 汉语学报. 2018
[4]. 基于自适应比例积分控制的全数字锁相环的研究与设计[D]. 蒋小军. 南华大学. 2013
[5]. 《字鉴》正俗字研究[D]. 彭琪. 吉首大学. 2013
[6]. 李秉衡籍贯考[J]. 张天贵. 社会科学战线. 1984
[7]. 《全元文》编纂考索[D]. 陈开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 清代涉台奏折训诂研究[D]. 杨素华. 闽南师范大学. 2015
[9]. “扬州二马”藏书及刻书研究[D]. 陆惠敏. 扬州大学. 2017
[10]. 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解字》研究述评[J]. 杨瑞芳. 辞书研究.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