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相关性论文,媒介论文,乡村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中图分类号：G249.27；D4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8)06-0100-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并迅速普及①，由此，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之关联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
围绕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已有的研究路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农村大众传播状况、问题及对策研究，属对策性研究，是较为典型的大众传播研究[1]；二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大众媒介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方晓红等对苏南地区大众媒介与农村的调查[2]，多为定量研究，这种量化研究并没有进入乡村生活的深层逻辑，因而没有就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提出富有解释力的框架；三是从后现代的文化批判立场，以富有激情的想象力，对电视作为一种理性技术如何奴役人们的精神生活展开文化批判[3][4][5]，这主要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而不是经验研究，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乡村文化变迁多是这种路径；第四种研究路径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乡村生活出发来研究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一部分学者采取民族志方法对电视媒介嵌入少数民族生活的过程进行了质性研究，侧重于过程呈现和理论建构[6]②，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以印度村庄为研究对象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7]，以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呈现电视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但由于作者过于侧重传播学视角，对村庄本身的把握并不够深入，导致对二者之间的关联的呈现不够紧凑，很多都是表面相关，更深层次的逻辑并没有被挖掘出来。
对大多数汉族社会的村庄而言，电视下乡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电视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已经“自然化”，对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已经潜移默化，这更加需要我们进行深度个案调查，以充分揭示出电视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相关性。
二、分析框架
我们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相关性的研究，将采用前文所述第三种研究路径，试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生活中来把握电视，从而凸现出村庄生活的内部视角，而不是传播学的外部视角抑或后现代的文化批判视角。
具体言之，本项研究就是要回应分田到户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乡村社会中公与私的变化。此前，学界不乏学者从集体/个人关系的角度回应乡村社会变迁问题，有学者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揭示了乡村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原子化”特征[8]，也有学者发现了乡村私人生活变迁中出现的“无公德个人”现象[9]，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分田到户以来集体主义和公共生活急剧衰退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在笔者看来，集体/个人的解释视角过于西化和外部化，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集体/个人的逻辑，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并不是西方式的个人/团体格局，中国农村在观念形态和组织层面都没有一个清晰的集体/个人图景。相反，中国乡村社会是以家为本位的差序格局，公与私的关系及其逻辑则是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基础性方面，费孝通等学者已对之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并从公与私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10]。也就是说，公与私较之于集体/个人更加切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特质，也更加贴近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因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之内在复杂性也就更有解释力。
本课题就是要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去集体化”这一重大问题，并且试图从乡村社会中公与私的急剧变化及其与电视的关联来进行研究。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媒介技术与乡村社会中公私的变化具有直接的关联，今天，电视已经成为乡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现代技术装置，就像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一样，“独自看电视”业已成为中国农民的一个现实选择。电视下乡遭遇了乡村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急剧变迁，而农民对电视节目的选择和评价则又与农民在乡村公共治理和私人生活中的当下生活境遇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本项研究通过电视这种现代技术装置和电视节目来观察乡村社会公与私的变化，从而理解当前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行动逻辑以及人际关联，在这个基础上就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之关联提出一些分析视角。
为此，笔者与课题组其他成员一起赴河南、江西、湖北等地农村做了为期3个月的驻村调查，力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日常生活中理解电视与乡村的关系，注重内部视角，从农民和农村的角度来看电视与乡村治理转型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并在全国10个省市的24个村庄做了问卷调查，就电视下乡与乡村社会变迁得出了一些初步认识。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兼及定量资料，从乡村治理、村庄性质以及人际关联等三个方面呈现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的着力点放在电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社会生活的关系，试图为理解电视与区域性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的内在关联提供一个路径。
三、电视与乡村治理
调查发现，当前乡村生活的主体农民即中老年农民尤其是男性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收看热情，课题组对870位农民的抽样调查显示，54.5％的青年农民、64.1％的中年农民、58.4％的老年农民都喜欢看新闻联播，并且一致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最可靠，最真实。农民对中央新闻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尤其是涉农政策这一块，对国家涉农政策的变动和出台非常敏感，并一致认为当前中央的农村政策很好，“对农民很好”。与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对县、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没有多少收看热情，评价相当低甚至非常反感，农民的说法主要是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不新”，“不真实，很多承诺兑现不了”。农民对中央新闻的高度热情和对地方新闻的冷漠甚至反感，这是当前农村中的一个现实问题。这种态度反映在对新闻节目的态度上，就是中央新闻是真实的，地方新闻是糊弄人的。在笔者看来，农民热衷于收看中央新闻并且认为中央新闻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这一现象是当前乡村治理转型中的问题，需要在农民国家观念与乡村治理转型的二维视野中给予理解，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日常生活中来把握这一问题。
税费改革后，很多政策(信息)到行政村这一层就下不去了，农民称之为“政策棚架”，村级组织在税费改革以后与上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因为资金和项目都是从上面来的，与下面老百姓的联系反而少了。笔者将这一转变称为“软指标的硬指标化”[11]。准确地讲，是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村级组织越来越成为水面上的一层油，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油和水的关系，而不是鱼和水的关系。村干部的工作就是到乡里开开会，有时候乡里会电话通知一些事情，然后村干部填填表格之类的，政策根本不向老百姓传达，村庄治理与老百姓越发变得没有关系。村里的很多事情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很多村民连村干部都不认识，一年见不到几次，这种情况在笔者调查的湖北、江西的农村都出现了。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是只关心自己的发家致富，对村里的公共事务也不在乎。这样一来，在取消农业税以后，村一级对上级的依赖反而增强了，而与村民则出现了一个“分居”的状态。在这样一个村庄治理环境中，农民无法有效地通过乡村组织获得政策信息，也就是说农民无法有效地与乡村组织打交道，但农民是需要政策信息的。由此，农民转向了电视，从电视新闻中获得信息和政策。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农民对自己村庄里的事情所知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但却对国家的形势和惠农政策非常熟悉，农民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有效地获得了信息，这种政策传播的独特现象背后是当前乡村治理状况的变化，而这种政策传播本身又给乡村治理带来了问题，农民越依赖中央电视新闻，越发对乡村组织不信任，也越丧失与乡村组织有效沟通的渠道，这是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在乡村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农民个体通过电视可以有效地接受和理解国家政策，但农民个体却无法有效地与乡村组织打交道。税费改革后，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而在农民看来，中央新闻最真实，最可靠，成为农民的唯一依靠。村级组织不开会，不宣传政策，农民个体又无法组织起来，但农民个体却可以有效地与电视打交道。最为关键的问题不是农民爱看中央新闻，而是农民认为中央新闻是真实客观的，农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这背后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是近年来中央惠农政策的频频出台，农民得到了切实的实惠。“我认为中央新闻真实些，本地新闻不真实”，农民认为本地新闻不真实，这样的诉求背后又是什么问题呢？是本地新闻上所讲的东西无法落实，没办法操作，农民这样的看法是与农民的生活境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里农民对真实的建构是从自己的生活境遇出发的，离开农民的生活境遇是很难理解农民对真实的建构和追求的。
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乡村组织和集体性的活动，农民的国家观念得以重塑。现在，当农村不开会不讲政治的时候，农民转而通过看电视来获取关于国家的信息，而看电视则是一种私人化的活动，是农民个体越过乡村组织直接与国家打交道，这种国家是相当抽象的，它不是通过组织传播而是通过大众传播来体现的。在这一传播模式之下，农民越来越不信任乡村组织，而认为中央新闻是最真实最客观的，这就非常有特点。税费改革前，农民也是看中央新闻，当由于当时乡村治理状况的恶化，干群关系紧张，农民对中央新闻的看法非常负面，对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国家领导人的评价都很低；而在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对中央高度认可，但却对乡村组织非常不认可。
进一步的问题是，通过农民对中央新闻的高度认可，我们看到了一种国家观念，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抑或是一个观念中的国家。以往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都是从机构和制度层面切入的，而农民对中央新闻的高度认可则让我们领会了一种观念中的国家，正是这种观念中的国家的存在，才使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国家/农民关系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面相。乡村组织虽然出现了弱化，在某些层面出现了与20世纪上半期相似的情形，即杜赞奇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12]，但从农民对中央新闻的高度依赖来看，税费改革后农民的国家观念并没有弱化，反而增强了，农民越来越直接依赖国家，直接依赖中央政府，而不是乡村组织。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是，农民实际上是有着一个观念中的国家的，在今天，这一观念中的国家靠中央新闻得以维系和再生产，观念的国家为我们认识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四、电视与村庄性质
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大多喜欢看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比较符合实际，感觉就是农村的事，觉着真实些，城市和言情题材的，那是虚构的。”这一点也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的，没有经历过的，就是虚构的，这是农民对电视节目的一个基本态度和理解方式。农民再就是喜欢“抓坏蛋”的警匪片，或者是角色对比非常鲜明的电视剧和戏曲。调查显示，选择家庭情感生活片的占38.4％，选择侦探片和战争片的占22.9％，选择戏曲的占29.4％。在这几类片子中，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模式，那就是剧中角色分明、矛盾冲突较为激烈、表现的手法较为简单直接。这类片子一般也是以好人取得最终的胜利为结尾，在观众那里，强化了一种是非观念[6]164-165。
农民对电视剧的解释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真假，农民根据自己的生活境遇来确定电视上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农民喜欢看真实的东西，这是对电视剧而言。对新闻而言，农民主要是看电视新闻在现实中是否得到落实，如果新闻上讲的与农民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差别很大，农民就认为那是假新闻，没意思。也就是说，农民在真实/虚构这一层面上来理解和评价自己所看到的电视节目，这一层面上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农民具体的私的生活做出的。另一个层面是现实/理想层面，农民对现实还是有了解的，农民根据自己的生活境遇知道现实中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清楚地知道电视节目中哪些是理想情况，但农民并不像在第一个层面那样用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而是对公平正义和真善美有着一种超越具体生活的追求和信仰，认为电视节目是用来教育人的，在这一层面上的认识，就超越了自己的具体的私的生活世界，而是从公的层面的思考，只是这种公在现实中无法操作化，对于这种无法操作化的公，农民并没有放弃，而是转向了抽象层面的公，电视剧中所推演的公平正义和真善美就成了农民的抽象的公，农民对抽象的公的依赖和信仰就成了农民在现实/理想层面对电视节目进行理解和评价的依据，而这一点在河南农民对电视剧的选择和理解中表现得较为淋漓尽致。
相比之下，江西永新农民对电视剧的选择则是集中在第一个层次即真实/虚构的层次，这里的农民同样喜欢看农村题材的，像婆媳关系题材的，生活感情片，还喜欢看破案的电视剧。通过看电视知道国家和社会上的事，增加知识，开阔视野，保护自己，这就是江西永新农民看电视的诉求点，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接受机制。这就与河南农村非常不同，在河南农民那里，看电视剧看的是对比鲜明的角色冲突，而在江西永新农民那里，主要的关注点则是具体的生活知识，农民没有上升到现实/理想的层面思考问题，所以，在河南农民那里，电视的教育意义是伦理意义上的，是要人学好，而在江西农民那里，电视的教育意义则是知识意义，是增长人的技能，这也凸显了两地农民价值观念和村庄性质的不同。
五、电视与人际关联
电视与乡村生活变迁的关系，一是电视节目内容层面的关系，电视与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主要是在观念层面发生的，虽然会产生行动层面的效果，比如江西农民看江西卫视的“第五社区”(一民生类新闻节目)，从而对城市生活有一个想象，影响到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判断，进而影响他们的行动，有村民就在看了电视以后给在外打工的孩子打电话，要他们注意安全，预防受骗；电视与乡村生活的关系就表现得很复杂，并不是那么直接，突出表现在农民根据自己的生活处境来理解电视，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层面，并没有太多的想象力在里面，“电视上演电视上的生活，我们过我们的生活”。二是看电视这种生活方式层面的关系，即农民是怎么看电视的，看电视这一新的生活方式对村民的日常交往和人际关联到底意味着什么？前面两个章节从第一个层面给出了分析，本节的讨论则集中于看电视这一行为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变迁的关联，包括家庭外部和家庭内部两个层面。
电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刚进入农村的时候，一个村庄也就是一两台，户主把电视机放在院子里，大家都跑过去看，这时的电视类似于小电影，还有集体活动的形式，但其逻辑开始是私人化的。当电视在中国农村普及以后，看电视就完全成了一种私人化的活动，即从形式和逻辑两个方面都成了私人化活动。
电视下乡之后，在某种意义给老百姓带来了视觉大餐，提高了农民的欣赏水平，自从安装有线电视以后，电视节目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的“夜宴”。当笔者在调查中问到大家有没有都看同一个节目的时候，通常的回答是“不知道，反正我喜欢看”，当笔者问及有没有讨论过相关节目的时候，通常的回答是“一个人在家里看怎么讨论”？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显示，选择单独看电视的占27.5％，选择和爱人一起看电视的45.9％，而和邻居一起看的只占到1.6％。当笔者问一位中年农民某个节目是不是大家都看了时，这位农民回答：“没有组织”。这句回答意味深长，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办法知道农民是否都看了这个节目，现在农民看电视都是非常私人化的，即使是生活在一个村庄中的人们也无法知道有多少人在看同一个电视节目。这句话揭示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乡村组织并没有组织大家去收看这类电视节目，在这个问题上，乡村组织完全是不在场的。这样一来，这句简洁的回答实际上将问题带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层面，很多问题和现象的意义并不能从有无和多少上来获得，而是要从其背后的逻辑和机制方面着手方才清楚认识到很多问题。就该问题而言，这位受访人实在没办法弄清楚农民是否都在收看同一个电视节目，但他却知道没有谁去组织看同一个电视节目。这样一来，实际情况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很少农民看了那个节目，另一种可能则是农民都看了他所提到的节目，而这两种可能都是私人化逻辑推演的结果，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与乡村组织没有关系，独自看电视越来越成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
但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在某种意义并没有带来农民交往和聊天的减少，看电视减少的是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和村庄的集体性文化生活，电视使农民的生活进一步趋向私人化，而不是私密化，很多学者认为当前农民生活出现了私密化的趋势[9]，我们的调查显示并不是这样，看电视带来的只是村庄集体性活动的减少，而不是私人交往的减少，据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每天看电视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只占到22.4％，而3小时以下的则占到70.2％，其中1小时以下的为17.8％，这表明，农民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在当前中国农村，私人之间交往的频率依然很高，但却被抽去了集体的内涵和逻辑，所以，农民之间高频度的交往并没有带来社会资本和农民合作的增加。
在没有电视之前，大家都是聚在一起聊天或者串门聊天，村庄社会的熟悉度较高，但电视普及之后，中国农民独自在家里看电视，电视都放到了卧室里，农民之间的私人交往发生了变化，导致村庄生活出现了所谓的“半熟人化”[13]。但却不能据此说有了电视以后农民之间的私人交往减少了，或者说增多或减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农民私人交往，换言之就是个体之间的互动并不能产生“公”的意义与价值了。农民之间的私人交往完全是按照一种私的逻辑来展开的，农民之间的串门和聊天已经无法产生具有约束力量的公的意义与评判标准，而成了一种完全娱乐化的东西，这与农民独自看电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一种私的逻辑在背后起支配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农民之间的私人交往如此频繁，而农民合作和公共物品供给却又如此困难。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家庭的核心化进程加快，1987年的调查显示，1986年农村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73.3％，比1978年前的65.4％上升了7.9％，比1960年前后的54.5％上升了18.8％，而到了90年代，农村核心家庭的数量则达到80％以上[14]。而电视下乡则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进程是一致的，电视机成为新家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现代技术装置，电视机正是通过新家庭的成立而在中国农村普及的。同时，电视机的位置也反映了家庭关系的变化，课题组的调查显示，电视机放在客厅的占34.7％，放在卧室的则达57.9％。当电视机从客厅转移到卧室之后，公公婆婆与儿媳一起看电视的可能就被解除了，而电视也从小电影的角色逐步成了夫妻式家庭私密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装置。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显示，子女和父母一起看电视的只占到3.0％。在代际关系松散，分家单过的背景下，老人通过电视或许能得到些许安慰。
注释：
①课题组在全国25个村庄870位农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2.9％的家庭没有电视机，拥有1台电视机的占到70.3％，拥有2台电视机的占到23.5％，拥有3台电视机的占到3.2％。
②李春霞：《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