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文章从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的回顾，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怎样在方法论上和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纠正了长时期以来传统观点的片面性，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拨正了研究方向，开了一个好头。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
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高度评介。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他谦虚地说：“这个文件， 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是实际上，这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的初稿，以及此前此后党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现。小平同志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邓小平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正确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典著作《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不具备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能做的，只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存在的矛盾出发，从已知推论未知，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必然会使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同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进一步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向着更加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还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提出了一些科学设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发展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并且提出一本体系相当完整的著作，是以1954年出版的苏联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标志的。这部教科书目的上册包括导言、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21章。下册阐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共20章，包括（甲）“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4章，（2）“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14章，（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3章。 在此书之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不论是经济关系或经济运行的研究，都只是分散的，不成体系的。这本教科书的下册第一次提供了一本体系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教科书的出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苏联教科书作为第一本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以下的特征：（1）由于当时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只有苏联， 所以这本书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不论是经济关系或经济运行，都反映了苏联模式；（2）苏联教科书的编写是由斯大林发起， 经斯大林指导，在盛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完成编写和出版的，所以这本书就具有斯大林理论的一切优点和缺点：逻辑严密，文字浅显，从定义出发，经典著作引证多，用引证代替论证，理论脱离实际；（3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教科书是当作一本国际教科书来编写的。由于苏联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为首”的地位，这本书出来以后，确实也是被欧洲和亚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作为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我记得，苏联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是在1955年。在这之前，我国的一部分大学已经自己在编写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自从苏联教科书中文版出来后，便一律采用苏联教科书。1958年中苏大论战后一度中断，1963年后又恢复，到1966年又停止使用。我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是很大的。
苏联教科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贯串全书的，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想化的“左”的教导主义。我们在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中，把显然具有“左”的教主义的苏联教科书当作右的“修正主义”来批判，这说明，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是处在比苏联教科书更“左”的位置上，才会把本来“左”的东西看成右的。从批《武训传》起到批“党内走资派”的30年连绵不断的政治主动；被神圣化了的所谓“三面红旗”；不是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就可以“促生产”；所谓我国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对我国实行的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等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批“物质利益原则”，大批“修正主义”；凡此种种理论和实践，不正是比“左”的苏联教科书更“左”的证明吗？正是这种“左”的、教导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东西，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人们不敢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研究中去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而被限制在从革命导师的著作和“语录”中寻章摘句，拼拼凑凑，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
1977年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批判了“两个凡是”，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新时期，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在总结亿万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发展。
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理论，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革命导师偶象化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有了正确的方法论，得以实事求是地从总结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反过来又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
（二）邓小平科学地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探索的结果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长时期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习惯于仅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消灭了一切人对人的剥削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传统观念对不对呢？当然，不能说它是错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范畴是社会基本制度问题，首先是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从生产关系角度考虑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联结在一起的。离开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有机联系来认识社会主义，就有使社会主义被架空起来，变成“悬空八只脚”的脱离实际的东西的危险。由于仅仅从私有制、消灭剥削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因此，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砍资本主义尾巴等等蠢事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出来了。“四人帮”甚至把社会主义同贫穷联结在一起，公然叫喊什么“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真是荒谬到极点。
小平同志为着改进对社会主义这种不完善的传统认识，一再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肯定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但是他认为，应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他批判了“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的谬论，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共同富裕。在对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多次阐述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
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论断，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出发点。
从这一科学论断出发，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然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然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共同富裕。
从这一科学论断出发，“三有利”标准就树立起来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了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就不会陷于姓“资”还是姓“社”的空洞争论中去了。
从这一科学论断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就可以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一步一步地清楚起来了。
（三）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澄清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长期被误解了的重大理论问题
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是对社会主义传统观点的又一石破天惊的冲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它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作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和特点和优点，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道理，马克思讲过，恩格斯讲过，列宁肯定过，斯大林详细阐发过，毛泽东也完全同意。这个理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立国70多年中，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中，都曾被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金科玉律，并曾在两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显示过威力。对于这样权威性的，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得到某种实践验证的理论，难道还能有所怀疑吗？
确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麦昔斯早在1920年就写文章批评计划经济理论了。以麦昔斯为代表和以波兰的兰格为代表的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论战，在西方和东欧，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是，反对计划经济理论的毕竟是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计划经济理论的传统观念更是动不得了。
陈云同志在1956年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曾提出计划生产为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的主张。但这种主张并没有在实践中走多远。1958年大跃进中，残余的一些城乡个体经济被消灭殆尽，市场调节的那部分自由生产也就完全消失了。
在经济理论工作者中间，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曾经在五十年代提出应该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创造性观点，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他的观点不仅在当时遭到有组织的围攻，而且在“文革”期间老帐新算，饱尝了铁窗风味。
由于上述的一切，所以在像我这样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心目中，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不仅是圣殿，而且是雷区，谁敢越雷池一步？
上述种种，无非为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如何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和无畏的求实精神。至于小平同志如何一步步地引导我们在理论上认识和建设实践中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如何阐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凡是搞经济理论的，都是耳熟能详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指引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上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正在改变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面貌，也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四）使理论从逻辑的天堂回到现实人间
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他纠正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多年来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从逻辑推理的天堂回到现实的人间。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设想，是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的。然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其前身俄罗斯却是一个摆脱封建农奴制不久的资本主义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然而经过1921—1936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成，已经考虑要消灭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赫鲁晓夫及以后的几位苏联领导人，则声称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然而，在实际上，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突然解体，同发达社会主义的虚幻天堂的破灭不无联系。苏联的经济学家曾经写了很多本发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但读了总是令人感到越来越不可捉摸，因为理论脱离实际越远，就越是难以令人相信。
旧中国原来是比俄罗斯更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按照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本来应该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但不知怎么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经过1953—1956年短短的4年， 就宣布过渡时期已经结束，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接着，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中括起了一股共产风，说是中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搞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货币，从“吃饭不要钱”开始，要发展到衣食住行都不要钱，农民的生活将是高标准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张春桥攻击按劳分配，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被加上接语作为权威理论文章发表。随后，农村“四清”，全国“文革”，似乎想通过一浪又一浪的“阶级斗争”，把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然是远远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论证只能是一个由逻辑推理构成的虚幻的天堂。
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和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清醒的实事求是的估计。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由于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从这样对基本国情清醒的认识出发，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问题上，才能提出“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科学规划；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上，才能提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在分配制度上，才能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在经济运行方面，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也要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前提下，才能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一方面，使市场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较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作用。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踏踏实实地循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规律胜利前进，同时，也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逻辑的天堂回到现实人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此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但是，既然世界上还不存在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过渡过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那些经济规律，只能是以根本还不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假设前提所作的逻辑推论，是超越实际，脱离实际，因而，除了为超越实际的“左”的方针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外，是不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起指导作用的。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从实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虚幻的逻辑推断回到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中来，尽管从这一现实出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要依赖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进展，经过一百年或二百年的长过程才有望建立起来，但毕竟现在有了一个好的出发点。谚云：“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小平同志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以后的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将从这一好的开始出发，运用小平同志的正确的方法论，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1〕《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2〕《在武昌、深圳、珠海、 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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