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明威小说的重新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年前，我曾撰文论述海明威的小说创作及其文化价值。[①]写作那篇文章时，我参考了当时国内外海明威小说研究的有关资料，以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现当代欧美小说中的人性异化描写为参照系，分析了海明威小说中所蕴涵的永恒的人性魅力及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此后，我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教学实践中，接触了大量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批评理论，才悟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读者对海明威小说的阐释却是沿用了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ocentric，阳具词语中心）的批评话语，且该文只论及海明威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和硬汉子神话，忽视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当然对文本的阐释本身就应该是多视角的。因此不避重复之嫌，用女性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所提供的批评视角和方法再撰一文，对海明威的小说作出重新阐释。
一
把海明威与硬汉神话联系在一起，这是众多海明威小说的读者与研究者的共识。我认为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神话的滥觞，是从对西方现代文明背景下父权文化衰落的痛苦反思开始的。这种痛苦反思具体体现在那些失去了英雄气质的被称作“迷惘者”的男人们身上。他们是邪恶世界的发现者，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中的受伤害者。当邪恶的现代世界将太多的痛苦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承受不了痛苦的折磨，于是就逃跑。他们从战争中逃跑，从社会中逃跑，从思想中逃跑，去找一个使他们远离痛苦和孤独的避难所，结果他们找到的却是永远的孤独、失败和死亡。象《大双心河》中的尼克、《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都是如此。野蛮、邪恶、混乱的现代文明把海明威的男主人公们抛进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困境里。在这个困境中，他们身为男儿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挫伤却无能为力。孤独、失败和死亡的压力吞噬着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只有在迷惘中逃离痛苦，但痛苦却象恶魔一样始终追随着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再也找不到昔日英雄的壮志豪情。透过他们的悲剧命运，我们看到宙斯在奥林波斯山上奠定的西方父权文化在走向衰落，传统意义上男人们专有的权威、尊严和荣誉的光晕在消失。
意识到父权文化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不可避免的衰落趋向，海明威并没有象“迷惘者”们那样逃离痛苦，而是勇敢地直面这一残酷的现实，在向读者述说父权文化衰落的悲哀的同时，他也在努力探求一种挽回父权文化尊严的现代生存方式。于是，一个个神话般的硬汉故事诞生了。在这些神话故事中，硬汉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命运总要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设置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以期他们屈服或毁灭。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硬汉的关键在于：他们面对注定了的孤独、失败和死亡的宿命压力，能够勇敢地选择抗争。他们大多有勇敢顽强、临危不惧、与厄运斗争到底的强烈个性，是一个凭着个体生命的全部勇气和力量来与命运抗争的个人主义英雄。这些个人奋斗的英雄们，在充满扭曲和痛苦的现代世界中，在为自己开拓的孤立奋斗场所中（这些场所诸如各种运动和战争等等），成功地保持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逆境中显示出一种打不垮的风度。《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是硬汉子性格的集中体现者。面对八十四天捕不到鱼的厄运，老人既不唉声叹气，也不怨天忧人。在第八十五天的早晨，老人孤独一个，驾一叶小舟，又来到了茫茫的大海上。在这寓言般的场景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开始了。大鱼拖着老人的小船游了两天两夜，老人双手鲜血淋漓，饿得头昏眼花。但他却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头脑清楚，要懂得怎么才能受苦也象个男子汉的样子。”在同大鲨鱼的搏斗中，他明知打也没用，但他还是拼命地打。他要向世界证明，“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②]桑提亚哥这段独白，是对硬汉子精神的高度概括。他们在逆境中的抗争显示出人性价值的全部美丽和辉煌，找回了被荒诞淹没的现代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美国当代著名的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曾说，“从圣奥古斯丁到弗洛伊德，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都是以男性为模特的。”[③]综上述看来，这一论断对海明威也同样适用。在他的小说世界中，面对现实的荒诞与邪恶，生命必然的失败和死亡，他让那些铮铮硬骨的男子汉们担负起重振人的尊严这一历史使命。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海明威小说中的中心人物都是男性。他在小说中着力赞扬这些男子汉生命的阳刚之美，从人物、场景的设计，到故事情节的铺陈，再到对叙事语体的选择，无一不围绕着这一中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明威都选择了一些什么样的男人作他的主人公。乔丹是军人，他活动的场景是战争；曼奴埃尔是斗牛士，他活动的场所是斗牛场；桑提亚哥作为一个渔夫，则一生在大海上搏击。从故事情节来看，《战地钟声》叙述乔丹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中炸桥。《老人与海》叙述桑提亚哥如何在苍茫的大海上与大马林鱼、大鲨鱼较量。在这些故事中，海明威极力张扬的就是男主人公生命的力量，他们雄壮的体力和顽强的意志力。因此，笔者认为，作为一个闻名世界的斗士，事实上海明威始终在为捍卫西方父权文化的尊严而战。他在小说中经由硬汉子们百折不挠的驰骋拼搏而找回的人性价值，实则是一种以力度为美的男性价值。或许，这也是西方的女性读者们对海明威又爱又恨又无奈又爱的原因吧。
其次，在叙事语体的选择上，海明威一向长于运用简洁、干净、含蓄、凝炼的语言叙述故事。有人评价说，这是一种“绝不矫饰”、“平易粗放、街头硬汉般的文风”。[④]现代社会语言学研究者认为，男性语体和女性语体是有区别的，男性语体是一种逻辑的、直线性的有力语体，女性语体则是一种非逻辑的、多向性的无力语体。解构主义者则认为，这种基于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ocentric，阳具词语中心）前提下的语体区别代表的是一种男性权力，显示了男性在文化中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据此两种理论来审视海明威的叙事语体，便不难发现在他那种简洁、明快、粗硬的叙事语言中所蕴含的男性权威意识。从早期写作尼克的故事开始，海明威就有意识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叙事语体，并坚持使用了一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明威先生的叙事语体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形式。
二
从上述论述中可看出，海明威通过一系列硬汉故事极力张扬在现实社会中趋于衰落的男性权威，这种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意识决定了他在小说中塑造女性形象的立场。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认为，菲勒斯中心主义将人类特性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将事物分为正面的和反面的。在此二元对立式的思辩前提下，女性被置于男性的对立面和从属地位。据此考察海明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海明威对这些女性形象自身的描绘和她们与男主人公关系的处理中，我们就会发现海明威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是站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立场上的。这一立场决定了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均未超出被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指斥的男作家文本中对女性形象的两极界定范畴，即“天使”和“魔女”两种类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明威小说中“天使”类型的女性形象，如，《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战地钟声》中的玛丽亚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女性。这一类型的女性代表了菲勒斯主义者对完美女人的梦想，“她们是纯沼的、无私的、没有自己的故事而只懂微笑和同情。”[⑤]她们在男性权威世界中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她们是男人的审美对象。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也创造了这些美丽的人间尤物，男人们站在主体的位置，把她们作为审美客体来欣赏她们的美丽，从而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作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些女性都具备外表美丽和性格柔顺这两种女性专有的美质。她们身材皎好、脸蛋漂亮，有一头令男人心醉的美发，这些外在的美质令海明威和他的男主人公产生一种审美快感。《战地钟声》中玛丽亚的美发被法西斯分子剪成不男不女的样子，与乔丹相爱后她为自己的发式难看而深感不安。而乔丹也计划着将来带她到马德里去理发。透过这一细节不难看出，玛丽亚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审美意义上的存在价值不是属于她自己的，而是附属于乔丹的。就象她头发的样式，因为乔丹而倍感丑陋，又因为乔丹而渴望美丽。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也写了凯瑟琳的一头金发，亨利与她作爱时总喜欢让她的头发象瀑布似的垂下来。除此之外，这一类型的女性个性也纯洁透明、温柔可爱，小鸟依人般地依恋着男主人公，并甘愿为心爱的男人献出自己的一切。她们服从、随和、忘我、不怕牺牲的美德令男人显得伟大。象上面提及的凯瑟琳和玛丽亚，除外表令男主人公心醉神迷外，对男主人公的态度也是百依百顺。玛丽亚对乔丹说：“如果我做你的女人，就该事事都叫你高兴。”[⑥]难怪乔丹总爱称她为我的“小兔子”。总之，这一类女性按照父权中心文化世界的女人评判标准来衡量，都是一些又美丽又善良又听话的好女人。她们的存在永远只带给男人以审美愉悦和情感温慰。其二，她们是男人的征服对象，男人在对她们的征服过程中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父权文化世界里，男人一直扮演着以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而女人则居于依附于男人的客体地位。在整个以男权为轴心的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除了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文明生产、创造活动和战争外，男人为维护自己的主体位置，最初要征服的对象就是女人的身体和精神。这种奠定男人在文明中的主体位置的征服活动从奥林波斯山上那位喜欢拈花惹草的天父宙斯就开始了。在海明威的女性观念里，也始终存在着这一男子主体意识（即菲勒斯中心意识）。在他成为名作家后，他特别喜欢别人称呼他“爸爸”。这一称谓已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昵称范畴，而透露出海明威强烈的社会男权意识。在此意义上，海明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追求女人时的初衷绝非是欧洲中世纪传奇文学中骑士们所追寻的那种浪漫缠绵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价值的求证方式。象亨利，当他在战场上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时，便逃离战场去找凯瑟琳。跟凯瑟琳在一起，与其说他是找到了爱情，不如说他是找回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乔丹与玛丽亚的爱情也与此类似。正因为如此，海明威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常用大量的笔墨来写他们的性爱关系。在他看来，男人的性能力是男人的个体生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能让男人觉得自己在女人面前是强有力的征服者（这让人想起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阳具优越论）。如果男人的性能力一旦丧失，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在身体方面征服女人，由此直接导致他的菲勒斯权威的失落。因此，当杰克（《太阳照样升起》）因丧失性能力无法得到布莱特时，海明威借小说人物之口说“这是人间地狱般的痛苦。”海明威本人在自杀前的几年内身体多病，也曾因此而感到万分沮丧。
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世界中，男人不仅要征服女人的身体，还要征服女人的思想，剥夺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自我意识，进而把她禁锢在客体的依附位置上。海明威小说中那些对男主人公忠贞顺从的女性形象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女性来到海明威的小说中就是为了把自己奉献给那位男主人公。凯瑟琳爱上了亨利后对他说：“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一切。”“你就是我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真美满”，“我现在对于别的都没有兴趣了。”[⑦]从凯瑟琳这些依依鸟语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男人强有力的声音：女人，我就是你的一切，我就是你的信仰。这个男人就是海明威。
海明威小说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即“魔女”式的女性。很显然，这一类型的女性是不能成为男人心目中的“天使”并与之相对立的女性，即使她们有时貌似“天使”，其实质仍然是恶毒的女魔。她们是一些逾越了父权文化对女性客体角色的道德规范界定、有自我意识、要求与男人平等甚至竞争的女性，她们令男人感到恐惧和厌烦。因此，海明威在写到这一类女性时远不象对第一类女性那么欣赏喜爱，其态度要复杂得多。如果详加分析，我认为“魔女”式的女性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典型的“魔女”，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指那些不具备“第二性”道德意识、诱惑男人、对男人的主体位置起破坏作用的女人。她们的存在对男人的主体意识是一种直接的威胁，甚至使男人的境况变得更糟。象《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玛格丽特，《伊甸园》中的凯瑟琳，都是这一类型的女性。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布莱特与杰克相爱，但杰克却因丧失性爱能力无法与之结合。布莱特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便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人，让杰克感到无比的痛苦。在这个悲剧故事中，杰克的痛苦已不仅仅源自战争的创伤，还来自布莱特。假如布莱特是一个没有性欲望的女人，或者说她压抑或放弃自己的性欲望，而她又深爱着杰克，那么杰克就不会感到如此痛苦，他们的关系也会演绎成一个柏拉图式的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但问题在于布莱特是一个有明确的性意识的女性，而且她也不愿为杰克放弃自己的性爱权力。因此，布莱特成了一个貌似“天使”般引诱着男人、实则如恶魔般威胁和破坏着男人的性特权的“魔女”。她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杰克不能征服女人身体的失败感，让他处在痛苦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在打猎时见到猛狮，因一时怯懦而逃跑，玛格丽特便公开蔑视污辱他。最后她失手用猎枪打死了麦康伯。麦康伯的死道出了海明威对“魔女”类型的女人的切齿痛恨。她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危及男人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再也抬不起头来，甚至极其恶毒地把男人置于死地。总之，这一类女性的存在加重了男人们主体意识丧失的痛苦，并且不时地提酲他们关注自己的痛楚。有时她们直接就是男人痛苦和失败的原因。这一类女性在小说中很难唤起读者的喜爱之情，有时甚至令人痛恨。所以，海明威在塑造硬汉子桑提亚哥这一典型时就把女人排除在他的世界之外了。
第二种是“女英雄”式的“魔女”，象《战地钟声》中的比拉尔即属此类，而且她也是海明威笔下唯一的一个与男人并肩战斗的女英雄形象。从表面看来，这一女英雄形象的塑造似乎意味着海明威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菲勒斯中心意识。其实不然，理由有二：其一，海明威用男性修辞将比拉尔这一女性英雄统一在男性的价值体系中。小说中描写比拉尔“肩膀宽得和身高差不多”，长着两条“粗壮的腿”，“褐色的脸蛋象座花冈石雕像”[⑧]，说话象男人一样直率粗硬，意志坚定，行为果敢。作为游击队长，比拉尔带领一群男人在敌占区勇敢地战斗着，赢得了游击队员的尊敬。当她的丈夫巴勃罗企图破坏乔丹的炸桥计划时，为了保证炸桥计划顺利实施，她甚至请求乔丹把巴勃罗杀死。从这些描绘中可看出，比拉尔是作为一个雄性化的女人在海明威以男性价值模式为评判标准的世界中获得了一个英雄的称号。其二，比拉尔所获得的英雄称号对于她自己来说，却“意味着双重的负担和双重的失落：她必须同时是男人和女人却又同时不能被男人和女人接受。”[⑨]乔丹认为比拉尔是一个完全没有女性气质的人，她手下的男人则对她又敬又畏，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把她当作一个女人来爱她。当她作为一个女英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她已经失去了女人的幸福。海明威在小说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乔丹和玛丽亚做爱后，比拉尔当着乔丹的面问玛丽亚有什么感觉。玛丽亚十分害羞不愿说。乔丹亦阻止她问这种纯属隐私性质的问题。但比拉尔却不理睬他，继续逼问玛丽亚，直到玛丽亚告诉她“当时地面动了”才罢休，并且故作自豪地说自己年青时每夜都有这样的情形。但毕竟那是过去，爱情幸福已经离她而去且一去不复返了，她只有暗自嫉妒玛丽亚，并且近乎变态地刺探别人的隐私来满足自己。在这里作为男性的海明威显得有几分刻薄甚至幸灾乐祸。他似乎是在提醒读者，女英雄固然可敬可畏，但作为女人失落至此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和羡慕的呢？因此，将女英雄作如此雄性化的处理，说明海明威根本就无意放弃自己的男权意识，从女性意识出发塑造出一个真正的女性英雄形象来。
三
事实上，如果我们立足于现代西方文明背景来审视海明威和他的小说人物所构成的隐喻，应该看到父权文化的衰落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应仅仅归因于现代文明的堕落。因为现代文明是以高科技和高度物质文明为标志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生命价值的体现方式不再以力度为主，而更重要的是智慧。在此意义上男人和女人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愈来愈趋向平等，建构在男女生理差异、阳具优越理论前提下的男人在体能和个性心理上的优势假定已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菲勒斯中心意识的权威已被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所解构。也正因为如此，海明威重振父权文化尊严的努力只能是一个永远不能在现实中再现的神话，“硬汉子”也只能在文学和艺术的世界里再现其阳刚之美。而经由硬汉子的奋力抗争所实现的人性价值，也只能是相对于超越现实的精神层面而言的。但是在现实中，甚至连海明威本人也意识到了他的硬汉子是一些一无所获的精神胜利者。在硬汉子顽强的主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他无法把握、无法改变、更无力征服的客体意志。这种客体意志的强大是任何一个硬汉子都奈何不了的。象乔丹尽管可以炸掉一座桥，但他却无力改变战争的混乱局面。桑提亚哥可以打败马林鱼，并在与鲨鱼的搏斗中一直打到最后，但是他的胜利果实大马林鱼是注定要被成群的大鲨鱼吃掉的，任他拼命地打，也改变不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因此，在硬汉子的悲壮故事中，总是流露出一种人生的无奈和苍凉。
与硬汉子在现实社会中的无奈和苍凉相呼应，海明威的男主人公们钟爱的“天使”类型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中也无一能获得永远的幸福。《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难产死去。《战地钟声》中的玛丽亚把对幸福的期望寄托在乔丹身上。乔丹在小说结尾时走向死神，留下玛丽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前途未卜。事实上，她们的不幸命运从她们作出依附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是注定了的。海明威只能站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欣赏她们的美，把她们作为文学和性欲的对象来看待，却无力在男性权威失落的社会现实中，居高临下地赐给她们一个幸福的归宿。而对那些有自我意识的“魔女”们，海明威虽然由惧而恨，却也无法否认她们的独特魅力。美国著名学者贝克在《海明威传》中记述了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玛萨的关系。玛萨是一个漂亮迷人的金发女郎，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记者。她与海明威结婚后，一直不肯牺牲自己的事业陪伴在丈夫身旁。海明威结识善解人意的玛丽后，便和玛萨离了婚。但她却一直认为她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并在小说《流动的岛屿》中表述了他对玛萨又恨又爱的这份复杂情感。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杰克一直深爱着有几份放荡的布莱特，并在需要他时招之即来。西蒙娜·波伏娃曾论及男人对女性魅力的矛盾情感，她认为，男人创造女人的“魔女”形象，代表着他们对自己没法控制的存在和生死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矛盾复杂的心理。海明威对“魔女”形象的处理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文明世界是一个越来越趋向多元化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建构在主客体权力关系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式的菲勒格斯中心观念已被打破。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主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未来的新世界里，“男人和女人、大国和小国、大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⑩]这种联系是一种强调和谐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以统治、杀戮和毁灭的权力为标志的。因此，我认为只要跳出二元对立式的菲逻格斯中心的思维模式，再来看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神话和女性观念，我们就无需再纠缠在男人因征服女人、征服世界的优势减弱和女人因依附感丧失而产生的痛苦烦恼中。面向未来，我们终究要走出海明威的隐喻世界，正视现代文明背景下男女人格需重新雕塑这一事实，真正实现男女各自人格的优化（这种优化的前提不是男人统治女人，也不是女人翻身统治男人），担负起各自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应尽的责任，最大可能地去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于冬云，《论海明威的创作及其文化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89—92页。
②海明威著，董衡巽译，《老人与海》，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334页。
③芭芭拉·约翰逊，《我的怪物／我的自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④赫·欧·贝茨，《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见《海明威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
⑤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⑥ ⑧海明威著，程中瑞译，《战地钟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第27页。
⑦海明威著，汤永宽译，《永别了，武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⑨裘其拉，《“脑”想男女事》，《读书》，1995年12期，第44页。
⑩理安·艾斯勒著，程志民译，《圣杯与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页。