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注：收稿日期：1997—07—0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稿论文,金代论文,史学论文,日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朝是由我国女真贵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皇朝。它上承辽朝，下接元朝，在三个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皇朝中，文化成就十分显著，有“金代文物远胜辽、元”（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八。）的说法。金代的史学，作为金代“文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女真民族起自北方，立国初年，文明程度很低，没有文字，更谈不上对于历史的记载。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注重从历史中学习历代皇朝的统治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史学发展起来，并且在政治生活中发生着重要影响。史学的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是金代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金代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一、金代史学的发展
金代的皇帝大多重史，这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是很突出的。史载：
熙宗，“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金史·熙宗纪》）
海陵，经常“与近臣燕语，辄以古昔贤君自况。”（《金史·海陵纪》）
世宗，“慕古之帝王”，常召翰林官“入讲论古今及时政利害，或至夜半。”（《金史·世宗纪中》）
章宗，少小熟诵本朝历史，（《金史·完颜匡传》）为金源郡王时，喜读《春秋左氏传》。（《金史·移刺履传》）
末帝哀宗，每日罢朝，都要让翰林官“侍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归潜志》卷七）……
金代的皇帝为什么重史？金世宗曾经对宰臣说：“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金史·世宗纪下》）他读《资治通鉴》后赞叹到：“编次累代兴废，甚为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金史·世宗纪中》）世宗的见解代表了金代统治者对史学的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首先，读史为的是从历代兴亡中求得鉴戒，也就是从历史中获取政治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其次，史事具体，读之易于明白，较之儒家理论，对于正在接受一种新的文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来得更为便捷。可以说，金代统治者重史，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以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统治为指归的。在这样一个大的目标下，金代统治者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史学工作。
1.翻译史籍，重视历史教育
这是金代史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金朝在世宗以前，长期处于政治不安定状态，对外与辽、宋战事不断，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变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然无法将更多精力用于礼文之事。世宗即位后，施行文治，金代社会开始步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翻译汉文典籍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诏：“以女真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金史·徒单镒传》）这是金朝最早译成的大部头史籍。后来，世宗又设立了专门机构译经所，加强翻译典籍工作。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译出了《春秋》。世宗对翻译汉文典籍的目的，讲得很明确：“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世宗纪下》）这就是说：要用中原以汉族为主的文化对女真民族施以教化，将女真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纳入这一轨道，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
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是创办女真学。海陵天德三年（1151年），在京师创立国子监，专门培养皇族及贵族子弟。国子生授课内容是四书、五经和十七史。世宗进一步把女真人的汉化教育深入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建立女真太学，同时在女真人居住的诸路设立女真府州学，翻译过来的汉文典籍，主要就是为女真学用做教材。在各级女真学中，史书都是必须学习的。
金代统治者对女真人接受汉文化采取了坚决态度。一方面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经然后承袭”（《金史·章宗纪》），将“读经史”做为猛安谋克继承人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又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创立女真进士科，用科举入仕吸引女真人，进一步推动女真人钻研经史。女真进士科在大定十三年正式开科考试。金代科举考试内容，随着汉代教育的深化不断扩大。海陵正隆三年（1158年）规定：“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章宗明昌元年（1161年）规定：“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内出题。”（《金史·选举志》）史学从三史扩大到十七史，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女真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的，他们把史学化成女真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质，我们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这一深层的趋势：一次，世宗和显宗（世宗子，名完颜允恭）出游，随从的太子侍读完颜匡与寝殿小底驼满九住因为讨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行为是否合乎“仁”的问题落在了后面，显宗为此感叹道：“不以女真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真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金史·完颜匡传》）可见，金代统治者的“教以经史”确实收到很大成效。金代在世宗朝以后，已经逐渐摆脱了没有自己的知识人才的局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各种人才。其中有些人通过入仕进入各级政权，成为统治层的中坚。比如大定十三年首批进士中，就有徒单镒、夹谷衡、尼庞古鉴等人做了宰相，这引进“儒学之士”的参政，在金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宗曾经深刻总结到：任用“儒学之士”，是关系到“政治兴废”的大事（《金史·世宗纪下》）。可以这样说，女真统治者重视教化，特别是重视历史文化教育，提高女真民族的文明程度，是金代迅速进入封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修《辽史》，总结前代历史经验
为前一代皇朝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自唐代以后形成一种制度。金代也承袭了这个史学传统，为辽朝修史。金朝修《辽史》的态度非常认真，曾经修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熙宗朝皇统（1140年～1148年）初年，由移剌固主持修撰，后来移剌固去世，由其弟子萧永祺于皇统八年（1148年）修成，但是没有刊行。四十年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又下诏“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金史·移剌子敬传》）这次修史下了很大功夫，历时十八个年头，曾经由名士党怀英任编修官，先后有郝俣、移剌益、陈大任、萧贡等人参加修撰，最后由陈大任在泰和七年（1207年）完成。由于当时举朝争议“德运”未果，这部《辽史》也没有刊行。金修的两部《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元修《辽史》时被用做蓝本。金修《辽史》的认真态度，说明了金代统治者对辽代的历史经验是非常重视的。金承辽而祚，又同是少数民族政权，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来得最直接也最生动，这是两次修《辽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3.修撰本朝史，以示方来
金朝修本朝史，也是向中原皇朝学习的。第一次修史是在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完颜勖与耶律迪越掌其事”（《金史·太宗纪》）。这次修史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发生在对辽、宋战争频繁，“未遑礼乐之事”之时；二是力图追溯本民族的历史源头。这说明，金代的统治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修撰本民族历史的意识。这部国史修成于皇统元年（1141年），共三卷，记载“自始祖以下十帝之事。”（《金史·完颜勖传》）以十帝之事系于三卷之内，内容极疏简，这与当时女真族的文明程度是相适应的。
比较正规的修撰本朝史工作始于熙宗朝。熙宗“天眷新政”，仿汉官制进行官制改革，修史机构就是在这时建立的。皇统八年（1148年）修成《太祖实录》。此后，历朝修实录的工作从未中断。金朝的实录没有流传下来，世宗曾经对宰相唐括安礼讲：“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唐括安礼回答说：“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金史·唐括安礼传》）可知也是内容极简略的大事记。不过，宣宗朝赵秉文《上间宗皇帝实录表》又讲到：“夫良将之运筹，贤相之婉画，所表忠臣节妇，所举异行茂才，本兵兴赋之烦，生齿版图之数，所宜具载，以示方来。”（《金文最》卷一三）似《章宗实录》纪传志俱全。金朝修实录态度也是很认真的，如《太宗实录》修成后，世宗特命修撰温迪罕缔达专程访问“当时旧人亲见者”彀英更定不实之处。清人赵翼曾经评价：“《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元修宋、辽、金三史，金史最受后人赞誉，与金朝实录修撰之认真有很大关系。
金统治者重视本民族史，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宣扬民族传统，维护政治统治，这个思想在金代中后期表现得更明显。世宗时期女真族汉化程度已经很深，皇族子弟甚至不会讲女真话，同时也丢弃了女真民族尚武、质朴等传统，世宗为此深感焦虑，采取很多措施，力图保持其民族传统，其中就包括对后代进行民族传统的教育。他曾经语重心长地为皇孙完颜璟讲祖宗之事：“尔尝读《太祖实录》乎？太祖征麻产，袭之，至泥淖马不能进，太祖舍马而步，欢都射中麻产，遂擒之。创业之难如此，可不思乎？”（《金史·世宗纪下》）显宗曾命人将《睿宗实录》编成四字一句的歌谣让儿子诵读，世宗听到后，大加赞赏，立即命宰臣习诵，以“不忘祖宗之恩”。世宗对讲祖宗之事格外热心，用意是很深的。
金朝修史也经历了种种曲折。这在修《海陵实录》时表现得最充分。世宗发动政变登上皇位，对修《海陵实录》格外关注：亲自遴选预修者，多次指示史臣：海陵朝“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金史·世宗纪上》），“记注皆不完，令史官旁求书之”（《金史·纥石烈良弼传》），还直接干预修史工作，看到写海陵弑熙宗时，没有写血溅于面，沾及衣袖的细节，大为恼火，认为主持修撰的张景仁曾经“事海陵”，故“为讳之”，参修耶律履解释到，既正书之弑君，血溅之事，“虽不书可也”，这才作罢。世宗极力借修史暴海陵之恶，直接目的是为自己篡权僭越的合法性张本。史臣俯仰于权势，所修实录有所不实，在当时即有人指出，宣宗朝贾益谦说：“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金史·贾益谦传》）
修史的曲折，还表现在对修起居注控制极其严格。世宗大定十三年以前，朝议时修起居注回避，不得予闻。在大定十二年（1173年）、大定十八年（1178年）、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和承安二年（1197年），曾经有四次或由皇帝下诏禁止，或史臣上书谏止起居注回避朝议，可知起居注回避制度屡废屡建，这种情况在其它朝是不多见的。
综上所述，金代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史学的，由此使金代史学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史学在百年之间得到迅速发展。那么，金代统治者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都吸取了哪些有益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又对金代的政治发生何种影响呢？
二、金代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在金代封建化进程中，女真统治者经常依据历代“明君”的治世经验和败亡之君的教训。认识现实政治问题，做出政治决策。其中对金代社会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1.立封建君臣大义
女真民族的封建化改革，是从熙宗朝开始的，曾经发生过很激烈的斗争。熙宗即位时，女真社会中氏族制的残余形态还比较严重地存在，君臣之间保留有贵族议事及誓盟之习，政权实际掌握在长辈老贵族手中，熙宗承继皇位就是贵族宗磐等违忤太宗本意拥立的。随着女真族汉化不断深入，熙宗锐意改革，同旧贵族宗磐、宗隽等人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天眷二年（1139年），熙宗曾经与他的老师韩昉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熙宗）：“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明君，明皇何知？”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难危得位，用姚崇、宋昉，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息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金史·熙宗纪》）
这段关于历史的讨论，主旨是在讲封建的君臣之道。唐太宗、唐明皇、周成王所以成为“明君”，是得利于房、杜、姚、宋、周公等股肱之臣尽忠竭力，而明皇后来委政奸臣，遂成天宝之乱。所以君主用人之道是关乎社稷存亡的大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谈话发生在吴十儿谋反之后，谈话后不久，熙宗便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杀了皇伯宗磐、皇叔宗隽及其同伙。熙宗在《诛宋兖诸王诏》中讲到此举动因，又一次重申了他与韩昉所论及的思想。诛杀宗磐等人，旧贵族保守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加强了皇权，进一步确立起封建君臣的政治关系，为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熙宗在酝酿和下决心迈出这一步时，显然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受到启示。
2.实行“仁政”
这是世宗即位后采取的一项对女真民族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措施。正如阿鲁图《进金史表》中所说：“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开九帝之业，非大定之仁政，不足固百年之基。”
世宗的“仁政”，是针对海陵的“暴政”提出的。海陵占据半壁江山，雄心勃勃，欲以武力统一南北，当中国的皇帝，为什么会落得身败人亡呢？世宗总结到：“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金史·世宗纪中》）海陵的“暴政”是走不通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借鉴历史的治世“明君”的政治经验，形成“仁政”的思想。主要内容有：
第一，反对专任独见，虚心受谏。世宗认识到：“正隆（海陵年号）专任独见，故取败亡。”（《金史·世宗纪上》）海陵倾尽国力南下伐宋，迁都汴京，很多朝臣激烈反对，历仕四朝的宰相温都思忠不怕一死谏争。但海陵一意孤行，最后众叛亲离。世宗接受这一教训，刚刚即位，就迫切要求宰臣：“朕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卿等有言即立，毋缄默以自便”（同上）。他自己效法古代圣王“务兼览博照”，同时也要求宰臣学习魏征的直谏精神，大定一朝。世宗求谏之语几不绝口。
第二，任用“实才”、儒士治国。世宗认为，“海陵不辨人才优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因此，他要“以此为戒，止取实才用之”（《金史·世宗纪上》）。他广开贤路，要求朝臣举荐人才，“荐举人才，当今急务”，“今在位不闻荐贤何也？昔狄仁杰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数百年之永。仁杰虽贤，非娄师德何以自荐乎？”（《金史·世宗纪下》）何谓实才？世宗反对金初以来传统的重武功、重吏才的用人方针，认为“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亦不能迁改”，主张任用儒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政道兴废，实由于此。”（同上）
第三，戒奢务俭，与民休息。世宗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战争和统治者的奢靡无度，百姓兵役、劳役过重，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是导致政治败亡的重要原因。他经常对朝臣和皇族讲亡辽和海陵的例子，唤起警惕：“亡辽日屠食羊三百，亦岂能尽用，徒伤生耳。”“海陵横役无度，可尽为例耶。”他效法尧、舜、汉文帝“务为纯俭”，身体力行，要求宰臣们关心社会生产，“无役一夫，以扰百姓。”听说蔚州打着朝廷的旗号采地蕈，役夫数百人，便下令，“自今差役，凡称御前者，皆须禀奏，仍令附册。”（《金史·世宗纪上》）世宗在位期间，实行很多维持社会安定，发展经济生产的措施，使金代社会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3.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
女真统治者在对待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与辽代有所不同。辽强调自己是轩辕之后，并且把“文明”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志，认为辽朝文明已与中华没有区别，不自视为夷。如辽道宗听汉人侍从讲《论语》，当讲到“夷狄之有君”时，侍从疾读不敢讲，道宗说到：“上世獯鬻，猃狁荡而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契丹国志·道宗天福皇帝》）金代统治者认为，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没有贵贱的区别，都是平等的，对传统的重诸夏而轻夷狄的理论采取批判的态度。如海陵读《论语》，“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邙也’，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注：载引自宋德金：《天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读《晋书》， 对史家没有把前秦皇帝符坚列入“本纪”愤愤不平，“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得正统帝纪归之，而列传第之，悲夫！”（注：载引自宋德金：《天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金代统治者理直气壮地提出 “合天下于一”，“居天下之正”，要求承继封建正统皇朝的地位。海陵曾多次说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的思想，世宗承袭这一观念，认为“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金代在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上与辽不同，固然是其政治家实力的表现，不过，金统治者能从自古混一天下者居正统这样一个对中华民族客观历史发展认识的层面上阐述其正统观，在民族关系的认识上是进步的。
如果说，海陵、世宗的正统观更多地是从政治上着眼，为其统一江南的大目标服务的话，那么在章宗朝关于“德运”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对正统观的阐释就更具有理论的意义。章宗朝曾经展开了三次规模不等的关于“德运”问题的大讨论，动员了在朝百官参加，可以说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了，这场大讨论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关系的探讨和新的认识。其中赵秉文、王若虚的认识更有进步意义。
赵秉文（1159～1232年），历仕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四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在经学、文学、史学方面都颇有建树。史学著作有《龟鉴万年录》、《君臣政要》、《西汉论》、《东汉论》、《魏晋正名论》、《蜀汉正名论》等。在《蜀汉正名论》中，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提出两点很有价值的认识：其一是认为华夏夷狄是可变的：“《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金文最》卷五八）这一认识是受唐朝韩愈的影响。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入中国则中国之。”韩愈的本章是警告中国人不要信夷教，赵秉文则借之以说明中国和夷狄的关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这个认识，是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客观历史的发展的。二是提出“公天下之心”者可以为正统。“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居天下者的条件，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而不是所处地域，这个认识也是源于传统的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
王若虚（1174～1243年），金著名学者，曾任史官，秉史笔15年，预修《宣宗实录》。他提出“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尽其道而已。”（《滹南遗老集》卷二六）认为天下各民族都有其存在的资格，这是一种主张民族平等的思想。
女真统治者的正统观及主张民族平等的思想，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一）对内强调不分种族，一视同仁。熙宗曾明确表示：“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金史·熙宗纪》）。金自太宗以来，就采取鼓励汉人女真杂居并处，女真人与汉人通婚。在任用汉人上，也较少有民族偏见。世宗主张保持女真民族传统，在民族关系的认识上不如熙宗、章宗等。但有金一朝，大多数情况下是遵循华夷平等的观念处理民族关系的。（二）迁都燕京。海陵在“居天下之正”的正统观影响下，把京都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中都）。统治中心南迁，有利于摆脱旧氏族势力影响，促使女真民族更快地与汉民族融合，对金代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女真统治者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以及处理华夷关系的实践，从政治观点看，是为了加强对各民族人民的控制，巩固其政治统治。从民族观点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符合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大势，在这一点上是应该肯定的。
综上所述，金代史学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统治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促进其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认识，进而影响到政治决策。当然，由于女真文明程度起点相对地低于中原，对历史的借鉴更多地表现在直接地把历代治世“明君”的统治经验做为决策的依据，而在深层次的理论性探讨和总结上的创获则不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